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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生是一出不落幕的大戏，人就是戏里的台词，你方唱罢我念白，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讲，除了猪。
莫言，1955年生，山东高密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1976年应征入伍。1984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深造，获硕士学位。现在检察日报社影视中心从事创作。成名作是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卡》。系列小说《红高粱家族》，在文坛引起了轰动。此作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等多项奖，经张艺谋演绎后的电影《红高粱》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1977年初，我在黄县当兵，有一天跟着教导员去团部听“揭批四人帮”的辅导报告。会议结束时，天已黄昏。我们推着自行车走出团部大院。遍地都是残雪泥泞，寂寥的大街上没有一个人影。无声无息，只有我们的自行车轮胎辗压积雪的声音。突然，团部的大喇叭里放起了电影《洪湖赤卫队》的著名唱段：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我的教导员，一个“文革”前的高中生，身体在车子上晃晃，便猛地刹住车子，跳下来，回过头，朝着团部的方向，仰着脸，听。我看到他的眼睛在昏黄路灯的映照下闪闪发光。我感到周身被一股巨大的暖流包围了。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寒冬将尽，一个充满爱情的时代就要来临了。
这歌声把我拉回了童年。“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更把我拉回了童年。炎热的童年的夏天，在故乡的荒草甸子里，在牛背上，听到蚂蚱剪动着翅膀，听到太阳的光芒晒得大地开裂。用葱管到井里去盛水喝，井里的青蛙闪电般沉到水底。喝足了水，用葱管做成叫子，吹出潮湿流畅的声音，这就是音乐了。
时光又往前迅跑了几年，我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上音乐欣赏课，老师姓李名德伦，是著名的指挥家。他讲了好半天，从秦皇汉武讲到了辛亥革命，只字不提音乐，我们都有些烦。我说，老师，您就少讲点，能不能对着录音机给我们比划几下子呢？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能指挥乐队，但我不能指挥录音机。同学们都笑我浅薄。我一想也真是胡闹。人家是那么大的指挥家，我怎么能让人家指挥录音机呢？
我还写过一篇题名《民间音乐》的小说呢，读了这篇小说的人都认为我很有点音乐造诣，其实，小说中那些音乐名词都是我从《音乐欣赏手册》里抄的。
我们村子里有一些大字不识一个的人能拉很流畅的胡琴。他嘴里会哼什么手里就能拉出什么。他闭着眼，一边拉一边巴嗒嘴，好像吃着美味食品。我也学过拉胡琴，也学着村中琴师的样子，闭着眼，吧嗒着嘴，好像吃着美味食品。吱吱咛咛，吱吱咛咛，母亲说：孩子，歇会吧，不用碾小米啦，今天够吃了。我说这不是碾小米，这叫摸弦。我们不懂简谱，更不懂五线谱，全靠摸。那些巴嗒嘴的毛病，就是硬给憋出来的。等到我摸出《东方红》来时，就把胡琴弄坏了。想修又没钱，我的学琴历史到此结束。
那时候，经常有一些盲人来村中演唱。有一个皮肤很白的小瞎子能拉一手十分动听的二胡，村中一个喜欢音乐的大姑娘竟然跟着他跑了。那姑娘名叫翠桥，是村中的“茶壶盖子”，最漂亮的人。最漂亮的姑娘竟然被瞎子给勾引去了，这是村里青年的耻辱。从此后我们村掀起了一个学拉二胡的热潮。但真正学出来的也就是一个半个，而且水平远不及小瞎子。可见光有热情还不够，还要有天才。
