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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弄文字的人可以贡献的文字技巧或者语言艺术并不多，剩下的就是性情了。性情代表你对叙述的东西有多少真实的情感。假如对于书没有真正的兴趣，这集子里的东西大抵不可能产生。我想我能贡献给读者的也就是这些了。
书于把玩之外也有阅读的功用。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有时居然也真的读书。我阅读过程里发现的关于书的故事或者写书的人的轶事并不比淘书时发现的少。这一部分文字的筛选我也遵从性情为主的原则。淘汰的大抵是匆忙而就或者应景的篇什。保留的是自己觉得真有读后感的东西。
写书故事的人在写书以外的东西时，仍旧脱不了书的影子。这是我自己读自己的随笔的印象。好在这些文字并不多，也比较适合闲趣的标准，所以也选了几篇。
我是经常似懂非懂翻翻洋书的人。别的不敢盲从，却实在欣赏每本书的作者在书前对书的缘起或者成书过程起发端作用的人表示的谢意。我要说的是，假如没有三联书店的鼓励，这本集子没有产生的可能。这句话虽然翻译腔重了点，却是实情。
我是给别人写过序的，轮到给自己作序时，发现要讲的话就是以上这些了。好在集子里的许多篇什是可以当作序来读的。我说过关于书实在有许多话要说，又不知从何说起。读者诸君，那你就从《关于书的私房话》开始读吧。
编后记
人的阅读判断可依赖的东西有多少我很怀疑。一本好的书你有很多理由想推荐给同好，于是不免发许多议论，向人表示要推荐的书怎样怎样好，书评大概就是这样产生的。我之所以对阅读判断产生怀疑，是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在阅读时所发的议论只显得空洞苍白，只有涉及书和作者的掌故那一部分对后来的阅读者还有些用处。我在编自己的这本小书时也有此感觉。每个时代都有好的书和优秀的作者，但自好的书和优秀的作者产生之后多少年里，阅读者对同一本书和同一个作者的评价却很不一样，甚至阅读者自己在不同时期对一本书和一个作者的评价也不一样。阅读理性的不可靠于此可见一斑。那么，可靠的是什么呢？答曰：是一本书产生的背景，一个作者成长的过程。哪怕记忆和史料不十分精确，只要符合常识判断，这样的故事还是可以读的。关于书籍和作家的掌故始终有人看，原因就在常识有永恒的魅力。我自己的文学知识很多就来自这样的掌故书，多少年来证明如此得来的知识不虚。
关于书和作家的故事看多了，自己也就想挤到这个队伍里去。阴错阳差，写作的队伍始终没有跟上，文学翻译的队伍倒是进了半个身子。三流的作家也是要有作品的，否则不能称作家。如此，我倒是有译品证明自己可以当三流的翻译家，至少数量是够了的。既然创作和翻译都算不上一流，我于是留心是不是可以从事评论工作，或者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编纂什么的。结果发现，我做不了那样严肃的工作。因为，在我这里，文学始终是趣味范畴内的事情，与理论相去甚远。我只对书和作家的故事感兴趣。好在旁门左道什么时代都不曾彻底消灭。我于是抛弃了文学的康庄大道，而走进了书的掌故和作家轶事之类的羊肠小道。假如读者还是从一部分文章里读出文学的味道，那时我那一阶段努力上进留下的影子，证明我也不是自甘堕落，实在是天分不够愚顽不化。好在我对于书籍向来是虔诚的，并不曾玩书不恭。回过头来看，关于书的那一部分文字是结集子的真正理由，舍此无他。很多文字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同好里有不读西文而对西书感兴趣者。谈西书而掌故，读者有兴趣，笔者因此受到鼓励写到今天。
（《书梦依旧》将由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
转型时期的标本：关于臧克家
1979年2月14日，臧克家就姚雪垠批判自己的诗集《忆向阳》，给时任中宣部顾问的周扬写信，要求他关注这一情况。《忆向阳》是1978年3月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忆向阳”之定名，是因为诗写的是臧克家在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三年劳动的感受。诗集出版后得到好评，稍后就是姚雪垠给予不留情面的批判。这一过程本身，折射出“文革”后政治转型期间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现将这封未曾公开发表的信转录于下，并结合相关材料予以解读，以给研究臧克家的学者提供材料，给解剖转型时期的社会提供一个标本。
