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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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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这一被外界强加的风格枷锁,他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僵化的类型模式对多样性创造力的巨大危害,但大众传媒与理论家们还是一同携手,为包豪斯浇铸上了一层厚重的风格外壳,由此,也扼杀了包豪斯深处涌动的蓬勃创造力。    包豪斯对当代世界更为重要的影响,是提供了一个现代艺术与设计教育的类型学范本。与别的现代艺术思潮和流派不同,包豪斯首先是一所学校,它直指艺术的传承方式这个极为重要的隐性问题。只有解决了艺术传承这个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的根子问题,才能构筑起一套完整并持续的艺术体系,给予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艺术致命的一击。包豪斯的意义,是在巴黎美术学院的“Beaux…Art”体系之外,开辟了新的现代性道路,如果说别的艺术流派对于古典主义艺术来说是斩草的话,包豪斯则是除根。扼住了古典主义艺术的真正命门,包豪斯就此成为终结者兼开创者。其它现代艺术流派一时喧响过后,便断绝沉寂。而唯有包豪斯开枝散叶,将其艺术观与设计观流播到世界各地,终于在二战后成为不可阻挡的国际潮流。成功地解决了接班人问题,是包豪斯卓然超凌于其它现代艺术流派之上,成为现代艺术“正宗盟主”的根本原因。    在包豪斯的教学范本中,以其基础课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最为完备,它通过一系列理性、严格的视觉训练程序,对学生进行“洗脑”,洗去他们入学之前主观、凌乱、随意的视觉习惯,重塑他们观看世界的崭新方式,即所谓“科学理性”的方式。这套方法影响巨大,1945年后几乎成为全世界现代艺术和设计教学的通用法宝,在被这种方法教育起来的一代又一代“艺术新人”的共同努力下,这个现代世界被塑造成如此这般的“理性”面貌。时至今日,中国绝大多数艺术类、建筑类院校,还将肇因于包豪斯的三大构成(平面、立体、色彩构成)当作基础课教学的不二法门。    然而,细究包豪斯基础课教学的理论依据,就会发现,它与真正的科学理性貌合神离,徒具形式理性而缺乏逻辑理性,是先验的而非实证的,既不能被证伪,也缺少统计学的证据。称其为“伪科学”有点儿过激,但其实质确实更接近宗教而不是科学。包豪斯的基础课教学体系,固然是在现代艺术教育的蛮荒地带的第一次成功实验,却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科学真理,而懒惰的后继者却将这种在萌芽期的个性实验固定、僵死下来,成为一种可供全世界学习、抄袭的范本,以及不可撼动的金科玉律。殊不知这只是包豪斯的皮相之学,远非本旨之要。    事实上,包豪斯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它把艺术从某个阶层、某些国家和民族、某种天才神话的垄断中解放出来,并将它归还给每一个普通人。降低艺术的生产成本、提高艺术的生产效率,并使艺术全面而整体地介入现代生活,这是包豪斯对于现代世界的极大贡献。虽然,包豪斯是将感性的艺术用理性化“设计”所替代的始作俑者,并使世界从此沿着“设计中心论”与“设计全能观”的乏味轨道狂驶飞奔,但包豪斯群体在机器碾轧出的现代文明荒原上,以大见识、大气魄、大自信,发大愿力,营造全新世界的无比勇气,七十载之下仍令人感佩追慕,激荡心神。    1923年,格罗庇乌斯在其发表的《观念与建筑》一文中阐明了包豪斯对于时代精神的看法:“支配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已清晰可辨,尽管其形式仍暧昧不明。”在保守的复古主义、粗鲁的实用主义、与媚俗的消费主义的重重围困下,包豪斯智珠在握,颖脱而出,真正为时代精神赋形立法,树立起难以逾越的艺术丰碑。对于时代精神敏锐的判断力、对于技术进步的巨大想象力和操作能力,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包豪斯剔去血肉皮影后的真正根骨,也是它留给我们历久弥新的伟大遗产。    今天,人类科技的飞速发展像一只拼命前窜的猎犬,将我们引向新的蛮荒边缘,以往积淀的、包括包豪斯在内的所谓现代文明已经隐隐发出了臭气。是用隔宿的经验在新的生存旷野上殖民,还是变法图新,沿续包豪斯的精神之路,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的SOHO一个词语的无数种可能性

