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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把观点和材料割裂了的现象，在目前并非少见，而是相当普遍的。读者反映：“有的文章只讲概念，讲观点，缺乏具体事实，既不能令人信服，也不能启发人的思考。”这是一种情形。另外一种情形是：“资料堆砌，缺乏必要的分析，看起来杂乱无章，茫然无头绪。”这两种现象反映了两种片面性。把这两面正确地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好文章。
要结合得好，当然也不容易。有的人思想水平不低，就是没有掌握资料；也有的人搜集一大堆资料，就是缺乏概括的能力，提不出什么观点。要取长补短，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首先应该提倡有观点的提供观点、有材料的提供材料，互相帮助，谁也不要看不起别人，不可沾染“文人相轻”的恶习。
在这一方面，前人已经有了不少的经验教训。如明代的陆楫，在《蒹葭堂杂抄》中说过一个故事：“成化、弘治间，刘文靖公健，丘文庄公浚，同朝，雅相敬爱。刘北人，在内阁独秉大纲，不事博洽。丘南人，博极群书，为一时学士所宗。一日，刘对客论丘曰：渠所学如一仓钱币，纵横充满，而不得贯以一绳。丘公闻之，语人曰：我固然矣；刘公则有绳一条，而无钱可贯，独奈何哉？士林传以为雅谑。”
刘健和丘浚这两人友谊并不差，这一段“雅谑”也还不能算做“文人相轻”的典型。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用了钱和绳的关系来做比喻，这一点对我们颇有启发。我们常常把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比做一根红线，贯穿全文；他们当时也以一条绳和钱币为比喻，这同我们现在的比喻一样，具有很强的形象性。
这个比喻当然也有缺点。因为我们说观点和材料相结合，虚实结合，是要把观点和材料融会消化而为一，这只有经过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才能成功，决不是生拉硬凑、加减乘除就能成功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绳和钱之类的比喻则不够完善。
不过，每一篇文章如果都有一根思想红线，把最重要的材料贯串起来，总是好的。我们起码的要求应该如此。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慢慢锻炼，切勿要求过急，对于有偏缺的人，无论他是偏重于观点而缺少材料，或是偏重于材料而缺少观点，都不应该加以责备；只要他有一点进步就应该给以鼓励。如果有人互相提供观点和材料而合作得很好的，更应该给以鼓励。
古人合作写文章也有许多很成功的例子。千万不要以为只有我们现在合作写文章才是可能的。为什么古人就不可能做到呢？请看《晋书》卷四十三《乐广传》载：“（广）累迁侍中、河南尹。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将让尹，请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广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文不假岳之笔，岳不取广之旨，无以成斯美也。”这样的事例，在我们的眼前不是仍然存在吗？不过我们现在合作的范围比古人要大得多，写作的内容更非古人所能比拟的了。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合作形式，远不止是一个人授意，另一人写作，更有集体研究，一人执笔，或者一人拟稿，集体讨论修改等各种形式。这些合作的形式当然是古人所不能设想的。但是无论任何一种合作的形式，都可以说是观点和材料相结合，即虚实结合的一些形式。通过这些形式，逐渐锻炼和提高，一定就会出现新的更好的合作形式，更完善地体现出观点和材料的统一。
当然，虚实结合的最根本要求，是同时掌握观点和材料，既要了解实际情况，又要随时研究理论原则问题，做到两方面如水乳之交融。这才算达到了我们的理想境界。
