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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面对病魔冲锋在前的白衣天使；那些报道事实揭露真相的新闻记者；那些勇担责任不避艰危的人民公仆；那些相濡以沫相互提携的普通百姓——他们是这次灾难中的真英雄！ 每当灾难降临或突发性事变发生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这一类真英雄，他们正是鲁迅所说 “我们民族的脊梁”！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这个重要历史时期，在本世纪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的过程中，我们的民族还将面临种种考验。我们需要这种精神：这种坚忍不拔、不被任何困难摧垮的精神；这种充满理想、终与职守甚至不惜为之牺牲的精神；这种同心戮力、各尽所能共度难关的精神。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这，就是中国精神！ 我希望全民族至少是全北京的人民弘扬这种精神，当然我也希望能够为弘扬这种精神做出贡献。当北京的天空飘满刻写着“中国精神”的风筝的时候，我们把那条风筝线拽在手中；一条线是微小的，但成千上万条线可以拧成缆绳！一只风筝是孤寂的，但成千上万只风筝就是漫天云霞！ 那时候，我们还惧怕阴云吗？！
洗劫生命小豆面馆之危机
木木，《SOHO小报》编辑；湾景，特约嘉宾。 木木：告诉你一个关于我朋友的故事吧。她爱上了她的女友，她不能接受自己爱上同性，但也不能停止。那天晚上，她拉住我，在城东的一个酒吧，说个不停。我看着她，只能安慰她说这一切会过去的。最后她决定去一个基督徒朋友那里寻找安宁，那个虔诚的教徒一直试图说服她信仰上帝，说上帝会让她走出迷途。于是，那一晚，她一直在聆听一个教徒的布道，每一句话都让人肃然起敬。她听完教诲，走出教徒朋友的家，在夜晚的三环路边突然感到旷野无人，看不到上帝在哪里，她招手，打车，在夜深时分又去见她深爱着的女友。她对我说，上帝一定被我气死了。 一年过去，有一天我想起她，于是给她打电话，她说，我好了，上帝没帮我，它自己就好了。 湾景：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挺典型的面临危机和走出危机的故事。我觉得它典型是因为大多数危机看似外力引起，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人的内心危机。 木木：这让我想起首老歌，叫做《世事不可强求》，它说“未来总是不可预测，也不完全可以控制”，这本该是常识性的智慧，可是科技文明的昌盛总使我们误以为我们无所不能，人们为是“人定胜天”还是“天人合一”而争论不休，这真让人迷惘。危机突然降临时，我们应当如何应对？比如眼下这场看似渐行渐远的非典。 湾景：面对危机确实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依仗科学和人类的力量，去提倡“抗击什么什么”和“战胜什么什么”；还有一种是承认科学和人类的局限，承认总有我们认识不到的边界，取而代之用宗教和信仰的手段使我们的内心强大起来。我发现这次非典危机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心理学家开始大谈心理和精神在抵御非典中的作用。 木木：是啊，最近我看到一位乐观的经济学家说，不要害怕危机，危机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我们要学会在危机中生存；最近还有学人开始不断警告我们，要有所敬畏，他们说，科学不是无往不胜，对我们未知的一切，要心存敬畏。 湾景：我倒觉得危机不应该成为生活的常态。人总是趋利避害的，没有人愿意整天生活在危机中。但正因为不是常态，危机来临时，它恰恰会暴露出一个人最本质的东西。一个人如果平时有所敬畏，在危机猝然到来时反而可以平静从容，平时貌似无所畏惧的人往往更容易惊慌失措，因为他心里没有根基。这看似一个悖论，其实合乎逻辑。 木木：那我们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自己的生活呢？很多事情来的时候我们不能阻止，去的时候我们不能挽留，危机一次次突如其来地出现，而我们在其间起起伏伏，有时我们奋力挣扎，但到最后还是要按照事情自己的轨迹，我们可以改变的终究有限。