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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全集-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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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要求乎也。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他已回生乏术,如果不拔掉氧气管,他可能继续活,但只是植物性的活,肉体虽然继续成长,精神却人事不知。
   王延均先生如果是古代安乐死的例证,鲁塞尔先生则是近代安乐死的例证,说明安乐死是必要的,而且充满了高度爱心。
   去年(一九八○)美国雕刻家乔罗曼女士,因害了砍杀尔,决定採取行动,先为自己的死亡写了一篇报导,寄给《纽约时报》,然后择定日期,和家人及少数知交,共进晚餐,餐桌上不完全是啜泣,还有爽朗的欢笑。然后她吻别她的女儿,同丈夫走进寝室,舒舒服服洗了个热水澡,穿上她最喜欢的粉红色睡衣,用香槟酒吞下大量安眠药,与世长辞。我们真羡慕她,她成功的拒绝接受痛苦──癌症末期,那种像服了武侠小说「挫骨散」似的挫骨痛苦。可是,洋大人之国也有道貌岸然之徒,有些医生、宗教家,跟不少的社会大众,因为没有看见她在病床上骨瘦如柴、头发全脱、牙齿掉尽、双目无光、拚命喊哎哟的悽惨镜头,而大失所望。在恶毒的意识上,披上学术外衣,反对曰:「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尊严,自戕是对生命的不忠实。」呜呼,正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尊严,所以才用安乐死保持这种尊严,在屈辱的痛苦中,安乐死是唯一对生命忠实的手段。辗转哀号三天三夜,直到力竭惨死,有啥尊严?有啥忠实?殭屍一样,一躺就是十年二十年,任凭摆布,有啥尊严?有啥忠实?连累亲人家破人亡,老老少少蹲在街头喊「大爷大奶赏口饭吃吧」。又有啥尊严?又有啥忠实?
   记得发生在非洲的一件拓荒故事,一个白人资本家老闆,被叛变他的当地工人捉住,要用人间最残忍的刑罚──「船刑」对付他,那就是要把他仰面朝天的四肢绑到船上,各种昆虫,包括苍蝇、蚊子、蟑螂、壁虎等等,闻到他拉出的屎尿味道,如山如海的爬到他身上细嚼烂嚥,大概要两个星期之久,他那声震四野的惨叫,才能停止。白人老闆情急智生,宣称他发明了一种奇药,抹到脖子上,刀枪不入,如果饶他不死,他就献出该宝。工头龙心大悦,但用啥方法证明奇药有效乎哉,白人老闆自愿用他的脖子做试验,有效开释,无效包退还洋。结果是喀嚓一声,脑袋搬家,害得受骗的工头,在他的部落里,从此抬不起头。这位白人老闆一定十分凶恶,才惹起群众的严厉报复,但他这种做法却是极大的智慧,保持了人性的尊严,忠实了他的生命,盖上帝给他生命,不是教他把它糟蹋到「船刑」上的也。
   柏杨先生曰:「没有受过苦刑拷打的有福啦。」在座谈会上,马来亚大学堂学生老奶叶宁女士,说她不知道苦刑是啥?我老人家正在吸烟,当时就抓住她的玉臂,要烫她一烫,吓得她又蹦又叫。幸亏被人拉开,才算没上演拷掠节目,否则她当场对安乐死就会大彻大悟,顶礼供奉。人生苦到极致,唯一的安慰和盼望就是「绝之」。人类有权利拒绝痛苦,尤其有权利拒绝绝望的痛苦,这权利不容任何人假冒为善的去侵犯。
