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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殊的创作现象诚如某些人所说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关，但他们既不是在遗传学、进化论、环境决定论的启示下去创作、去演绎这些观点，也不曾为了创作而去着意研究自然科学。虽然他们也和左拉等人一样从生理角度解释主人公的社会行为，但这种解释更多是一种臆想，与真正的自然科学不大相干。说自然主义文学创作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关系密切，主要指左拉及以后的作家，对于龚古尔兄弟，更多应在从他们自身的生理、心理病态和他们对历史的热衷、对收藏的爱好和对绘画的擅长来分析。
龚古尔兄弟从文在后，治史在先。他们雄心勃勃，要写一部全新的历史，不写政治史，而写社会史，以发掘“历史的真实”，再现十八世纪法国社会的人情风俗。为此他们查证了一万五千余件当时的资料，包括一些容易被人忽视的片言只语。他们的史著材料繁复多样，场面翔实生动，而更具开创性的是，他们重视考证，发掘原始资料，借助具体而微的细节来描绘一个时代；将历史人物的私生活引入历史。这段治史经历实际上预定了他们以后的创作方式和风格：精确、细致、翔实，但也失之于片面、芜杂，肤浅。他的小说，往往就是文献和史料的罗列，在开文献、纪实小说之先河方面固然有功，但也带来一种文学上的“小家子气”，钻牛角尖，囿于史实、事实，不能充分发挥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此外，他们都擅长绘画，爱好收藏。茹尔完全可称得上是一位画家，埃德蒙水平也不低，只是兴致不高、创作不多。画家所必具的观察能力，使他们在不厌其烦地罗列场景和描写形貌的过程中游刃有余，同时也给小说带来了拖沓、繁琐的毛病。至于收藏，是与他们自小耳闻目染身受而陶冶成的艺术情趣一致的，是满足他们高雅的艺术欣赏品位的需要。
这些精美的收藏反过来又进一步培养了他们的感受能力，因此他们的小说在局部上总是曲尽其微，生动精致。只是艺术感受一旦精微之致，便难免转向病态，表现在小说上，就是过于浮华。
龚古尔兄弟毕生所记的日记（即后来出版的《龚古尔日记》），对他们的创作也很有影响，记日记的过程是一个较为全面地锻炼写作能力的过程，当然，文学创作不能像日记一样囿于真实、缺乏提炼，而他们则正犯了这样的错误。
龚古尔兄弟合写的小说，除那部失败了的《在一八……年》外，还有六部：《夏尔·特马懿》（1860年）、《费洛曼娜修女》（1861年）、《勒内·莫普兰》（1864年）、热尔米妮·拉赛朵》（1865年）、《玛奈特·莎洛蒙》 （1867年）、《谢凡赛夫人》（1869年）。
《夏尔·特马懿》初版题名《文学家》，是一部带有自叙性质的小说。主人公夏尔·特马懿是一位报纸编辑，醉心于文学创作，但处女作受到批评界的贬斥，使他深为痛苦。后来他与一位女演员热恋而成婚，暂时得到了安慰，然而好景不长，妻子无知而恶毒，不断给他感情伤害，最后，已经排演的剧本撤了下来，水性扬花的妻子也离他而去，使他神智昏乱，失去记忆。龚古尔兄弟在这篇小说中倾吐了他们在文学事业上的失意和遭人嫉妒、非议的苦恼；并流露出厌恶妇女的情绪，主张艺术家应过独身生活。该小说是一部文献实录小说，基本根据他们从事新闻工作时期的经历写成，里面的人名、刊名都有实指，很多文字直接抄自他们的日记——这后来被很多自然主义作家仿效，成为一种独特的创作方式。小说情节单薄，场景凝固，缺乏生气。
《勒内·莫普兰》是一部很有社会意义的小说。小说写一位不受习俗约束的少女，反对哥哥为了谋取贵族姓氏和获得大宗财产而与情妇之女结婚，请贵族家的人去制止，结果酿成一场决斗，哥哥身亡，她也含恨而死。这篇小说既是对社会风俗的纪实性的描写，又是类似于巴尔扎克小说的社会研究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大类）。
