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会里，是不能运转的……说自由主义无力医治在内战中挣扎、主权正受到威胁的中国的疾病还不够，应该说这些疾病的严重性使自由主义根本无法在中国生根。”（＇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879页。）因此，有研究者断言，虽然“有些人私下仍然珍惜着一些未经精确界定的自由思想与价值；但是，自由主义——如果把它当作一个自觉的运动来看——简直可说在中国已经死灭。因此，我们可以根据甚佳的理由指出：自由主义在中国并无前途。的确，在五四时代初期盛行的脆弱的自由主义的理想，早已被来自左派与右派的势力所摧毁。”（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61页。）但是，自由主义历史也证明，自由主义就是一面镜子——它能存在的环境，必然是言论自由的社会、和平发展的世界、经济繁荣的时代。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文革”前的中学生思想教育·马昌海
“文革”初期的一些中学生，为什么成了政治及人身迫害的一种工具？为什么越过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作家王小波的一位曾任北京市工读学校校长的世伯，“文革”前曾在学校大讲“二十四孝”之“卧冰求鱼”，听的学生毛骨悚然。结果在“文革”中，学生们强迫这位校长赤身趴在冰面上，留下了终身病痛。王小波说，这是他“自己吃了自己的屎”。“幸运的是他还未讲过‘割股疗亲’、‘郭巨埋子’，因而幸免于被刀片割肢和活埋”。
年仅14岁，原本没有打人资格的陈凯歌，在从众心态的驱使下，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是“自己人”，为了摆脱孤独的恐惧感，于是打了人。他打的第一个人正是自己在批斗会上的父亲，却博得了众人的喝彩！作家老鬼在其自传体小说中也真诚坦率地描述了自己对家庭、对两个姐姐特别是对其母亲杨沫（《青春之歌》的作者）残忍粗暴的造反行为。这些家庭亲情悲剧对家庭本体价值的伤害，构成了我们民族当代创伤性记忆的一个主题。“文革”的极度政治化将对家庭本体价值的伤害推向极致，使被整对象的家庭受到深及心灵的政治株连。家庭出身被政治符号化，其对子女的影响作用被放大、固化。当一个家庭的政治标签被无限放大之后，家庭的其它功能也就模糊、淡化了。只要你家里有了政治运动的对象，无论家庭解体与否，你的家庭就会被污名化，其家庭成员，配偶和子女就要被迫与其划清界限。这就意味着要割断家庭成员心灵深处的情感联系，家庭关系完全异化。划清界限的具体标准是：一是要揭发其罪行；二是视之为仇雠，上纲上线批判。在那个愚昧、荒唐、悲惨的年代里，兄弟阋墙、夫妻反目的亲情悲剧比比皆是。
韦君宜先生说：那些已经成名的知青作家们，“他们都写出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有一个写出自己十六七岁时，是怎样变成了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成无知的？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到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还是不够”（见《黄河》1998年第5期）。一些红卫兵不仅打校长、老师，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还打自己的同学，而且下手十分狠毒。有的红卫兵还专门到各机关、学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和居民住宅区去轮番打人，甚至跑到郊区农村去殴打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等“四类分子”。陈凯歌回忆：“这种对人的肉体的直接冲撞、拷打、侮辱、虐待乃至杀害，使我在20年后犹自震惊而且百思不得其解。”当打人和暴行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标志、一种光荣、一种仪式、一种特权的时候，这些打人施暴者从小所受的是一种什么教育，难道还不应该彻底反思吗？
这一代“老三届”（1966年一1968年）中学生是从建国到“文革”这17年教育成败得失的具体体现者。在他们身上，这种教育中积极进取的一面，与盲从、狂热、偏执、狭隘的一面，都表现得非常鲜明，并在“文革”中以夸大、扭曲的形式充分表现出来。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当时的教育方针。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化革命化的教育。经过建国以后十几年的实践，这种教育已日渐系统和完备。它包括经常的大量的政治学习，多种多样的诸如听报告、上团课、参观、忆苦思甜、下乡劳动、参加军训等活动形式。还有许多歌唱党和毛主席，赞颂革命和建设的文学、音乐、电影、戏剧、美术等文艺作品。青年学生从小就受到革命和建设者英雄事迹的感染和熏陶，像英雄那样的生活，为伟大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如此浓烈的政治气氛下，青年学生们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政治参与意识。这种教育还特别注重培养青少年的集体主义精神。国家是大集体，青年学生所在的学校、班级，少先队的中队、小队，团支部、团小组，都是小集体。在这种教育下，不仅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甚至个人的爱好兴趣，也要服从于集体的纪律。于是，万事依靠集体、服从集体，唯恐被集体所不容，甚至时时担心被集体所抛弃，就成为这代人至今仍然具有的鲜明特征。
“文革”前青年学生的头脑中普遍存在的“革命崇拜”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涵：①它确定了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②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③鄙视人权、人性和个性自由，个人必须绝对服从整体利益。④颂扬暴力，鄙视温和与妥协。⑤党和毛主席就是革命的象征。⑥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晚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绝对真理。⑦普遍缺乏民主与法制的观念。
