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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追堵截驱赶走后，同一批人或其他人会再一次出现。
难民们站在黎明前的暗光下，白发苍苍，衣衫褴楼，妇女们怀里还抱着吃奶的
孩子。自从波将金时代以来，俄罗斯的小农阶级没什么变化，他们像老黄牛一样勤
恳地干活，默默地忍受。7 月下旬天气还很热，对人们的生存还没造成太大的威胁。
但是在寒冷的天气来临时，会怎么样呢？俄罗斯冬季那刺骨的寒风……今年1 月份
的天气很冷，但明年会好吗？想到这些，乔克·麦克唐纳摇摇头，继续前进。
他沿路来到卢比扬卡广场，过去叫捷尔任斯基广场。几十年来这里一直矗立着
铁腕费利克斯的塑像，他是列宁时代最初的专政机器——契卡（“俄肃反委员会”
的俄语缩略语）的创始人。广场的后面矗立着深灰和赭色的大厦，被称为莫斯科的
中心，也是克格勃的总部。
古老的克格勃大楼后面是臭名远扬的卢比扬卡监狱，在那里无数的犯人被逼供
直至执行死刑。监狱后面有两条大街——大卢比扬卡和小卢比扬卡。他选择了第二
条街。小卢比扬卡街的中段正是圣路易斯教堂，有许多外交人员和为数不多的俄罗
斯天主教徒中的一些人去那里做礼拜。
他身后200 码远的视线之外的地方（因为有克格勃大楼的遮挡看不见），许多
流浪者正在杰茨基米尔大型玩具店或少儿中心的大门口睡觉。
两名身穿牛仔裤、黑皮夹克的彪形大汉走到商店门口，开始逐个翻腾正在睡觉
的流浪者。其中有一个人身穿老式军服，翻领上别了几颗肮脏的纪念章。那两个人
紧张起来，他们再一次弯腰查看，然后将那个人从睡梦中唤醒。
“你是叫蔡塞夫吗？”其中一个人厉声问他。那老头点点头。另外一个人迅速
从他的外衣口袋里掏出移动电话，快速地按下一串数字，然后开始通话。5 分钟内，
便有一辆摩斯卡维奇汽车突然转向停在路边。那两个人强行将老头架在中间，将他
扔进车的后面，他们也挤进了那辆车。那老头在上车之前，他前边的不锈钢门牙闪
烁了一下，好像要说些什么。
那辆车绕着广场急速行驶，开到那座曾经是全俄保险公司，后来变成了恐怖组
织机构的灰色大楼后面，咆哮着驶过小卢比扬卡街，将一位英国外交官的身影留在
了人行道上。
在一名昏昏欲睡的教堂守门人的引导下，麦克唐纳进了教堂，走到走廊的末端，
跪在圣坛前。他抬头向上看，十字架上钉死的耶稣基督向下看。他开始祷告了。
基督徒的祷告词是非常秘密的，但是他的祷告词是这样的：“亲爱的上帝，我
请求您让它成为伪造物吧。因为如果它是真的，一个巨大的黑色魔鬼将降临于我们。”
第四章
在其他工作人员正常上班之前，麦克唐纳已经回到了他的办公桌前。他昨晚整
夜没睡觉，但没有人会察觉。他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人，上班前他已经在一楼工作人
员洗手间洗脸、刮脸并换上了放在他办公桌里的干净衬衫。
他的副手，布鲁斯·格雷西·菲尔德在他的住宅里接到通知，要求他9 点之前
必须到办公室。雨果·格雷现在已经回到他自己的床上，他也接到了类似的通知。
8 点钟，麦克唐纳通知他的两名警卫人员（这两个人以前都是部队的老军士）将
“泡沫”会议室准备好，9 点15分要开会。
刚到时间，会议就开始了，麦克唐纳对他的两名同事解释说：“今天的会议议
程是讨论我昨天拿到的这份文件。已经没有必要告诉你们它的内容了。可以这样说，
假如它是伪造的或骗局，那么我们现在是浪费时间。如果它是真的，目前我还不知
道结果，它将是一个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件。雨果，请你把事件的背景给格雷西叙述
一遍，好吗？”
格雷把西莉亚·斯通告诉他的事情重复了一遍。
“准确地说，”麦克唐纳使用了一个他最喜欢说的短语，听到这话的年轻人都
