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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误解，他对山乡有着自己的一份怀念，他要在身心上进入上海得有一个过程。我和他妈妈都是上海人，我们自小在上海长大，孩子也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但都需要时间慢慢融进上海，别说像美霞这样的少数民族孩子了。
《孽债》最初的“单线条”（2）
对了，小说就得从美霞进入上海写起，她为什么要来上海，她到了上海之后各式人等的反应，她自己如何面对着种种压力生存下来的，我要她的到来搅得所有的人为之心动，我要她生病，要她失踪，要她在上海出一点事故……想像使得我时时处于亢奋状态，恨不得拿起笔来直接进入写作。但是，再进一步想像下去，我发现了取单线条发展的不足，有许多我想表现的东西无法表现，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人物关系也会稍嫌单调。特别是一部长篇小说，反映当代题材的长篇小说，社会面过于狭窄，也会给人以“杯水风波”之感。我该怎么
办呢？
《孽债》的构思进入了停顿阶段。
（2001年3月）
《孽债》出炉前（1）
但是《孽债》的构思并没停顿很久。
天天想着这部作品，我很快找到了构思上的突破点。
在《孽债》之前，我写下了五部知识青年题材的长篇小说。在每一部书里，我都有一组对应性的人物。由这一组对应性的人物，把其他所有的人物带动起来。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中的程旭和慕蓉支是这样的人物。
《风凛冽》中的叶铭和高艳茹，同样起着作品骨架的作用。
《蹉跎岁月》中的柯碧舟和杜见春，也是贯穿全书的男女主人翁。
隔开几年后写下的《爱的变奏》中，我干脆以矫楠和宗玉苏一对男女主角的不同视野，来展开叙述。
《在醒来的土地上》里的严欣和郑璇，也是这么一组相互对应的人物。
《孽债》如果仅仅只把沈若尘和美霞父女对应着来写，显然过于单薄了。
知识青年们已经回归到都市，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已经不复存在。他们已不像在乡间和农场一样，共同在集体户、知青点和农场宿舍里居住。回到大中城市之后，他们已经融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返城后，他们重新在都市社会的起跑线上，开始新的人生和追求。
可能正是因为我写下了前面所说的五部知识青年题材的长篇小说，我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们的来信。这些信多得我不可能一一作答，他们在书信中对我的作品或是作品中的人物评头论足，他们给我讲述天南海北的插队知青们的故事，特别是悲剧；他们时常在书信中宣称要将自己经历过的真实的人生故事和体验告诉后代，他们认为这是20世纪即将进入21世纪最好的馈赠；他们说我们命中注定要遭遇这样的时代，我们有责任把这一时代的真实记录下来；他们觉得在这一过程中寻找人性，寻找良知，就是寻找我们这一代人自己。不论他们在书信中说什么，最后他们都会向我提出要求，希望我写一写知识青年们回归都市之后的生活。说回城之后的生活同样精彩，同样有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篇章，同样有着这个时代的生活原生相。
读着这些来信，我时常为之感动，为之陷入沉思。当了作家之后，走南到北，出差开会时，也会时常遇见当过知识青年的新朋友。甚至在某个外事场合，某个专业性甚强的学术会议上，也会有人悄悄告诉我，他曾经下过乡，他也是在内蒙古大草原放过羊的。会后余暇，往往就会有人找到客房来，讲一讲对于那段生活的感悟及与今天生活的关系。
不断地感受来自这些同时代人的信息，我心底深处时时涌动着表现他们今天生活的愿望。构思《孽债》的时候，我逐渐明白，仅仅写好沈若尘与美霞的关系，不能充分展示知识青年们回归上海后的生活，也不能充分地展示今天的上海。
要想充分地表达我对上海这个城市的感受，要想写一写不同个性、不同命运的知识青年回到上海以后的遭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增加人物，增加我要描绘的家庭。
