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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农业的残缺状态，我们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国家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在稳步发展中的工业，以致人口的增加部分，为了求工作不得不全部投入农业生产，从而消耗了国家的全部农产余额，一等到人口有了显著增进时，除了流徙国外，就只好就眼前所有的一块土地与原有的农民争夺土地，将土地零星分割，直到每一个家庭所有的土地越来越少，以致所出产的只能勉强供应农民家庭在食物和原料方面最基本的、必不可少的那部分需要，再没有余额可以用未向工商业者交换它所需要的工业品。在国家生产力作正常发展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农业国，当它已达到一定程度的文化发展阶段时，它所增加的人口，大部分就应当转移到工业，农产的剩余额，一部分就应当用来供应工业人口在食物和原料方面的需要，一部分应当用来换取工业品、机器和工具，以适应农民在消费方面、在提高他们自己生产方面的需要。
如果这样的演变能及时实现，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力就能相互增长；这种增长实际上是无止境的。这时工业人口对农产品的需要将积极增加，而农业方面除了为获致尽可能大的农产剩余量所必需的劳动力以外，就不会有更多的人口转移到农业，现有土地也就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分割。农产剩余量愈大，农民可以消费的工业产品数额也愈大。农产余额不断增加，对于从事于工业的工人，需求也将不断增加。因此农业人口的过剩部分将不断地在工业中获得工作，结果工业的人口不但将与农业的相等，而且将大大超过。英国就处于上述的后一个情况，而一部分法国和德国就处于上述的前一个情况。英国在生产事业的两大部门之间所以会获得这种在工作上的自然划分，主要是靠了它的养羊业和毛妨织业，它在这方面的大规模发展比别的国家领先了一步。在别的国家，主要是由于封建和专制势力，农业受到了摧残。为什么有了土地就有权有势，只是因为封建地主依靠土地就可以获得相当数量的奴仆，可以在领地上加以利用。封建主部下的臣民愈多，他能召集的战士也愈多。况且在当初的草昧时期，地主对于他的收入，除了豢养大批奴仆以外，也实在没有别的消费方式；他对待这些奴仆的方法是给他们各人一小块土地从事耕种，条件是为他服劳役并用农产品檄纳少量的租税；他要使奴仆们获得一定的报酬，忠于主人，这是最好的方法了。这样就用了人为方法，打下了过度分割土地的基础；现在，政府如果要用人为方法改变这个制度，那未它的行动不过是恢复原来的状态罢了。
现在要制止国家农业力量继续下降，要逐渐纠正由过去制度所遗留下来的弊病，除了采用移民政策以外，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国内工业；这样就可以把人口的增加部分逐渐吸引到工业，使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结果使较大范围的农业经营可以居于更有利地位，线以鼓励农民增加生产，取得尽可能大的农产余额。
农业劳动者生产力的升降，总是随着以农产品交换工业品或其他产品时的便利程度为转移的。关于这方面，任何略有发展的国家的国外贸易都是十分有利的，这种情形我们在另一章里已通过英国的例子加以说明。但是当一个国家在文化、资本、人口各方面已经有了相当发展时，那就可以看到，发展自己的工业对农业的利益，较之即使有最发达的国外贸易而没有工业，也不知要大多少倍。这是因为这样就可以使它自己获得保证，不致由于战争、外国在贸易上的限制、商业恐慌等等变动而受到影响；这样就可以节省输出农产品与输入工业品的运输费用和商业费用的绝大部分；这样就可以因本国工业的发展而使交通运输有改进的机会，从而获得极大利益，并且因同一原因，原来没有被发掘的大量人力和物力可以得到利用的机会；这里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工业和农业彼此靠得越近，则工农业之间交流的量越大，在各种产品交流过程中受到种种事故的阻碍也越少。
1828年，我曾几次写信给费拉德尔非亚的工业技术促进协会主席查理·英格索尔先生（这一套书信后来汇集刊印时题名《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大纲》），当时对于同一国家、同一政权下工业与农业利益结合时的优点曾试加解释。我是这样说的。假定你不懂得磨麦子的技术（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再假定你也不会烘面包，就象安德森所说的十六世纪时英国人还没有学会腌青鱼的秘法的情形那样，因此你就不得不把麦子送到英国去磨成粉，烘成面包。试问，在这样情况下你的麦子被英国人扣去作为服务代价的那个部分要占多少，在输出麦子输入面包的过程中，被装运工人、海长和商人所消耗的要占多少，种麦子的人能够到手的代价又能够有多少？毫无疑问，通过这种程序国外贸易将受到很大鼓励，但有疑问的是这种交易对于国家的福利与独立自主究竟有没有好处。只要想一想，假使贵国（美国）与英国之间一旦发生战争，那些为英国面粉厂和面包厂生产麦子的人将处于什么境地，另一方面，那些吃惯了英国制的面包、在口味上已经养成特好的人，又将处于什么境地。由此可见，为了种麦子的人的组济发展，磨麦子的面粉厂所在地应当同他相近，同样的道理，为了农场主的经济发展，做工的人应当住得同他相近，为了整个广大平原地区的发展，应当有一个发达的工业城市位于它的中心，为了国家整个农业的发展，应当使自己的工业尽可能发展到最高度。