收敛了笑容，“我想知道那个老头究竟是什么人，他是如何得到那份有可能是绝密
的文件的，为什么他要选择那辆车，在那个地点投放那份文件。他以前认识西莉亚
·斯通吗？他知道那是大使馆的车吗？如果知道，为什么选择我们？此外，咱们大
使馆里有人能画像吗？”
“画像？”菲尔德问。
“画一张人头像。”
菲尔德说：“有一位夫人是教美术的。她过去曾经是伦敦儿童图书的插图画家，
后来嫁给了我们档案馆的某个人。”。
“去查一下。如果她能画，叫西莉亚·斯通配合她。此外我打算亲自与西莉亚
面谈一次。另外还有两件事要做。首先，我们的朋友很可能再一次出现，他试图接
近我们，会在我们大楼的四周转悠。我打算让梅多斯下士和雷诺兹军士留意我们的
主要门口。如果发现他，要尽快向我报告。尽量让他进来喝杯茶。其次，他有可能
在其它地方尝试其它的办法，也许会自己惹祸上身而遭逮捕。格雷西，你在警察局
有没有认识的人？”
菲尔德点点头。他是这三个人当中在莫斯科呆的时间最长的一个，他来后继承
了一些低层次的消息源，后来他自己也建立了几个关系。
“诺维科夫巡警。他在彼得罗夫卡总部大楼里工作。有时很有用。”
麦克唐纳说：“与他联系一下。不要提起扔到我们车里文件的事。就说街上有
个怪老头缠着我们的人，要求面见大使。我们不愿理睬他，而请他不要再纠缠我们
了。如果有画像，让他看看画像，但不要把画像留在他那儿。你们下一次什么时候
见面？”
菲尔德说：“没计划。我可以在电话亭打电话找他。”
“好吧，看看他是否能帮忙。我要到伦敦去几天。格雷西，我不在时你担任临
时指挥。”
西莉亚·斯通走到办公楼大厅时，被告知直接去“A ”会议室，而不是去麦克
唐纳的办公室，她感到有些吃惊。她知道这间会议室是一个特殊的，可以防窃听的
地方。
麦克唐纳非常和蔼地与她交谈了一个小时。他用笔记下了每个细节，她同意他
的推理，那个老头曾经纠缠过其他工作人员，要求见大使。他问她是否同意协助画
一张那个老头的头像。她当然同意。她愿意尽力帮忙。
在雨果·格雷的陪同下，她指导档案馆副主任的夫人花了一个午饭时间，用木
炭和蜡笔画了一张那个老头的草图。画中特别突出了他的三颗钢门牙。全部画完后，
西莉亚点点头说：“就是他。”
午饭后，乔克·麦克唐纳让梅多斯下士做他的保镖，护送他去了大舍列梅季耶
沃飞机场。他并不是怕中途遭到劫持，而是他也不敢肯定，他皮包里的文件的合法
主人是否会想方设法夺回他们的财产。作为辅助的防御措施，他把文件包用一个链
条锁在他的左手腕上，手腕上覆盖了一件夏季用的轻型雨衣。
当大使馆的豹牌汽车驶出大门时，外人是不会看到这些细节的。他注意到索菲
斯卡亚码头停放着一辆柴卡轿车，但是它并没有跟踪他们的豹牌车，因此他没有再
往下细想它。事实上那辆柴卡轿车正在等待一辆红色越野车的出现。
在飞机场，梅多斯下士将他护送到检票口，在那里他出示了外交护照，然后免
去了一切检查。在候机室等了一小会儿后，他就登上了飞往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英国
航空公司的航班，起飞后才深深地慢慢地吸了一口气，要了一杯杜松子酒和奎宁水。
1985年4 月，华盛顿假如天使长加百利下降到华盛顿，询问苏联大使馆内克格
勃工作人员，在所有CIA 军官当中，他们最喜欢选择哪个作为俄罗斯策反的对象，
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罗索夫不会犹豫很长时间。
他会回答道：“我选择作战局苏联分部反情报小组的组长。”
所有情报局内部都配备有反情报机构。情报工作和反情报工作是为同一个大的
组织服务。只是反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与他们的同事关系不是太密切，他们的任务
是审查任何一个有疑点的人。这项工作有三个功能。