臧克家致周扬倍
周扬同志：
最近期间，听到您几次讲话，真挚、热情、思想解放，使我受益较多。从三十年代起，我就追随您的领导，赞成国防文学，并加入文艺家协会，文化大革命中挨批。
我今年已经74岁，由于在干校受到锻炼，身体较前太好，努力写作，今年将出版五六本书。学到老，写到老。
前几天听乔木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文艺界加强团结，并希望随时汇报情况。现在，我向您说一些我了解到的情况：
（1）“争鸣”是百花齐放的要求，但也有人把“争鸣”搞得有点像“争名”了，一言之差，意义天渊。姚雪垠同志最近写了两篇文章，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在去年12月号“诗刊”上为文批了徐迟同志，文中漏洞极多，甚至把闻一多先生的诗句说成我的，加以“雕琢”的指责，态度高傲，盛气凌人，不在讨论问题，而在训人，打击人，徐迟同志看了十分生气，读者也大抱不平！他又在今年一月号“上海文学”上大批我的诗集“忆向阳”（我曾奉寄您一本），不谈内容，专事人身攻击，政治侮＇诬＇蔑，说我“为四人帮涂脂抹粉”，用心不良，令人气愤。中央正号召团结，有人竟为了个人争名目的，横扫一切，唯我独尊，如此发展下去，不利于文艺事业，非搞得四分五裂不可。姚雪垠同志与我相交卅年，他的作品，我不满意，一再苦心规劝，竟惹的他以此报复。请您注意到这一点。冯至同志对此也甚为不平。
（2）过去不少同志，横遭压害，被划成“右派”，而今得到平反、改正，万众欢腾，同行都高兴。这些同志中也有些人，满腹牢骚，对过去曾经批判过自己的同志，心怀不满，弄得纷纷芸芸……
（2）艺术上的不同风格，可以成为“流派”，这是自然现象，但“流派”不要搞成“宗派”，不是说现在已有此事实了，请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文艺界关系复杂，对文艺见解不尽相同，各有友朋，各有同好，搞不好的话，不利于团结，不利于文艺发表＇展＇，不利于团结一心，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以上三点想法，从观察中得来，从亲身感受得来，您对人对事诚挚热情，又是我的老领导，故敢陈情，供您参考。不对处，请您指出、批评。
本想访您谈谈，听说您极忙，故以函简代晤面。
我一切极好，愿为文艺事业尽个人一份力量。
握手！
克家上
79．2．14日
住：东城赵堂子胡同15号
电话：557607
您如能抽出时间约你＇我＇去您处谈一小时，当然更感激了。我自己是有错误的，我也被迫写了“批邓”的文章，在“诗刊”会上作了检讨，“诗刊”编辑部公开发表了声明，承担了全部责任（许多同志均被迫写了文章），在政治情况复杂的时候，个人水平低，一时分不清是非。但对“四人帮”的痛恨、怒斥，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拥护与热爱，是明确的，坚决的。这一点，组织上，朋友们都清楚。
又及
我的这封信，只供您参考，希望不外传，免得惹出更大的纠纷。
《忆向阳》出版与引起争论的背景
臧克家于2004年走完了99年的人生历程。权威媒体罗列了他一生出版的诗集目录，却独把《忆向阳》诗集给舍掉了。概因该诗集是以“文化大革命”期间“五七干校”为背景写的。
一个人历史的书写，是与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臧克家《忆向阳》的创作也是紧密结合时代的产物。从研究臧克家的创作来说，舍掉这一部分，无疑使其创作历程有了一个空缺；而从大的历史来说，舍掉这一部分，也使人们在追述“文革”后文坛回春历程中失掉了一个具体的标本。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信，要求各行各业向军队学习，办既能学习，又能生产，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校。同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此信精神。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个农场，把机关干部和所谓的“走资派”送去劳动改造，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毛泽东得知该经验后，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五七干校”在各地兴办起来，大批干部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
