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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亏损的情况下继续生产。它们宁可忍受牺牲，静待时机好转，它们要避免的是事业一旦中断以后就不免要遭受到的无可挽回的损失。
在自由竞争中往往会使用手段，想迫使对方工业家或商人往往在实际亏本的情况下以合法价格出售产品，从而使他难以支持，使他的事业不得不半途而废。这里的目的不仅是在于免使自己的事业发生停顿危险，而且是要迫使别人放弃他的事业，希望自己将来能按更高的价格出售产品，使已有的损失获得补偿。
总之，追求垄断地位这一观念，构成了工业本质的一个部分。这就使保护政策不是不足取，而是有了必要。因为这样的竞争活动如果只是限于国内市场，是足以促使价格降低，促使生产技术改进，从而提高国家繁荣程度的；如果压力是来自国外的雄厚势力，受到排挤的是本国工业，那么同样性质的竞争活动，就会使本国工业发生停顿状态而趋于崩溃。
工业生产除了资本上的限制与销售手段上的限制以外，它的发展是没有限制的，自从有了机器，由此受到了极大的支持与促进以后，情况就更加是如此。世界上有那么一个国家，它的工业已经继续发展了一个世纪，累积了庞大的资本，商业势力扩展到了全世界，它的大规模信用机构发挥力量时能够压低工业品价格，从而鼓励商人扩大输出，靠了这样的机构，它控制了金融市场；工业生产既可以作无限度的发展，这就使这个国家可以向其他一切国家的工业家宣战，从事于工业的毁灭性战争。在这样情况下，别的国家就不可能仅仅由于在农业上的进步，“在自然趋势下”（那是亚当。斯密说的）建设大规模的工业和工厂；就是由于战争所造成的商业停滞而建立起来的那些工业，也不可能“在自然趋势下”使自己得以长期保持。为什么一个孩子同一个壮汉角力时没有获胜希望，甚至无法试图作有效抵抗，同这里的道理是一样的。构成英国工商业优势地位的工业，与别的国家那些新生的或半成长的工业相比，具有数不清的有利条件。英国工业能够获得人数最多、工资最低而又有技巧、有经验的工人，能够获得头等的技术人员和监工、最完美而代价又最低的机器，买进卖出时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当购入原料或售出成品时能利用代价最低的运输工具；它的工业家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往来时，能够按最低利率获得比较扩大的信用关系；它有高人一等的商业经验、商业关系、策略、计划，有高人一等的工具和建筑物，这些都是只有经过好几代的经营，才能累积起来，建立起来的；它有广大的国内市场，还有同这一点可以媲美的是，它有同样广大的殖民地市场。因此，英国工业家在任何情况下要大力推销大量工业品时，在这一点上总觉得是有把握的，他们事业的继续存在是有保障的，他们如果对某一国外市场要加以控制时，尽可以用赊销办法，期限可以长至数年，他们在这方面所拥有的手段是丰富的，神通是广大的。我们如果把这些优点，一个一个地屈指算一算，再想一想，就很容易明白，要在自由贸易下，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自然趋势”的作用，同这样一个伟大的力量从事竞争，简直是愚不可及。拿我们这方面的情形来说，首先工人和技术人员还有待训练，机器工业和适当的运输工具还在建设中；这里的工业家即使在国内市场也还没有站稳脚步，更不用说什么出口市场；这里的工业家所能获得的信贷，即使在最幸运的情况下，数额也是极小的；这里的人对于市场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即使一天也没有把握，由于英国的商业恐慌或银行措施，随时可能有大量的国外商品会涌入国内市场，这些商品的价格可能还在所用原料的价值之下，因此也许会使我们自己的工业一连好几年不能获得进展。