我家邻居有几个小丫头，天生音乐奇才，无论什么曲折的歌曲，她们听上一遍就能跟着唱。听上两遍，就能唱得很熟溜了。她们不满足于跟着原调唱，而是一边唱一边改造。她们让曲调忽高忽低，忽粗忽细，怪一个弯，调一个圈，勾勾弯弯不断头，像原来的曲调又不太像原来的曲调。我想这大概就是作曲了吧？可惜这几个女孩的父母都是哑巴，家里又穷，几个天才，就这样给耽误了。
忽然听到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很入了一阵迷。这曲子缠绵悱恻，令人想入非非。后来又听到了贝多芬、莫扎特什么的，听不懂所谓的结构，只能听出一些用语言难以说清的东西。一会儿好像宁死不屈，一会儿好像跟命运或是女人搏斗。有时也能半梦半醒地看到原野、树木、大江大河什么的，这大概就是音乐形象吧？谁知道呢！
后来，到了1988年初夏，我在北京当兵，一个夜晚，从朋友家回部队宿舍，骑车穿过一条胡同时，突然听到，从幽暗的胡同深处，传来一声高亢嘶哑的吼叫：妹妹你大胆地朝前走，朝前走，莫回头，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十九啊——我刹住车子，站在一棵槐树下——树上槐花盛开，香气浓郁，让我感到头晕——静静地等着那个人，高声吼叫着电影《红高粱》的插曲，骑着一辆载满垃圾的三轮车，摇摇晃晃地冲过来。这是一个收集平房区垃圾的农民工。他根本就没有理睬我。他不知道路边站着的人，跟他高唱着的这首歌曲有一定的关系。他的背影和他的歌声消逝在北京的深夜里。我推着车，慢慢走，心中感到，又是一个时代，即将开始了。如果说上一次，十年前，在黄县，电影《洪湖赤卫队》的插曲，让我感受到一个充满爱情的时代的到来，那么，这一次，这样一首歌，又预示着会到来一个什么样子的时代呢？
动荡不安的十年过去，转眼就到了1998年秋天。这时我已经不当兵了。去大连，签售一本新书。晚饭后，一个人在大街上闲逛。路过著名的地下商场时，突然听到，电影《泰坦尼克号》的插曲《我心依旧》，像汹涌的潮水，从地下满上来。是那个大歌星席琳·迪奥唱的，非常动情非常感人，带着淡淡的忧伤。我驻足在地下商场的通风口旁边，感受着扑面而来的歌声和热烘烘的气流，心中一片茫然。难道说，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吗？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歌声，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音乐。流行看上去是偶然的，但过去多年之后，回首反思，总可以找出一些必然的原因来。七十年代末，坚冰初融，但寒意还在，这个时候，人们从过去的歌声里，得到温暖和慰藉。人心惶恐，初获解放，茫然不知所措，犹如刚从洞里钻出来的冬眠动物，要试探，观望，慢慢地扩展自己的活动范围。八十年代末，过去的红色经典，过去的生活方式，已经不能让人满足。更重要的是人们认识到，几十年来，其实都没有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过，个性的旗帜，一直低垂着，现在，应该张扬起来了，要大胆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往前走，去寻找自己的生活，按照自己的方式，不必去顾虑那些陈规旧律。九十年代末，该折腾的都折腾过了，该尝试的也都尝试过了。尤其是，政治，运动，已经不再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话题，一个消费的时代，一个渴望纯真爱情的时代，可以开始了。但这纯真爱情，已经不是那种朴素的、送手绢、绣鞋垫的、用二胡和唢呐伴奏着的爱情，而是贵族化的、在红酒和钻石的光辉里、在小提琴和钢琴的共鸣中，那种古典的资产阶级爱情了。这样的一个时代，也许已经开始了。那么，下一首让我驻足侧耳的歌声，会是什么呢？
自由地掐蛋家园荒芜
吴思，1957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在农民日报社工作多年，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执行主编。著有《陈永贵》、《潜规则》、《血酬定律》等书。