反情报人员将听取另一方的汇报，他们将努力确认被策反者是真的，还是假的。
一个假的被策反者或许也能带来一些真的情报，但是他的主要任务是散布假情报：
其目的要么是让他的新主子相信他们队伍里没有叛徒，而实际上叛徒确实存在；或
者用另一种方法将他们的主子引人毫无出路的迷宫和死胡同。一个熟练的“骗子”
可以使他的敌人浪费数年的时间和精力。
反情报工作人员还可以从反面验证那些仍然留在敌方工作的人员状况。因为，
在已经被招募的间谍中，有些人可能是双重间谍。“双重”间谍是指那些名义上已
被招募，而实际上仍忠于他们过去的组织并执行其命令。他们将提供少量的真实情
报以骗取信任，然后就可以在他们应该为其工作的人群中搞大破坏活动。
最后，反情报工作人员必须确保自己一方没有被敌人渗透，在自己的心脏里没
有隐藏着的叛徒。
要完成这些任务，反情报工作人员必须掌握整个过程。反情报工作组有权提取
所有被策反人员的历史档案以及有关他们的汇报资料。他们可以深人敌国；检查所
有被策反人员的工作及聘用情况，实地考察有无任何背叛的危险。他们有权以检查
可靠性和真实性的名义，查阅自己一方每个办公室里所有人的档案。
正是由于这种严格的职能划分和“需要知道”的原则，掌握卜2 个军事行动的
情报军官可以向他们的同事泄露自己掌握的军事计划，但是他们通常并不知道他们
的同事正在做什么工作。只有反情报人员有权了解内幕。这就是为什么——当那个
天使长官要安德罗索夫上校作出选择时，他愿意选择苏联分部反情报小组负责人的
原因。反情报小组的人员必须是在最可靠的人当中挑选。
1983年7 月，奥尔德里奇·黑曾·埃姆斯被任命为苏联东欧分部苏联反情报小
组的负责人。这样一来他完全掌握了他的两个下属机构：其一是负责所有在苏联国
境内工作的、但已经被美国招募的苏联被策反人员事务的苏联司，第二是负责在苏
联境外工作的、所有被策反人员事务的外部作战司。
1985年4 月16日，因缺钱花，埃姆斯走进了位于华盛顿第16街的苏联驻美国大
使馆，请求面见安德罗索夫上校，主动提出为苏联人当间谍。条件是5 万美元。
他还带去了一些表示真诚的小礼物。他泄露了三名已与CIA 取得联系并主动为
它工作的俄国人名单。以后他可以将他们解释为双重间谍，也就是说不是真正的被
策反人员。不管怎样，这三位先生从此消失了。他还拿去了一份CIA 内部人员名单，
其中他的名字位于显要位置，以证明他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个职位上的人物。然后
他离开了，当他第二次经过苏联大使馆的院前时正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摄像机拍
上了镜头。但是那些录像带也从来没有重放过。
两天之后，他得到了5 万美元。那仅仅是个开始，给美国历史上带来最严重后
果的叛徒，也许包括贝尼迪克特·阿诺德在内，从此开始工作了。
后来的分析家们有两个解不开的迷。其一是，这样一个非常欠缺修养、行为不
端、酗酒肇事、毫无希望的人是如何能够得到连续提拔直至升到那个对可靠性要求
极高的位置上的。第二个是，到了那年的12月份，高级领导者已经知道在他们的秘
密中心隐藏着一个叛徒，那么他又是如何继续隐藏了八年，以至于给CIA 带来了八
年的灾难。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来自多个方面。CIA 内部的无能、缺乏生气以及沾沾自喜的
状态都使叛徒有机可乘，此外克格勃还精心散布了假情报来保护他们的双重间谍；
兰利的状况更糟、更懒散、神经质、好逸恶劳，这些都为叛徒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最终使人们想起了詹姆斯·安格尔顿。
安格尔顿曾经是局里反情报小组的负责人，地位的提升使他成为传奇人物，因