我们在一场场的危机里等待危机过去，有时雄心勃勃，有时感到无能为力。 小时候读书，书上说人总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掌握自己，从那时起，我就有点敬畏命运，到现在，终于长至而立，很多事情却开始不太明白。 湾景：可能有三个层面吧，刚才说的，科学能解决的科学解决，科学解决不了的上帝解决，上帝解决不了的大自然会帮助我们解决，就像你说的，事情有自己的轨迹，你的那个朋友就是一个例子。 木木：我最近看到一段话，是麦克斯韦在他的科学散文《分子》里写的，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他说，“世上万物如何从无到有，科学对这个问题是绝对无能为力的。我们已来到自身思考能力的极限，因为我们承认了万物不可能永远独立存在，所以我们一定是受造而生的。”受造之后我们该如何，他没有说。 湾景：你说的是那个研究电磁波理论的麦克斯韦吧，他诗也写得不错啊，我看过他写的一首《一个男电报员给一个女电报员的爱的信息》，其中一段是：“告诉我，当信息从我的心里沿着电线向你那里奔流，在你里面产生了什么样的感受？你只要揿一下，我的烦恼立时化为乌有。” 对不起，有点离题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我的SOHOSOHO无处不在
如果今天谁还把SOHO简单地按字面理解成居家办公，那一定是个老土。在新浪网和《北京晨报》上联合发起的“人在SOHO”征文中，大多数投稿人把SOHO描述成一种“自自在在”的状态。也就是说，SOHO和非SOHO的分水岭首先是你有没有获得自由。这里的自由同样也不能简单地按字面理解成为拥有“自由的时间”，而是是否拥有“自由的心灵”，或者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高级的自由，听着很玄。 今天社会发展呈现的两个重要特征都是催生SOHO的温床，一是体制内单位的不断瓦解，大量过去依附于政府的单位人逐渐转变成为自觉谋生的市场人；二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工作效率越来越高，工作地点越来越流动，工作和生活、交际、学习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这两个特征带来的后果，一是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以个体身份面对市场，其选择必然是五花八门的，并且更加符合自己个性的，更自由的；二是整个社会效率提高，去掉了组织和管理成本，不存在上班下班节假日的概念，时间的开发和利用被极大化，人们支配起时间来更加自由。当然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不可能被全面掌握的，换句话说，人类的终极自由也是无法实现的，但SOHO也许是无限逼近这种理想状态的一个雏形。 洁尘，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媒体供职十年，现为职业出版人，供职于四川文艺出版社。九十年代初开始写作，著有：散文随笔集《艳与寂》，美术随笔集《碎舞》，散文随笔集《私人版本》，电影随笔集《华丽转身》，长篇小说《酒红冰蓝》、《中毒》，电影随笔集《暗地妖娆》等。 先说一个病句：我从来没有过SOHO的打算，但念头经常有。我所说的打算和念头是两个意思，前者是一种准备，准备把念头降落到行动上去；后者只是空想，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时刻，比如不想起床上班的早上、工作不顺利的一瞬间、加班后饥肠辘辘浑身疲倦的夜晚，总有叫做“SOHO”的一个念头像一只鸟一样飞进脑子里，盘旋片刻，然后，飞走了。 我太知道自己，我是不能SOHO的。这些年来，我所有的文字都是下班后在晚上喝着浓茶写成的，这是一种工作的惯性，仿佛白天的职业是上半场，晚上的写作是下半场，好歹这才算把一场球踢完了。我其实是一个职业作家，和我的编辑职业共同构成我的社会身份，也就是，我是打两份工的人，哪一份都是正职，谁都不是谁的兼职。 我的工作一般都在周一到周五进行，一到双休日，基本上就跟工作无关了。我玩。但每年三个七天大假，因为在家时间太长，我就玩得浑身难受，巴不得赶紧工作才好，重新进入到我所习惯的白天上班、晚上写作的那种秩序中去。那种秩序说来其实也是一种我所需要的人际关系，我离不开人群，但又需要随时抽离人群。 对于我这样的人，如果谈一般意义上的SOHO概念是没有用的。