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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任何风格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它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逐渐形成的。在它已经形成之后，仍然会有新的发展和变化，决不可能完全停止不变。
这样看来，现在国画家们所谈论的“变”或“没有变”，只能是就某些风格而言。但是，风格既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显然也不是地朝一夕就能变的。风格的变和不变，并非徒托空言或光凭勇气所能奏效。
石涛和尚在他的《画语录》中说过：“凡事有经必有权，有法必有化。一知其经，即变其权；一知其法，即功于化。夫画，天下变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势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阴阳气度之流行也，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这是石涛论变化的一章中最精辟的见解。历来论画的著作很多，与此相同的意见似乎也有，但是没有石涛说得透彻。我们从石涛的言论中可以理解，中国画是有它的特殊技法的，正如其他艺术创作有自己的技法一样。但是画家不应该被这些技法所束缚，而应该善于变化运用这些技法，创造新的技法。
从前听说齐白石“晚年变法”，面目一新，大家都很佩服。画史上还有许多画家“变法”成功的例子，也常常受到称赞。看来，他们的“变法”都是自然而然地如水到渠成似的。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盲目地乱变，急于求变，以至于为变而变，那恐怕就不对头了。变不应该是我们的目的。如果仅仅满足于变，以变为目的，不管怎么变，只要变了，就以为都是好的，这有什么意义呢？
实际上，所有的国画家虽然画的都是中国画，有他们的共同点。可是，不同的画派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画家又有不同的风格上的特点。这些不同的风格或风格上的特点，总是在不断地形成中，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换句话说，任何画派和任何画家，无时不在形成着一定的画风和画法，也无时不在发展变化中否定原有的画风和画法，而创造新的画风和画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变化总是有的，只是多少不同，快慢不同，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罢了。因此，用不着揠苗助长，硬要它变。
尽管有的人宣称，他已经变了，你倒无妨冷静地看看到底他变了什么。比如说，有的人拿出来的作品，在思想内容、表现形式、构图和手法等方面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仅仅在用笔或用墨的时候，或浓、或淡、或软、或硬、或干、或湿，有了某些变化。甚至于这种变化，有的还不如原来的和谐、一致，反而造成了风格上的不协调。那末，我们能不能说这样的变也是好的呢？
由此可见，变不一定都好，不变也不一定都不好。在这些地方非常需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关键在于创造条件，积极鼓励画家们，不断地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对客观事物做到深刻的研究，根据不同的题材和描写对象，运用正确的艺术手法，把我们这个时代的面貌，从各外角度表现出来。
有书赶快读
我有许多书，没有好好读；有的刚读完还记得清楚，过些日子又忘了；偶然要用，还要临时翻阅，自己常常觉得可笑。
这种情形别人不了解，总以为我有什么读书的秘诀，不肯告人。其实我的确什么秘诀也没有。把真相坦白地告诉读者，还有一些人仍然不相信。几个学校的青年同学来信约我去讲读书的经验，我很惭愧不能答应他们的请求。昨天到书店门市部走走，遇见几位同学，不客气地拉住我，说要“聊一聊”。我们终于就目前读书的问题聊了一阵子。
看来他们都在找书读，而以找不到自己需要的书籍为苦。我们的话题就从这里展开了。
有书的人不一定读书，没有书的人却找不到书读，这是多么不合理的现象！然而，这又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没有书的人如果不向别人借书，不到图书馆借书，也不来书店门市部看书，那就简直毫无办法；而有书的人，总觉得书已经属于自己所有，随时都可以读，满不在乎，反倒不急于读书或者不想读书了。这种现象不是人人都能遇见的吗？
大家也许还记得，以前报纸介绍过宋代苏东坡写的《李氏山房藏书记》和清代袁枚写的《黄生借书说》这两篇文章吧。我们要学习古代读书人的勤奋精神，千万不要藏着一大堆书而不加以利用。
我想在这里向大家介绍另一个故事。明代有一部笔记，名为《泽山杂记》，不知作者是谁。这部笔记中叙述了明代洪武年间的一位御史大夫景清的事迹。景清与方孝孺齐名，为反对永乐政变而同时殉难的明代杰出人物。他在青年时代，勤奋读书，过目不忘，为同辈之冠。据载：
“景清倜傥尚大节，领乡荐，游国学。时同舍生有秘书，清求而不与。固请，约明旦即还书。生旦往索。曰：吾不知何书，亦未假书于汝。生忿讼于祭酒。清即持所假书，往见，曰：此清灯窗所业书。即诵辄卷。祭酒问生，生不能诵一词。祭酒叱生退。清出，即以书还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此相戏耳。”
象景清这样勤学强记的人，实在难得。但正因为他自己没有秘本，而如饥似渴地想读同舍朋友的秘本，所以他特别努力，只用一夜的工夫，就能背诵全书。反之，他的同舍朋友虽然藏有秘本，却没有读它，所以经不起考问。显然，景清的目的是要警告他的朋友，要朋友注意利用书籍，不要死死地藏书不用，而不是想要强占他朋友的秘本。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得到什么体会呢？我以为，最重要的体会是：有书就要赶快读，不论是自己的书，或是借别人的书。即便有些书籍本头太大，内容很多，无法全读，起码也应该扼要地翻阅一遍，知道它的内容，以免将来要用，临时“抓瞎”。
