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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利于它自己航运事业和海军力的一套法律，就会树立有利于它自己国内工业的关税制度，建立自己的国家银行，等等。另一方面，以前居于母国地位的那个国家，对于这个新兴国家的航运业、商业和农业生产将企图加以限制，它的信用机构此后将专门致力于维护它自己的国家经济状况。
上面曾提到亚当·斯密那种极端不合理的见解，认为一个国家可以不断地增加金银的输出，减少贵金属流通，扩大纸币流通，增加对别国的负债，而同时仍然能稳步地走向繁荣道路；他企图证明这一见解时所举示的例子，恰恰就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以前存在的美洲殖民地。他的用心是很周到的，譬如有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国家，彼此已经有一个时期不发生依存关系，而它们两者的航运事业和工农商业利益却与别的敌对国家处于竞争地位，象这样的例子他是要故意避免的，他所引证的，只是一个殖民地同它母国之间的关系。假使他活到现在，他的书是现在写出的，他就一定会谨慎小心地避免以美国为例，因为这个例子在今天所证明的，是同他所企图证明的论点恰恰相反的。
谈到这里或者会引起一种反驳，认为照我们这样说法，假使让美国仍然回到英国殖民地地位，对美国说来，岂不是要有利得多。我们的答复是，假使美国不懂得怎样来利用它的国家独立地位，始终不想建立并发展自己的工业以及对外独立的商业和信用系统，那么这个反驳意见是可以成立的。对方也许会进一步指出，认为假使美国继绩处于英国殖民地地位，英国就不会实行谷物法，对美国烟叶进口就不会征收那样高的关税，美国的木材就可以继绩大量运销英国，那时英国不但绝不会想到在别的地区促进棉花生产，而且将使美国享有这一生产事业的专利，从旁尽力支持，结果美国近几十年来发生的商业恐慌就可以完全避免；这些岂不都是十分明显的吗？对的；假使美国不要工业，不要为自己建成一个持久的信用系统，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发展海军，这样的推论就完全是正确的。既然是这样，波士顿人把茶叶抛在海里，真是多此一举，那些关于独立自主和国家远大前途的高谈阔论也是多余的，那就不如重新投入英国怀抱，作为它的殖民地，而且行动越快越好。到那个时候，英国对于美国的商业活动不但不会设法限制，而且还将加以协助；对于美国的植棉业、谷物生产等等，不但不会想尽方法养成敌对势力来进行竞争，而且对于向美国进行竞争的方面还要加以抑制。那时英格兰银行在美国将设立分行，英国政府对美将提倡移民并将输出资本，当美国工业彻底消灭的时候，将竭力促使美国原料与农产品运英，然后就象关怀自己的儿女一样，将尽力防止商业恐慌在美国发生，使这个殖民地的进出口额一直保持着适当的平衡关系。总之，到那个时候，美国的奴隶主和植棉业的经营者最美妙的梦想将成为现实。实际上过去一个时期，从这类事业经营者的爱国观念、利益和要求未说，显得更加值得想望的倒不是北美合众国的独立自主和远大前途，却是如上述的这种局面。只是当他们开始有了自由与独立的情绪时，他们才抱有工业独立的想望。但是这些人的热情不久就惭趋低落，中部及东部备州近二十余年来的工业发展经过，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可厌的现象，他们告诉国会，说美国的繁荣全仗英国在美国的工业统治。说美国如果再度投向英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就会更加富足，更加繁荣，这句话的含意，除了作这样的解释，还能有什么别的呢？