那种SOHO在我看来只剩下了一点自我劝慰的意思，没有什么实际操作的价值，而我的神经是不劳这种安抚的，更关键的是，我没有把自己逼到一个迫切需要它的地步。 但既然时常也有那么一只叫做SOHO的鸟飞进来，那么，它对于我其实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SOHO了。它是一种别处的生活，而生活永远都在别处。 这样的SOHO生活，我在两个人的书里面领略过，两个美国人，一男一女，男的叫梭罗，女的叫梅·萨藤。当然像他们那样生活过或正在生活的人还有很多，而且，他们也用文字将这种生活状态描述出来，只是，梭罗和萨藤的文字更打动我。 两个人都选择了隐居，并在隐居生活中勤奋工作，所以，他们不能说是隐士，他们和这个社会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是我非常喜欢的。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他们都弃绝了过度的物质消费，把生活保持在一个清俊、节俭但又相当体面的水准上。我见过一些现在的SOHO人士，其实他们的物质消费是相当过分的（因为有时间消费，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花了很大的价钱来保持他们的“简朴生活”的基本水准；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初衷，他们甚至比没有SOHO的时候还被物质所困。在生活中，我几乎没见到一个真正安之若素的SOHO人。 梭罗的SOHO书是《瓦尔登湖》，这太有名了。萨藤的SOHO书不太有名，是四本日记体随笔，《独居日记》、《过去的痛》、《海边小屋》和《梦里晴空》。 在萨藤的书里，她呈现出了一个关于生命的结论似的东西，但这并不特殊，世界上有更多的高人更多的著作呈现的比她更完善更清晰，她的贡献在于呈现出了她寻找这个结论的过程。她不是一个劲地往外走，让自己走出来；她是往里钻，她用沉浸这种方式来寻找友谊、爱情、家庭、自我充实、自我完善的秘密。萨藤记下了日子里关于生活中的细节：大自然、园艺、烹调、动物、走访朋友以及朋友来访，还记下了她自己在日子里穿梭时的种种心境：她也脆弱，也怕孤独，很多时候，她还很害怕写作的艰辛；她想见人，见了人又后悔；她不想给读者回信，却不能自控地每信必回；她渴望友情和爱情，但又发现这些都不是她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生活是她的独处，热情而宁静的独处，她在这中间找到了幸福。 《瓦尔登湖》更加伟大。它太静了，静得让人不敢大口喘气。它的确只是一本一个人的书，那种“简单而馥郁，孤独而芬芳”的精神世界是他人难以进入的。我曾经为它里面的一段话而流泪良久，“我并不比湖中高声大笑的潜水鸟更孤独，我并不比瓦尔登湖更寂寞……我不比密尔溪，或一只风信鸡，或北极星，或南风更寂寞，我不比四月的雨或正月的溶雪，或新屋中的第一只蜘蛛更孤独。” 梭罗说，“在可能过光荣的生活的时候，为什么你留在这里？”是啊，为什么我留在这里？也许，为了安全。 如果我们把这句话降下来看，那么我要说，我不太同意这句话，这句话很伟大，但也很狭隘。 我需要一种安全感，它来自我的工作、家庭以及物质保障。这种安全感所延伸出去的责任和义务，让我也觉得非常安全。应该这样说吧，每个人无论留在哪里都是神安排好了的。顺从这样的安排，就是一种光荣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SOHO这个概念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状况以及任何人身上。当你享受你的工作（哪怕它时常会有一些麻烦产生）、享受你的家庭（虽然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享受你的人际关系（这里面会遇到一些让你不舒服的人，也会遇到很多让你欣赏的人），那么你在精神层面上就进入SOHO状态了。我一直觉得，如果你在这里不快乐，你到哪里都不快乐。跟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一个道理，你以为躲得开头顶的乌云吗（如果这乌云是你生命中注定要遭遇的）？你以为回家就是万里晴空了吗？当然，反过来说，你享受在家，享受独自一人劳作的味道，享受跟人群保持距离的一切妙处，那更是恭喜你，你真正是一个由内到外的SOHO人。 需要声明的是，从“安全感”以下的言论完全是从世俗层面出发的。所以，准确地说，这些言论是对梭罗“光荣的生活”的歪曲和误读。但是，我们都是世俗的人，我们所要解决的都是些世俗生活中的难题，高人们会谅解的。
