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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象萨依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法律和公共制度虽然不直接生产价值，但它们是生产生产力的；如果萨依认为国家在任何形式的政体下都能够富裕起来，而靠了法律却不能创造任何财富。那是错误的。一国的国外贸易决不可只是在价值理论下以各个商人的看法为依据来加以衡量，就是说，决不可单纯地以任何特定时刻一些物质利益的所得为考虑的根据；考虑这个问题时所片刻不能忽视的是与国家现在和将来的生存、进展以及权力有决定关系的那些因素。
国家对于物质资产势必多少有所牺牲或放弃，借以获致文化、技术和协作生产的力量；就是说，必须牺牲些眼前利益，使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流行学派以单纯的价值理论为依据，认为国家应当象商人那样，向最便宜的供应处采购商品，如果在国外可以用较低代价买得到的任何商品，我们不去买而自己动手制造，那就是愚不可及的举动，认为国家的工业应当完全听任个人私利的摆布，认为保护关税造成垄断者，是牺牲了国家利益使国内工商业者个人获得优惠待遇。如果以任何国家的情况来说，在工业各部门都获得了发展的一个工业力量，是在文化上、物质繁荣上、政治力量上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一点我们认为在历史上已组获得了证明）；如果就目前世界形势来说，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国家处于强有力地位，并且早已在它自己领域以内有着周密的保护，处于这样的形势，在自由竞争下一个一无保护的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已经没有可能；如果这一点是确实的话（我们认为这一点的确切无疑是可以证明的），那么上述的流行学派的论点又怎能站得住脚呢？的确，保护关税在初行时会使工业品价格提高；但是同样正确的，而且也为流行经济学派所认可的是，经过相当时期，国家建成了自己的充分发展的工业以后，这些商品由于在国内生产成本较低，价格是会低落到国外进口品价格以下的。因此，保护关税如果使价值有所牺牲的话，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由此使国家不但在物质财富的量上获得无限增进，而且一旦发生战事，可以保有工业的独立地位。工业独立以及由此而来的国内发展，使国家获得了力量，可以顺利经营国外贸易，可以扩张航运事业，由此文化可以提高，国内制度可以改进，对外力量可以加强。上面提到的那个地主，他牺牲了若干物质财富，让他几个儿子学习生产业务；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利用保护制度，使它自己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国，这种行动在精神上同那个地主是一致的。
有些国家为了促进出口业务，有时会实行一种奖励补助办法，萨依认为“这些都是赠给我们国家的礼物”；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流行学派以单纯价值理论为评判事物现象的依据时，会发生怎样的错误，用生产力理论来评判这类现象就可以得出正确结论，假定法国因为看到它的工业没有能获得充分发展，认为应实行百分之二十五的保护税才能使工业获得保障，而英国方面对于它的出口商却给了百分之三十的补助，这种出于英国方面的“礼物”对法国将发生什么影响呢？法国的消费者固然在几年以内可以较低的代价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工业品，在这一点上占到了便宜，但法国的工业却一败涂地了，几百万人民将沦于乞讨生活，或不得不迁流国外，或改业务农。即使就最有利的情况来说，原来是法国农民的消费者和顾客，这时将变成农民的竞争者，农业生产增加而消费则减少。必然的结果是衣产品价值降低，地产跌价，国家将陷于贫困衰弱的地位。英国所付出的“礼物”仅仅是交换价值，而法国所偿付的高昂代价却是力量的丧失，这种礼物就好象是土耳其皇帝惯于送给他的帕夏（paslia）的那种珍贵的“丝绳”一样。