一般说来，我们认为主张自由贸易者不妨公开劝告一切国家干脆服从英国，作为英国的属国，从而要求换取作为英国殖民地时所能获得的利益，它们原来虽不能为自己组成一个独立的工商业系统与信用系统，对英国却不能不装出一种独立的姿态，处于从属地位以后，它们在经济方面比原来所处的半独立地位就会有利得多。假使主张自由贸易者提出这样的论调，他们关于金融恐慌、贸易平衡以及工业这些问题的论点将显得更加贯串，更加明朗。葡萄牙在麦修恩条约成立以后，假使由一个英国总督来管辖，假使英国把它的法律和民族精神移植到葡萄牙，把这个国家就象印度一样，置于它的卵翼之下，在这样情况下对葡萄牙将如何有利，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这样的情况对德国、对整个欧洲大陆将造成如何有利的形势，岂不也是一目了然的吗？
的确，印度的工业力量被英国夺去了，但是它在国内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输出方面不是大有所获吗？以前在印度首领统治下的战争不是停止了吗？印度各邦的王侯不是非常富裕吗？他们不是依然保有大量的私人收入吗？他们不是从此不必再为政务操心，放下了那副沉重的担子了吗？
还有一层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是模仿着象亚当·斯密一类人的强词夺理的作风的——这位鼎鼎大名的作家亚当·斯密虽然竭力否认贸易平衡的存在，却认为另有一种现象是存在的，这种现象他叫作一国的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平衡，但是组分析以后说明这一点所指的并不是别的，实在就是我们所说的贸易平衡。一个国家的输出与输人，如果彼此大致相平衡，就国内交换方面来说，就可以确信，这个国家所消费的在价值上并没有十分超过它所生产的；如果一个国家累年输入的国外工业品，在价值上远远超过它自己农产品的输出，象近年来美国所发生的现象那样，那就可以确信，就国际交换方面来说，它对于国外工业品的消费，在价值上远远超过了它本国的产品。法国在1786年到1789年、俄国在1820年到1821年以及美国从1833年起发生的恐慌，所证明的不是这一点是什么？
有些人把贸易平衡的整个理论看成是已经被驳倒了的无稽之谈，在结束这一章时，对这些人我们要提出几点疑问。
如果发生了确凿而持久的不利的贸易差额，存在这种现象的国家（殖民地除外），不论在公共信用机构方面或是在各个商人、工业家或农业组营者方面，就必然地、毫无例外地要遭到国内商业恐慌、价格剧烈变动、财政困难和普遍破产的损害；这是什么原故？
在那些在贸易差额上保持着明确优势的国家所看到的情况，就与上述的完全相反，如果同它们有着商业关系的国家发生了商业恐慌而使它们受到不利影响时，这种现象也很快就会过去；这是什么原故？
俄国自从对所需要的工业品绝大部分能够自己生产以来，就能明确地、持久地保持有利的贸易差额，从此以后，就没有听到在那里发生过经济动乱现象，从此以后，那里的繁荣程度就年年有所提高；这是什么原故？
在美国也是这样，同样的前因总是发生了同样的后果；这是什么原故？
美国自从实施了“析衷方案”以后，工业品输人激增，接连好几年发生了极度不利的贸易差额，跟着就在国内经济上发生了那样大规模的、连绵不断的动乱；这是什么原故？
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是充满了各种农产品如棉花、谷物、烟叶、牲畜、谷物等等，价格到处低落了大约一半，然而它却无法使它的出口与进口相平衡，从而偿还对英国的负债，把它的信用关系重新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这是什么原故？
既然贸易平衡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贸易差额不论是顺是逆是无所谓的，贵金属流出国外是多是少是无关重要的，那么英国遇到农产歉收的时候（只有遇到这个情况，才会使它发生不利的贸易差额），为什么要战战兢兢，想尽方法促使进出口相平，输出或输入每一盎司现金或现银时都要小心估量，它的国家银行对于贵金属的输出要那样关切地加以防止，对输入要那样地加以鼓励；贸易平衡既然是“被驳倒了的无稽之谈”，为什么这个时候却没有一家英国报纸不是在热烈讨论着这个“被驳倒了的无稽之谈”，把它当作对国家具有极重大关系的问题；我们要问，这是什么原故？