《玛奈特·莎洛蒙》写一位卓有才华、极有可能走红的画家，虽然明知女色是艺术家的危险障碍，却经不住丰腴妍丽的模特儿玛奈特·莎洛蒙的诱惑，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变成了一个顺应时尚的画匠。这篇小说广泛展现了第二帝国时期的画坛情况，其中谈艺品画之言深中肯綮，堪称是了解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画坛的翔实资料。
《谢凡赛夫人》以他们的一位死于意大利的姑母为蓝本，塑造出一个神经兮兮而又带有神秘倾向的谢凡赛夫人的形象，带有宗教色彩。为了忠诚于文学，忠实于生活，他们亲往罗马感受宗教气氛，但内行人说他们实际上对宗教只知皮毛。其实，在所谓对自然科学的运用上，他们也只是略知皮毛，得不出真正科学的结论。如 《热马米妮·拉赛尔》中对主人公沉沦原因的解释，从抽象莫名的“欲”出发就是很牵强的。
《艾丽莎女郎》是埃德蒙和茹尔共同构思、一起收集过素材的，但茹尔死后七年才写成发表。艾丽莎是一个贫苦的姑娘，因生活所迫而沦为下等妓女，逐渐对男人产生一种生理厌恶，由此不能自控，以至当一个很爱她的士兵对她似乎有所要求时，她一时失常，给了他一刀，从此长期蹲监，变得沉默寡言，痴呆麻木，最后丧失了劳动能力，从人沦为动物，仅保持了最基本的生理本能。该书较受读者欢迎。作家宣称他的目的是要研究监狱与女囚，使人发出“沉痛的思考”。褒之者将他与左拉（当时左拉刚发表《小酒店》而享誉文坛）并称为“自然主义派”，贬之者则说他们是淫秽鄙亵，伤风败俗，低级趣味。
《拉·福丝丹》（1882年）取材于一位名演员的生平事迹。著名悲剧演员拉·福丝丹为了爱情而告别剧坛，与情人隐居瑞士山区，只因她的情人要占有她的一切，以致嫉妒一切观众。她割舍不了心爱的事业，梦中都在念台词，情人非常失望，临终时说：“你只是一个艺人……不懂得爱的女人！”并让人“把这个女人赶出去！”该作以精细的笔触，描绘典雅的法兰西喜剧院，优美的瑞士湖光山色，一反作家素常的风格，以致有的评论家据此认为埃德蒙不是真正的自然主义作家。《谢丽》（1884年）是埃德蒙根据他收集来的“人文资料”，写成的一部没有完整情节的小说，它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细致入微地描写主人公谢丽的成长过程：由一个天真幼女，到情窦初开的少女，进而长大为寂寂怀春、郁郁寡欢欢的青年女子。由于她娇生惯养，奢华无度，没有钟情男子前来问津，婚姻成了她的老大难题，就这样积成心病，最后在十九岁上无声无息地死去。书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她祖父的秘书，每见到小谢丽，都要非常风雅地吻她的手；于是她便常在窗口窥伺，看见秘书走进花园大门，便赶紧去用香皂洗手，再庄重地走过去给秘书吻。这部作品是较为典型的自然主义作品，埃德蒙全无意于构造曲折的情节，而要将它写成一本纯分析性的书。
综观龚古尔兄弟的作品，带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他们有一句名言：“历史是已然如此的小说，小说是理该如此的历史”。试对照巴尔扎克的话：“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们的秘书。”，“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他的书记。”这与前者似乎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味道，然而很多人却贬责前者而褒扬后者，未免有失公允。不过，龚古尔兄弟侧重从生理角度对个人进行孤立分析，而老巴尔扎克则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个人命运置于社会大系统中来考察，显示出某些必然性的联系，因而比龚古尔兄弟更经得起推究。考察龚古尔兄弟的创作历程，是由研究社会风俗史转向创作社会风俗小说的，由历史文献转向人文文献，所以他们以治史的严谨态度和种种方式来造文。他们援用成例，或是实地调查，写成具有科学依据的作品，想入非非与浪漫蒂克与他们似乎水火不容。尤其是沉静得刻板的埃德蒙，在《拉·福丝丹》的序言中理直气壮地说：“小说家，实际上只是无故事可讲的历史家。”只是，倘若全无情节，又有多少人能提起兴致去读呢？事实上他也没有完全彻底地这么作，否则他的小说就有可能不得流传。
