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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传统的道德规范却硬性规定她们不准吃醋，吃醋就挂牌开除，真是管闲事管到床单上啦。柏杨先生建议，最好把自称或被称为正人君子之类的职业道德家，七八个人编为一个小组，共娶一位千娇百媚，看看他们的表演如何，敢打包票，那一定大大的可观。
至于说得了恶疾便得走路，更显示出臭男人恶毒的一面。恶疾的定义是啥，也是言语模糊。如果指的梅毒，古之老奶也，除了跟自己丈夫外，很少有可能跟别的男人睡觉，一旦有斯疾也，一定来自丈夫，可是凶手无事，被害人却得吃上官司。如果指的砍杀尔，那么，在骨瘦如柴中，被赶出大门，恩爱情义，一笔勾消，纵是臭男人养了一条癞皮狗，也不忍心，对一夜夫妻百日恩的老奶，却认为可下此毒手，天理良心安在，悲哉。
──写到这里，柏杨先生内急，等到从毛坑凯旋归来，柏杨夫人一手提水桶，一手拿抹布，正在清理我的书桌。夫柏杨先生书桌的脏乱，名闻远近，她阁下突然觉得这样下去，有辱门楣，乃乘虚而入。但问题是，书桌虽然脏乱，却多少有脉络可寻，被她那么一搞，看起来明窗净几，心旷神怡，可是却打乱了原有的脉络，像扭了筋的大腿一样，寸步难行。这也找不到，那也找不到，气得我放声悲号，本来要揍她一顿，以儆效尤的，可是根据过去宝贵的经验，似乎以不动手为宜。因之，我想上个条陈给有立法权的朋友，最好在「六法全输」上加上一条──可称之为「一出之条」，凡老奶不经丈夫同意，胆敢擅自整理丈夫书桌的，不必经过告状手续，做丈夫的，有权把她阁下一脚踢出（如果老奶学过空手道，另当别论）。
一出之条是抗议文学的产物，七出之条是典型的大男人沙文主义的产物，职业道德家英勇的为中国人的道德，订下了双重标准。女人输卵管不通，不能生育，是犯罪的；男人输精管不通，不能生育，不但不是犯罪的，反而说那是女人的错。女人淫荡通奸是犯罪的，男人淫荡通奸不但不犯罪，反而是一项风流韵事，傲视群伦。女人不能讨公婆欢喜是犯罪的，男人不能讨岳父母的欢喜，不但不是犯罪的，反而被称赞为有骨气。女人搬弄是非是犯罪的，男人搬弄是非不但不是犯罪的，反而是见多识广。女人偷东西是犯罪的，男人如果偷啦，当然也是犯罪的，但处罚起来，轻重相差天壤。女人嫉妒吃醋是犯罪的，男人嫉妒吃醋不但不是犯罪的，一旦捉奸捉双，就可一刀二命。女人得了恶疾、不治之症是犯罪的，男人得了恶疾、不治之症，不但不是犯罪的，反而向女人倒打一耙。
呜呼，五千年之久，中国女人就在这种愁云惨雾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特此也，女人还要在历史上担任灭人家、亡人国的主要角色。被丑化了的夏桀帝姒履癸，跟商纣帝子受辛，他们明明是自己砸了锅的，却偏偏怪罪施妹喜、苏妲己。吴王国的国王吴夫差先生，是一个半截英雄，前半截英明盖世，后半截昏了尊头，兴起诬杀伍子胥先生的冤狱，结果兵败自杀。如此明显的兴衰轨迹，职业道德家却硬说都是他太太西施女士搞的。几乎无论是啥，凡是糟了糕的事件，都要由女人分担一部责任或全部责任。
在七出之条时代，臭男人有无限的权威，这权威建立在两大支柱上，一是「学识」，一是「经济」，结合成为生存的独立能力。女人缺少这些，只好在男人的铁蹄之下，用尽心机，乞灵于男人的肉欲。男人喜欢细腰，女人就活活饿死；男人喜欢大胸脯，女人就打针吃药，开膛破乳；男人喜欢纤纤小足，女人就拚命的缠──以致骨折肉烂，构成一半中国人是残废的世界奇观。