    木木,《SOHO小报》编辑        有人说,在地球上任何角落的两个人,中间不出七个人的转折,就可以找到这两个人之间的联系。    李天炳是一个做有关长征的当代艺术的朋友从当年的长征路线上找到的一个人。李天炳是闽西山村的一个老头,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生活方式和当代艺术能沾上边。当年日本鬼子到村里拍良民证用的照片,李天炳无来由地迷上了那个黑匣子,第二天,他瞒着家人,把家里的老牛拖到遥远的镇子上卖了,换了一架照相机,从此他的生活变得与众不同。他在黑暗的牛棚里用烟囱透下的光柱自然曝光,不多不少八分之一秒,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他翻山越岭,拍下了那片古老地界的婚嫁生死,风转物移。他不再是一个山村的农民,他以拍照为生,谋生,娱乐,生活的边界完全模糊,他的生活有了他自己说的自自在在,当他被当代艺术家们发现时,艺术家们说,他的行为方式完全是一个当代艺术的行为方式——他关注自由。    小Y是新人类,她从没离开大都市,致力于实践一切看似另类的生活方式,染红头发,在同性恋成为圈子里的时髦话题时爱上一个比她更新的女孩,写过火的文章,被归入美女作家,她每年都有一个短期工作史,在北京或者上海,然后游荡和写作。一次她游荡到鼓浪屿,看着那片海说,这个地方适合写一个长篇,于是当天就在当地租了一个房子,租三个月,刚好够写一个长篇。她的笔记本电脑随身带,手机全球通,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空间。她关注一个生活的姿态——与老贵们不同,她是新贵。    长征路上的李天炳和新人类小Y相隔时空遥远,攀不上联系,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放弃生活轨道,获得无数种可能性,于是生活的外延无限扩大,融合,李天炳被艺术家们尊为一个难得的当代艺术的实践和保存者时惊得不知所措,而小Y,谁知道她明天会成为什么,只有丰富和不确定是确定的。    这就有点像我们在讨论的有关SOHO的话题,或者SOHO正是不确定和无限可能性的容器,而可能性的永不消失是生活魅力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容易被“永远”这个词打动,是因为“永远”以确定的语气宣告了某种可能性的消失。所以,句子里有一个“永”字,总是很容易击中我。比如,有一次我在书店翻闲书,翻到诗人芒克的句子:你,和那些远去的日子,永不再来。我盯着那个永字,脑子一瞬空白。还有一次,湾景拿新出的《三峡:我们在路上,我们眺望故乡》一书让作者签名,我笑湾景行为太年轻。湾景认真地说,不是要签名,是他本来想用在书里但后来没用的那句话太好了,就让他给写下来。我凑过去看,那句话是:书中大部分景色已永沉江底。那是一本摄影集,用图像记录了三峡风光,而那些被千年文人歌咏过的风光将因为一个宏大的工程而消失。我再次被突然击中,“永沉江底”打到我心里,说不出的心痛。    是确定和可能性的消失让人心痛。    同样我问那位做长征艺术的朋友,为什么选择长征?他笑着反问:有比长征更能永远可以自圆其说的概念吗?的确,长征最抽象也最具体,它的里面包含了无限的可能性,它是物质的,很多产品以它为品牌命名,它是精神的,理想主义,革命情怀,人的心理极限,生理极限,甚至茅台酒,喝了它四渡赤水,甚至美国总统上任,报纸要说“他开始了新的长征”,它是一个意蕴无限丰富的概念,成为中国最独特的资源——思想的、话语的、艺术的、物质的、情感的。    我想,所谓SOHO也是如此,它不只是一种生活姿态,不只是可以转化成产品的情感和创意,它像是一种生态,这种生态充满无限可能性,表现到一个人群的生活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表现到一个建筑形态中,成为一个物化的定义它的拥有者的符号;表现到一个精神领域中,成为引领人接近和探求自由的口号。    而SOHO的含义本身,同样液态无形,充满可能,就像我们孜孜以求的自由,永远不能到达它的边界。