想明白了这一点，我起先只想增加两个和沈若尘有关系、有联系的知青家庭。但是构想下来，仍觉得意犹未尽，觉得不过瘾。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城市生活，比起十年二十年之前的生活，已经大不相同。而且城市的生活形态，正在并且即将发生更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着当代人的价值观、伦理观和人生观。社会生活的氛围变了，粮票、肉票、蛋票、油票从我们的生活中正在消失，而新的东西包括感情领域，正在产生更多的令人惊讶也令人困惑的东西。
沧海桑田，文思更应神远。于是我下了决心，来写作五个上海八九十年代不同层次的家庭。这些家庭的主人，都曾经当过知青，都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而今天，他们却又在上海，代表着不同的生活层次和阶层。无情的岁月和时间已把当年还是以为平等的知识青年们拉开了距离。由于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对于找上门来的孩子，自己亲生的骨肉，他们的态度也必然是不同的。这么一想，创作的视野顿时豁然开朗，很多人物和故事涌上心头。他们联系着西双版纳的昨天和今天，他们也联系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昨天和今天。而在昨天与今天之间，展示的是一代知青的感情经历。对于我这个作家而言，格外有利的也许正是这一点，我曾在西南山乡生活了二十一年，除了自己的生活体验，我还因写作的关系潜心入神地研究过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差别和他们独特的风俗。同时我毕竟出生在上海，在这个城市整整生活了十九年，以后又因出差、开会、改稿不时地回归故里，兴味浓郁地以一个游子的目光和作家的目光，见到了上海那些年里的变化。于是乎新的构思形成了，新的人物呼之欲出，而当把这些人物放在西双版纳和上海的各个层次上展现时，多少艺术的亮点闪烁起来。
前面我提到“下了决心”四个字。在形成构思的时候，我为什么要下决心呢？
原因是极为简单的。那就是在没写之前，我已经看出了这一构思的缺陷，尽管成千上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有过类似的故事，尽管有的故事本身还要悲惨，但是五个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孩子，约好了一同到上海来寻找他们的生身父母，这样的故事是不存在的，这样的巧合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不可能有的。她只能产生在我的构思之中，只能发生在我的小说里。
《孽债》出炉前（2）
这只是虚构。
既然知道这一点，我为什么还要下决心这样构思呢？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样的构思来自于生活的真实。尽管生活中不可能会发生相同的事，但是这样写出来，读者是会认同的，这恐怕也在间接地回答了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
之间的关系吧。
构思已经形成，我按捺不住创作的激情，开始写作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
（2001年4月）
《孽债》和老谢（1）
提笔写作《孽债》这一本书的时候，正逢我面临着奉调回上海作协工作。谁都知道，调动和搬迁带来的是多少繁琐不尽的具体事儿，我整个人都处在生活、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的变动和适应之中。但我还是分两次将这本书写出来了。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孩子10岁了。他是在山乡里出生、在省城里长大的。那里有山有水有河流，有他的小伙伴和习以为常了的一切。他对我们执意要回归是不理解的，当然我们在省城里的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他曾经几次闹过情绪。他不止一次地问过我：为什么非要回到上海去？我为了说服他还真伤了不
少脑筋。