二、他们将美术绘画引入小说创作，标榜一种“艺术笔法”，即把艺术之美形诸笔墨，把艺术体验，把造型、色彩、立体感等印象化为文字，成为视觉景象。为了形容贴切，难免咬文嚼字，极尽雕琢之能事，刻意求变，使用僻字、怪字、生造词，甚至违反语言习惯来造句，充斥着贵族的审美情趣，不能够普及于大众。
三、他们热衷于病例研究，多写病态人物，以生理学、病理学代替心理学，并以病理解释人的行为。这与埃德蒙的天性沉郁有关，也与茹尔患有梅毒、羞于见人、心理有所变态有关，推己及人，便好把行为异常、精神病变的人作为主人公。或许这还与他们的父亲早逝、母亲多愁善感相关吧。连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他们是执着、神经质、对事物的感受近乎病态、有时是不公正和容易冲动的。埃德蒙曾对左拉说：“我们所有的作品，这或许是付出莫大代价换得的独特之处，落点都在神经官能症上。对这种毛病的描写，我们是取诸自身的。由于不断的洞察自己，研究自己，解剖自己，结果变得超乎寻常的敏感，人生中的一点点小事，对我们都是莫大的伤害。”此外，他们认为整个社会丑恶不堪，呈现出一种病态，因而从生理学、病理学角度归因。
龚古尔兄弟的小说开创了“文献小说”的先河，以客观的态度“显现” （区别于巴尔扎克的“揭露”）出第二帝国时期的一些社会状态。
它们基本是写实的，但是过于客观，并且凝固片面，可算是带有现实主义特征的自然主义作品。其中 《热尔米妮·拉赛朵》基本上可视为自然主义小说的典型之作。所以人们既可以说，龚古尔兄弟是自然主义文学的始祖，也可以说，他们是从巴尔扎克到左拉之间的过渡作家。
一缕头发的失踪
一名女仆的沉沦
最能集中体现龚古尔兄弟创作的实录、病理研究等特征的小说是《费洛曼娜修女》与《热尔米妮·拉赛朵》。
《费洛曼娜修女》起源于作者听到的一个真实故事。1860年2月5日，龚古尔兄弟在福楼拜家做客，席间路易·蒲雷讲了这样一件事：在他所工作的卢昂医院里，有一个修女，暗中爱上他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死后停在医院，蒲雷在为他守夜时，那个修女来为死者祷告，临走，蒲雷托她把死者的一绺头发转交给死者母亲。修女接过头发，不谢一声就走了。后来，她再未提起此事，似乎死者母亲也未得到儿子的头发。
奇怪的是，从那时起，修女对蒲雷分外客气。
这个故事立即引起了龚古尔兄弟的研究欲望。他们打算将他们女佣的外甥女的童年与此合并创造一部小说。为了熟悉医院情况，他们亲身前往观察，收集直接资料，写成了这部纪录式的作品。小说写一名经历不平凡的修女的变态爱情。费洛曼娜修女本名玛丽·戈舍，生于贫寒之家，父亲是锁匠，母亲做裁缝。她出世时，家里非常困窘，母亲只能靠一点可怜的奶水喂她。四岁时，母亲去世，第二年，父亲远走，小孤女从此跟大姨妈过活。大姨妈在唐打区一位寡妇维莉夫人家做了二十年厨娘，在这个家里生了根。维莉夫人早年死了一个小女儿，如今从小玛丽身上看到了女儿的影子，因此对她十分疼爱，但小玛丽不知这种宠爱和宽待并不能消除等级，她之所以能进客厅只不过是因她还是个没有社会性的小动物。有一次，太太让她跟小儿子一起上桌子吃饭，第二天她就不肯跟姨玛在厨房吃了。太太和姨妈见她太骄纵，就将她送进了修女办的教养院。她被脱掉了好看的绸衣，换上统一的绿袍，她很委屈，但她忍住了眼泪。因为那儿已有一个女孩叫玛丽，为免叫混，给她取了个新名字——费洛曼娜。她憎恶这个新名字，因为它剥夺了她快乐日子的一切痕迹。她对一切都产生了敌意，甚至连好心也不接受。不管修女们怎么关怀她，她也只想回到她失去的唐打区。后来维莉太太去世了。她因胃痛而回到姨母家。在意大利漫游归来的亨利少爷，看见她已出落成漂亮的大姑娘，就吻她的面颊。她快活得直抖索，从此全心全意服待小东家。可少爷对此仅报以淡淡的问安。有一次，少爷喝了酒回来，说家里有个大姑娘碍事，倔强的费洛曼娜便又进了修道院，不久被派往医院。
