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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包含有对将自己的财富转化为具体证据的各种可能尝试，在这种种关于占有和尝试的努力中，富裕阶层们便购买了一处又一处房子。 随着中产阶层们对住宅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和富裕阶层购买的房子越来越多，我们的住宅 市场背负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居住就再也不可能那么简洁了。
我的SOHO一场浪费
安妮宝贝自由作家，七十年代生。2000年起出版《告别薇安》、《八月未央》、《彼岸花》、《蔷薇岛屿》。作品在众多读者中深具影响，已介入香港、台湾、日本、德国等地区。现居北京，从事摄影采访，媒体策划，专栏，小说写作。 SOHO的状态，一般是两种情况，从事创作或什么都不做。因为这两种状态都只是需要一个人呆着就可以。 长期没有固定工作，就可以称之为无业。无业是指不管你在填何种表格：出境入境卡，暂住证，病历卡，登记表，调查表，听课证，或者只是一张小小的YOGA班训练月卡，所有的职业这一栏，都只能打个叉了事。 它意味着你不会有名片，没有称谓，也没有能够与其他人交换的社会资源。比如你偶尔参加派对聚会，有职业的人会熟络地互相派发名片及进行业务介绍，很快就建立联系。你不会获得这个机会。 通常你不会戴手表，衣着邋遢，脸色和手指苍白，口头表达能力退化，姿态松散。这是因为长期独自在家异化出来的人群。在一个城市里你总是不断搬家，没有办法在一个陌生地停留半年之上。生活内容也没有规律可言。 有时候跑到圆明园去看下雪后结冰的湖，在跳蚤市场出售自己的旧书，有时候就是整天整天睡觉，然后在深夜起床，开始走路，看碟，煮食物给自己吃。也许出去工作汇入人群是最好的麻醉，但多年的社会隔离状态，会使人的口头表达，群居能力，忍耐妥协能力等出现了障碍。比如你不会撒谎，也不懂得掩饰自己的愤怒。 你会发现自己渐渐在变成一个头脑简单，笨嘴拙舌，天真透明的儿童。 彻底的自由意味着你将被所有的人抛弃。没有同事，老板，父母，亲戚，同学，老友，旧爱，新欢等所有的人际脉络。甚至连自己也是个陌生人。 你大部分时间里会一个人呆着。一个人去看电影然后在电影院里入睡。一个人游泳，来来回回，极限是10趟左右。一个人跑步，在公寓附近的一个荒废公园里，那里有许多高大的杨树。一个人去爬怀柔境内一座2000多米的高山，爬到山顶抽根烟，发会呆，然后再爬下来。一个人在一家常去的越南餐馆吃饭，打量来回行人。一个人在酒吧看乐队唱过时艳俗的国语流行老歌。 你不会明白为什么一直会如此寂寞。 如果你写作，你最常接触的人，是送水上门的男人，邮差，电梯阿姨，公寓保安， 24小时营业小超市的年轻女孩以及电脑里数位长期合作的编辑电邮。你会逐渐明白自己做的事情不属于主流社会的范围，对经济，政治，历史没有丝毫推动力。与精神相关的事情，不能导致休息那么就是折磨。所以很多人只在闲暇时才做。而创作者却意味着，你的生活将与这深刻的空虚时刻相关。 它要你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里时刻独立。要你忽略掉生活里大部分繁盛而愉悦的细节，要你观察人群又与他们保持距离，要你长期面对自己的内心，即使面对着的内省和想象，犹如黑暗漫长的隧道，看不到尽头。 它使人时常处于不自知又极其清醒的危险边缘。它使生命浪费的程度加剧。使时间变得寂静漫长没有边际。 如果可以有机会改变，你很想做啤酒推销员，咖啡店伺应，电影院领位员，书店收银员……等一切细微热闹的工作。写作的生涯极其寂寞，并且具备极其强大的强制力。创作者坚持对生命与时间意义的探索测量，但不意味着它是达到幸福的正确途径。没有一个人可以长期面对自己的内心阴影。你也做不到。你会想，天哪，就让我在该死的人群里遗忘掉一切，而不是像头牛一样反刍着时间和记忆。 但是你又开始写下一本书。 你去书店的时候，身边有人叫着你的名字，寻找你的书。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你。但一本陌生人的书使他们沉浸到了另一段时间里面，看到另一种生命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写作使时间得以蔓延和扩展。这是意义所在。 你与别人的对话已经越来越少。有时候一星期之内都不与别人对话。也许每一个创作者都是这样。