但是伤这些脑筋是值得的，在写作《孽债》时我也面临着那些到上海寻找生身父母的孩子要问出的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答不好，小说就无法感人。幸好我有了一些深切的体验，在写到这样的感情领域时，我把握住了小说。另一个题目是当年那些知识青年们今天怎么样了？他们回归了城市之后，今天已散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今天的社会各个阶层，已经令人眼花缭乱地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人物、新的价值伦理观念、新的交际领域、新的感情生活。无情的岁月和时间本身已把当年互为平等的知识青年们拉开了距离。我在写作他们的今天时，必须把这个题目做好。做不好这个题目，那么很可能将把这部小说写成个陈旧的伦理故事：没有历史的纵深感、没有宽广的社会面、没有时代气息。
我做到了吗？
小说上半部分刚刚在上海的《小说界》杂志上发表一两个月时间，亲朋好友们都关切地询问那几个跑来上海找父母的娃娃的遭遇怎么样了。在为赈灾签名售书的那天，人头簇拥的读者中冒出一张脸来郑重其事地询问我书中的一个孩子到底有没有人收养。甚至一些同样在搞创作的同行也问“那些孩子后来将怎么生活？”仿佛我构思的这些娃娃真存在似的。最为令人惊奇的是1991年9月17日的《新民晚报》上刊出了一篇真实的通讯报道《孩儿找妈泪花流》，写的是一个北方少数民族的男孩到上海寻找父母的真实事件。我的一位同学给我打来电话说：“真稀奇……”
那么，《孽债》这一部书，为什么上、下两部分，会隔开一年多的时间，才在《小说界》杂志发表的呢？只因为这部书的上半部分，我是在贵州写成的。而下半部分，则是我在调回上海一年半之后，才写出来的。
那是1990年的春天，在我获知贵州方面已同意调动，手续正在办理之中时，我趁着贵州的工作已经交代出去，而人还没回到上海的这一段空隙时间，起笔写作《孽债》。
稿子带到上海，怎么会在下半部分还没写出的情况下，先发表出来了呢？这就不能不提到老谢了。写下本篇文字的时候，正逢老谢猝然去世一周年。这一年里，我时常想，要等心情安定下来，好好地写一篇文章，来纪念老谢。现在，请原谅我稍稍多占一点篇幅，写一写和老谢交往的那些日子。
我真的不敢相信，屈指细算，这已经是二十八年前的往事了。
记得，那是1973年冬天，已是我插队在乡间度过的第五个冬天了。不知是特定的地域气候造成了气温骤降，还是心情使然，我只觉得，这一年的冬天比往年更加寒冷难熬。
我所任教的耕读小学眼看要放假了。山寨里的老乡在准备着过年，杀猪、宰鸡鸭、磨血豆腐。我呢，孤零零一个，不晓得怎样打发日子。放假以后，回不回上海呢？回去又能怎么样呢？看着家人、同学、朋友、邻居上班，自己还不是无所事事……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接到了上海出版社的一封来信，信不长，字迹很工整，大意是说我寄去的一部长篇小说稿有修改基础，希望我收信后去上海一趟，商量修改出版的事宜。
到沪第二天，我就急匆匆地赶到出版社去。笑眯眯地接待我的是位四十多岁的老编辑，微胖，他说他姓谢，叫谢泉铭，老谢。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称他老谢，一直称到现在。他呢，叫我小叶，也一直叫到今天。第一天他几乎没有同我谈稿子，只是问了些关于我的情况及创作的经过，然后让我回家去好好休息，过一个节，两个星期之后再去。
两个星期以后，我又到了出版社坐满了编辑的办公室里。这回是认真地对我的小说谈意见了。尽管有一些思想准备，我还是没有料到意见是那么多、那么细致，甚至连一些细节、一些对话的语气，也都谈到了。越谈下去，我越觉得沮丧，这么多的缺陷，我还能在短短两个星期里改好吗？
老谢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安慰似地对我说：“不要怕时间不够，我们可以以出版社名义，替你去函向你插队的公社请假。先请两个月。”
这一住下来，就整整地修改了两年半的时间。起先是住在家里改，后来因家里干扰大，搬进了打浦桥科技出版社后院的作者宿舍。
这是一幢门字形的老式楼房。宿舍供应热水，食堂就在后面花园里，很方便。就是在这里，我和江西回来的知青小鲍一起，度过了两年难以忘怀的日子。