我的SOHO小豆面馆之江湖

    木木,《SOHO小报》编辑;湾景,特约嘉宾。        木木:最近我被拉去参加了一次网友聚会,那天去的人我都只是从网上知道一个ID,其他的一无所知。大家见面时颇像江湖各派的集会,互相叫着网名——因为真名多半互不知道,也没想着要问,突然之间每个人的身份都模糊掉,只剩一个ID被抽离出来,象是在另一个空间。我坐在那些ID中间,想到了一个词——江湖。    网络总给我一些江湖之感,潜存在日常生活之下,营造了另一个空间,ID们在这里生活,遵守日常生活之外的规则,恣情任性,每天有人在这里激情迸发,寻求扬名网络,每天有人在这里平淡告别,说终于厌倦,像极了江湖。    湾景:好象是这样,我们平时所说的江湖其实更多是一个想象。人们对江湖的向往也就是渴望摆脱现实世界束缚、渴望拥有更多自由空间的一种内心冲动。人们通过对江湖的向往可以平衡或者释放因为现实中的僵化和刻板所造成的压抑。这可能也是金庸的小说往往选择朝代更迭、纲常松弛的年代作为江湖兴盛的时代背景的原因。    有趣的是,最近有社会学家称中国当代社会也存在江湖化(社会的西西里化)的倾向,呼吁引起注意。他指的这个江湖化其实是说在官方的、公开的宣传口径之外存在一个大家彼此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    木木:其实,从庄子说两条鱼与其在干涸有小河里“相濡以沫,莫若相忘于江湖”起,从《史记》中写下《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魏公子列传》起,江湖就不再是一个实体的概念,而是一个没有边界的超拔出日常琐碎之上的诗化的世界,它的含义无比丰满,涵含了人生的一切,生死,爱恨,功名,隐退,正义,邪恶,它比人生更广大,但在现实的纠缠里,我们遵循了另一套规则—比如长久影响着我们的入世儒道。曾经有一位伦敦大学的汉学家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是因为我们有儒家的思想,儒道里的道德规范全然满足了中国人的需要。人们心甘情愿遵守无数的规则,诗意的梦想安放给江湖。    湾景:的确,人们需要江湖是因为它超越了人们在现实中的种种困境,比如江湖中的激情和厌倦就是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中需要反复面对的两个命题。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被处理成功成名就悄然隐退,这其实寄托了现代人的一种崇高理想。因为在现实中,大多数人无法摆脱欲望的诱惑,真正的“退出江湖”是难以实现的。这时候,江湖不再是一个社会群体的概念,而成为一个人内心的写照,就象《东邪西毒》里欧阳锋说的,人就是江湖,无路可退的。    木木:所以啊,中国社会在长久的时间里,孔子给了人们一个君子的理想,江湖给了人们一个侠客的梦。侠客们生存于江湖,超越了古老的礼教和平凡的生活,侠骨柔情,慷慨赴死,这样的境界成为无数人的理想,从陶潜的“抚剑独行游”,到鲍照的“负剑远行游”,到北大的陈平原教授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到张艺谋在拍完英雄后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的“我最高的生活理想就是仗剑走天下”,好像没有哪个民族对江湖寄予这么多的诗意和情感。可能我们的生活总是在君子和侠客之间挣扎徘徊吧。    湾景:君子存在于现实,需要受儒家各种道德规范和礼仪的约束,侠客存在于想象,可以“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君子和侠客其实就是一个现代人精神中分裂的两个极端。就象所谓的BOBO族,白天在写字楼里是驯服的布尔乔亚,是君子;晚上在酒吧在网上摇身一变就成了狂野的波斯米亚,是侠客。    木木:我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看到辜鸿铭说,中国人一直保有着孩子的纯真,过的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心灵的生活”,或者正是这样的特质使中国的武侠小说源远流长,生死爱恨,剑胆琴心被无限诗化,成为成年人的童话。如果有选择的机会,你是愿意做君子还是做侠客呢?    湾景:每个人的生活目标不同吧,如果有知己相伴,我更愿意做一个侠客,远离尘嚣,归隐天边;但是,我们大家现在过的都是君子的生活,遵守君子的社会标准。你呢?如果有人愿意和你一起居江湖之远,你愿意抛下所有和他一起实践你的侠客梦吗?    对不起,有点离题了,我们下次再聊吧。