他们隐藏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公寓里，穿着睡衣光着脚就可以开始在笔记本电脑面前工作。桌子上有咖啡和烟缸，大堆凌乱书籍以及他所喜欢的植物。有时候他会因为工作而遗忘了时间，任窗外的天空转换了颜色，厨房里的食物逐渐冷却。 他只能一个人呆着工作。这是他工作的性质。他不能一边开派对一边写作。没有一个作家会在工作的时候面带笑容，处于亢奋。他只能陷入在深不可测量的寂静里面。 生活已经非常简化。简化到最本能的需求。食物基本上是牛奶，新鲜蔬菜水果以及日本面条。你会在凌晨一两点左右，去附近24小时营业的日本面小餐馆吃晚饭。顺便再去24小时营业的小超市买水果，咖啡粉，烟以及粗麦面包。 在深夜的时候才走出家门。看不到任何陌生多余的人。回到家里，继续工作，到早晨八点左右，洗个澡，然后上床睡觉。 你会花超过10个小时的时间来睡眠。你会一个人坐在街角咖啡店里发呆，观察着人群逾越过一个阳光明亮的下午。你会烹饪一条鱼，在鱼身上划出细细纹路，慢慢用手指抹擦着，渗进盐粒，葡萄酒和姜汁。你会熨平一条裙子上的褶皱，犹如在抹去时间的印记一样慎重。你会因为能够在卧室房间落地窗外看到树枝，能够看着它们入睡，就租下一套狭小吵闹的公寓。 除了工作，其他的时光你都在浪费。 有些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工作或者赚钱，在生命里挖掘着一个无底大洞，那么他的生活即使名利俱全，但甚至连浪费的起限都够不上，因为他所拥有的极其贫乏。而有些人，他甘心用自己的时间和耐心来与生命做各种交换。 一生就是这样的长度，即使不用来做这些事，也只是做些其他的事。 生命是一场浪费。要看各人的浪费程度是否奢侈华美还是困苦潦倒。
我的SOHO从“人在单位”到“人不在单位”
对话人：李成才（中央电视台《人在单位》总导演） 对话地点：梅地亚写字楼茶室 对话时间：2003年7月31日下午3：30 李成才，中央电视台《人在单位》总导演 SOHO小报：你能先谈谈当初拍摄《人在单位》的起因吗？ 李成才：起因可以说就是两本书，一本是纽约时报一个记者写的《中国人生活在单位社会里》，他用一个外国人的视角介绍了五十多年来中国人对单位的依附。比如单位的功能在中国已经不仅仅是单纯将一个人的劳动价值货币化，而是成了一个人精神寄托的场所，单位可以涵盖人的一生，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到他的信仰、政治前途、事业成败，统统都和单位有关。单位的领导可能就是决定你终身命运的人，而这个领导又不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另一本书是杨晓民写的《单位制度》，这本书解构了中国单位制度的由来和单位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当时我们的选题方向是打算表现中国社会的转型，我觉得从单位入手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因为社会转型从国家角度说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而从个体角度看，就是一个从“人在单位”到“人不在单位”的过程。 SOHO小报：那你能谈谈中国单位的由来吗？单位在一个特定年代是不是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呢？ 李成才：这可能和建国初期的社会形态有关，那时的政府是从战时组织状态延续下来的，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国家一盘散沙，经济一穷二白”，军事化的单位制度，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有利于政府通过大规模的政治动员来解决“一盘散沙”的状况。以后五十年，中国单位就逐渐演变成一个覆盖了城市、农村十几亿人口的庞大、僵化机构，单位成了代表政府行使配置资源的机构。 SOHO小报：你拍摄《人在单位》已经有三年多了，这期间中国的单位是不是在逐步瓦解？个体的能量是不是正在迅速释放出来呢？ 李成才：我觉得这是必然的趋势，主要是因为过去通过单位笼罩在个体身上的那些功能已经逐渐在社会化，比如福利分房终止了，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了，这些都有利于促进人们摆脱对单位的依赖。