我的农家小院已经买了四年，只住过三天。院子闲在那里，心里隐隐约约地惦记着，又不敢认真想，一想就满心焦虑——房子怕空不怕住，空久了，就不成样子了。前些天去看了看，果然，房顶墙头爬满了爬山虎，门锁也锈住了。从邻居家借了梯子，翻墙进去，满院荒草，爬山虎竟从门窗的缝隙中钻进了屋里。随行的朋友感叹道：带照相机就好了，没见过这么荒凉的院子。
这就是我的梦想？这就是我的梦想。一个荒芜的梦想。
四年前，我好像中了疯魔，动用了一半积蓄，努着劲买了这个院子。在我当时的想象中，我买到的不是院子，而是一种生活，一种有根的生活，一种源远流长的生活，一种充满了诗意的生活。小院还没有收拾好，关于小院的诗意早已准备下一堆。
我精心自撰了一幅对联：
山村小住，神随当天云舒卷；
史书细读，心与旧时月徘徊。
我为这幅对联得意了很久。现在想来，写的其实并不好，很容易读出城市味道，至少是缺少乡间特色。白云明月随处皆有，城里也有，何必非到乡间小院里追寻？如果这幅对联还有点诗意，那是因为抓住了随处可见的明月。明月是一个永恒的提示，往往在人不经意时展开另外一种时空尺度，让人心头一紧，意识到人生有限，年华逝去，于是我们就从琐屑和蝇营狗苟中暂时升华了。
有了古诗的帮助，我对小院的想象便有了丰富的声音和色彩。春天，虫声穿透绿窗纱。夏夜，听取蛙声一片。蛐蛐从远至近地叫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我站在院子里，可以倾听刘禹锡捕捉过的秋风。
“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
中国的文化传统，用一重又一重的梦想萦绕着田园生活，用一层又一层的细腻感受浸透了田园生活，甚至从无意义中挖出了隽永的味道和意义。
“旧家应在，梧桐覆井，杨柳藏门。闲身空老，孤蓬听雨，灯火江村。”
我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梧桐树，树下有水池，也算得“梧桐覆井”了。门外早有杨树，无须我再种。站在小院里，我可以与草树交感，与虫鸟互动，与秋意春风相融。我是造化中的普通成员，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客人。草木有本心，山中花自落。我也处于自开自落的过程之中。
在城市的高楼丛中，在濒临大道的住宅里，我为什么感受不到隽永的诗意？是水泥大楼本身没有诗意呢，还是现代人的心灵尚未发掘出其中的诗意？如果我们只能领会前人提示过的东西，只能追随那些善于发掘诗意的伟大心灵，那么，我们只好再等待几百年了。诗人的心灵一直生活在农业社会里，还没有来得及在水泥大楼中捕捉灵感。但是，诗意究竟是什么东西？在自高自大的水泥建筑里真可以捕捉到它们吗？
当代诗人海子的名篇是：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的小院面向十三陵水库，左枕蟒山，右临果园。我也可以套用海子的诗句：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湖，春暖花开。然而，海子没有找到幸福，他死了。我的小院也荒了。
当代诗人是怎么干活的？他们依然追随着前辈，继续挖掘前人挖掘过土地，为什么不能换个地方，从水泥缝中抠出点新东西呢？
在小院度过的夏夜，我确实听到了蛙鸣一片。同时，我也需要不停地拍打蚊子。最麻烦的是：小院实在太远，我每周要上三天班，奔波不起。于是，小院就荒芜了。
刚买下小院的时候，我转了许多地方，买了一张条幅：“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现在，田园已经荒芜。浸透了我们文化传统的东西荒在那里，有家归不得。归去就要失去安身立命的位置，就要失去自己的饭碗，就要中断与当代生活的血脉联系。但是，挤在缺乏文化传统滋润的高楼里，吃饱了肚子，灵魂仍感到饥渴。我的生活家园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之根，我的文化家园失去了自己的生活之树。
怎么办呢？努力长出一棵新树呢，还是努力滋生一条新根呢？想象起来，两者都不好办。新根可不是想滋就滋得出来的，即使滋得出来，而且能在水泥的缝隙间深扎下去，那也难免用去三五百年的时光。我们正在模仿的文明类型如此贪婪地消耗过去，吞噬未来，还能维持三五百年吗？我们这几代人，莫非注定了无根的命？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自由地掐蛋我比孙悟空头疼
