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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去了太原市，在山西大学办的一个美术考前班里学习。这是我和我爸相互妥协的结果。考美术院校不用考数学，避开了我的弱项。我则可以离家去太原市享受我的自由。
那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在太原上了班，开始挣钱，经济上独立了。我很羡慕他，有一天我去找他，没想到他们整个科室的人下班后都没有走，陪着科长打扑克，科长不走谁也不走。好不容易散伙，我同学说天天陪科长打扑克都快烦死了。我突然觉得权力的可怕，我说他们打他们的，你就说有事离开不就完了吗？他说不能这样，要是老不陪科长玩，科长就会觉得我不是他的人了，那我怎么混？我知道他已经在一种游戏中，他有他的道理，但我从此对上班失去了兴趣。
在一种生活中全然不知自由的失去可谓不智，知道自由的失去而不挽留可谓无勇。这个世界的人智慧应该不缺，少的是勇敢。因为是否能够选择一种生活，事关自由；是否能够背叛一种生活，事关自由。是否能够开始，事关自由；是否能够结束，事关自由。自由要我们下决心，不患得患失，不怕疼痛。
小的时候看完《西游记》，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面对着蓝天口里念念有词，希望哪一句能恰巧是飞天的咒语，让我腾空而起，也来个一个跟头能飞十万八千里，这些年跟头倒是摔了不少，人却没飞起来。我常常想，我比孙悟空还要头疼，他能飞，能去天上，能回人间，我却不能。我要承受生命带给我的一切。太阳之下无新事，对太阳来讲事有些旧了，但对我来讲却是新的，所以还是拍电影吧，这是我接近自由的方式。
我悲观，但不孤独，在自由的问题上连孙悟空都和我们一样。
自由地掐蛋自由地掐蛋
田戈兵，出生于西安，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自由职业者，戏剧导演。戏剧作品有《北京蓝》（1997年）、《杀手和高雅艺术》（1998年）、《婚姻合作》（2000年）、《妈咪报告》（2000年）等。
在1989年初的北京，有一群当时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排了一个戏，在这个戏的演出节目单里有一封 “致观众的信”。这封信既煽情又庄重，是文革后期成长的、穿过末代蓝制服的那代人才有的味道和表情。那时候，一堆人聚在一个没有暖气的彻骨寒冷的排练场里，围着几床烂棉絮，仅仅靠一遍遍的读那封信里的句子就解决了取暖的问题。我曾参与了这个戏剧的排练和这封信的起草。因此，这封信里有些话现在我还会想起来，其中有句话是：戏剧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大约十四年前的一拨年轻人对于未来生活选择的匆忙表态。而在随后到来的整个九十年代的生活提示出，事情哪有这么简单。
现在提起这事是因为编辑给出的这个题目，让我想起在那个年代大家获取“自由”的一种方式。以上提到的这个戏剧的参与者是一些学生和自由身份者（其实就是分配了工作又不满意正在踩空挡的阶段），演出的戏剧也不在正式的国家剧院的计划和管理范围，这样的戏剧不允许公开演出（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但我参加的这个戏最终还是像一个国家剧团的戏一样公演了。之所以能够公演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朋友他妈，通过他妈的关系获得了一个政府文化机构的演出许可证，这个机构作为演出主办单位被显著地印在海报上，演出合法地实现了，但彼此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是当时的独立表演和美术展览得以实施的一种普遍的模式，通过“朋友他妈——主办单位”的掩护来实现的某种程度的自由表达。