耕种地区有些离开繁盛的都市比较近，有些则比较远，让我们把这两方面的农业情况比较一下。后者的农场主要想向城市供应农产品，只能种植那些耐得起长途运输的一类，他的供应品同距离购户较近地区的产物相比较时，价格不会更低，质量也不会更好。他的利润大部分势必被运输费用所吞去。他要觅取资本来有利地用于他的农场，将感到困难。他处于穷乡僻壤，既看不到好榜样，又缺乏接受教育的机会，要革新技术，改良工具，采行新的种植方法，这就很难措手。这位劳动者，由于缺乏观摩机会，由于对工作的积极努力缺少竞争与鼓励，生产力就很难获得充分发展，他自己就不免要偏于闲散、怠惰状态。
另一方面，一个与城市接近的农场主情况却不同，他可以因地制宜，对每一方土地作尽可能大的利用。他可以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供应多种多样的产品。诸如菜蔬、家禽、蛋类、牛乳、奶油、水果这些产品，尤其是远地农场主所不便经营或认为属于次要的那些产品，由他经营时就可以获得很大利润。以家畜的饲养来说，远地区农场主所能获得的利益主要只是在于家畜的繁殖，而他却通过育肥可以获得大得多的利益，并且由此可以改善根菜作物和饲料的种植。有许多东西如石、沙、水力等等，在远地农场主很少有用或简直没有用处，而他却可以充分利用，从中获得很大利益。无数最新、最好的机器和工具以及教育设备都近在手边，俯拾即是。为改进农场所需要的资金也很容易累积。地主与工人依靠城市所提供的改造办法、依靠城市在他们中间所引起的竞争，再加上获利比较方便，因此容易受到鼓励，充分发挥身心力量来改善他们的处境。有的国家是工业与农业同时发展的，有的国家只能用自己的农产品向国外交换工业品，这两种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别情况正同上面两种农场主的情况一样。
一个国家的整个社会状态，主要决定于工作种类与工作划分以及国家生产力协作的原则。一枚针在制针厂所处的地位，同国家福利在我们叫作“国家”的那个大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一样的。一国之中最重要的工作划分是精神工作与物质工作之间的划分。两方是相互依存的。精神的生产者的任务在于促进道德、宗教、文化和知识，在于扩大自由权，提高政治制度的完善程度，在于对内巩固人身和财产安全，对外巩固国家的独立主权；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就愈大，则物质财富的产量愈大。反过来也是一样的，物质生产者生产的物资愈多，精神生产就愈加能够获得推进。
物质生产中最重要的工作划分与最重要的生产力协作是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划分与协作。上面已经说明，两者是相互依存的。
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有些国家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这类人材有余，而熟练技工、商人和海员却感到不足。这是由于在学问方面文化有了高度进展，但工业力量与国内外贸易却没有能获得高度进展，在这方面缺乏支持；这就象一个工作失调的制针厂一样，制针头的大多了，制针尖的却赶不上。象这样“针头过多”的国家，它所过剩的是一大堆无用的书本、难以究诘的理论体系和学说的空泛争论，结果使整个国家在理智上越来越糊涂而不是越来越开朗，对于实用工作则置之不顾，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阻滞，这就好象是处于这样一种畸形状态，国内的僧侣很多而缺少诱导青年的教师，军人很多而缺少政治家，行政官很多而缺少公理与正义的裁判者和捍卫者。
一个国家没有工业，只经营农业，就等于一个个人在物质生产中少了一只膀子。商业只是农业与工业之间以及它们各部门之间的交流中介。一个国家只用农产品向国外交换工业品，就等于一个个人只有一只膀子，还有一只膀于是借助于外人的。借助于外人的那只膀子也许很有用，但总不及自己有两只膀子的好，因为外人之心是难以捉摸的。国家自己有了工业，食物和原料就可以尽量按照工业的需要来生产；如果依存于国外工业，那就要受到牵制，只能按照外国自己不想生产而不得不向另一国家采购的那个限度来生产剩余产品。
同一个国家内各个不同地区之间一样，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工与生产力的协作关系，不过前者是通过国内贸易进行的，后者是通过国际贸易进行的。国际生产力的协作买际上是缺陷很多的，遇到战争、政治上的变动、商业恐慌等变故，就往往会中断。世界各国是依赖这类协作而互相联系起来的，虽然从这一点看来，这类协作好象有着很重大的意义，但是就文化上已经获得高度发展的任何国家来说，它的重要性是极有限的。流行学派就不否认这一点，它说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比起国外市场来要重要得多，由此可见，不论哪一个大国努力的主要目标总是生产力在国内的结合，其次才想到国际结合。