这正是十年动乱的最后两年，尘世间纷纷扰扰，马路上高音喇叭的喧叫和公共汽车的刹车声，不时地越过高墙传进来。一无所有的我却在这里潜心阅读，修改稿子。更为重要的，是在老谢指点下，在阅读和改稿的实践中，摸索创作规律，学习着把我们感受过的生活落在稿面上，一步步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也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和老谢之间建立起了深长的友谊，真正走上了文学之路。
《孽债》和老谢（2）
记得，刚在作者宿舍住下来，老谢就替我们几个插队知青的作者办了一张借书卡。凭这借书卡，可以从资料室里借阅当时在社会上根本不见踪影的书籍。他常对我们说，一边修改作品，一边借阅一些名著，可以从中汲取养料。我说好多书过去读过，他说今天再读，体会是不一样的。我的心里很急，心思不在读书上，急于想针对提出的意见作全面的修改。老谢却不让我们马上动笔，他让我和合作的小鲍先静心坐下来，共同提出一个修改的提纲。当提纲初见眉目之后，他几乎每天下午从绍兴路的办公室步行到打浦桥来，对我们的提纲提出种
种问题，从总体构思、主题、章与章之间的衔接，一直谈到每章的写法，入笔的角度，各章如何用不同的方式收笔，乃至细节改造和运用等等等等，迫使我们往深处去思考、去商量。那时候，我和小鲍都有些不习惯这种方式，与其说是没有耐心，不如说是实际情况逼的。记得小鲍即将分配到街道工厂去上班，而我呢，没有工资收入不说，虽然请了假，到上海改稿，贵州农村由于粮食紧张，不在生产队劳动的人当然不可能给口粮，心里更是焦急万分的。
老谢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一方面给我们办理误工补贴手续，一方面又把自己家里节省下来的粮票送我。当时看过我们稿子的老编辑李济生，后来任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的陈向明同志，听说了我的情况，都曾把自家省下的粮票送给我。误工补贴是依据我所在生产队的具体工值计算的，那两年我插队的那个贵州砂锅寨，每个劳动日值是四角，一年到头算三百天，也只一百二十元钱。现在说起来，有点像写回忆对比文章似的了，但当初，我正是依靠这点误工补贴和出版社几位老编辑轮流给我凑粮票，及家庭的支持，逐渐把心安下来，把全部心思用在改稿和写作上的。
由于提纲写得细，总体结构得比较合理稳固，到进入真正写作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尝到了甜头。尽管每一章的初稿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有时难免返工；却没有在结构上出现过大动的现象。老谢呢，对我们写出的每一章稿子，都进行细致详尽的审读，要是感到不行，他就及时地给我们提出来，重新写；要是觉得还可以写得更好，他就让我们在原稿上进行修改润饰；要是他觉得大致满意，便直接拿起红笔，在稿纸上具体编改起来。编改完以后，他又让我们细细看一遍。有时，我们的稿面很干净。但有时候，稿面上红杠杠、红道道纵横交错，像一张作战地图。遇到这种情况，他就让我们坐下来，具体商谈为何写得不够理想的原因，同时讲一些对话、细节、景物、段落部署的要领。我常常对小鲍说，对我们俩来讲，在作者宿舍的两年，就是出版社和编辑老师悉心培养我们的两年；我们虽然没有进入大学，但这两年比在大学文科读书收获还要大。现在讲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是几十万字的一本书，逐字逐句地编改、润饰，劳动量真是相当大的。
从听取我们的提纲开始，到小说的全部定稿，两年多的时间里，只要没有会议和社会活动，老谢天天下午都到作者宿舍来，从午后的一二点钟，一直忙碌到晚上九十点钟回家。我的家在市中心，坐17路电车走，老谢与小鲍家住得较近，他俩就结伴步行，走四十分钟路回去。相处日子久了，我们对老谢逐渐熟悉了，那时候老谢的爱人在黑龙江，他的两个女儿都在读书，他没有家庭的拖累，却也没有时间过问女儿的学习。他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培养我们这些年轻的很不成熟的作者身上了。老谢对我们呢，也开始熟悉起来。他不但晓得我和小鲍在创作上各自的短处和长处，而且还知道小鲍和我各自不同的性格和脾气；当时黑龙江知青张抗抗也在修改她的长篇小说《分界线》，由老谢当责任编辑。作者宿舍里还住着另外一些从农场来的改稿者，像孙颙、杨代藩、王周生等等。他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