在美国，同样的人们，在折衷方案实施以前把贸易平衡说成是无稽之谈，而在这个方案实施以后就不得不把这个无稽之谈说成是对国家最关重要的问题；这是什么原故？
既然自然趋势总会使每个国家获得恰好是它所需要的那个数量的贵金属，那么英格兰银行又何必还要用限制信用与提高贴现率的办法来试图转变这个所谓自然趋势，使这个趋势对它自己有利，以致美国银行在输入还没有能减少到大致与输出相等的时候。不得不时时采取停止付现措施；这是什么原故？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二十四章 工业与事业的稳定及存续原则
我们假使考察一下工业各个部门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就会发现，它们那些改进的操作方法、生产的有利条件、机器建筑、经验技术以及使它们能够有利地购入原料、有利地销售产品的知识和交往关系，都是逐渐累积起来的。我们可以大胆他说，在通常情况下，改进和扩充已成的事业要比创立新事业容易得多。到处看到的情况是，经过了好几代的老商店赚的钱总比新铺子的多。凡是在国内已组成立的性质相类的工业部门为数越是少，要创办一个新企业就越困难；因为在这样情况下，所有管理人、监工和工人必须在国内先行训练，否则就得向国外招请，而事业兴办以后是否有利可图，既然没有经过充分考验，资本家就不免缺乏信心。如果将任何国家各类工业在不同期间的情况比较一下，我们就会随处发现，这些工业如果没有意外原因使它们受到损害，让它们一代一代地传下去，那么不但在价格的低廉方面，而且在数量与质量方面，都会表现显著的进步。相反地，如果由于外在的有害原因，如战争、地方上的劫掠等等，或者如专制政府的虐政或狂妄措施（例如南特敕令的撤销），也可以使整个国家的全部工业或工业的某些部门后退几个世纪，因此反而落在以前在工业上赶不上它的那些国家的后面。
这是任何人一想就可以明白的，就一切人类制度来说是这样，就工业来说也是这样，其间有一个自然法则，同劳动分工及生产力联合的自然法则很相类似，是所以能在这些方面获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因素；这就是这样一个原则，为了达到同一个目标，一连几个世代的力量会适当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地、同样地参加为达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努力。
正是由于这一原则，所以在世袭王位的情况下，对国家力量的存续与发展，比在选举王位经常更换统治皇族的情况下，不知要有利多少倍。
凡是长期处于适当组织的立宪政体下的国家，在工商业和海运事业方面就会获得那样巨大的成就，部分原因也是由于这一自然法则的作用。
只有借助于这个自然法则，印刷术发明对人类进步的影响才能获得部分的解释。印刷术首先使人类在知识和经验上的所得有可能比较用口传方法进一步妥善、完整地传给后代。
有的古代国家有不同种姓的阶级区别，古埃及还有过这样的法律，子孙必须继承上代的衣钵，从事于同样的行业或职业；所以会有这类制度，无疑地一部分是由于对这一自然法则的认识。在印刷术没有发明与推广以前，为了使技术与行业得以存续与发展，这样的规定看来似乎是不可少的。
行会和同业公会部分也是由于这样的考虑而未的。技术与科学之所以得以存绩并取得进步，所以能代代相传，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古代国家的僧侣阶极，归功于寺院和大学。
过去的教团、骑士团以及教皇职位所以会获得那样大的权力和声势，正是由于它们所向往的总是同一个目标，后一代总是在继续努力于前一代未竟的事业。
从物质成就的方面来看，这一原则的重要就更加明显。