自从特洛伊人接受了希腊给他们的那件“礼物”木马以来，任何国家收受别一国送给它的“礼物”时，总是有些疑忌的。英国人以出口补助形式赠送给欧洲大陆的礼物价值实在不小。但大陆各国付出的代价却更可惊，那是力量的丧失。这类补助看来好象是对英国出口事业的鼓励，而德国工业却遭到了莫大损害。假使今天英国人对于德国所需的工业产品，甘愿在若干年间无偿供应，我们也要力劝德国人不可接受这样的好意。假使英国人由于在技术上有了某种革新，制造麻布时比德国人用土法制造的成本要低百分之四十，假使英国人使用这种新法不过比德国人先走一步，不过早了儿年，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方面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它最重要、历史最悠久的工业之一，就会遭到毁灭的命运。这时的德国，就好象是一个人四肢失去了一肢。如果有个人买衬衫时代价可以比前低四成，他只是为了贪这个便宜而结果却失去了一只膀子，他怎能甘心呢？
如果说英国人曾时常有机会向别的国家致送礼物，它致送时的形式是种种不一的，而且有时也并不是出于它的自愿，但是作为一个接受礼物的国家，对于这种礼物应不应当接受，事前总得仔细考虑一番。英国人的工商业在世贵上居于垄断地位，他们时常会发生他们叫作“生产过剩”的情况，据说是由于“存货积压过多”的原故。逢到这种时期，他们每个商人就都急于把货色往船上扔。隔了八天以后，这种货色就在汉堡、柏林或法兰克福市场上出现。隔了三个星期就在纽约出现，代价比它们的实在价值要低一半。英国商人在当时是不免要受到损失的，但是不要紧，会得救的，他们在随后的好买卖中会得到补偿。吃亏的是德国和美国工商业者，他们兜心受到了一拳——这一拳原是应当由英国人自己受的——他们完蛋了。而英国人只是在隔岸观火，听取灾情的报导；大火爆发以后，火场中的烬余碎片如果落到了别的国家，有人被打得焦头烂额时，居间的商人们就说，“这都是恐慌造成的！”由于这样的恐慌，处于与英国作自由竞争地位的那些国家，它们的全部工业：信用系统，不但是这些，还有农业，甚至整个经济系统，都发生了根本动摇，这些国家在创且痛深以后、还要通过提高了的价格来大大的报答英国商人——恐慌演变的结果往往如此。在这样情况下，对于各国商业关系的解释，是否应当以单纯价值理论和世界主义原则为依据；我们对于这一点的恰当性还不应当发生极大疑问吗？流行组济学派就从来不认为对这种商业恐慌的因果关系加以明白解释是一个可取的办法。
一切现代国家的伟大政治家，儿乎没有一个例外，都认识到工业对于国家财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义，有加以保护的必要。在这一点上，爱德华三世和伊丽莎白一样，腓特烈大王和约瑟二世一样，华盛顿和拿破仑一样，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理解。他们不必在理论上深人探讨，凭着他们的远见，早已看到了整个工业的本质，有了正确的认识。重农学派却别有会心，用了诡辩的推理方法，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种本质。这一派所建立起来的空中楼阁已经烟消云散，比较近代的经济学派已经把它摧毁，但是后者对于前人所犯的错误依然不能摆脱，不过略微前进了一步。流行经济学派没有能认识到生产力与单纯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对于前者没有能在脱离后者的情况下单独地加以考察，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理论下的一个附属因素，因此对于农业生产力与工业生产力两者在本质上有多大的区别也就不可能有所认识。它没有看到，工业从一个农业国家获得发展以后，就会有大量的身心力量、天然资源和工具力量（流行学派把这个叫作“资本”）倾注在这个方面而发生作用，如果国内工业没有建成或获得发展，这些因素就不会有发挥机会；它以为工业发达以后，这些因素就会脱离农业而转向工业因而使农业受到影响，它不晓得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完全新生的、增出的力量，不但与以农业利益为牺牲的情况相差很远，而且往往对这种利益会起协助作用，是使它达到高度发展的一个有效手段。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十三章 国家商业动作的划分与国家生产力的联合
