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缦摺罚衫闲坏痹鹑伪嗉Ｗ髡咚奚崂锘棺∽帕硗庖恍┐优┏±吹母母逭撸袼镲J、杨代藩、王周生等等。他便经常针对我们几位知青作者各自的弱点、缺点和优势，要我们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不仅仅是在创作上，而且在为人处世上。他常对小鲍和我讲，学习创作，眼光要放得远一些，你们都有各自的生活积累，不要盯在眼前这一本书上，以后你们还要好好地写呢！所以现在更要将基本功练得扎实一些，基础牢固一些，力争将来写大作品。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很多小道消息，不时发生着一些奇怪的事件，从偏远山乡回到上海的我们，和所有的插队知青一样对此牢骚满腹，也常常互相打听传播些小道新闻。在花园里散步，在晚饭后闲聊，我们不由得会讲起这些话题，有时不免表示出对祖国命运的忧愤，怪话也不少。我们不知道老谢对这些事是啥看法，但我们决没因为他是长者，是出版社编辑，是我们的老师而对他有所隐瞒。老谢只是听我们讲，往往不说什么话，也不明确表态。到了1976年的春天，好像是4月份，《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老谢把报纸拿进我们的宿舍，指着那篇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手击着桌子，表示了极大的义愤。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老谢和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是相通的。
在作者宿舍里，还有不少值得一提的趣事。
其一是打乒乓球。每天午饭晚饭后，我们仨总要到乒乓室去打半个小时的乒乓，冬夏春秋，风雨无阻。我和小鲍的球艺都不行，最初的时候，常常以悬殊比分败在老谢手下。可到了定稿的那几个月里，我们不但在创作上有了长进，乒乓球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几乎可以同老谢对垒了。
《孽债》和老谢（3）
其二是吃点心。老谢微胖，每顿饭仅吃二两，菜肴也要得不多。到了午后三四点钟，他总要跑到街上去买些点心进来，小笼包子、锅贴、煎饼等，拿进来让我们分而食之。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往事。我也由一个小青年逐渐步入中年，而且重又回到上海，在作家协会工作。
上班没几天，老谢就来看我，问我写了什么新作没有？
我告诉他，刚上班，事情多，对上海作协很不熟悉，况且生活还没安定下来，妻儿在岳母家住，我住在自己母亲身边，没时间写东西。他又问我，回来之前写了一些什么？他是我的老师，我就据实相告，我写了一部叫《孽债》的长篇小说，但是只写到一半，拿不出手的。
他说：“我看看。”
稿子就放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我取出来交给他。
三天以后，他打来电话说：“稿子可以用。先以中篇小说的样式发表。后面的写出来，再注明是长篇。”
过程就是这么简单。《孽债》在没写完全篇的情况下发表出来，第一功是老谢的。也正因为发表了上半部分，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才督促着我，尽快地把下半部分写出来。
就让我以这篇回忆性的文字，作为对老谢逝世一周年的纪念罢。
（2001年5月）
《孽债》和另一位责编（1）
1992年早春，我赴京参加七届四次全国人代会。会议期间，《人民文学》的老编辑王扶来看我，并向我约稿。我告诉她，近期没有写出中、短篇小说。她即问我，那么你在写什么长篇小说。我心想她是杂志编辑（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不会要长篇，于是便坦然相告，我在写作一部叫《孽债》的长篇小说。刚完成上半部分，正在考虑下半部分的创作。
这本书写些什么？她完全是用聊天的口吻问我。
我三言两语把《孽债》的故事讲了。
不料她郑重其事地向我约这部书稿，同时说明，她是受江苏文艺出版社委托，代他们约的，希望我不要推诿。
我和王扶是老朋友了，早在新时期文学蓬蓬勃勃发展的1978—1979年，就在北京相识。在贵州工作时，只要她从北京到贵州来组稿，她总还专程来我家或我工作的编辑部坐一坐。她如此认真为他人作嫁衣，使我感动。回上海以后，我就把先在《小说界》杂志发表的《孽债》上半部分寄了过去。大约一个月以后，我接到过她的一个电话。她说这本书是一定要出的，她已把杂志给江苏文艺出版社寄去，希望我把写完的《孽债》下半部分，尽快复印出来。
没多久，我上班的作协办公室走进一位年长我几岁的中年人。他说他姓周，叫周鸿铸，是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专程出差来上海，取《孽债》下半部分的书稿。
初次相识，我对他说，上半部分我是寄给北京的王扶的，她也催过我，但她没说要把稿子直接交你。
他说读完上半部分，社里已决定尽快出书，故而特派他前来上海，不要把稿子再寄来寄去了。
我想这也很有道理，但作为朋友，我总得给王扶打个招呼。