然而，前已言之，到了二十世纪，老奶接受了教育，有了经济独立能力，一个个生龙活虎，强而且骄，臭男人开始觉得有点罩不住，只好随波逐流，扬言他本来就是主张男女平等的，但心窝里残存着的大男人沙文主义，仍阴魂不散，不时的蠢蠢欲动。总觉得口号归口号，实践归实践，家里总不能两头马车呀。于是，人格分裂，一方面认为老奶要现代化，学问庞大，仪态万方，既猛赚银子，又光芒四射。一方面又认为丈夫仍是一家之主，仍要老奶保持七出之条时代侍奉丈夫的传统美德。丈夫回到家里，高喊累啦，跷起二郎腿，天塌啦也不理。妻子回到家里，一样累啦，却不能喊累，仍要给丈夫端香茶，拿拖鞋，递纸烟，赶蚊子（假设有蚊子的话），然后下厨房，举案齐眉，喂饱之后，又要洗碗洗筷，打扫清洁，给丈夫放洗澡水，铺床叠被。否则的话，臭男人轻则怨声载道，重则暴跳如雷。经济独立后的老奶，表面上看起来解除了一道枷锁，实际上却换上了两道枷锁。丈夫表面上失去了七出之条，实际上却仍高踞山头，称王称霸。
这种大男人沙文主义的残余幽灵，制造出来的社会问题，正与日俱增。
三靠牌
──女人仅只有经济独立能力，似乎还不够。必须有心理独立能力，才能真正跟男人平等，才有资格完成自我。
大男人沙文主义，跟一○年代哈尔滨的白俄一样，在街上他是马车夫，回到家里他是爵爷，恢复宫廷礼节，仍摆出他那日落西山的贵族架子。现代社会结构，使除了少数富豪之家外，绝大多数的家庭，男人已无法一个人负担家庭生计，不得不由妻子出外工作，赚银子回来；如果稍微有点浩然之气，自命为一家之主，而今上不足以奉父母，下不足以养妻子，早就该跳井才对。可是臭男人残余的顽劣根性，不是短期可以治好的，却跟白俄朋友一样，不但不跳井，反而在沦落成今天这个样子之后，仍要关门摆谱，过过爵爷的瘾。
我们最常听到的是爵爷们挂在口头上的话是：「我给你带孩子带一天啦。」呜呼，这真是新鲜，孩子是两个人生的，父母的责任当然一半一半，但在爵爷尊脑里，妻子带孩子天经地义，他阁下偶尔插手抱一抱，就皇恩浩荡，妻子必须杀身以报。前些时，一对夫妇吵架，把柏杨先生召去评理，该爵爷慷慨激昂曰：「我在外面，从不玩女人，真是守身如玉，这种丈夫怎么样？」老奶也慷慨激昂曰：「我在外面，也从不玩男人，真是守身如玉，这种妻子怎么样？」该爵爷从没想到老奶会冒出这种针锋相对的话，瞪了一会眼，吼曰：「柏老，你看这算啥话。」我曰：「这算啥话？这算人话。你说的话，才是狗龇牙话。」臭男人认为他只要不玩女人，就是恩重如山，可进圣人庙吃冷猪肉啦（其实，谁晓得他背后干啥，有些只是没有钱玩，有些只是没有老奶爱他，急得乱跳）。而妻子不玩男人却理所当然，不值一提。盖大男人沙文主义在肚子里作怪，便身不由主的露出嘴脸。这是一种自私根性，一种不把女人当人的酱缸根性。
今年（一九七八）七月三十日，台北《联合报》载有花莲县一则新闻，恭抄于后：
「不久之前，防癌协会曾为一位妇人作切片检查，发现有可疑的病变细胞，于是通知她到医院再作检查，但没有结果。这次阳明医学院学生找到她，才知道她没有再接受检查的原因。访问的学生当着她和她丈夫的面说，很可能癌细胞已扩散到乳部，应该立刻治疗。妇人怯怯的问：『开刀大概要花多少钱？』访问的学生说：『早期的话，约三四万元。如果已经扩散，可能要十几万元。』一直闷不吭声的丈夫却大声说：『十几万元开刀费？我宁可再娶一个！』」
下文如何，我们不知道，社会没有反应，政府也相应不理，恐怕那妻子只有辗转哀号，死在丈夫之手。如果这件事的男女主角调换一下位置，千娇百媚在旁大声曰：「十几万元开刀费？我宁可再嫁一个。」恐怕全国臭男人会一哄而上，活剥她的皮。这位丈夫的恶毒心肠，不是突发的，大男人沙文主义都具有这种心肠，不过有些修养好，有些运气好，没有露骨的这么脱口而出罢啦。
不仅中国如此，洋大人之国也如此，美国女权运动，似乎是全世界崇拜的对象，可是就在他们国度，据参议院的调查，结婚后的老奶，遭受虐待的人数，竟高达五百万人，占美国人口四十分之一，占美国女性二十分之一，占已婚女性十分之一──那就是说，十个美国的洋太太，就有一位洋太太在经常挨揍中过日子。据参议院统计，在执行任务时殉职的警察，其中有五分之一，都是因为干涉老爷揍老奶时，断送老命的。以致参议院特地于今年（一九七八）八月一日，通过一项为期五年的一亿五千元美金的授权法案，用以防止妻子们在遭受毒打或其他家庭中的暴力事件。