也就是在这一风潮中，文化部在湖北咸宁向阳湖建立了自己的干校，六千余名来自首都的文化界人士，包括冰心、冯雪峰、楼适夷、沈从文、张光年、周巍峙、臧克家等来到这里，成了革命的改造对象。
在这里“战斗”了——借用当年流行的词汇——3年的臧克家，留下了这部《忆向阳》诗作。
臧克家心中的向阳湖
近年来，对于“五七干校”的研究，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一些研究者首先关注的是人们开始进入干校时的心态。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这些文化名人们开始把去干校当成了“避难所”。但不久，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干校就成为另一块迫害文化人的狰狞之地。
也有例外。有研究认为，某些文人在干校“解放”较早，劳动轻微，政治气氛较北京安全，对干校生活颇为习惯，臧克家可为代表。（陈辽：《论“干校文化”》，《咸宁学院学报》第24卷第2期）
臧克家的“感恩”心态是真实的，张光年在他的《向阳日记》里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情：“（1972年9月14日）下午臧克家来报喜讯，说（他的）历史问题是维持了1956年结论；还准备让他回京养病。他说很受感动，哭了一场，写了十几封信通知亲友。”（张光年：《向阳日记——诗人干校蒙难纪实》，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105页）干校留给他的终于成了田园牧歌般的情调以及“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的感受。
“依依恋恋”、“几步一回头，泣不成声”，离开干校回到北京后，臧克家仍然沉浸在这种感受中不能自拔。“人，回到了北京，而心，还在咸宁”。所以，臧克家“时常回忆咸宁”，甚至“做梦也梦到在微雨中插秧”。这样“酝酿、积蓄了二年的情愫”后，1974年12月25日，臧克家拿起笔来写了《忆向阳》组诗中的第一首，到1975年4月8日，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写出五十多首。
诗言志，而其志也应让诗友分享。臧克家在写作过程中，陆续将完成的诗篇分送给友人。其中，看得最多的大概是他三十多年的老朋友——著名作家姚雪垠了。
臧克家却没有预料到，这些诗竟然让他与姚雪垠三十多年的友谊画上了句号。
姚雪垠给臧克家的一组信件
在1975年的环境下——这一点是必须强调的，姚雪垠接到臧克家陆续寄来的诗，不但认真读了，而且字里行间对老友提出了鼓励。有他给臧克家的一组信件为证：
1975年1月11日，姚雪垠在给臧克家的信中写道：
你近几封信中寄来的诗，我都细读了。你的绝句胜于律诗。回忆五七干校生活的小诗，或五绝或七绝，都不错。这些小诗都很自然，清新，完整。所以写得好，主要是有生活体验。
同年1月20日，姚雪垠给臧克家写了一封长信。先谈到他对臧诗作感受：
你这次寄来的六首绝句，我都读了数遍，颇喜“微雨插秧”二首。情义甚佳，清新，自然，圆熟。宋朝有些诗人（如杨万里、范成大）在这类小诗方面，曾达到相当高的成就。另外几首，有逊于此，但亦各具优点。“夜出工”一首，你自己喜欢“摩肩不识面，但闻报数声”。但是这两句诗，你分明在不觉中受了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影响，情味不如王维原诗。“喜奔干校”诗有“壮志学农耕”一句，你在“壮志”一词下，注了“投笔”一词。目前“壮志”用的较熟，反觉空泛。且到五七干校去的高级知识分子，“投笔学农耕”是真，说是“壮志”也不完全真实。“黑金”一首，反映生活真切，诗味稍薄。“向阳湖”一首，“水色韶光两茫茫”之句，虽然你自己较满意，但我有点另外看法，也没有十分把握。向阳湖如系荒湖，改作稻田，当然很好。如非荒湖，养鱼种藕，其经济收入，大于种稻，“荷花换作稻花香”，未必值得歌颂。想未必是荒湖，但在诗句中却没有反映出来，你如追求“荷花”“稻花香”二词组成一句诗的形象美，反而“以词害意”了。