但是单位的迅速消失也给社会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为什么当前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心态普遍都很急促浮躁？因为过去单位中对个体进行心灵抚慰、精神关怀的功能现在社会上还没有相应的机构可以替代。过去单位领导可以关心到职工的每一处隐私，从婚丧嫁娶到生老病死，使得人们对这些形成了精神依靠，从而单位也自然而然成了个体宣泄、倾诉的唯一场所。单位这部分功能消失后由谁来承接？这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面临的一大问题。 SOHO小报：这个话题挺有意思，实际上我们过去只关注单位对个体提供的硬件保障，如福利保障、事业发展等等，而软的一面像精神抚慰也很重要，这一功能甚至起到了社会减压器的作用。那么你觉得这部分转换的前景如何呢？ 李成才：是这样的，一方面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在城市社区建设上将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我知道上海很多社区在为人们提供精神交往建设方面作得很好；另一方面，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交往方式也日益丰富，网络就是当前年轻人结识知己、抒发情感的一个重要场所，比如年轻人在寻找合租房屋的室友，寻找一同旅游出玩的伙伴都可以在网上实现，而像分配宿舍、组织职工旅游过去都是单位的职能。但是这部分功能从单位到社会的转换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SOHO小报：你的意思是说随着原来单位的一些社会功能还原给社会后，个体对单位的依赖就会逐渐消失？ 李成才：也没有那么简单，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社会还要设计一种激励机制来释放个体的创造力。比如我们曾经搞过“硅谷”计划，但是在那里注册公司需要审查你的注册资金、办公场所，需要公章、财务等一系列具有单位特征的东西，而如果这套做法拿到美国硅谷，那些创业的学生公司可能一个都不能合法存在。所以体制很重要，单位体制很难鼓励个体的创造力。而一个个体在和一个社会制度发生碰撞的时候，个体的力量又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所做的“人在单位”征文活动，1500多篇投稿中绝大部分是控诉单位制度的，而从这些控诉中你感到更多的是苦涩和无奈。 SOHO小报：我听说你下一步计划拍摄的一个大型记录片叫《在城市里奔跑》，在内容上是《人在单位》的续集吗？ 李成才：内容上是有衔接的，《人在单位》反映的是人们在体制内的生存状况，《在城市里奔跑》则想反映脱离了体制的一群人，我给出的定义是：自我实现生存与保障的一类群体。这类群体今后在社会中会越来越多，SOHO一族就是典型的这类人。这类人的最显著特征是自我把握命运，自我实现价值，不依托任何机构和组织。这其实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体生存方式的一次重要改变。我希望这部片子完成后，对现在有能力的年轻人可以起到一种借鉴作用。 SOHO小报：你在拍摄了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人物之后有没有从一个社会的角度反思过，单位虽然压制了个体的创造力，有它残酷的一面，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单位也具有温情的一面，可以给社会带来平和及稳定，是否也有正面的意义呢？ 李成才：你说的温情和稳定，其实是对以往一些懒惰和安于现状群体的保护和鼓励。我们说社会应当保护弱者，是指丧失劳动能力的一群人。而我们拍摄的《在城市中奔跑》，并不仅仅把镜头对准SOHO族和白领，也包括了小红马、高尔夫球童这样的所谓弱势群体，他们同样是自我实现生存与保障的一群人。一些人怀念单位的温情和安全感是因为目前社会还没有承接这种温情的场所，但如果因为保留温情而限制个体能量的释放，对社会发展而言则付出的成本太高。在计划体制下，中国人都是单位人，没有自我，没有个性；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前提就是尊重个体，人应该高于任何组织和机构。