──嗟夫，女人，你的名字是：可怜虫。无论生在中土，或生在番邦，都同样倒楣。不过柏杨先生朋友中，还没有这种开揍镜头，可能是我所见不广，也可能是诸朋友比较精神文明。不管怎么吧，这是好现象。柏老就常提醒我所认识的一些老奶，如果臭男人动粗，你就离婚，我老人家替你打这场官司，头破血流，在所不惜，硬是跟他豁上啦。
大男人沙文主义的心理背景是，他始终把妻子当作是他一个人专用的高等妓女──这是《不结婚的女人》女主角，于结婚十六年后，沉痛的发现。爵爷只要有银子，就一以当百，自以为可以把妻子从身体到灵魂，从娱乐到奴役，从白天到夜晚，统统包啦。即令害着「钱无能」恶疾，自己收入有限，养活不了家口，必须仰仗妻子作工（「钱无能」跟「性无能」遥遥呼应），这种「包啦」的心理，仍痒痒难熬，一直抛不掉又拨不开。于是自己为自己竖起一个一面倒的极端自私的标竿：男人在外面乱搞是逢场作戏，不但是可以原谅的，简直是必需的。可是女人如果在外面也逢场作戏，「哎哟一声帽子绿」，就天都塌啦。男人不进厨房是一种展示高贵的手段，偶尔做一次饭，立刻就宣传得联合国都知道。女人却必须天天钻到灶火里，香汗淋漓，偶尔有一天罢工，「她不给丈夫烧饭啦」！罪状大得真能使天下男人群起擂鼓而攻之。
然而，大男人沙文主义的成因，也不能全怪男人，老奶们事实上要负一半责任──那就是女人依赖男人的心理，仍很浓烈。谚不云乎：「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古时候老奶都是三从牌：「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盖古之老奶，既没有受教育，更没有经济独立能力，在儒家学派礼教的压迫下，不跟社会接触，只好一切听男人摆布，不管他是老男人或小男人，反正女人不是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于是老爹可以卖女儿，丈夫不但可以卖妻子，还可以宰妻子。幸亏历代政府都厉行孝道，儿子还没有把老娘卖之宰之的；但即令刑法森森，虐老娘饿老娘的节目，固层出不穷。二十世纪后，女人已受教育，已有经济独立能力，有些老奶一个月赚的，比爵爷多三四倍。但她们的心理状态，多多少少，仍停滞在古老的传统之中，只不过从三从牌进化到三靠牌：「幼年靠父母，中年靠丈夫，老年靠银子。」三靠牌比三从牌要向前迈了一大步，老奶也好，老公也好，终于发现儿女不可靠，而忍痛牺牲，只要有银子，晚景照样快乐。靠父母是不变的，它无法变，再伟大的人物，幼年都要靠爹娘抚养。问题在于「靠丈夫」也不变，而这正是促使大男人沙文主义烈火熊熊的能源。贵阁下听说有几个男人心怀大志靠妻子的乎，靠妻子的男人，无论是靠妻子本身或靠裙带关系，总觉一百个不是味（至少，他在外面乱搞时，心情沉重）。只有老奶的靠劲不衰，几乎所有老奶，都在虎视眈眈，搜索腰缠万贯的大亨，以便嫁而吃之。柏杨先生说这话，有一篙打落一船人之嫌，但即令是爱情第一，也是追求「终身有靠」。臭男人就利用这种弱点，翻云覆雨。你不是要靠我乎，那么，你既然享受「靠」的权力，就要为「靠」而尽被丈夫管制的义务。即令你学问冲天，日进斗金，也得听我的。否则的话，我就教你吃不了兜着走，哼。
柏杨先生认识一位如花似玉，芳龄三十，美利坚某大学堂英国文学博士。结婚之后，爱情递减，丈夫是个商人，有钱得要命，另行金屋藏娇。但仍供给她台北最高级的住宅，最高级的汽车，以及够她挥霍的银两。盖爵爷有许多高级宴会场合，需要她亮相并翻译也。这位老奶有高度的经济独立能力，但她却心甘情愿接受这种「包啦」的待遇，她的一些酒肉朋友也认为这样未必不是上策。盖一旦离婚，刹那间她就要承担逼面而来的现实，酒肉朋友首先会逃跑一空。左思右想，还是靠到底吧。