流行学派发现了它称作“分工”的那个自然法则，这一光荣是属之于它那大名鼎鼎的创立者的；但是不论亚当·斯密或他的任何后继者，对于这一法则的主要本质或特征都没有能作彻底研究，都没有能把它最重要的后果追究到底。“分工”这个说法是有些欠明确的，势必由此发生错误或模糊的见解。
如果一个野蛮人在同一天里打猎或捕鱼、砍伐树木、修补屋子、制箭、制鱼网、制衣服，这是“分工”；但是在制针工业的不同操作中由十个人分司其事（象亚当·斯密所曾举示的一个例子），也是“分工”。前者是客观的分工，后者是主观的分工；前者阻碍生产，后者则促进生产。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一个例子指的是同一个人把他的工作划分了一下，以便完成各种事物，后一个例子指的是几个人分担一种事物的生产工作。
但是两种动作也都可以说是工作的联合，这样说也是同样正确的；那个野蛮时代的人是把各种工作结合在他一个人的身上，而制针业的情况是把各个人结合起来从事于同一生产工作。
流行学派所据以说明社会经济中这样重要现象的自然法则，它的主要特征显然不只是分工，而是若干个人之间不同商业动作的划分，同时也是各种活动力、智力和力量为了共同生产而进行的联合或结合。这类活动之所以具有生产性，不单单是由于“划分”，主要还是由于“联合”。亚当·斯密自己未尝不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说：“就是社会中最低级成员的生活必需品，也是出于许多个人共同劳动与协作的结果。”他已经这样清楚地说到了这一点，但是对于联合劳动这一观念终于没有能试究到底，这是多可惜的一件事！
让我们再回到亚当·斯密为了说明分工好处而举示的制针业那个例子。在制造过程中，十个人联合起来比各人单干时产量不知要大多少倍，如果我们检查一下会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时就可以发现，这种在商业动作上的划分，要是没有生产力向着一个共同目的时的联合，在生产上能发生的推动作用就很小。
要产生充分推进生产这样一个结果、各个人就必须在肉体上、精神上共同协作，并且在一起工作。从事于针头操作的人，如果要使他有把握他的劳动力不致于白费，则对于从事于针尖操作的另一工人的协作，必须毫无疑虑。从事于这一工作时，各方面的劳动之间必须有适当的比例，工作时彼此之间必须尽量靠近“他们之间的共同协作必须有保证。假定担任这一工作的十个工人并不住在一处，而是各居一国，那么由于战争、运输方面发生的障碍、商业恐慌等等，他们之间的协作就不免要时常中断；在这样情况下，生产成本要增加多少，分工的利益要减低到怎样的程度，其中有一个脱离了协作范围时，其余的人岂不是都要陷于失业状态？
流行学派由于只把动作划分这一点认为是这一自然法则的唯一要素，结果法则的应用范围只是限于各个工厂或农场，这就发生了错误；它没有看到这一法则的作用特别扩及于整个工农业力量，扩及于整个国家经济。
制针业要靠了各个人生产力的联合才能发展，同样的道理，无论哪一种工业，都只有依靠了其他一切工业生产力的联合，才能获得发展。例如要使一个机器制造厂能够顺利进行工作，必要的条件是要使它能够向矿山和金属冶炼厂买到必要的原料，各种各样需用机器的工厂要愿意向它购买出品。没有了机器制造厂，一个国家遇到战争时，就会面临丧失大部分工业力量的危险。
同样的情况，就一个国家整个工业与农业相互间的关系来说，它们彼此之间所处的地位愈接近，双方物资交流时所受到的障碍愈少，则共同发展的机会愈大。当遇到战争、国际争端、商业恐慌、农业歉收等等事变时，这种在同一政权下的工农协作的利益是非常明显的，它的明显程度并不亚于制封业中许多个人在同一个屋子里协力工作的利益。