清代的一位著名学者包世臣，留下一些名言，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也很有启发。他曾经写过许多对联，一直流传至今。其中有一副对联，我忘了他写的上联，只记得下联是：“补读平生未见书”。这一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还有一副对联，我也只记得下联，他写道：“闭户遍读家藏书”。这一句同样使我受到很大的鼓励。后面这一句似乎不是包世臣自己的，而是宋代陆放翁的诗句。
古人每到书多的时候，往往也有了相当的地位，正如袁枚说的：“通籍后，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蟫灰丝，时蒙卷轴。”这不能不引起订真的读书人的警惕，他们时常写下许多座右铭、对联之类以鞭策自己，生怕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什么书也没有读。以古喻今，那末，我们现在就更要趁着年青的时候，抓紧机会，赶快读书。
有的青年同学认为，景清能够读到秘本，真“带劲”，我们可惜没有什么秘本可读，这怎么办呢？其实，古人所谓秘本，内容并不稀奇，我们现在的图书馆拥有成千成万的历代秘笈珍本，如果你需要，就可以借来阅读。何况古人所谓秘本，有许多现在都已经大量翻印了，很容易买到手，又有什么稀奇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革命经典著作，人人都可以读到，这个条件实在太好了，古人又怎么能够比得了我们呢？
最后，我奉劝青年朋友们，你们手上哪怕只有几本政治理论和科学研究的书籍，也要赶快先把它们读得烂熟。因为它们所包括的知识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这些是最重要的基础知识。只有让自己的基础打好了，将来读其他参考书才能够做到多多益善。如果现在丢开这些基本的书籍不认真苦读，一心想找秘本，只恐望梅止渴，无济于事。一句话，我认为你们现在手上已经有书，希望你们赶快读吧。
“半部论语”
读书不必求多，而要求精。这是历来读书人的共同经验。为了突出地表明读书要少而精的道理，我想最好把宋代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例子拿来作证。
大家知道，在宋代赵匡胤、赵光义兄弟利用兵变，取得天下，建立了宋代封建政权的时候，第一个著名的宰相便是赵普。据《宋史》卷二百五十六《赵普传》载：
“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门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
本来赵普读书很少，平素又不喜欢说话，所以人们总以为他没有读书。宋代祖赵匡胤常常劝告他，甚至于很严厉地批评过他。据说有一天，宋太祖“登明德门，指其榜问赵普曰：明德之门，安用之字？普曰：语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无言”。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宋人的笔记中还能找到一些。可见赵普的文化水平确实不高，连拟定一个门楼的榜额都不会，罗里罗索地叫做什么“明德之门”。宋太祖看了很不高兴，所以责问他为什么要加个之字。
但是，深入一步看去，赵普实际上早已知道读书的重要，而且暗地里很努力学习。特别是对于《论语》这一部书，赵普读得烂熟。所以后来在宋太宗赵光义的面前，赵普就敢于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在这里，他说的分明是一部《论语》，想不到人们却把他的话断章取义，变成了“半部论语”，并且历代相传，居然成了典故。
我们现在不管他说的是一部《论语》也好，是半部《论语》也好，都应该由此体会到少而精的读书方法。虽然，在赵普和其他古人的心目中，《论语》是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唯一法宝，他们只要熟读这一部书就足以应付一切了。这一点，我们与他们根本不同。如果我们现在也还是死抱住《论语》这一部书，读得烂熟，尽管也有用处，却仍然无补于实际，这是可以断言的。但是，我们却无妨按照我们的需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选定任何一部书，读得烂熟，正确地掌握和运用其中的原理原则，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
比如说，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共产党宣言》这一部书，我们假使能够读得烂熟，那末，我们就决不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发生认识上的错误。又比如说，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假使能够熟读其中的一卷或半卷，那末，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这就有很大的作用。同样，对于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报告，我们假使反复地加以研究，用来解决当前的许多重大问题，显然是有极大作用的。
无论读的是哪一部经典著作，只要真的读得烂熟了，能够深刻地全面地掌握其精神、实质，在这个基础上，再看有关的其他参考书，就一定会做到多多益善，开卷有益。所谓精与博的关系，在这里也就自然而然地会得到合理的解决。当然，精读的书多一些更好，参考书更是看得越多越好，这些都是无止境的，决不要以一部书为满足。我之所以引用“半部论语”的典故，无非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罢了。