各个城市、寺院和社团在建立各种事业方面所支出的费用总计，也许比它们当时所有全部财产的价值还要大。只有世代相传，把积蓄专门用在同一伟大目标上，才能汇成这样大的财力。
我们可以看一看荷兰的运河和堤防系统，这是好几代的劳力和积蓄的结晶。一个国家的运输系统或防御工事系统是要经过好几代不断的努力才能完成的。
国家公债制度是近代政治最巧妙的一种创造，对国家来说是一种福利，因为可以用它来作为一种手段，使这一代的成就和努力所费去的代价得以分摊到以后几代；这里所说的成就和努力为国家产生的利益，指的当然并不是一时的，是长远存在的，由此使国家的存续、发展、伟大、权力与生产力的增长获得了保证。但是如果把公债作了不适当的利用，用于对国家无益的消耗，因此对后代的进步不但不起推进作用，而且事先剥夺了后代从事于国家伟大事业的手段，或者把支付公债利息的负担，不是加在资本的方面，而是加在劳动阶级消费的方面；只有这样做，这个制度才会成为祸胎。
国家公债是现在一代对后代开出的支票。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可能是专为这一代的利益，可能是专为后代的利益，也可能是为了两者的共同利益。这个制度只是在上述第一个情况下是应当反对的。但是如果目的是在于维持与促进国家的富强，而在这方面所需要的资力不是这一代的力量所能胜任，因此借助于发行公债这一手段时，这一类情况都属于上述未一范畴。
就现在一代的支出来说，再没有比改进交通运输工具方面的支出更加绝对地特别有利于后代的，这是因为这类事业，除了一般总是能使后代的生产力有所提高以外，随着时间的进展，还能够不但为所费的成本按照不断增长的比率滋生利息，而且产生红利。由此可见，现在一代不但有理由把这类事业的主要经费和它的适度利息（当事业还不能产生足够的收入时）推给后代负担，而且如果把负担、甚至负担的相当部分加在自己肩上，那就是对自己、对国家经济的真正基本原则有欠公道。
当考虑到国家生产事业的存续这个问题时，如果仍然回到构成生产事业的主要部门、工业和农业的方面，就可以看出，虽然对农业来说，存续问题也很关重要，然而这个生产部门如果发生了中断状态，比较工业处于同样情况时，受到的损害要轻得多，损害的性质也没有那样明确，而且对于不幸的后果进行补救时，也要容易得多，迅速得多。
农业受到的损害或发生的中断情况不论怎样严重，农业经营者个人实际的需要与消费，从事于农业时所需技巧与知识的普及以及操作方法与所需工具的简单，都足以使农业不致于完全停顿。
即使受到了战争的蹂躏，它也会很快地重整旗鼓。不论是敌人或国外竞争者，总不能把农业的主要手段土地拿走；要使良田变成荒地，或使乡村人民失去经营农业的能力，也得经过一连好几代的不断迫害才会落到这样地步。
工业的情况就不同，即使是极轻微的、为时极短暂的间断，也会发生严重影响，如果间断的时间稍久，就会成为致命伤。任何工业部门，进行时所需要的技术与才能越多，所需的资本数量越大，办理这一工业时所投资本陷入的程度越深，一旦发生停顿，所受到的损害就越大。这个时候机器和工具的价值等于废铁和木柴，厂房成为废墟，工人和技工不得不流徙到别的地区或靠农业工作维持生活。于是只有经过几代的辛苦经营才能建成的生产力与财产的一个复杂组合，顷刻之间就会化为乌有。
工业的每一部门总是靠了整个工业的确立与存续而诞生的、反过来它又对许多别的部门起了促进与支持作用，使它们欣欣向荣；同样的道理，一个工业部门的倾覆总是别的许多部门不能继续存在的先声，最后就会动摇国家工业力量的主要基础。
整个工业稳定的存续这一现象是会发生巨大效果的，工业发生了间断状态，受到的损失是无可挽回的；正是由于坚信这两点而不是由于工业家和商人的叫嚣或他们对特种权益的自私要求，才引起了为本国工业采行保护关税的打算。
当保护关税也无济于事，或由于缺少出口贸易使工业不免遭到损失，或工业发生了停滞现象，政府方面也没有任何补救方法——当遇到这类情况时，我们往往看到工业仍然会勉强挣扎，在实际亏损的情况下继续生产。它们宁可忍受牺牲，静待时机好转，它们要避免的是事业一旦中断以后就不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