“文革”前各类学校的首要任务都是强调政治思想教育的。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后，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也就从文艺界延伸到教育领域。1963年10月，《人民教育》杂志发起了对“母爱教育”的批判，强调要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观念的灌输，指出阶级的爱、革命的爱和对领袖的爱绝对要高于亲情和师生、同学之间的爱，并且把人性爱的教育扭曲成了仇恨教育。一年之后，《人民教育》围绕这次“母爱教育”的讨论发表综述：“同伟大的无产阶级的爱比较起来，母爱只是渺小的，而绝不是什么伟大的。”在这样的一种教育氛围中，十几岁的中学生们开始形成日后红卫兵缺乏人性的情感模式：无情被视为革命的坚定性，野蛮被看作革命者应有的勇敢。当这样一种情感和道德观念形成之后，他们便怀着对革命的渴望和“砸烂旧世界”的豪情壮志，顺理成章地走向了“文革”造反的前列。义和团的农民是因为无知而被清朝皇室所利用，红卫兵则恰恰是因为受了教育而造反。
为什么“文革”初期“出窝黄蜂的第一群是青年学生”？罗点点写的《红色家族档案》（见《当代》1998年第4…5期或南海出版社1999年版）描述“文革”前对中学生的思想训练，革命理想高于生命价值和个人尊严、高于个人自由及个人权利的人生观教育，使中学生们“像吃错了药一样上瘾”。这本回忆录与《少年凯歌》（陈凯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6）都特别描绘了一些女中学生的凶悍残暴，还有“文革”中的种种扼杀人性、回归兽性的暴行。“文革”使人性中最卑劣、最丑恶的一面恶性膨胀。无情地践踏、摧残人的自尊、良知、诚信、道义等处身立世的原则，甚至以折磨人为乐趣而获得快感。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行径，似乎是从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移植而来，其实还包含了中国特色的“国粹”（流氓无产者习气）。
顾准先生在20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指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成了一种宗教现象。这种现象在“文革”中达到顶峰。一些红卫兵的胡作非为，与这种个人迷信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代人的忠诚实际上是一种盲从，是在缺乏先进观念和相关知识的前提下，丧失了正常的思考和判断力的结果。罗点点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到大，最陌生的情感就是怀疑。”如果当年有人告诉我们：知识分子的灵魂就是独立思考，是怀疑和批判精神，这肯定会被当作大逆不道。推行盲从教育，使每个人忘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这首先是歌颂领袖的绝对正确，同时也是要求人们彻底忘掉和抹杀自我，绝对顺从。这种对党和毛泽东的忠诚和服从以及强烈的集体意识，是这一代青年人满怀崇高的理想主义并满腔热情地投入“文革”，成为冲锋陷阵急先锋的思想政治基础，也是他们而后被大批送往农村插队时，仍然能够听从召唤并服从安排的原因。总之，对于“文革”中红卫兵由于狂热、愚昧而对整个国家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所造成的严重的不可弥补的损害，“文革”前的17年教育是难辞其咎的。“文革”之初红卫兵的出现并非突然，他们正是“文革”前17年教育的结果。也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结出这样的果子。这种教育使被教育者存在着严重的人格缺陷，对领袖的盲目崇拜，使他们将领袖的话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还盲从群体，盲从“形势”，由盲从发展而来的，就是“文革”时的狂热。他们整天高喊着大批判，却缺乏最基本的是非判断能力，对流行的理论和口号缺乏批判精神（少数思想探索者除外），他们所使用的批判标准只是毛主席语录而不是实践。他们用简单的、一元化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而二者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他们批判过“不好不坏、浑浑噩噩”的“中间人物”文学理论；在他们的心目中，不是同志，就是敌人；达不到同志这个标准的，即便是他的师长、同学、亲友甚至亲生父母，也是敌人，由此便发展出了他们的偏执。对待坏人坏事，对待一切“封资修”的东西，这种教育只教他们去仇恨、去打倒。于是他们认为：只要是对敌人，无论怎样残忍都不过分，甚至唯恐自己不够残忍。他们以为不残忍就是对敌人恨得不够，就是缺乏阶级感情的表现，就是对革命和伟大领袖的不忠。
由于先天教育的缺陷，这一代青年人的国学基础薄弱，批判封建主义使他们不懂传统文化，不知道民族精神的家园在何方；他们对西学一知半解，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割断了他们与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的联系，使他们难以融入世界文明的海洋；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又割断了他们与世界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使他们只能教条地理解“老三篇”、“老五篇”、“毛主席语录”，形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文化心理和民粹主义的道德伦理心态。不懂得人类优秀文化的红卫兵们，怎么可能会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科学的批判怀疑精神？盲从产生的原因是知识和精神的匮乏，这不仅仅是一代人的缺陷。教育本身是具有连续性的，这一代人的缺陷，正是上一代人教育的结果。结果是作为教育者的老师们首先尝到了这种教育的苦果。红卫兵们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烧，捣毁一切与“革命”不相容的文物、书籍，毫不留情地揪斗自己的长辈和老师，批判自己过去亲密的伙伴和同学，却不在意对他人所造成的伤害。他们讳言“爱”字，只能热爱党和毛主席，还有同志之间的阶级友爱，这是绝对高于亲情和友情的。至于同情、怜悯、温存、宽容大度以至有些人所说的“理解万岁”，则一概视之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属于被人唾弃之列。