象这样的国家，如果听任自己对英国的工业优势处于永久屈从地位，更没有别的奢望，只是想对于也许英国自己不能生产的或不能向别处取得的东西能有所供应，就心满意足，这样的想法是无济于事的。就是甘心处于这样的屈从地位，也不能使这些国家获得永久利益。试问，美国牺牲了最富饶的、文化最高的那些自由劳动州的幸福，也许还牺牲了整个国家的伟大前途，只是为了便于向英国供应原棉，这对美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是不是由此就可以制止英国不再企图向世界别的地区取得这项原料？德国人用最上等羊毛向英国换取所需要的工业品，如果认为这样就万事大吉，那是痴心妄想，这样的政策是绝对不能阻止澳洲的精美羊毛在以后二十年间泛滥整个欧洲市场的。
一旦发生战争，这样的国家就要失去向国外售出农产品、从而失去向国外购人工业品的一切手段，考虑到这一点时，这种仰人鼻息的情况，就更加可悲可叹。在这样的时候，一切经济考虑和经济制度就无从谈起。这时促使这些国家由自己来进行农产品加工、放弃敌人的工业品的，是自给、自卫的原则。处于这样的局势下，采取这样的战时禁止制度，不论要遭受多大损失是在所不计的。但是农业国家在战争期间，为了建立工业，无论尽了多大力量，作了多大牺牲，到了和平恢复以后，国外的工业优势竞争力量又将咄咄逼人，这类在必不得已时的辛苦经营又将归于毁灭。总之，这是一个建设与破坏、幸福与灾害的无穷无尽的交替过程；有些国家，由于没有实行劳动上的分工，没有把自己的生产力联合起来，因此它们的工业是否能世代相传，永久存在，就没有保障，象这样的国家就得忍受这种痛苦经验。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二十五章 工业与生产及消费诱因
在社会中，人是能生产的，这不仅是由于他能直接生产产品或创造生产力，而且是由于他能创造生产诱因、消费诱因或生产力形成的诱因。
艺术家通过他的作品，首先是对人类精神意志的趋于高尚纯洁、对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作用；但是要享受艺术，事先必须具有购得它的物质手段，因此艺术家对于物质生产、对于节约行为也是具有提供诱因的作用的。
书籍和报刊由于能传布知识，就对精神与物质生产发生了作用，但要获得这些东西是需要代价的，因此就它们所提供的享受来说，也是对物质生产的一种诱因。
对下一代进行教育是在精神上提高社会；试看做父母的为了能有足够资力使他们的子女获得优良教育，化费着多大的气力！
试看在精神与物质生产这两个方面，有多么广大的活动是出于一种动机，要想置身于上流社会！
我们可以往在一所别墅里，也可以同样地住在一个木板搭的小屋里，我们化几个沸罗棱（florins）买一件衣服，同最考究的衣服一样的可以蔽体御寒。用金银制成的装饰品和器皿，同用铁与锡制成的比起来，在使用上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别，但与对前者的占有有关的那种荣誉感，对于身心的努力，对于节约，却形成一种诱因；社会大部分的生产力就是因这种诱因而产生的。即使是单靠私产生活的人，他的活动无非是对他的收入进行保存、增进和消费，但是他对精神与物质生产也会在多方面发生作用：首先，由于他的消费行为，对于艺术与科学以及各种技术行业作了支持；其次，可以说，他是在发挥着作为社会物质资本的保存者和增加者的职能；最后，由于他在生活上的表现，足以激起社会一切其他阶级的竞胜情绪。当学校实行奖学金办法时，虽然得到奖励的只是限于少数，但是全校都会因此受到鼓励而努力学习；同样的道理，巨大财富的占有，以及与这一点结合在一起的体面外表与生活作风，对文明社会也会发生鼓励作用。当然，如果大宗财产是由侵占、勒索或诈欺而来，或者关于财产的占有与享受不能公开显示，那就情况不同，就不能发生这里所说的鼓励作用了。