患多疑症神经错乱而下台。这个怪人毫无私生活或幽默感，他坚信在兰利内部有个
化名为萨莎的克格勃的双重间谍。在这一场对根本不存在的叛徒的疯狂搜捕过程中，
他迫害了一个又一个忠诚的军官，直至迫使整个作战局屈服在他的脚下。到1985年，
那些升到高级职务的幸存者回想起那段奋力搜捕双重间谍的往事就感到痛心。
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归罪到肯·马格卢的头上。
埃姆斯叛变之前已经在局里工作了20年，在兰利以外的其它地方，他一共有过
三次任职经历。在土耳其时，他的站长就认为他的存在实在是浪费空间；经验丰富
的杜威·克拉里奇从开始时就憎恨他，并讨厌他。
在纽约工作时，他有幸获得了一些赞扬。事实上在埃姆斯在此任职之前，联合
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舍甫琴柯就已经为CIA 作了，他在1978年4 月投靠美国的行
动是另外一名军官策划的，埃姆斯只是在中间接手了这名乌克兰人。那时，他已经
酗酒很严重了。
他的第三个任职是在墨西哥，这次惨遭失败。他经常喝酒，喝得烂醉如泥，然
后发酒疯侮辱同事和外国人，他曾经醉倒在街上，后来被墨西哥警察送回家。他违
反了所有现行的作战规定，而且一个人也没招募过来。他连续数天花大量的时间，
与一名叫伊戈尔·舒雷金的俄国人一起喝酒，那个人是俄罗斯大使馆克格勃反情报
机构的头目。也许舒雷金是第一个预见这个满身恶习的美国人“有可能”成为他们
的发展对象的人。
埃姆斯在这两次海外任职的业绩报告均骇人听闻。在一次业绩大普查中，一共
测评了200 名军官，他名列第198 名。
一般情况下，这种人根本无法被提升到如此重要的高级职位。直到80年代早期，
所有的高级掌权者——凯里·乔丹、杜威·克拉里奇。米尔顿·比尔登、格斯·哈
撒韦、保罗·雷德蒙等都认为他是一个废物。但是肯·马格卢却不这样认为，他成
了他的朋友和保护神。
是他将业绩测评报告进行了处理，为他清除了前进路上的障碍，从而使他得到
提拔。作为埃姆斯的上司，他不顾其他人的反对，亲自安排了人选，将埃姆斯塞进
了反间谍小组。
他们二人基本上算是酒肉朋友，以酒鬼的情感自我怜悯或相互安慰，他俩都认
为局里对他们二人非常不公平。由于这一个判断失误而导致许多人丧失了生命。
里昂纳德·蔡塞夫，“兔子”正处于死亡的边缘，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
一点。他只知道他正忍受着极度的痛苦。
格里申上校坚信痛苦的效用。他相信痛苦对于目击者具有说服力，痛苦是一种
惩罚。蔡塞夫是罪犯，上校命令他深刻领会死前痛苦的含义。
审讯持续了一整天，没有对他用刑，因为他把一切都交代清楚了。大部分时间
里是上校独自一人审讯他，因为上校不愿让卫兵听见有什么东西被盗窃了。
上校非常温和地请他从头说起，他照办了。上校要求他一遍又一遍地复述原委，
直到他认为确实没有遗漏什么细节为止。实际上没有那么多要说的细节。
当他解释到那样做的原因时，上校的脸上显露出了怀疑的态度。
“一瓶啤酒？英国人给了你一瓶啤酒？”
到中午时，上校确信他已经掌握了全部情况。他估计那个年轻的英国女人遇到
这样一个衣衫褴楼的人，会把他的文件扔掉，但是他不敢完全肯定。他派了四名可
靠的人守候在大使馆门前，等待着那辆红色小越野车的出现，然后再跟踪到她的住
所。并把有关的消息及时向他汇报。
3 点刚过，他对卫兵下了最后的命令，然后离开了。当他的车离开大院时，一
架英国航空公司的A －300 型空中客车正出现在莫斯科北部的上空，向西飞走了。
他却没有注意到它。他命令司机把他送回到了基赛尔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