于是就在办公室给北京打电话。中午时分，第三个电话打过去，总算在家里把王扶找到了。她很爽快，一口答应让我把稿子交给老周。
周鸿铸拿了书稿，一点也没耽搁，匆匆就赶回南京去了。
一个多星期之后，他给我来了信，说书稿他已全部读完，这是一部好稿子，相信社里的领导也都会这么认为，待他们看完，他就会把出书合同什么的，一起给我寄来。让我吃惊的是，他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写道：这本书出版以后，一定会有影响，并且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会获奖。
我想这话我自己是不敢说的。
但我仍十分高兴他能对我的书稿说这样的话。
从这以后，我就和《孽债》单行本的责任编辑开始了正式的交往。
屈指算来，《孽债》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三十本书了。每本书有一个责任编辑，我和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各种性格的责任编辑，都打过不少交道了。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孽债》在编辑、发排、设计封面、校对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收到老周来信或是来电。每次有信息传来，他都是极为细微地告知我这本书在出版过程中的进度。进而就针对我书稿中写到的西南风情，生僻的字眼，以及口语作进一步的探讨。让我深为感动的是，有时候为了一字或字眼，他会翻查几种字典和辞典，然后在电话里一一把几种解释讲给我听，最后和我商量着，确定该用哪一个词。当书稿制版印刷时，他对我说，他敢保证这本书是不会有一丁点差错的。我想如果他没有为书稿付出大量的心血，是决不会这么说的。几年以后，《孽债》出现了大量的盗版本，里面错别字连篇，标点符号乱点，老周气得话都讲不出来，一再地说，抓到了盗版者一定要绳之以法，绳之以法。那年南京判决了一个盗版者，他高兴地把刊有审判盗版者的报纸给我寄了来。
《孽债》要正式印刷了，初版印数是二万册。在1992年长篇小说印数处于低迷时期，有这样的征订数已经不错了。他却在电话里给我说，远远不够，不够。过了半年，果然又印了一万册……
读者诸君可以看出，在频繁的书信往来和电话交谈中，我们已经逐渐地熟悉起来。1994年秋天，当他得知我在写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眩目的云彩》时，几次打来电话，让我继续把书稿交给他，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而且他说，在出版之际，他们会为之宣传。第二年秋，《眩目的云彩》在“十一”前夕推出了，第一次就印了五万册。
由于整整地当了十年知青，根据知青生涯的深切体验和亲历，我写下了六部和知识青年有关的长篇小说。我很想把这六部书集中起来，统一格式、统一装帧设计推出。当我把这一想法和几个出版社商谈时，几家出版社都怕旧作重印，销路不佳，造成谁都不愿看到的亏损。而当我把这一想法给老周说时，他从一开始就表示积极支持，但他又说也得从实际出发，了解一下市场的情况。经他和社里同志商量，并作了预测以后，修订了我的想法，先出版三部改编为电视剧并有广泛影响的代表作。于是乎，《蹉跎岁月》、《家教》、《孽债》三部书，作为“叶辛代表作系列”推出。1994年秋天书稿发排，1995年春季书印出来时，恰逢《孽债》电视连续剧在全国各地播出并引起轰动，代表作系列三卷本一印再印，共印出六万套，仍供不应求。这一次，老周又不失时机地代表出版社主动给我打来电话，说由于《孽债》的轰动效应，书印出20多万册，三卷本又取得成功，经他和社里领导商定，决定给我出版10卷本的《叶辛文集》。
《孽债》和另一位责编（2）
这消息于我无疑是天大的喜讯。一个作家，还有比出版10卷本的文集更高兴的事吗？
于是我专程去了一趟南京，和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叶辛文集》的合同，和老周一卷一卷地拟订了文集的具体内容。回上海以后的那些天里，我天天夜里重读和修订近二十年来陆陆续续出版的那些作品，从近30本书稿中编选出一套文集来。白天要上班，晚上常常工作到下半夜，连续几个月时间，我自己都奇怪身体竟然也挺过来了。
一年之后，10卷本的《叶辛文集》印了1．3万套，正式出版了。除了大众化的平装本，还印了精装本，红、白两色的豪华珍藏本。凡是看到书的人，都说这书出得精美漂亮。老周告诉我，为了保证书的质量，他除了自己埋头校改、跑印刷厂、叮嘱美编之外，还发动自己的老伴老杨同志（也是一位编辑），和他一道来看校样。两双眼睛校改，总比一双眼睛更为细致罢。
老周不但是一位认真负责、充满责任感的编辑，还是一位热心于学习，孜孜不倦的知识分子。他年纪比我大，但却比我早学会了电脑。还把他初识电脑以后打印得十分漂亮的书信、合同文本及他业余写作的小说，寄给我看。鼓励我也尽快地掌握这一新的表达方式。
由于《孽债》的轰动效应，出版社发行科应各地新华书店的邀请，安排我去往全国各地大中城市与读者见面并签名售书有十几次。几乎每次都是通过老周和我商量，并作出安排。只要他工作上安排得开，他也总是陪同我前往。事前和书店的同志一起布置店堂，叮嘱他们该注意的事项和安全措施。签书过程中他则不时充当摄影师拍照，接受记者的采访，帮助维持秩序，征求读者对书籍的意见。同时他也做一个有心人，记下很多感人的瞬间。回南京以后，写下一篇又一篇见闻和随想，受到读者的欢迎。