工业所生产的，倘不是生产工具，就是满足生活需要的资料与供作夸耀用的资料。后两者往往是结合在一起，无从辨别的。社会上的等级不同，生活作风也各不相同，在饮食与衣着方面，在一切装配的奢华程度方面，在所雇仆役的人数、质量与外表方面，也各有特色。在商业性生产水平较低的地区，这种差别是很细微的，就是说，大家的生活情况都很差，穿得都很简陋，看不到什么争强斗胜的现象。这种差别是随着工业的发展程度而日益显著的。在工业发达的国家，虽然所消费的工业品质量高低有着千差万别，但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得很好，穿得很体面。凡是觉得自己有一些工作能力的人，没有一个愿意在外表上露出寒酸模样。所以工业由于它所提供的诱因，起了促进社会生产的作用，而农业所有的只是简陋的家庭工业与原料及粮食生产，是不能提供这样的诱因的。
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彼此之间当然是大有差别的，人人总是想吃得好些，但进餐时并不一定是当着大众的，德国有一句俗语，“人们看见的是我的衬衫领子，不是我的肚皮”。如果我们从小就习惯于粗糙简单的饮食，就不大会想到要吃得好些，所消耗的食品如果只是限于周围极近地区所生产的那一些，范围就非常狭窄。温带国家消耗食品的范围，首先是由于能够取得热带产品而扩大的。但是在食品的数量与质量方面要想积极扩大与提高，要想使全国人民能普通享受，那就象我们在前一章所提到的那样，只有靠了工业品的国外贸易才能实现。
殖民地产品，除供工业用原料外，供食用的显然以刺激品为主而不是生活必需品。没有人会否认不带糖的大麦咖啡与带糖的摩加（mocha）咖啡同样有营养价值，但即使也认为两者都具有一些营养价值，它们在这方面的价值还是很不重要的，不能认为可以代替本国的粮食。至于调味香料与烟草，当然纯粹是刺激品，主要只是由于在大众的生活愉快方面能有所增益，从而对身心劳动能发生刺激作用，因此产生了对社会有用的效果。
在许多国家里那些靠薪金或地租收入生活的人，对于他们所惯常称为下层社会奢靡习惯的那类现象，有着极错误的想法，这些人看到以前只喝些麦片粥就心满意足的工人，现在却喝着加上糖的咖啡了，就感到震惊；他们看到那些庄稼汉脱下了手织的粗毛衣服，换上了用精细呢绒制的衣服而不胜叹惜；他们说将来一个女佣的打扮同她的主妇也许要分不清了；古时在各个阶级的服装上是有限制的，他们对于这一点赞美不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国家的工人，由于劳动的结果，吃得好、穿得好，就同有钱的阔佬一样，而有些国家的工人，也是由于劳动的结果，却不能不自安于粗衣淡饭；如果我们把两方面劳动的成果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前者的享受并不是由牺牲公众的福利而来的，而是由于对社会生产力所作出的贡献。在前一情况下工人一天的工作成果，比后一情况下的要超出一倍到两倍。假使在服装上要规定等级，在奢华享乐方面要加以限制，那就会破坏社会大众健康的竞胜心情，徒然使社会上身心怠惰的现象获得滋长。
无论如何，必须先有产品，然后才能加以消费，因此生产一般地必然在消费之前。但是就通常的国家的实际情况来说，消费却往往先于生产。工业国家有着大量资本的支持，而在生产上所受到的限制比纯农业国家为少，因此往往以未来的收获为依据而对后者预作支付，这样就使后者的消费先于生产，后者只是由于事前进行了消费，才随后从事生产。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上也有着同样情况，而范围更加扩大，工业家与农业经营者越是接近，则在消费刺激与消费手段方面，前者对后者所提供的就越大，后者在扩大生产方面所受到的鼓励也就越大。
对生产与消费能给以最有力鼓励的，是国家的法律与行政制度。有些地区的情况是这样的，个人不可能通过正当的努力和成就从社会的一个阶级上升到另一个阶级，从社会的最低阶级上升到最高阶级；有钱的人怕露富，也不敢公开享受，惟恐他的财产受到危险或引起指责，说他自尊自大，或被人嫉视；做生意的人在社会上得不到荣誉，毫无光彩，国家行政、立法或司法方面也没有他的份；在工业、农业或商业方面有了卓越成就，也得不到社会的尊敬，不能由此博得任何荣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说，不论在生产或消费方面，最有力的动机并不存在。
