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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SOHO房子与自由有关
徐虹，《中国青年报》记者，青年作家。 如果一个穿西装而赶地铁的男人，卖弄地在21世纪的北京高谈阔论：我住了什么城、什么花园、什么雅居、什么屋、什么公社，周围的人定会一丝不苟地看报，慢吞吞地喝茶或者喝着冰水，手指百无聊赖地敲打桌面。偶尔抬一抬头，那是鄙夷地看看天气。瞥都不会瞥他一眼。 这里的背景不是上世纪50年代，那些人不是拿铁锹大干快上脖子上系块白毛巾的那些；也不是60年代穿绿军装系皮带戴主席像章的那些；也不是70年代烫着钢丝一样生硬的卷发的那些；也不是80年代穿了高领毛衣戴马海毛围巾的那些；当然也不是90年代把所有时髦衣服都披上身的那些。这里是21世纪的第3年。鸽子飞旋，羽翼拍动。它们不停歇地，从过去飞到现在。羽翅下快速掠过的北京，旧房子被推倒翻新，孩子长大成人，街道被日渐格式化，暗灰的底色，代之以明艳和灯辉。人们的笑容里加了技术和艺术。机器和钢铁，把茫然的人群包围起来。舞台的追光把他们打得很亮。QQ，他们说。个性，他们说。小剧场，他们说。造爱，他们说。他们一手执红酒，一手端咖啡，口涂唇彩，身披避孕套，裤子上钉满布条和口袋。他们的台词新派，道具稳定。革命！他们作了一个身体前倾、前臂折回、后腿绷直的POSE说。他们的双手还紧攥着拳头——我们还混沌未醒的时刻，社会的场景已经快速旋转和逐渐陌生。 但是如果他吞吞吐吐地嚅诺地说，“我的房子，是单位分的……”周围的人会震惊地回过头来。艳羡地说，“喔，你有两套房子？！” 现代人对于单位分房子的观念已经基本摈弃了。那是一套类同于将农民留在土地上的计划体制下的规则，是意味着陈旧、刻板、不规范和充满了阴谋的老套。它的不科学性在于：把中国人变成了蜗牛，人和房子连在了一起，一辈子不让你分开。那时候人们是房屋的奴隶。现在，对于一个35岁至40岁的小白领来说，一套中档的按揭15年的住房加上一辆中等轿车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认可市场拼杀，崇尚科学规则，多劳多得、物有所值的规则使他们顶礼膜拜。1978年至今，中国用了20余年从每日为温饱而奔波到过上物质享受的生活。从前，他们既是食物的奴隶也是房屋的奴隶。当年包裹着精神消费内涵的邓丽君、录音机、迪士高、牛仔裤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沉潜于历史。 人们在消费的长廊中经历了公房时代、面的时代、呼机时代、手机时代、私车时代、商品房时代。目前，不满足于现状的人们在家居时代企望成为精神贵族。他们努力反抗物欲膨胀带来的人性极端异化，并且试图扭转现状。走在前列的人提出质疑：当对物质的膜拜超越了心灵的良善宽容而主宰了人们的行为之后，人们已经迷失自己，舍本求末，真正的生活品质是不是正在下降。“以人为本”是不是成为了一个空洞的口号。发展至此，这个时期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已经具有非常深入和扎实的基础，并且为住房者和建房者同时提供了实际保障。 房屋永远是人们生活方式的一个象征。在中世纪的欧洲，对于宗教的迷恋使人们癫狂，一个骑士可以在颂诗中激动得三次晕倒，于是尖顶繁复的具有宗教意味的哥特式建筑四处萌生。但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并未受它的影响。自由奔放的意大利人保留着自己的民风。他们吟诗作赋召开沙龙，一个女仆的学识能够与一位学者攀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意大利哥特式建筑很少，即使有，也融入了本土风格。比如，建筑的表层较少装饰而趋于平滑，开了很少的窗子。在百年战争时期的法国，未陷落的城市只剩下一个。那里流动着大兵、醉汉、农夫。村镇里贵族也住毛草房，较好的房子留给孕妇居住。绅士们的两条腿都是弯曲的，因为总要骑在马上——社会生活改变着房屋，而房屋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中国也一样，几百年来，从史书和文学作品或者老照片中可见，中国的百姓并没有住过太好的房屋，北京皇宫脚下那些民女的房屋，也不过是有檐角的小兽或暗红的窗棂而已。寺院和长城象征着权利。百姓的房子一般都用草和泥做建筑材料凑合而来。像《浮生六记》中沈少爷的房屋毕竟少见。从历史上可见，房屋是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的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