文章长短不拘
看了这个题目，也许有人不了解是什么意思。文章的长短问题不是早有定论了吗？为什么又要提起它？维道它还没有解决不成？是的。文章的长短问题从表面上看好象已经解决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
文章爱看短的，怕看长的，这是一般读者的呼声；近来许多作者写文章，力求短小，适应读者的要求，这是应该受到普遍欢迎的一种好现象。由此看来，似乎文章短的总比长的好，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然而，有些读者来信说：“翻看近来报刊上发表的短文章，有一部分不能令人满意。它们有的内容还不错，也有些新鲜的观点；但是，有的内容十分空洞，既无新材料，又无新观点，看了毫无所得。这一些短文章，仅仅是比其他文章短一些，但是，不能认为它们是好文章。”从读者的这种反映看来，仅仅要求文章写得短还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或者说，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本来，文章无论长短，关键是要看内容。如果内容很好，即便文章写得长，读者还是愿意看的。如果没有什么内容，写得很长固然没人爱看，假使分开写几篇短文章，是否有人愿意看呢？也不见得。因为内容空虚的文章，纵然作者费尽心机，化整为零，把一大篇改成几小篇，表面看去，文章似乎很短，但在实际上不过是为短而短，内容仍旧换汤不换药，而且篇数更多了，不仅骗不了读者，反而会更加引起读者的反感。
晋代的陆云，寄给他哥哥陆机的信中写道：“有作文唯尚多。而家多猪羊之徒，作蝉赋二千余言，隐士赋三千余言，既无藻伟体，都自不似事。文章实自不当多。”在这封信里，陆云骂尽那些以多为胜的作者。他认为两三千字的文章已经是够长的了，而又没有文彩，内容也空虚，简直不象一回事，这样的文章当然不应该多写。
大家知道，陆机和陆云兄弟二人，都是西晋的辞赋名作家，特别是陆机的声名更大。当时另一个有名的辞赋作者，叫崔君苗。他见陆机的文章比他的更好，自愧不如陆机，气得要把自己的笔砚都毁掉了。陆云在另一封信中写到：“君苗文，天才中亦少尔。……见兄文，辄云欲烧笔砚。”这证明，陆机的文章确实写得好，人们都爱读，而不厌其多。甚至于在他的文章中，虽然有时存在一些缺点，也无伤大体。所以陆云又说：
“兄文方当日多。但文实无贵于为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餍其多也。屡视诸故时文，皆有恨文体成尔。然新声故自难复过。九悲多好语，可耽咏，但小不韵耳；皆已行天下，天下人归高如此，亦可不复更耳。兄作大赋必好，意精时故愿兄作数大文。”
当时所谓大赋及其他大文章，大约只有两三千字左右，在我们现时看来，这又算得什么长文章呢！我们目前常见的文章，动辄万言以上，有些作者还嫌字数少了，意思说不清楚。可是，要等到他们把意思全都说清楚的时候，字数不知道还要增加多少！
这里所说的长文章，当然不包括若干重大历史性的文献和经典著作在内。这些文献和著作都总结了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一字一句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虽长无妨，人们都愿意读，何况还并不很长。人们读不下去的文章主要的是文风不正的产物，其特点是大量地重复人所共知的论调和事例，而很少或者没有新东西。这种文章写长了固然没有人愿意读，写得短仍然不会受人欢迎。道理很简单，就因为它不耐读。短文章要能耐读，必须有精彩新鲜的内容，最好要比长文章更多地解决问题，不为陈言肤词，不为疏慢之语。唐代冯贽的《云仙杂记》对此早有中肯的评论，他说：“人之为文，语意疏慢者，真脱丝布。文士之病，莫大乎此。”他用了“脱丝布”这么富有形象性的比喻，批评那些非常枯燥、干瘪、没有光泽的文章，这是很恰当的。
按照这个道理，我们日常写文章，不但应该力求其短，更应该力求其精。内容不精，形式无论怎么短也是枉然，内容精彩，文字长短可以不拘，该长就长，该短就短，那毕竟是次要的问题了。
编一套“特技”丛书吧