至于在读书的时候，尤其对于必须精读的书籍，态度务须认真，精神务须集中，遇到不了解的或者不完全了解的地方，总要查问清楚，不应该一知半解自以为是。如果自己选定了一部经典著作，自己又懒得读，想找便宜，假借集体学习等名义，只听别人朗诵或讲解，以代替个人专心的阅读，结果一定学不到什么东西。
唐代一个节度使韩简读《论语》的故事，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唐代高择的《群居解颐》和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都记载了这个故事。据说：“节度使韩简，性粗质。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令讲论语。及讲至为政篇，明日谓诸从事曰：仆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闻者，无不绝倒。”
不要以为只有韩简才把“三十而立”，错误地理解为“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诠要是自己不专心读书，而一知半解自以为是。那就难免要做韩简第二，第三或者等而下之了。
读书也要讲“姿势”
看见这个题目，一定会有人觉得很奇怪。可不是吗？我们要养成读书的习惯，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读书也要讲“姿势”？这就难以理解了。
其实，这个问题还是不难理解的。无论做什么活动，都要讲究一定的姿势。人们日常的每个动作，如果仔细加以观察，几乎都有与它相适应的某种姿势。正确的姿势和不正确的姿势，产生的结果往往很不相同。从我们大家熟悉的学校生活情况来看，这个问题就更加容易理解。
走到操场，有一个最突出的感觉，就是人人都特别讲究姿势。跑步要有跑步的正确姿势，打球要有打球的正确姿势，举重要有举重的正确姿势，跳高、跳远也要有跳高、跳远的正确姿势，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如果姿势不对，不但身体得不到良好的锻炼，甚至会扭伤、跌倒，后果很坏。因此，体育老师和熟练的运动员，生怕年青的同学下操场活动没有经验，积极地在现场进行辅导，讲解各项动作的正确姿势，纠正许多不正确的姿势。下操场的同学也很注意练习各种姿势，互相督促，成绩显著。
同样，在生产实习和参加实验的时候，大家也很认真听取老师傅和熟工人关于操作规程的讲解，并且在机器旁边从事操作的过程中，很注意每个动作都保持正确的姿势，以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但是，当我们走到学生自习的教室和图书阅览室一看，情形却很不一样。在这些地方，一部分同学往往表现得很随便，有的顶着阳光，有的背着光线，或者斜倚在书桌旁边，或者蹲在阴暗的角落里，埋头在看书、做习题。还有的虽然坐着写东西，可是，偏偏又把头侧向左边，搁在左臂上，斜着眼睛看右手的笔尖在练习本上移动。为什么他们在这些地方，对于自己读书和写字等等，就完全不讲究姿势呢？
我想劝告这些同学，要努力纠正不正确的读书姿势，讲究正确的读书姿势。事实早已证明，有的同学因为马虎大意，缺乏正确的读书姿势，以致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些严重的不健康状态，如近视、驼背等等。如果许多青少年都戴上了眼镜，岂不令人惋惜？现在只要努力纠正，他们之中除了极少数由于先天性的原因以外，一般是能够逐渐好转，或者停止发展的。希望教师们、家长们，配合同学们自己，共同创造条件，形成风气，促使每个青少年都具有正确的读书姿势。
有的人说，姿势问题只是外表现象，与内在精神无关；我们有饱满的精神，努力钻研学问，顾不上什么姿势问题。这种论调，似乎很有劲，精神可嘉，而实际上是非常有害的。姿势问题在本质上说，恰恰是精神状态的一种反映。试想一想，如果摆着东歪西斜的凌乱散漫的种种姿势，这算得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
明代薛岗的《天爵堂笔余》中有一则记载，可以说是谈论读书姿势问题的。他写道：“读书、作文俱要一副真精神。坐则神奋，卧则神驰，此常情也。然卧常可以作文，而必不可以读书。曹操有欹案可卧读，杨盈川有卧读书架，二君不知何见。今之对书而睡者当效之。”
薛岗的意见照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也应该承认他基本上是正确的。不管是读书或者是写作，不拿出真精神就一定搞不好。坐着比较容易提起精神，这完全符合生理规律。即便我们现在不一定都要强调象古人那样“正襟危坐”，但是，能够坐得端端正正，也决无害处，只会有好处。而且坐的地方还必须注意光线，不要阳光直射，也不可背光。如果能够做到“窗明几净”就更好了。
至于躺着看书等等，固然不必绝对反对，可是的确不应该当做正确的姿势。对于一般健康的人来说，如果认真阅读重要的书籍，最好不要躺着。所谓“卧常可以作文”也只能是思索文章的若干要点，或者是病人口授文章的内容而已。三国时代的曹操和唐代的杨炯，虽然都是有杰出才能的，特别是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盈川，在儿童时期就被称为神童，这两人可能有独异于常人之处，但是他们卧读的例子也仍然不足为训。
如今青年同学们读书的风气很盛，大家对于读书的姿势问题，就越来越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昨天刚好有几位青年同学座谈这个问题，因此，我愿意把这意见公布出来。
观点和材料
这是讲在写文章的时候，怎样处理观点和材料的关系。因为有的读者来信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反映了不同的意见，所以要谈一谈。
观点和材料的关系，也是虚和实的关系。近年来常听到说“要务虚”、“也要务实”、“以虚带实”、“就实论虚”等等。这里所说的虚，大体是指的理论、原则、思想、观点方面的，而所谓实则大体是指的实际情况、具体材料方面的。
据读者的反映，对于虚与实，即观点与材料的关系，在一些人中间曾经有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归纳起来不外两种：一种强调要重视观点，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