贾樟柯，电影导演，曾执导《站台》、《小武》、《任逍遥》等影片。
上初三的时候，我的一个结拜兄弟要当兵走。我去送他，他坐在大轿车里一言不发。我想安慰他，便说，这下好了，你自由了。说完此话，他还是一脸苦相，便有些烦他。在我的概念里，只要不上学，不做功课，不被老师烦，便是最大的幸福。而能离家远走，不被父母管教，那更是天大的喜事。我由衷地羡慕他，所以不太理解我那兄弟为何总是沉默不语，并且低着头不拿眼睛看我们。车快开的时候，我实在不想再看他那一脸哭相，便说，你是不是怕我们看你远走高飞，心里不平衡，假装不高兴来安慰我们？
我那兄弟抬起头来，缓缓地说：自由个球，老子是去服兵役！
我随口答到：看你的哭相，倒像是去服劳役。
我那兄弟不紧不慢地答道：球，兵役，劳役，还不都是个役！
我一下无话可说，他的话让我非常吃惊。我这兄弟平时连评书都不爱听，就关心自己养的那几只兔子，这一要去当兵，话从嘴里出来也像换了个人。他的话如一道闪电，照亮了我的世界。这时候，我还是个少年，刚刚过了变声期，从来不懂得思辨，对生活中的一切深信不疑。但我的兄弟突然具有了这样的能力，他的一句话，让我吃惊，更让我在瞬间超越了我的年龄，我到今天感谢他都如感谢圣人，他在无意间启迪了我的思维，让我终生受用，虽然直到今天他对此仍一无所知。
我想应该是巨大的生活变化，让一个从来不善于思考的养兔少年去思考自由的真相。他对当兵问题的看法超越了他形而下的处境，超越了社会层面的价值判定，超越了1984年文化层面的宽容程度，而直指问题的本质。他说出来，如此抽象又如此人道，如此让我触目惊心又如此让我心旷神怡。
我兄弟的思考启迪了我的思考，送他离去，回家的路上想，是不是这个世界真的没有自由，逃出家庭还有学校，逃出学校或许还有别的什么，法则之外还有法则。我一下子好像明白了《西游记》所要表达的意思，孙悟空一个跟头能飞十万八千里，看起来纵横时空，自由自在，但到头来还不是逃不脱如来佛的手掌心。这相当让孙悟空头疼，紧箍咒就是无法挣脱法则的物化表现。吴承恩在我眼里成了悲情的明朝人，《西游记》是一个暗示。整个小说没有反抗，只有挣扎；没有自由，只有法则。我觉得《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小说里靠我最近的一部，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
自由问题是让人类长久悲观的原因之一，悲观是产生艺术的气氛。悲观让我们务实、善良；悲观让我们充满了创造性。而讲述不自由的感觉一定是艺术存在的理由，因为不自由不是一时一世的感受，决不特指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不自由是人的原感受，就像生，老，病，死一样。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们对自由问题的知觉，逃不出法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要放弃有限的自由？或者说我们如何能获得相对自由的空间，在我看来悲观会给我们一种务实的精神，是我们接近自由的方法。
1990年，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不想再读书，想去上班自己去挣钱。我想自己要是在经济上独立了，不依靠家庭便会有些自由。我父亲非常反对，他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上成大学便让我去圆他的梦。这大概是家庭给我的不自由，我并不想出人头地，打打麻将，会会朋友，看看电视有什么不好？我不觉得一个人的生命比另一个的就高贵，我父亲说我意识不好，有消极情绪。问题是为什么我不能有消极情绪呢？我觉得杜尚和竹林七贤都很消极，杜尚能长年下棋，我为何不能打麻将？我又不妨碍别人。多少年后我拍出第一个电影《小武》也被有关人员认为作品消极，这让我一下想起我的父亲，两者之间一样是家长思维，不同的是我父亲真的爱我。
后来，我去了太原市，在山西大学办的一个美术考前班里学习。这是我和我爸相互妥协的结果。考美术院校不用考数学，避开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