但是决定国际和国内分工的，主要是气候和造化本身。中国产茶，爪哇产香料，路易斯安那产棉花，温带各国产五谷、羊毛、水果和工业品，我们不能使每一个国家都能同样地生产这些产品。有些产品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不宜在国内生产，如果依照国际分工原则（就是说，通过国外贸易）向国外采购时，质量既好，价格也低，对于这类物品要想采用国内分工原则，试图由本国来供应，那就是件愚不可及的事。如果一个国家，不去尽量利用它所有的一切自然力量，来满足本国的需要，使自己能够用生产余额，向别的国家采购自然条件不容许在它自己领土上生产的那些必需品，这种现象所表示的也同样是国家在智力上、勤恳耐劳上的缺乏。
有些国家的土壤能生产质量最优、数量最大的一般生活必需品，其气候也最有助于身心的努力，不论从国内分工或国际分工来说，这些都是在世界上得天独厚的国家，这就是处于温带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工业特别易于发展，因此不但可以使它们在精神发展、社会发展和政治权力上达到最高度，而且可以使一些热带国家以及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对它们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处于温带的国家责无旁贷，它们格外应当使自己的国内分工达到高度完善的境地，格外应当利用国际分工使它们自己富裕起来。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十四章 私人经济与国家经济
我们已经从历史上证明了国家的统一是国家长期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们也已说明了只有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只有世世代代地向同一个目标努力，国家生产力才能获得均衡发展，如果没有当代和后代各个个人对于一个共同目标的努力，私人工业就很少发展机会。我们在前一章里还进一步说明了生产力的联合对各个工厂起着怎样有利的作用，对整个国家的工业超着怎样同样有利的作用。在这一章里我们要说明的是，流行学派把私人组济原则与国家经济原则相混淆以后，怎样借助于这个手法掩盖了它对国家利益的误解以及对国家力量联合的作用的误解。
亚当·斯密说，“凡是在私人家庭中看上去是有智虑的行动，施之于国家时也决不会是愚蠢的。”任何人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势必也有助于社会利益的推进。显然，每一个个人对于他自己的环境总是了解得最清楚的，对于他自己的工作总是最注意的，因此他的资金应当怎样有利地加以运用，能够比政治家或立法者作出远为正确的决定。对于这一点谁要是敢于越俎代疱，那不但对他说来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而且这原是完全属于生产者自己的事，由别人来承担这样一个任务是最不适宜的。亚当·斯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为了国内的工业而对贸易加以限制是傻子干的事；不论哪个国家、哪个个人，应当向最便宜的地方去采购物品；要使国家达到最高度发展，我们只须守着这样一句老话办事：一切不管，听任自由。”斯密和萨依把一个企图用保护关税促进工业的国家比作一个裁缝，他是一个缝衣的，却要替自己做鞋于，又比作一个靴匠，他为了发展业务，却对进门的客人征收通行税。流行学派都不能免于这样的错误，托马斯·库柏也患了同样的毛病，而且更加趋于极端。他在他反对美国保护制度的那本书里这样说：“政治经济与一切个人的私人经济差不多是一件东西；政治并不是政治经济里的主要成分；说社会与社会所赖以粗成的个人，两者完全不同，那是荒谬的。每一个个人都完全懂得怎样未利用他的劳力和资本。社会的财富无非是所有各个成员财富的综合；既然每个人都能为他自己作出最妥善的安排，那么尽量听任每个人自己作主时，国家就必然是最富裕的。”美国保护关税制的拥护者曾经反对这种论调，而主张自由贸易的进口商人则曾加以引证；美国施行的航海法大大促进了它的运输业、渔业和国外贸易；单单为了保护商船业，每年在舰队方面就花了数百万元。按照库柏的理论，这类法律措施和这类支出，象保护关税一样，都是应当受到指责的。他大声疾呼，“无论如何，为了海外贸易而引起海军战争总是不值得的；可以让商人自己去保护他们自己。”
于是流行学派由于一开头就抹煞了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原则，终于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完全否认了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存在，一切都要听任个人安排，要单靠他们自己的个人力量来进行保卫。
什么？难道在私人经济中认为值得做的，也就是在国家组济中所认为值得做的吗？难道关涉到民族和国家性质的问题，如关于后代需求的考虑，也是包括在个人性质之内的吗？我们只要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