这是在一种不自由的体制下谋求自由的策略，就像一只海豚通过不断地跃出水面的短促飞行，来实现能够在水底深处和其它异性交配的另外的欲望，用一个表面上的行为来帮助私下里的另一个行为，这是在我们的生存背景下必须反复学习的聪明游戏。后来，我的大学分配也延续了这种“朋友他妈——主办单位”的模式，先找到一个正式单位通过假接收的办法，再落下北京户口。差不多那时候选择自由身份的人，几乎都经历过类似这样移形换影般的过程。这个单位我一天也没有去过，这个户口十几年来和我也没见过几面。有人问起这个户口对我后来的生活有过什么作用？我能立刻想到的是在那些深夜两点的时候，我的身体出现在大街上时，没有外地人那种对于一次突如其来的检查的担心。我没有想到，我多年来在这个城市的深夜行走，其实是被那个不怎么露面的户口掩护着。实际上，我们时时感受到的自由可能就是在某种物质形式掩护下的幻觉。
1999年，我的另一个戏剧准备在北京的剧场里演出，这时距离前面提到的“致观众的信”那次演出已有十年的时间，但这个计划搞到最后，又面临着“朋友他妈——主办单位”这样一个十年前的老问题，但要比当时简单多了，即使没有“朋友他妈”，只要商业就成。一切准备就绪，只剩下把剧本拿到“主办单位”审查。那天晚上，我在房间里整理剧本，看着我们戏剧里的那些台词发愣，无法将它们与一个审查的动作联系在一起。忽然在一瞬间我对这件事情失去了兴趣。不仅是对于审查、商业这些东西，还对包括这些在内的剧院、舞台、观众，谢幕……等等这些环节所构成的戏剧整体上产生了怀疑。这个怀疑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你今后没法再干这事了。说到这儿，我本来想假装一下，解释这种怀疑是由于对戏剧的纯粹性和自由的定义重新获得了认识，不想再耍小聪明了。但实际情况却是，在这个瞬间我明白了，我做的戏剧跟以上诸项目其实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却腾挪躲闪了这么些年，你要入我这个裆，而我却入了你这个裆，这种误会还是经常发生的。窗户纸一旦被捅破，其它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这里，自由可能就是忽然之间捅破了一些原先不愿意被捅破的窗户纸。
再转过身来看我们做的这些戏剧，就有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感觉。开始从“标准中的正常生活轨道中出走”。“出走”后的快乐不仅是自由任性，更重要的是不必再纠缠在一些原本就与你无关和无效的事情中去浪费时间。戏剧对于我已不再是“光辉灿烂的舞台”，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说法。戏剧甚至可以不是戏剧，而仅仅是随身携带的一把钥匙，随时带你进入你愿意到达的地方。在这些地方没有了行规和“老师”，和你谈论戏剧的可能是酒吧的艳舞女郎、歌厅里的小姐、公司里的白领、幼儿园的阿姨和孩子。演出的剧场也扩大到会所、歌厅、售楼中心、街头、公园甚至只是发生在纸上的妄念和空想。在这里戏剧没有边界，所有的边界都只是别有用心的藩篱，现实有多大，戏剧就有多大，现实有多小，戏剧就有多小，彼此如影相随。因此，戏剧也成为我进入和逃离生活的借口和理由，但是也让我又一次次地陷入左冲右突的困境里。所以自由不仅是捅破窗户纸后的快感，自由还是捅破之后的重陷困境。
我至今对多少年来参与我的戏剧排练的那些没有任何戏剧背景的参与者的动机感到好奇，他们告诉我的答案中有一些让我印象深刻。一个答案是因为戏剧可以给他不可替代的经历，还有一个说法则是可以让他尽可能的为所欲为，也就是现在正在说的自由吧。我想起我们的戏剧里最过分的行为就是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自己掐蛋，由此推论戏剧具体的带给我们的一点点自由就是可以在舞台上掐自己的蛋，如果让这种自由再多一点，就是一边掐还一边恳求自己赶紧松手。
说到这里，让我认清了自己是一个怎么都不会相信有自由的生活方式这档子事的人，虽然不相信，但我依然认为戏剧还有必要继续做下去的最后的理由仍然还是对于自由表达的需求。
自由地掐蛋小豆面馆之来世
“小豆面馆”坐落在SOHO现代城商业街的北侧。坐在二楼临窗的位子上，可以看到窗外长安街上车来车往，极好的隔音效果使窗外的繁华变成静音的画面，坐在繁华边上，却与繁华市声隔绝开来，是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置身此处可以隐身在自己的世界，静静地观察窗外喧嚣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狄更斯在遥远的1859年说的，“这是我的世界，与他们的完全不同”，这是《美女与野兽》中那个绝美的画外音说的，那个充满魔力的男人的声音一再响起，在空旷嘈杂的背景上一再与我相遇。