她把女性的全部温柔、体贴都用来照拂病人，赢得大家好感。有一个生命垂危的女病人，放心不下年幼的儿子，见习大夫帕皮埃答应将小男孩交他在乡下的母亲代养。从此，这小男孩成为大夫与费洛曼娜的日常话题。有一次，费洛曼娜正在药房温汤药，大夫进来了，抱住修女，凑过嘴唇，结果挨了一耳光。大夫对自己非常厌恶，经常喝酒。修女一直避着他。他心中不安，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单独相对的机会，求她原谅，费洛曼娜对这位年轻大夫本来就很有好感，打算说话而释前嫌，却开不了口，转身走了。帕皮埃郁郁寡欢，无从排遣。一次做尸体解剖时，他不慎得了化脓性感染而死去。他的好友为他守夜，将拟交死者母亲的一绺头发放在床上，昏昏欲睡，这时，修女轻轻走进来，跪在床前祈祷良久，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去。第二天朋友醒来，昨夜之事似梦似真，只有那一绺头发不翼而飞。
从这部小部中人们可以看到这几个特点：一，每个人物的出场都伴随着背景或前因，即使是无关紧要的角色。譬如维莉夫人对小玛丽的爱怜，是因为从她身上看到了故去小女的影子，是一种移情。又如玛丽的姨妈之所以能以主人之家为家，是因为她曾亲自抚养小少爷和亲自为老爷合上眼睛。这些小细节的介绍本无关紧要，但龚古尔兄弟似乎有这种逢人逢事就分析的癖好。这种分析习惯与分析能力，对自然主义作家来说是必要的和常见的。二，作者通过这种因果的展示来表现主人公的内心冲突，给这种冲突找到了病因，这也就是病理研究。三，小说前后两部分构成一个病例记录，病理上一贯，具体材料仍有拼接痕迹；叙述细腻但说不上婉曲，详尽但不感人。
龚古尔兄弟的另一部代表作《热尔米妮·拉赛朵》被视作自然主义的开山之作。很多自然主义作品的某些手法、特征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小说写一个女仆的沉沦历程和悲惨人生。她们家没有足够的面包，她的父亲则没少让母亲哭泣。母亲很疼她，可在她五岁时就去世了。后来，她跟姐姐去巴黎，在一个乱七八糟的店里帮工，受人欺凌、侮辱，后来被一个伪装成“保护者”和“好心人”的老头子奸污。幸好有一个有钱的老人收留了她，这个老妇也有类似的悲惨经历。这时，她爱上了一个好吃懒做、行为放荡的男人，这个男人的母亲是一个店主，她想利用热尔米妮的“无偿劳力”。这个男人逼得她步步堕落，酗酒，告贷，卖淫，偷盗，潦倒不堪，最后病死。小说将热尔米妮执着的爱视作一种天然特性，甚至反映在外貌上：“发情的母猫一般嘴脸”，“从这位丑陋的女人身上流露出一种酸涩而神秘的诱惑，在那满是麻坑的立体感很强的脸上相交并辟开的影与光给她的脸罩上一层爱情画家在给自己的情妇画的肖像中点染出的快感的容光。她身上的一切：嘴、眼，甚至她的丑陋，对人都具有一种撩拨和吸引。一种刺激情欲的妖媚从她身上流露出来，袭击和依附着异性。她用一种热烈的激情，引出一种欲望，从她身上，从她的手势、步态、小的动作，以及她那含情脉脉的神态，都显示出一种性欲的诱惑。”所有这些描写，从人物自身逻辑讲，似乎不应该属于一个悲苦、屈辱的女人，但龚古尔兄弟将这种“邪恶的性欲”特征强加给这样一个丑陋可怜的女人，看上去倒是为分析而造人物，不是根据现成病例引入分析。作家在热尔米妮身上实施他们的研究：热尔米妮闲时烦闷，去路口小店聊天，对老板娘的儿子徐比龙产生了朦胧的性意向。当她发现他另有所欢时，便不顾一切地发泄了她“天然的嫉妒”，插在他们之间，终于将他们分开。她宁愿为这个首次爱上的男人卖命，为他受一辈子穷。徐比龙贪得无厌，热尔米妮不能自拔，龚古尔兄弟把这种极端的态度归之为生理原因：“苦乐失调，神经紊乱，通常都是这样，以致失去比例和平衡，趋于极端。”他们自认为真实合理，并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