   痛苦不仅限於肉体,有时肉体虽没有感觉,但痛苦更深。就在座谈会上,我想到台北的王晓民女士,她在一场车祸后,即昏迷不醒,由动物变成植物,由一个人变成一棵树──而且是一棵倒下来的树,迄今十八年矣,一直像一棵树一样被放到病床上,但她却没有真正的跟一棵树一样的安静,身畔总得有人照顾,照顾她屎尿,照顾她吃饭──也就是喂她吃饭,给她洗澡、擦身、换衣服,还要不时的为她翻身。最近几年来,王植物女士忽然生痰,更要每天二十四小时不断的给她抽痰,稍微一迟,她就发烧,咬牙出声,体温升高,浑身抽筋。兄弟姐妹都先后离去,只剩下被拖累得筋疲力尽的父母,而父母又一年一年衰老,全家只靠老爹退休俸,半年约四万元的微数(黄金不过一两半),来维持早已典尽卖光,告贷无门的全家生计,日夜守养一个只会拉屎撒尿生痰的殭屍,却束手无策。正是「流泪眼对流泪眼,断肠人看断肠人」,而泪已枯,而肠已碎。无数人叹息说,这是一个悲剧。事实上,悲剧还在后面,一旦老爹老娘去世,世间又有谁接班伺候这个苦命的孩子耶?那些对「伟大母爱」的讚美,只是廉价的声音,虽可以信,却不可以靠。不要说去世,就是二老病倒,又有谁为这苦命的孩子换尿布?端屎盆?或不停息的为她抽痰?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拯救他,那就是安乐死。让她去吧,庄严的去吧,平安的去吧,她已忠实的履行了她的生命,责任已尽,她如有知,也不会这么折磨她自己,更不会这么折磨她父母。
   马来西亚中华人社会,已注意到安乐死的价值,中国人却不敢面对,使此一惨绝人寰的现象,继续十八年之久。嗟夫,在文明国家,鸡鸭都不可倒提,而我们却允许对人残忍。古代还有宫女为受苦的人「绝之」,现代人却袖手旁观。我们不需要「画皮人物」咬文嚼字,我们需要的是人道人性的肃穆,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道德勇气。
   
   
   新加坡华文文学选集
   ──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写,之九。
   这次新马访问,是上天赐给我的一个机会,使我能着手一桩久藏胸中的心愿,那就是,编纂两套巨着,一为《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一为《马来西亚联邦华文文学选集》。
   我们一直殷切的盼望,和坚决相信,新马跟中国的关系,将来一定会发展到像美利坚跟英国一样的关系。事实上,在文化方面,这关系已存在百年以上,而且日益密切。不过也跟初期的美英关系同一模子,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一直是单行道。美国建国之初,连小学堂的课本,都採用英国文章,如狄更斯先生的《块肉余生记》之类。美国人说话崇拜牛津腔,文学更不能独立,以致英国佬倌始终一口咬定美利坚虽然庞然大物,富甲天下,却不过暴发户而已,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直到霍桑先生的《红字》出版,美国才开始有美国乡土气息,属於自己的伟大小说。再到马克吐温先生现身,作品倒流到英国,美国文学才更进一步的完全脱离英国文学,独创一格,开闢了跟英国文学并驾齐驱的广大天地。
   新马的情形,太相彷彿,跟中国间的文化交流,虽在百年以上,却仍然也只是单行道。即以最近十年为例,台北报纸早上印出,当天上午,新马各报驻台北的钦差大臣──特派员或特派记者,就把副刊上几位名作家的稿件,乱刀剪下,航空寄往。新加坡有五家华文报,马来西亚有十二家华文报(大约是这个数目,不敢确定)。各报编辑老爷接到后,连一眼都不多瞧,就急如脱兔,一头撞进排字房。翌日各报就同时出现同一作品,好像台北爬格纸动物神通广大,竟能一稿数投。整年累月下来,有时候就难免发生天下奇观。好比吧,有一次,文章里忽然冒出一句「本报主编高信疆」,而高信疆先生却是台北《中国时报》的主编,再也想不到「泛槎於海」,魂飞万里之外。盖时间仓促,来不及细看,不是编辑老爷偷懒,而是一细看就超过截稿时间,明天别家报纸都有,只俺一家报纸独缺,岂不是学艺不精,丢脸砸锅乎哉。
   这种情形是一面倒的,去年(一九八○)新加坡《民众报》曾用大量篇幅,提出抗议,认为这么大量採用外国稿件,不但有伤自尊,而且扼杀本国作家的创作兴趣。但形势并没有好转,以致两国对台湾作家和文学作品,瞭如指掌。柏老在台北动身之前,新加坡《南洋商报》曾举办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谈柏杨先生「这个人」和敝阁下所写的种种敝大作,看他们研究的精密和讨论的深入,不禁汗流浃背,原来我老人家竟是如此这般的呀。对台湾其他作家,若三毛女士焉,若张系国先生焉,对香港作家,若金庸先生焉,若倪匡先生焉,都一一洞察肺腑,敬慕有加。