有空的时候，总想约你来坐坐、聊聊。 ——木木
木木，《SOHO小报》编辑
木木：前一阵看报纸，看到苏东坡的真迹在杭州现身，此真迹被拍卖到近 2000 万。我当时很有冲动要前往一见。苏东坡是我最爱的一个文人，他留给后人的资料非常多，我们可以看到他传奇的坎坷的又是至死乐天的一生。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这样记述道：他临终时，他的好友维琳方丈前来探望，一直陪伴着他。方丈一直和他谈论今生与来生，劝他念几首谒语。苏东坡笑了笑说：“鸠摩罗什呢？他也死了，是不是？”鸠摩罗什为印度高僧，在汉末来中国，独力将印度佛经三百卷左右译成中文。一般人相信他是奠定大乘佛法的高僧。第二天，苏东坡更加衰弱，根据风俗，家人要在他鼻尖上放一块棉花，好容易看他的呼吸。这时全家都在屋里。方丈走得靠他很近，向他耳朵里说：“现在，要想来生！”苏东坡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其实苏东坡是佛教徒，但在最后的时刻，他并不相信有一个来世在等着他。这倒与他身上的道家气质相符，“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 ”。苏东坡是古今第一洒脱之人，一生向佛，在最后的时刻却轻松撒手，连一个来世的梦都不给自己。
湾景：可能文不对题吧，你讲的故事让我想起美国大片《黑客帝国》。在里面，我们和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个虚拟的幻象，真实的世界掌握在一群编程序的人手里。这种想象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不过这反映了人们一个共同的心理，否定现实世界而幻想一个另外的世界。但是现世和来世的构想也很巧妙，两者在时间上有顺序上的联系，而且前后有因果关系。
木木：对啊，佛家讲的是三生轮回，因果报应，这的确给世人莫大的安慰。我假期曾去普陀山玩，在渡船上放着佛家的音乐，其中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因果报应歌》，歌中唱到：今生你生得端庄是因为你前生常在佛前献花，今生你聋哑是因为前世曾开口辱骂爹娘。听着那首歌的时候海上风平浪静，心里说不出的平和安宁，好像此生有了凭据，看不见的地方有最公平的裁夺，此世的阴影终会一扫而光，此世无望的愿望都能在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来世一一得偿。
湾景：的确，相信来世可以有一些积极的作用，比如劝人行善，比如适当抑制一下膨胀的欲望等等。在这个世界上，人还是应该有所约束有所畏惧的，像王熙凤 “不信什么阴司报应”那样的胡作非为，像“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之类的宏伟抱负，常常带给我们现世的是无序、混乱和灾难。
木木：我们受的是唯物主义的教育，相信人全部的意义都在今生，有时盲无目的，有时急功近利，我们要所有的回报都在即刻出现，因为人生易老，我们怕来不及。但是，总会有最无望的时候，现世的所有力量都不能实现我们的愿望，这时我们就想要一个来世，希望在那一世，我们还能记得今世的种种，并在一个全新的开始里，找寻今生不能获得的意义。
湾景：这里也许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因为现世的长度是可度量的，而宇宙是永恒的，以有涯之身度无涯之世，难免会产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悲伤。这时候，来世轮回说可以用来安慰今世的人们，就是人的情感、思想是可以不死的，可以延伸到无穷。
木木：另一方面，相信来世也许和今世有太多的困惑有关。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那些伟人在最后的时刻会皈依宗教，托尔斯泰、牛顿，因为所有天才的头脑都解答不了人世间无数的不解之谜，命运之感在无能为力的时候就会出现在我们头顶。在这个世界里一定有一些东西是永恒的，它能跨越前生今世和来生，而人的身体脆弱而又短暂，不过是某种精神的寓所。