我们中国是“特技”非常发达的国家。各行业的劳动人民，世代相传，都有一整套独特的本领，这是极其可贵的。
举出最普通的例子来说，当你随便走进一家澡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老工人，能够在滚开的热水中拧手巾，神情自若，并不烫手。在一个茶馆里，也有些伙计，提一个大水壶，距离茶杯两尺左右，能够非常准确地冲开水，而不会溅出一滴在客人身上。象这样的事例到处都有。这些就是所谓的“特技”，也叫做“绝招”。
过去有一班知识分子，很看不起民间的特技，把各种各样特殊的技巧和手艺，都当成“下流卑贱”的玩意儿，以致许多特技不能登上“大雅之堂”，逐渐被埋没，甚至失传了。解放以来，我们虽然改变了整个社会制度和人们的思想习惯，各行各业都有了新的发展。但是，由于自然规律不可抵抗的作用，有特技的老师傅越来越少了。他们的经验有的没有好好传授下来，以致后继无人，如果不赶紧设法补救，那就太可惜了。
也有一些人认为，我国历代已经大量出版了农、医、工、艺的各种专书，其中也包括了特技在内，只要把这些古书进行一番科学的整理，就算是接受了遗产；再想从所谓特技的领域中，多搞出什么名堂来，似乎是不可能的。这种看法说明，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我国民间丰富的特技还不够了解。
历代的农、医、工、艺之书，是不是包括了特技在内呢？这个问题还需要通过实践去证明。内行人看书，也许会发现一些特技，而一般读者从这些书里却很难找到关于特技的具体经验。
比如说，汉代的《尹都尉书》，虽然记载了种瓜、种芥、种葵、种蓼、种薤、种葱等古老的经验，但是，你无妨把它讲解给我们郊区种菜园的“老把势”听，让他下个评语，看他怎么说吧。恐怕他未必承认这部古书，能包括他的特技经验在内！
当然，这决不等于说，对古书可以不加以整理了。现在农业科学和医学研究机关，很注意整理我国历代的农书和医书，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推而广之，其他研究部门，同样应该进一步更有系统地整理对本部门有用的古书，把古人珍贵的遗产好好地继承下来，加以发展。
在整理这些古书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于现在各行各业老师傅特有的“绝招”，务必详细访问，一一记录下来，其中非文字所能表达的部分，还应该尽可能用摄影图片加以补充说明。
大家知道，春秋时代秦国有一个相马的人，姓孙名阳，字伯乐，他能在万马群中发现千里马，因此，历代相传他著了一部《相马经》。后来又有人写了同类的书籍，如宋代徐咸的《相马书》也比较有名。但是，这些书籍顾名思义就不能完全解决现在养马和驯马的许多技术问题。我们还必须把现在赶马车的许多老把势以及马戏团中驯马的实际经验，包括他们的各种绝招都编写出来，成为一部内容完备的《马经》。
我曾听说，有些赶骡马大车的老把式，善于驾御最调皮的骡马。别人没办法的时候，老把式走过来，在骡马身上推一下，或者只扬一扬手，骡马就完全听他的指挥。赶车的鞭子在老把式手里也特别出神。必要的时候，他挥一鞭子，就能叫烈性的牲口趴倒在地上。这些都是特技，也可以说是绝招，在任何书本上往往都学不到。
同样，古书中还有其他各种专门技术的书籍。例如，装裱书画的技术，清代周嘉胄写了一部《装潢志》，这几乎是现在装裱老工人的唯一参考书。然而，我们现在的装裱技术问题，早已超出了这部书的范围。日渐增多的化学药品在装裱过程中的应用，显然就是古人意想不到的新技术。
至于手工业生产的特殊经验，过去的文字记载也都太简单了。虽然在几大套丛书中，我们可以翻阅这类书籍几十本。可惜内容已经非常陈旧，往往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没有人加以修订和增补。以制糖工业为例，宋代的洪迈和王灼，各自编撰了一部《糖霜谱》，从种甘蔗到制糖，都讲到了。“糖霜”是指的白糖，它在我国唐代以后才盛行，比红糖的制法要复杂。无奈年代久远，这两部书与后来的许多经验相比，不能不显得落后了。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关于制糖的部分，也没有增加多少新内容。