   然而,中国的台湾文化界,对新马文坛,却跟白癡一样,毫无所知。柏杨先生是比较幸运的一位,早在五○年代,就给吉隆坡的《蕉风月刊》写过稿,对异国情调,首先接触。稍后主编《一九六六年中国文艺年鑑》,还闢出一章:〈马来西亚联邦及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概况〉,特别报导。无论感情上和实质上,我似乎比大多数中国作家,更跟新马亲近。可是我所了解的仍只限皮毛──了解皮毛还是吹大话,可以说稍比白癡好一丁点。没有同样历程的其他文坛朋友,难怪一个个闭塞得像一块乾屎橛。
   造成单行道,尤其造成持久的单行道的原因,主要在於新马文学作品在台湾发表的太少。六○年代之前,绝无仅有。七○年代之后,因为前往观光上国的朋友渐多,偶尔带回来一篇两篇。可是,在印刷术发达的今天,文学作品不但靠质,更要靠量。不要说一篇两篇,就是十本八本,在浩如烟海的书报杂志中,往往发表或发行的当天,就几乎同时淹没。所以新马的作品,迄今还没有引起强烈的共鸣。对新马文坛而言,这是不公平的,在中华文化大传统的洪流中,新马作家们辛苦耕耘的成果,没有得到应得到的尊敬。对中国文坛而言,这是不利的,台湾对新马知道的太少,对真正同文同种的着作,竟没有引进中国,这是一种损失,一种过失,和一种耻辱。
   ──关於「同文同种」,似乎是日本人发明,专门用来玩中国人的。每逢要下毒手的时候,就祭出这句咒语,迷糊中国人的心智。呜呼,中日两国,同文固属勉强,同种尤其荒谬,主要的是没有一点同文同种之情。只有中华人跟中国人,才是真正的同文同种,如果我们自己不珍惜,谁还为我们珍惜乎哉。
   然而,把新马文学作品引进中国,最大的障碍还是水准问题。这就跟当年英国瞧不起美国文学一样,直到马克吐温先生作品倒流英国之后,人才辈出,美国文学突飞猛进,在英文文学中造成泰山压顶之势,英国佬倌妒火中烧,一面攻击幽默算屁,一面嗤曰:「你们美国连个像样的诗人都没有。」美国人后来终於出现了爱默生先生和惠特曼先生,英国人气呼呼的鼻孔冒烟,但并不检讨自己没落,只自叹命运不佳。同样道理,台湾很多六窍全通的朋友,一百个不相信新马文学作品有啥可拿到台面上的。事实上,四○年代和五○年代,确实不济,新加坡作家吴天先生很早就公开承认这种现象,并提出「南洋没有伟大作品产生」课题,在新马触发热烈讨论;金丁先生认为主要原因在於新马作家不认真,不认真就是不敬业,而这正是中华民族的老毛病。可是婴儿会成长,树苗会茁壮,美国的英文文学已压过英国,新马的新生代作家辈出,现在虽然还没有发展到骑在中国文学头上,使我们妒火中烧,既嗤鼻又冒烟的程度,但他们却是毫不客气的已经成熟。在市场方面虽然似乎仍落后二十年,跟五○六○年代的台湾相似;当时台湾有文化沙漠之誉,现在沙漠已成绿洲,而新马却沙漠如故。但在创作水准方面,却跟台湾八○年代的水准相埒,甚至更为超过。我这可不是拍马屁,天下最愚蠢的笨蛋都不会拍文化人的马屁,既拍不出权,也拍不出钱,而是句句实情。尤其到新加坡的当晚,翻阅一些该国的作品,第一个反应就是大为紧张,感谢耶稣基督和观音菩萨,待我不薄,如果他们生在台湾,准把我老人家挤掉,那可要饿死人矣。
   ──使柏杨先生紧张的作家和作品,我不在这里介绍,等选集出版后,读者老爷拜了读,你会给他们一个公正判断。也会对我说的,加以考验。
   於是,多少年朦胧心愿,化为行动,决定着手编纂两国华文的文学选集。这可不仅是为新马作家效力,主要的还是为中国文坛引进高品质作品和注射新的生命。就在第二天拜访新加坡《南洋商报》时,提出这个野心。发行人黄锦西先生、总策划锺文苓先生、总编辑莫理光先生、主编张道昉先生,毫不犹豫的恩准所请,全力支持,慰勉有加。就在第三天晚上,文坛泰斗方修先生等,降贵纡尊,驾临我所住的美崙酒店聚会──也可以堂而皇之宣称是举行了第一次编辑会议,决定以作家为单位,内容分为小说、杂文、散文、诗、史料五大部份,大概二百万字之间,出版二十五开本五巨册。就在这次聚会上,我们虽没有对天发誓,却有一个共同认识,互相提醒,要包括新加坡共和国全部第一流作家和第一流作品,绝不挂万漏一,不管任何派别──假如有派别的话,全部一网打尽。