我的SOHOSOHO·798厂和LOFT
邱志杰，1969年生于福建省漳州市，1992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字院版画系，现居北京为职业艺术家。曾举办个展：2001…消失，伊森恩艺廊，纽约；2000…邱志杰摄影，越谷Gen画廊，日本；2001…声音的声音，越谷Gen画廊，日本；2000…日常接触，东方基金会，澳门等等。 工业时代所要求的大生产的集中化曾经取消了家庭的生产职能，将劳动力集中到流水线前，这导致了大开间大跨度的工业建筑的大量出现。后工业时代伴随着信息化的到来，这进一步意味着生产的再次分散化和再次家庭化的可能性，这一点在一些文化产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的房地产商开始把家庭办公作为有卖点的概念加以炒作，并出现了现代城这类明星楼盘。也是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出现改造和利用工业建筑为文化空间的现象。 798厂：工业建筑里的包豪斯遗韵 “大山子艺术区”位于北京城东北角，四环之外，机场路东南侧的大山子地区，原798厂等大型国有企业，现七星集团的所在地。由于一大批艺术家、设计人和各种各样的文化机构进驻空置厂房，“大山子艺术区”己经由一个地理概念演化为一个文化概念，甚至成了北京城新的文化旅游景区，更是时装摄影师的钟爱之地。 这批入驻者中，包括设计、出版、展示、演出、艺术家工作室等文化生产行业，也包括精品家居、时装、酒吧、餐饮等服务性行业。出于各种特殊的行业要求和使用目的，入驻者将原有的工业厂房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定义与改造，他们带来的是对于建筑和生活方式的个性化的理解。这些空置厂房经他们改造后本身成为新的建筑作品，与厂区的旧有建筑展开了生动的对话：在历史文脉与发展范式之间，实用与审美之间。而这批入驻者的生存方式本身就是经济改革的产物，他们展示了个人理念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新的关系：在乌托邦与现实，记忆与未来之间。“大山子艺术区”是“飘一代”的落脚点，是新时期以来的青年文化经过积淀转向成熟的过程。 出现在大山子艺术区的这一现象，牵涉到都市发展、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广泛问题。大山子艺术区现象不应被描述为一种“精英俱乐部” ，事实上，最形而下的物质条件考量，如空间可塑性程度、交通便利性、经济成本等考虑在驱使人们入驻loft空间时是更为决定性的因素，而不是身份认同的意识。 建国后主流意识形态排斥现代主义建筑的功能主义传统，大力批判资本主义文化中产生出来的国际样式，在建筑领域追求民族形式。这种民族样式继承了吕彦直的中山陵的新传统，以苏联版本的欧洲古典建筑为主干，吸收明清皇家建筑的装饰元素，创造出新中国建筑的视觉意识形态，其代表作便是建国十周年时的“十大建筑”。798厂的建设与此同时，却表现为典型的现代主义风格，在那个时代的建筑中成为时代风尚的漏网之鱼。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时代的不合谐音？原因正在于它是工业建筑。 工业建筑没有被纳入意识形态化的建筑文化，因为那个时代的建筑文化似乎更多地斤斤计较于装饰，建筑艺术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建筑装饰。而工业建筑只需满足最基本的空间需求，它必须放弃美观的企图，去除所有的装饰要素，成为一种基本建筑，一种一丝不挂的空间。正是这种排除艺术性的企图，使得工业建筑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被降到最低值，功能主义的思想得以长驱直入，其结果是与现代主义美学的暗合。我们甚至无需去考证，当年设计798厂建筑的东德设计师的教育里残留了多少包豪斯的遗韵？又或许其来源竟是俄罗斯先锋派的构成主义？ 事实上，只要“建设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理想之上加上一个务实的“多快好省”的前缀，五十年代的建筑文化就仍然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