书里的乾坤一条路

    关于读书的好处我们已经听过很多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段大意如此的话:不读书的人只能活一辈子,就是“这辈子”;而读书的人可以活三辈子,除了“这辈子”之外,还有上辈子和下辈子。其实读书不仅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历程延长,还可以让我们“这辈子”的生命质量提高,一个人的阅读习惯可以是功利实用的、可以是理想崇高的、可以是快餐娱乐的,甚至可以是蝇营狗苟喜腥逐臭的,这都没有关系,只要阅读了,至少就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充实我们的阅历,修正和补充我们从社会上获得的直接经验,“这辈子”至少就可以活得有些滋润,有些颜色,有些从容不迫。读书也不应当是一种单向度的输入,而是一个将自己的现实体验与书本内容进行交流与分享的过程。书是社会的风向标,书里的小乾坤和外部世界的大乾坤永远是相互作用,互为写照的。个人经验和书本知识的交流与分享,书的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虚构与建构,都应当成为当前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最后,读书还应该是人生和社会中一种重要的平衡和补充,尽管我们处在一个物质愈加丰富、科学愈加发达的年代,但依然会面临大量通过经济手段、技术手段乃至法律手段无法解决的困惑与苦恼。在社会变得越来越功利化的时候,精神价值的平衡作用也同样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么,读书就是化解现实中枯涩与沉重的一剂良方。套用一句大师的话,读书方可使人静观,静观方可使人明断,明断方可使人行动。    

    韩东, 1961年生,山东大学毕业。现居南京。著有小说集《西天上》、《我的柏拉图》、《我们的身体》,长篇小说《扎根》,诗集《吉祥的老虎》、《爸爸在天上看我》,诗文集《交叉跑动》,散文《爱情力学》,访谈录《毛焰访谈录》等。    

2002年1月20日深夜,楚尘送给我一本书。这本书有着深绿色的封皮,书名为五个白色的繁体字“重负与神恩”。我将这本书放进背包里,辞别了楚尘打车回家。一路上,我心里都充盈着一种踏实的感觉。回到家匆忙收拾了一下我就上了床,靠在床头我开始阅读此书,直到窗户发白。    

    这是一本港版的薇依的著作。薇依的书早在六七年前我就读到过,是那本《在期待之中》。那本书至今我已经读了不下七遍,在我的阅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本《重负与神恩》亦然,拿到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读了四遍。后来在我的建议下楚尘所在的出版公司买下了该书的大陆简体字版的版权。我向楚尘要求担任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一来我读过多遍,对书的内容比较熟悉,二来,无论如何我都想与该书或薇依发生一点关系。    

    至少对我个人而言,这本书是非同寻常的,说它是我的“圣经”也不为过。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了那么多的书,有价值有教益的书也不缺乏,但真正能改变人生或安慰心灵的书的确不多,适合于特殊个人需要的这类书那就更加罕见了。和它们的相遇,应该说是一种缘分。    

    薇依的著作所达到的精神高度是绝对的。在我看来,它不仅触及了真理,可以说就是真理本身。薇依也并非是一般的著书立说者,她的生平证明了这是一个非凡罕见的人物。诗人艾略特称薇依为“其才具近乎圣徒的个性的女性”。又说“(阅读薇依)赞同和拒斥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与一颗伟大的灵魂的相接触。”。但即使是睿智的艾略特也对薇依这样的人把握不定,所以才显得有些犹疑不定。他说:“西蒙娜·薇依也许是个已成为圣徒的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沃什也毫不忌言薇依对自己的重要影响,后者对他的意义我想我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薇依的生平以及《重负与神恩》这本书的具体内容在此我就不赘言了(有兴趣的读者可查找已出版的薇依的著作《在期待之中》、《重负与神恩》、《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以及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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