湾景：不过我觉得需要一个平衡，过分相信和依赖来世的宗教和社会都会使人变得十分消极，毕竟今世生活的丰富精彩带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难得的体验，放弃和虚度都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尽管我们知道生命的终点是“心事终虚化”，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但我们仍会努力追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有限过程。也许正因为短暂和有限，这一过程才显得更加珍贵。
木木：大学时我看过一本小说《永远不死的人》，忘了是谁写的了，小说的主人公得到魔法，成为一个永远不死的人，他尽情挥霍，直到几百年后他爱过的人一一老去死去，而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他能够死去，像他所有爱过的人那样，因为漫长无边的生令全部乐趣都不复存在。所以，有限的定量的才会产生幸福。我有不死的愿望，但并不想要无穷循环的来世。
对不起，有点离题了，我们下次再聊吧。
北京啊，北京一个伟大城市的魅力——巨变中的北京
很少有哪个城市在获得无限的感慨的同时，还会被吐来无数的口水，北京——这两个不过12画的汉字承载了太多的悲欢离合、世事沉浮。 黄城根脚下的北京人，善谈，牛气，也罗嗦，也锝瑟。 历经元明清三朝，中华民国乃至新中国的红旗冉冉升起的数代老都，见证着尘世沧桑，是欲言又止的承重和悲凉。 城墙拆了，胡同没了，车堵疯了……但是快乐和幸福还是在的。话剧在上演，音乐在演奏，展览也在继续……是的，没有哪个城市容纳了那么许多的艺术家，不但从事了创作，还开起了餐馆，活得有滋有味；没有哪个城市能将众多的外地人在短时间之内全部消解成北京人，咱北京，那哥们…… 北京在北京人眼中是北京，一个有记忆，有生命，可爱可骂的城市；在外地人眼中，不过是一个沾着首都荣光的沙尘暴之都；而对更多身在北京不管有户口没户口的北京外地人而言，这里是一个关于家乡的第二选择，故乡是父母之命，而这里是自己决定投身的城市，无关好坏。 一个不被人谈起的城市是比一个遭人唾骂的城市更为可悲的。 张欣，1965出生于北京。1990毕业于苏塞克斯大学（SussexUniversity），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2毕业于剑桥大学（CambridgeUniversity），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2就职于美国华尔街高盛银行（GoldmanSachs），后加入旅行家集团（TravelersGroup）；1995年回北京与丈夫潘石屹共同创建红石实业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以“建筑师走廊”（后更名“长城脚下的公社”）荣获威尼斯双年展大奖。 我们经常在各种杂志上读到世界各大城市的评比，谁是最舒适的城市，谁是最适合居住的城市，等等。我记忆中被选中的城市有美国的匹兹堡、加拿大的温哥华、瑞士的苏黎世……这些入选的城市的确有他们各自的魅力，但总难免让人感觉单调、乏味。 与之相比，人们还是向往到那些伟大的城市去，去纽约，去巴黎，去伦敦。 一个伟大城市有什么特点？ 她们都有悠久的历史故事，传奇的政治人物，令人向往的文化艺术活动和熙熙攘攘的商业经济。我们总能在伟大的城市中找到丰富的人文文化、独特的自我个性和强大的包容性；我们总能遇到那些带着各种梦想，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这些人的交流、碰撞给伟大城市带来了无限魅力。而这些思想、碰撞又推动了伟大城市的发展，这就是城市的灵魂。 北京是很独特的，我记忆中就有过好几个面孔。 我小的时候，北京的市中心就是天安门，所有和北京这个城市有关的事都发生在天安门——加入少先队是在天安门，国庆的庆典活动是在天安门，悼念毛主席逝世是在天安门，外地人到北京都到天安门广场照相留念。 那时候，我们的国家是政治化的，我们的生活是政治化的，我们活动的场所也是政治化的。 我们也都从照片上见过解放前老北京的面貌，前门一带是市中心，繁华热闹。那时的人都梳着辫子，坐着轿子，离我们好像很遥远。 北京人幽默、爱玩、爱聊天、爱吹牛、爱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