   以上是新加坡情形,可以说十分顺利。可是马来西亚部份,仍悬在半空。我在马来西亚跟在新加坡停留的时间相同,只是马来西亚的地方太大──有十个台湾大,而我却去了一趟云顶,去了一趟马六甲海峡,又去了一趟槟城,时间分割得粉碎,所以只跟大马作协秘书孟沙先生谈过一个梗概,回来后也去过信,迄未接到回音。使两个文学选集同时问世的计划,无可奈何取消。但雄心固不死也,等新加坡部份出版后,当再着手马来西亚部份,或许请吉隆坡《南洋商报》像新加坡《南洋商报》一样帮忙,或许请其他愿促成这件事的朋友们支援,那时驾轻就熟,当容易多矣。
   现在,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经理柯元馨女士,已接过这个担子,作为一项献礼,对新中两国民间文化交流的献礼,也是新加坡作家对中国作家,中国作家对新加坡作家的互相献礼。
   
   
   感谢 误会 致歉 祝福
   ──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写,之一○。
   新马港之行的时间虽短,却再一次的证明人生温暖,尤其对於铁窗十载的「历尽沧桑一老头」而言,简直恍如隔世。在新马两国,我十分陌生,冒险而往,既没有庙堂作家那样,有官衙或社团周到安排,又没有影星歌星身价,有经理人跟班老爷照应,完全是闭着眼睛猛闯。想不到受到热情款待,使我有一种好像是当了匈牙利亲王的感觉;惊喜交集,无限感谢。
   当初新加坡《南洋商报》,和新加坡着作人协会邀请函来时,只是一份简单的邀请函,啥都没提。夫啥都没提者,就是食宿自理,啥都不管。可是事到临头,总编辑莫理光先生以下,和实业家蔡民泉先生,在机场候至深夜相迎,又派专人专车,日夜相陪,并且立刻亮出底牌,全部都包,使我老人家天良发现,脸红脖粗。盖这趟观光上国,同行的除了老妻外,还带着两位无法无天,正在大学堂念书的女儿,以及一位外柔内刚,颇不好惹的义妹。这不能怪我,他们若早讲明全包就好啦,绝不敢像蝗虫一样,倾巢而出。在吉隆坡下机时,马来亚《通报》、《南洋商报》,和大马作协诸友,在酷热下已枯候良久,互相自我介绍,如遇故人。之后《通报》各单位主持人老爷,同样车轮相陪。包括乘直升机往返云顶,乘班机往返槟城等等,也都全包。《通报》发行人周宝梅女士,为了敬老尊贤,还打开一瓶存了二百年之久的名酒,而我偏偏是个旱  ,点滴不入的,临时急练既来不及,只好便宜了倪匡先生的尊肚,痛哉。到了香港,我的学生陈玉仪女士,也包了个彻底。我是一直进了跑马场她的包厢,经过名人指点,才发现她竟是香港的巨富,有钱得要命。她那没有英文字母的两字车牌的车子,往酒店门口一停,上上下下就对我老人家瞪眼起敬,好不过瘾。新马朋友曾警告曰:「香港人情可跟新马相差五千里,比纸还薄。你可别一厢情愿,认为会对你跟这里一样好。」事实证明那是一篙子打落一船人的说法。临行时,陈玉仪女士送到机场,问曰:「老头,你可记得二十五年前往事?」我紧张曰:「啥往事?」她曰:「那时我正穷困,你把香港稿费单寄来,教我代领,然后送给我。」呜呼,「一饭千金酬漂母」,感人深矣。在港时参观吾友何关根先生的香港烟草公司,他念我十年牢狱,家破人亡,惠赠一笔足以把我吓得跳到桌子上的巨款,老妻吹大气曰:「且听奴一言,我们在台北过得满阔的呀。」何关根先生曰:「文化人再阔,也阔不到那里去。」老妻曰:「这么大的数目,不能接受,因为我们将来绝对无力回报。」何关根先生曰:「说这些话,徒浪费时间。」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就赶忙抢过来装进荷包,为此老妻颇有点瞧我不起的趋势。
   此外,椎心感动的还有从未谋过面的读者老爷和读者老奶,那么热情相待。新加坡《南洋商报》举办的会场上,刘淑真女士为了瞧一眼柏老的长相,特地从海峡彼岸,越过国界赶来,可惜只跟她谈了两三分钟的话,但心头永记。吉隆坡大马作协会场上,有些朋友远从北方的怡保,乘飞机坐火车驾临,会场挤不下,就在门外大叫大闹,使我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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