信中接着谈到应该如何反映“五七干校”生活的问题：
我已读了你好多首反映五七干校生活的小诗，希望你继续写下去。我已经说出过我的整个印象，即肯定这些小诗，但又觉得深度不足。我也明白你不会同意我的“深度不足”的评语。我想像我们这一类知识分子，五七干校生活有许多是触及灵魂的，有痛苦，有后悔，有新的觉悟，有痛苦后诞生的勇气和希望。但你把这一类复杂的感情，都在诗中排除了。只写几首反映劳动的愉快，当然很好，读的人不会有感情不深的感觉。许多首都是一种情调，放在我们这个时代看，就内容浅了。至于如何反映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改造过程中的深刻感受同时，又思想情绪健康，这样的诗在写作上要难一点，但是写好，较有深度也不流于仅仅赞颂劳动生活的愉快，反而能更深刻地反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五七道路上的真实感情，会更有力地歌颂毛主席所指引的五七道路。
姚雪垠对臧克家诗作的主题有自己的看法，这看法，是以要能够“更有力地歌颂毛主席所指引的五七道路”为立意而提出来的。换句话说，姚雪垠认为臧克家没有在这一立意的基础上，写出“五七干校”“触及灵魂”的感受。
同年2月1日，姚雪垠收到臧克家寄来的十首诗作。阅读完后，11日晨再给臧克家复信，谈及读后感受：
我比较喜欢的是：《工地午休》《场院午餐》《欣逢干校战友》三首，七律《放鸭》，你虽然用了苦心，但我仍不满足……“小黑”一诗，写你在干校养的狗，虽然生活趣味颇浓，但毕竟是小趣味，正是我辈应该竭力回避的东西。
在分送友人征求意见的基础上，1975年8月，臧克家将有关“向阳湖”的诗作五十七首（暗合“五七干校”之意）汇集在一起，装订成册，继续分送友人征求意见。据姚雪垠后来给臧克家的信中说，他对老友的这一举动曾予以劝阻。理由是：当时“四人帮”到处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姚非常担心臧为此事惹祸（详见下文）。不过，臧克家并没有听从姚雪垠的劝阻。
诗集出版后的风波
约在1977年9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向臧克家索要这部诗集，1978年3月，《忆向阳》面世。
在这一段时间里，形势在发生着变化：伴随着揭批“四人帮”的几个“战役”，人们越来越多地反思“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对当年建立的“五七干校”，有人就提出了质疑。北京人民出版社有的同志就认为，《忆向阳》中有些诗美化了五七干校，不应出版。也有的同志不赞成这样的意见。该社特意派编辑邵焱专门征求张光年《忆向阳》能否出版的意见。尽管张光年认为，这些诗显得太天真，但他还是认为，臧克家的诗作是“出于真情实感”，可以出书。
《忆向阳》问世后，半年的时间里，没有听到什么不同的意见。而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伴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入，拨乱反正的步履在加快，尤其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思想解放的潮流形成浩荡之势。一向被称之为“政治晴雨表”的文学界，其回春的历程也与中国的政治气候相伴随，以其独特的作用，推进着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姚雪垠大约也觉得应该表示点自己的思考或者态度，因而就有了臧克家在给周扬信中所提到的举动：先是在《诗刊》12期上撰文批诗人徐迟，继而在1979年1期的《上海文学》上以《关于诗集的意见——给臧克家同志的一封信》为题批臧克家。
因为这封信引起了臧克家的愤怒，也因为这封信可以作为解剖文坛拨乱反正时期的一个标本，所以这里摘引如下（全信5000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