尤其是我们知道有若干特技，为历来各类技术专书所不载。这在今天更加有必要把它们著录下来，传之后人。在可能条件下，我们甚至于无妨把过去所谓“飞檐走壁”的那一套特技，也加以著录。这样分门别类，重新编写出一套特技丛书，应该承认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知识是可吃的吗？
这个题目太奇怪了，谁会把知识当成可以吃的东西呢？
想不到，在现今的世界上，居然有一种“科学家”，进行“科学的试验”，有了“新发现”，得出了结论，认为“知识是可吃的”。你说这是怪事吗？然而，世界上无奇不有，这么一点怪事也不足为奇了。
记得在一次《夜话》中，我曾以《不要空喊读书》为题，说到读书的态度必须老老实实，认真地坐下来用功，不要空喊，不要想取巧的方法。当时我举出了后汉马融的故事。相传他做梦吃花，醒来的时候“见天下文章无所不知”。我说这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然而，就在那篇文章中，我猜想有些懒人，也许会希望有一位科学家，能够发明一种神奇的办法，比如用注射针之类，对人脑进行注射，来代替读书；或者吃一服药，就能吸收多少部书。这么一来，只消一个早上就能培养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专门人材，岂不妙哉！
当时却没有料想到，如今的世界上居然会有这么一种“科学家”，做出比打针、吃药更加荒唐的“科学试验”来。
据前几天来自美洲的新闻报道，最近美国密歇根州大学的一位研究教授，名叫麦康尼尔，他宣布了一项惊人的“科学发现”，就是说，“知识是可以吃的”。他的这个“新发现”是用蛔虫试验成功的。
这个试验的主要情况是：麦康尼尔训练了一部分蛔虫，使它们“聪明”起来，对于一定的刺激能够发出一定的反应。它们的各种反应证明，它们具有了一定的“知识”。然后，麦康尼尔又另外找到一批没有经过训练的蛔虫，它们完全是没有“知识”的。但是，麦康尼尔却把受过训练的蛔虫去喂养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蛔虫。于是，新的情况就出现了。当着没有经过训练的蛔虫吃掉了已经受过训练的蛔虫之后，也变得“聪明”起来了，不必训练就能够对一定的刺激发出一定的反应。这样，麦康尼尔的“科学试验”就“成功”了，他宣称已经找到了“获得知识的新途径”，就是“吃掉有知识的同类动物”。照他的这个说法进行推论，任何无知识的人要想得到知识，最好是吃掉有知识的人。这真是充满着血腥的吃人的“科学试验”啊！
象麦康尼尔之流，为了迎合垄断资本家们的残暴本性，为了适应那一班脑满肠肥的寄生阶级子弟的懒惰哲学，进行这样的“科学试验”，做出这样的“科学论断”，是毫不足奇的。大概垄断资本家们都想垄断全人类的各种知识，但是，他们又决不肯付出辛勤的劳动，而只希望“吃掉有知识的同类动物。”他们的这一副狰狞的嘴脸，露骨地表明了他们是人类文明的死敌。
由此可知，要想不劳而获得知识，正如其他不劳而获的思想一样，从本质上说，这是极端丑恶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无论如何，在我们的社会中所能碰见的任何懒人的思想，和以麦康尼尔为代表的吃人“科学”，决无丝毫共同之点。
我们所见的懒人，虽然也想寻找终南捷径，并且有许多离奇的梦想，类似后汉马融那样的例子。不过，这些都只是在梦中的幻景，而不是真事。历来记述这类故事的作者，还特别运用了所谓“因果报应”的公式，使故事具有“劝世”的色彩。
例如，明代的陈继儒，在《珍珠船》中写过一个故事，他说：
“刘赞文思甚迟，乃恳祝乾象，乞文才。一夕梦吞小金龟，如钱许，自后大有文思。孟氏朝为学士，有玉堂集。一日又梦吐金龟，投水中，不久而卒。”
这里说的是梦中吞下了小金龟，而文思大进；后来又在梦中吐出了小金龟，不久就死了。也许有人认为，刘赞吞食小金龟与马融吃花，虽然都在梦中，但是，一个吃的是植物，一个吃的却是动物，这一点大不相同。不过后者也只是在梦中所做的，而且这决不是“吃掉有知识的同类动物”所可比。何况他吞下的东西，到后为还要照样吐出来呢！
如果麦康尼尔之流企图推行他的“科学发明”，那末，在麦康尼尔生活的社会中，有被吃危险的人们就应该团结起来，迫使吃人者用他自己的生命抵偿被吃者的生命，以眼还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