每一条法律，每一种公共规章，对生产、消费或生产力，总是起加强或削弱的影响的。
专利权的授与是对于发明创造的鼓励。由于希望获得这样的奖励，就激发了精神力量，使这种力量走向工业改进的方向。这种奖励制度使创造能力在社会上能获得荣誉，根绝了在落后国家为害那样大的坚持旧习惯、旧方式方法的偏见。这种制度为除了发明天才别无所有的那些人提供了所需要的物质手段，因为资本家既已有了把握，晓得同这样的人合作可以分享预期利益，就会受到鼓励，去支持发明家。
有些工业品在本国也能生产，但在国外生产时比在本国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保护关税对于生产这类工业品的本国工业起了鼓励作用。在保护关税制度下，企业家和工人于学习新知识、新技术能够获得报酬这一点有了保证，对国内与国外资本家如何于投资后在确定时期内能享有特别利得这一点指出了一个途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二十六章 关税是建立与保护国内工业的主要手段
促进国内工业的手段；方法是种种不一的，凡是在效力上、应用上没有疑问的那些手段、方法，都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举几个例子，比如教育设施（特别是技术学校）、工业展览、优良成就奖励、交通运输改进、专利法等等，总之，凡是目的在于促进工业、促进与调节国内外贸易的那些法律与制度，都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我们在这里所要谈的，只是作为发展工业手段的关税制度。
根据我们的理论，对输出加以禁止或征税只能看作是例外情况，对于自然产物的输入只应当课以以增加岁入为目的的关税。决不应当课以以保护本国农业生产为目的的关税。在工业国家征收收入关税的对象主要是由热带来的奢侈品，不是谷物、牲畜等普通的生活必需品。至于在热带地区，或者是人口较少、疆土较小的地区，或者是人口还不十分稠密的地区，或者是在文化上、在社会与政治制度上还十分落后的地区，对于工业品的输入只应征收收入关税。
但任何种收入关税都应当有相当节制，不可使输入和消费因此受到限制；否则不但将削弱国内生产力，而且也将使增加税收的目的受到挫折。
只有以促进和保护国内工业力量为目的时，才有理由采取保护措施，有些国家有着广阔完整的疆域，人口繁庶，天然资源丰富，在农业上有很大成就，在文化与政治方面也有高度发展，因此有资格与第一流农工商业国家、最大的海陆军强国分庭抗礼；只有在这样情况下的国家，才有理由实行保护制度。
要达到保护目的，对某些工业品可以实行禁止输入，或规定的税率事实上等于全部、或至少部分地禁止输入，或税率较前者略低，从而对输入发生限制作用。所有这些保护方式，没有一个是绝对有利或绝对有害的；究竟采取哪一个方式最为适当，要看国家特有环境和它的工业情况来决定。
战争对于保护制度的选择有很大影响，因为战争往往使国家处于被迫的禁止制度之下。在战争期间，交战国之间的交易停顿了，每个有关国家，不论它的经济状况如何，都不得不争取自给自足。因此，一方面是在工业上比较落后国家的商业，另一方面是最先进工业国家的农业生产，两者在这个时候都会受到极大鼓励。在工业落后的国家方面，尤其是当战争延长到数年之久时，在工业上就会获得相当进展；有些工业品的生产是无法与最先进工业国家从事自由竞争的，只是由于战争所引起的隔离状态而使这类工业获得了发展，这就会引起一种形势，在和平恢复以后，这种隔离状态如果能仍然继续一个时期，对这类工业将有很大好处。
在这次普遍和平恢复以后，德国与法国就处于这样的情况。假使在1815年，法国同德国、俄国和美国一样，听任英国竞争势力为所欲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