所以，女人仅只经济上有独立能力，似乎还不够。如果心理上不能独立，那只有更苦──社会家庭两头忙。必须心理上有独立能力，才算是真正的人格独立，才有资格完成自我。《不结婚的女人》的女主角，她是一直到后来才有心理上独立的，她对胡子脸的态度，可作为说明。她不靠他，当胡子脸邀她去看他，去他那里度假时，她困惑的问曰：「你为啥不能来看我，来我这里度假？」大男人沙文主义最恐惧、最痛恨的，正是女人这种心理上的独立能力，那将剥夺他当爵爷的情趣。所以胡子脸把一幅一人高的巨画交给女主角，自己扬长而去。这至少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大男人沙文主义要给心理上独立的老奶，一个结实的教训：你不是认为你不「靠」男人哉，好吧，你试试看那是多么困难（其实，把那巨画交给一个臭男人，臭男人也得焦头烂额）。另一个意义是，心理独立并不轻松，但女主角拿着那巨画在街头狼狈的横冲直撞时，心情是平静的，脸上并没有懦弱惶恐的表情。她知道跟「靠男人」的传统挑战，她就要自己处理自己的困难。
心理独立固然要付出独拿巨画的代价。心理不能独立，依靠男人，她付出的是依靠男人更高的代价。
奋斗的目标
──女人跟男人一样的也是人，有拒绝接受大男人沙文主义的权利，有主动离婚的权利。
台北文昌街读者老奶汤明昭女士来了一信，讨论离婚问题，原文恭抄如左：
「十一月二十六，你在〈从一部电影说起〉之中，赞成离婚，但许多无辜的孩子受破碎婚姻的影响而自卑，而自暴自弃，不曾领受『爱』的孩子，又怎能去关心、信任，对他人负责？在人格上的发展不健全，带给社会的又是怎样的结局？充其量也是另一桩不幸婚姻的开端。
「正由于社会上离开地毯的那一端的怨偶日渐增加，更应倡导中国固有的家庭伦理。为响应文化复兴节，教育当局刚刚发动学生做『夫唱妇随』『相夫教子』壁报，我所教班上的学艺股长，在制作壁报时，不禁暗暗饮泣，原来她就是父母离异下的牺牲品，不曾领略到母爱的温馨，却要配合此一主题，岂不是她自己的一大讽刺。
「禁止离婚有其积极意义，如果某人只有一件衣服或一枝笔，一把梳子，一定加倍珍惜，绝不会轻易丢弃，婚姻何尝不是如此。如果心存『合则留，不合则去』的观念，又怎会细心培养爱情的花朵？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天主教教友，我所见到的教会朋友，都是恩爱夫妇，享受家庭的温暖。也许因为God is Love，或秉持『基督是我家之主』，即使有争论，也坦诚交谈，化除误解隔阂，岂不比劳燕分飞下场要来得幸福？
「无论社会如何变迁，人们总还是向往圆满的婚姻生活，人生才有奋斗下去的意义（见《读者文摘》上一篇专文，曾有调查可证）。台北家事法庭上常可见到一些草率成婚者分手的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也有可能是把离婚看得太随便了。
「我们教会在世界各地办麻疯病院、孤儿院、养老院，对抗无神论共党主义，至若雷鸣远神父，倡导抗战救国，于斌枢机主教，为国奔劳，等等善行，尚不易感化教化同胞。如今你这篇大作，可摧毁多少传教成果？不妨三思而后下笔，则教会幸甚。耶稣曾在山中圣训中说：『缔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如果有任何高见，我和我的朋友们（各行各业的教友），愿和你竭诚讨论。」
汤明昭女士这封信，充满了平静祥和，说明她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但同时也代表一部份人对越来越「多元」的社会，抱着天真可爱的「单一」看法。而且又因为我没把话说清楚的缘故，多少有点误解我的本意。事实是，我跟汤明昭女士一样的认为：「人们总是向往圆满的婚姻生活。」因此，在原则上，我并不赞成离婚；但在个案上，有些已破裂到不能复合的婚姻，我们没有权力反对他们离婚；甚至在某种情形下，我们还要鼓励他们离婚，帮助他们离婚。
──柏老说了一大串，只用了一个句点，为的表明那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千万不能分开。如果断章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