我的SOHO包豪斯的骨肉皮影
周榕，男，1968年生，哈佛大学设计学硕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山西省朔州市市长助理，总规划师。目前在清华大学主讲研究生建筑评论课，并从事建筑与城市设计。曾于多家报刊发表建筑与城市评论文章。 1919年发生的事件中，有两件至今还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一是北京的五四运动，它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环境，另一是远在德国魏玛的包豪斯的成立，它极大地改变了这个星球的人工物质环境。今天，也许并非每个中国人都承沐到五四运动的惠泽，但不夸张地说，却没有任何一个生活在当下的中国人敢夸口自己未曾受过包豪斯的影响。一个现代人，从其降生伊始所接触的每一件现代人工制品，都或多或少与包豪斯有关，从书籍影视、服装饰物，到家具器皿、城市建筑，一个人在今日世界仰观所察、俯瞰所见，天上地下，林林总总，举凡现代工业生产出来的物质景象，都无法逃离包豪斯的荫翳。从这个丰饶的当代物质世界的任意一点起身回溯，我们总可以抵达包豪斯的校门，并从那里眺望到工业化所垦掘出的凌乱荒原。在时代的那个剖面上，除了一条大道从背后纵贯而来，前方无阡无陌，方向未明，对于技术进步将会为这个世界带来的伟大图景，人们除了激动不安，还近乎一无所知。包豪斯的创始人格罗庇乌斯也绝不曾料到，他向小城魏玛迈出的这一小步，将会带动整个人类世界纵身跃往何处。 如今我们知道。如今我们清楚。如今我们通过身边物质性的所见所触，无时无刻不结结实实地抠摸到“现代性”的含义。如今我们仿佛身在彼岸，而包豪斯成了逐渐远去的渡轮。对于周遭的现代风景，有人诅咒，有人漠然，有人迷恋。正如历来旅客对向导的评价一样，功与罪，梦或魇，包豪斯的影像在它关闭七十年后显得模糊而可疑。 七十年后还原包豪斯的真相殊非易事，今天大多数人印象中的包豪斯，是一种泛现代设计风格的集合称谓，已经与真实的包豪斯相去甚远。这所只存活了短短十四年，在校学生不过二百，并且在乱世艰难中三易其址的德国设计学校，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始终生存在被过度贬抑与过度褒扬的双重危险之中，何况有太多的传奇故事，为它渲染上重重幻影。甚至，连包豪斯亲历者们的说法都莫衷一是。从抽象意义上谈包豪斯，似乎有一个清晰的对象，然而细究其历史，立刻会陷入一场现代艺术的罗生门。包豪斯在魏玛、德绍、柏林的各个阶段，办学宗旨迥异其趣，绝非一以贯之；不同导师的见解也常常天差地别，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就在包豪斯最鼎盛兴旺的1927年，第二任校长汉纳斯·梅耶私下的看法却是这个学校“名声在外，远远超出了它做成任何一件事情的实际能力。” 因反对他而离职的教师们，却抗议说：“现在有一种危险的趋势，这就是，我们会变成自己曾经发起革命要反对的那种东西：一所职业培训学校。”格罗庇乌斯创造的艺术乌托邦、汉纳斯·梅耶统辖的共产主义堡垒、以及密斯·凡·德·罗治下的实用主义训练营，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包豪斯？也许，在包豪斯被当作一个品牌被消费的今天，历史的真实无关紧要，大众只需要一个权充作现代文明先知的影像，并给它加上一个称谓，以便安心追随。而设计师、教师、与艺术家们也需要这样一堵最后的墙壁，用来抵挡自己在无知中创造世界的恐惧。 与普罗大众的影像崇拜不同，专业人士在受艺术教育伊始，就必须触及包豪斯的皮肉，“包豪斯设计风格”往往会成为其现代设计启蒙的第一课。但事实上，所谓“包豪斯设计风格”，基本上也只具备传播学的意义，而与史实无涉，正如包豪斯资深导师施莱莫在1929年指出的那样：“包豪斯风格是一种‘现代装饰风格’，它拒斥任何过气的风格，而且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让自己保持最时新——这个风格到处都能看得到，但是，我在包豪斯却是没有见过它。”尽管格罗庇乌斯始终都在否认和反抗这一被外界强加的风格枷锁，他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僵化的类型模式对多样性创造力的巨大危害，但大众传媒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