从1964年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来看，“接班人”并不是指一般的“革命青年”，而是指从中央委员到支部书记的各级领导干部。有权或有条件搞“一言堂”的也只能是领导干部，普通老百姓恐怕只可能对自己的子女搞“家长制”，还不一定能奏效。虽然各行各业都有接班的问题，但在“文革”前后的这段时间里，“接班”这两个字却是指政治上的接班，也就是被提拔当干部，这几乎成了一部分人的专利：先进典型可以出自于不同的家庭，而革命接班人却几乎只能从出身于“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的青年中选拔。
对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化思想的教育，强调青年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在提出“接班人”教育后达到了高潮，培养接班人的活动与青年学生在“文革”中的思想行为关系极大。它的直接后果是将学生导向了政治目标，并加强了只看家庭出身的“血统论”倾向。它还引发和加剧了学生中的权力意识和激烈竞争，当“革命青年”是没有名额限制的，而“接班人”却只限于极少数出类拔萃之辈。革命青年是一种称号，而“接班人”却是一种政治地位（掌权者）。“老一辈革命家们自信自己已经建立了千年王国，其合理性和合法性都不容置疑”。而下一代人的使命，就是做一个“党叫干啥就干啥，放在哪里哪里亮”的驯服工具，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做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忠于党和毛主席，关心国家大事，富于献身精神，渴望为革命建功立业，不怕流血牺牲，认真负责、积极进取、勤奋好学、吃苦耐劳，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等等，渐渐在一代人（起码是部分人）身上成为了现实，“被铸进了剑身”——这就是许多亲历者所说的，为“文革”做好了准备，在“文革”中结下了丰硕的果实。
罗点点以其父罗瑞卿所遭受的迫害为例，谴责人世间所有的暴力和恐怖，摈弃鲜血培养的花朵。对毫无忏悔之心的恶人，难道不应该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吗？中国人缺少忏悔的因子，当年那些有意无意作恶的人，没有多少出来忏悔。前些年《南方周末》开展以忏悔为主题的征文，只刊登了几篇就终止了。当年的打手、凶手们，有几个能“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呢？罗点点说：“文革中千千万万屈死的人，都只能使用一个没有主语的奇怪字眼——迫害致死。这是人类逃避法律责任最伟大的文字创造。”对当年千百万少不更事的男女红卫兵们无法无天、丧失理智的行为，在今天已经不可能再追究其法律责任了，他们也是那个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受害者。但是，作为一个在地球上生存过的人，参与残害虐杀的人生经历终归是一段耻辱，是无法被后来的任何“光辉业绩”所抹杀的，只要有点儿良知，总会感到良心不安。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获得了诺贝尔奖以后，终于还是以某种形式披露了自己早年不光彩的历史。对于他最后的坦白，公众可以有不同的反应，或谴责其隐瞒太久，或欢迎其良心未泯，或原谅其年少无知，但恐怕没有人会认为那是值得隆重地大肆宣扬的光辉业绩。德国曾出现过祸害人类的法西斯，但德意志民族是有希望的优秀民族，因为其从上到下都具有深刻的自省和忏悔精神，所以才能从灾难的废墟中获得新生。前些年《南方周末》有篇回忆思想解放的先行者遇罗克被害的长篇通讯，提到过一个神秘的关键人物：片警（户籍警察）。陈凯歌的家被查抄是和一个住在同院的同班同学的举报有关，而当年的红卫兵们四处抄家、打人，把人送进北京一中劳改队和北京六中监狱，或遣送回原籍，是谁奉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指示，向不知情的红卫兵们提供了具体而准确的住址和姓名？就是那些未露面的片警！不然红卫兵们怎么会知道这些素不相识的“坏人”？“文革”是亿万中国人的集体作品，其发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再谈谈仇恨教育：我们从小心目中的地主，就是文学作品中的周扒皮、黄世仁、刘文彩、冯兰池、何大拿、韩老六等（这当然是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典型化形象）。我们从小唱的歌，就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我们下乡插队到了农村，却发现还有另一种地主：有文化、有见识，精明能干、技术活干得好，工分挣得多。南方鱼米之乡的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往往讲的是1959…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多少人，那时的人们把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也归罪于刘少奇了。在旧社会什么人才能成为地主？除了贵族，多数大概是由比较能干的富裕中农和富农发展而来的；还有做官或经商后置了田产的；受到政府奖励的军功地主等等。北京人艺的话剧《狗儿爷涅槃》所演示的是：当地主是封建社会农民最正常的理想，这是由小农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马克思对此早就有过精辟的论述。王亚南的《中国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