斯密断言，最能适用分工的是工业，农业就要差些。在斯密的心目中，只有各个工厂和各个农场。他没有想到把他的原则扩大到整个市区或省区。假使各市各省能够专心致志地，或者至少主要地，从事于在自然条件上最适宜的那些农业部门的生产，那么商业行为的划分与生产力协作的影响，这时就表现得格外突出。有些地区宜于种麦种麻，有些宜于栽培葡萄和各种果品，还有些则宜于培养森林，进行畜牧，等等。假使每个地区各自专门从事于它在自然条件上最适宜的那些生产事业，然后把它特有产品的剩余部分，向别的地区交换那些地区所宜于生产的那些生活必需品和原料，这样做比每一地区对一切生产事业不分好歹样样都来的办法，在人力和地力方面可以获致更大的利用，可以获致大得多的生产效果，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象这样的商业行为的划分，象这样的在农业方面的生产力的协作，只有在一切工业部门都已达到了最高度发展的国家才能实现。因为只有象这样的一个国家，对于种别繁多的产品才会有巨大需要，或者说，对于衣产的剩余部分才会有数量既大且又稳定的需要，从而使生产者可以有确切把握，他的剩余产品不论数量多少，总可以在本年或至少在下一年按照适当价格脱售；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会有足够的资本投放于国内农产品的收购与貯藏方面，才会在有利的情况下对铁路、公路、内河、运河等运输方面作巨大改进；也只有在运输设备方面有了彻底改进的情况下，各市各省才能把它特有产品的余额尽量运销到其他各地区，甚至最辽远地区，向后者换回它所缺乏的产品。如果人人都力求自给自足，交换的机会就很少，也就不需要代价高昂的运输设备了。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工作的划分与个人力量方面的协作，如何促使生产力首先在各个工厂开始增长，然后扩大到整个统一国家。商业行为划分得越细致，工人结合得越紧密，整个团体获得各个人的协作越有保障，则工厂的发展越有把握。国家工业的一切部门都有了发展时，各个工厂与工业的其他部门结合得越密切，则各厂的发展也越有把握。在一切工业部门发展下的工业力量，同农业在地区上、商业上、政治上结合得越密切，则农业生产力越加增长。工业力量有了这样的发展以后，在农业生产中商业行为的划分与生产力的协作，也将作等比例的发展，从而使农业达到最高度完善阶段。因此凡是一个国家，既培养了在它领域以内工业的一切部门，使工业达到了高度完善阶段，又拥有广大疆土和充分发展的农业，使它工业人口在生活必需品和原料方面的需要，绝大部分可以由本国供应，那么它就拥有最高的生产力，因而也就是最富裕。
现在让我们就这个论点的反面再考虑一下。如果一个国家所有的仅仅是农业以及一些必不可少的工业，它就缺少了在人民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需要最大的商业行为上的划分，就缺少了生产力中最关紧要的那一半，实际上甚至在农业本身各部门中有利的商业行为上的划分这一点，它也是缺少的。象这样一个有缺点的国家同一个充分发展的国家对照时，在生产力上相差的决不仅仅是一半；同那个健全国家相形之下，它拥有的土地和人口也许相等，或者还远远超过，但就所能获致的物质财富来说，恐怕还不能及到那个国家的五分之一，或者甚至十分之一。同样的道理，在一个极复杂的生产过程中，十个人所共同生产的多于一个人所独自生产的决不是十倍，也许是三十倍以上；一个人用一只手所做的工作比一个人用两只手所做的，决不是只少一半，而是要少到无限度。机器对于工业的推进作用愈大，在农业上的应用愈少，就一个农业国家来说，在生产力上的这种损失就愈大。农业国这样损失了的生产力，一部分将落到用工业品向它交换农产品的那个国家的手里。但是，只有当一个农业国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已经达到了那样的发展阶段，已经有必要建成一个工业国时，这方面的损失才是绝对的损失。如果国家还没有达到那样的发展阶段，还处于未开化或半开化状态，它的农业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