对于我来说，1995年春天的北京、徐州、无锡之旅，盛夏时节的大连、沈阳、常州之旅，都是难以忘怀的美好的回忆。
一晃，我们之间的交往已有整整十年。1998年早春，他又编出了我的两部书《烦恼婚姻》和《风云际会宋耀如》。不知不觉间，老周成了90年代和我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责任编辑。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周也会像很多老同志一样，离开他热爱的编辑岗位，退休养老。就让我这篇短文，作为对我们之间交往和友谊的一个见证和纪念罢。
愿天下的作家们都能像我一样遇到周鸿铸这样的好编辑。
（2001年6月）
《孽债》的电视剧本改编（1）
还是我在贵阳刚提笔写作《孽债》时，云南电视台派了一位叫杨凯的编导专程出差来贵州，找到我，询问我正在写什么东西。
杨凯到我家时，已近中午，我们聊了一会儿，我招呼他就在家里吃饭。他见我妻子饭桌上准备了好几个菜肴，却执意再三推托，不愿坐下来吃。在我们的一再招呼之下，他才不好意思地道出了实情，说他正在拉肚子，一点也吃不下。希望我们给他下一碗光面条，不要有
油水，有一点葱花和菜叶子就行了。
正是这一细节，深深打动了我。我想他生着病，还坐夜车到贵阳来组稿，很不容易。于是我便表示，一旦小说发表出来，一定首先给云南电视台选择。
杨凯回到昆明，不久就写了信来，说把我正在写的《孽债》向孙副台长作了汇报，孙副台长表示，这个小说发表出来，我们就请叶辛改成本子拍摄。
似乎为了证实杨凯的信，没几天我就接到了孙恒恬副台长的电话，他热情地向我表示，一俟小说发表，就请我进入剧本的改编。
他还没读过小说，就对我寄予这么大的信任，也感动了我。
所以，在小说全文发表以后，我首先把作品寄给了他们。在得到他们的确切答复之后，我就一头进入了剧本的改编。
在决定改编剧本时，我已回到了上海。为了使得改编更有把握，我去了一趟西双版纳。在澜沧江畔的傣族寨子里，逗留了半个月时间，捕捉当年知识青年们生活的足迹，感受今天西南边陲的风貌，和至今还留在这块土地上的北京、上海、昆明、成都知青们聊天。这些老知青中，就有已在大返城时回到出生的城市，后来又因牵挂尚留在版纳的妻儿，重又二度来到这里的。通过这次旅行，对于展现连接昨天和今天的这块风光如画的土地，以及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故事，我心中更有底了，笔下也更有把握了。把握度还不十分大的，恰恰是目前生活于其中的变化中的大上海。上海太大了，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天天在展现她、挖掘她的方方面面，稍有点新鲜的东西或是新玩意儿，很快就被人写出来了。似乎很难找到更新的东西。
作为我这个从西南山乡刚刚回归不久的上海人，又该怎么准确地表现当代上海的蓬勃生机和实实在在的当代上海人呢？
改编之前，我细细地把小说回味了又回味。
严格地说来，长篇小说和电视连续剧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艺术样式。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而电视剧则是视听艺术。小说是提供给人阅读和想像的，而电视剧则是直接把画面和声音推到观众的面前。两者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需要真挚的感情。
真挚的感情不需要煽情。煽情这个字眼是港台传过来的，一下子就在我们的报刊上泛滥成灾了。火不旺，才需要煽；感情不真，才需要煽。导演、演员们拼命煽出来的情，那只能是嘻嘻哈哈、叽叽喳喳、哭哭啼啼、嘶声拉气，因此也注定了大多数港台片只能停留在那么个档次上。
《孽债》不是我本身的生活体验，我当过长达十年又七个月的知青，我在西南山乡整整生活了二十一年，但我没有《孽债》这本书里写到的那些感情经历。当艺术的构思初步形成的时候，所有的故事都是凭借着我往常的生活积累而想像出来的。想像在创作中具有其难以言说的魔力。这一想像的魔力全部基于一点：如果我处于故事中人物这样的境地，如果我遇到了这样的事，我本能的反应将是怎么样的，我理智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我周围那些好友、同事、邻居们会怎么看待和议论这件事？在写小说的时候，我心里就是清楚的，要通过五个外来孩子的目光，展现今日上海各个社会阶层的形形色色，各个不同生活背景的今天的上海人形象。但小说的上半部分，是我在贵州写成的。那时我主要依靠的是往日的记忆和合理的联想。属于艺术的想像部分占大多数。在改编剧本时，我对天天置身于其中的大上海，倍添了许许多多的感性认识。如果仅仅只是一般化肤浅地描绘当代上海人挤公共汽车的窘迫，自行车汇成的洪流的壮观，楼群的耸立，霓虹灯的多彩，或者说是住房的逼仄——那仿佛也是现实，但绝对打动不了人。这样的镜头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影视片中看得太多太多了。
要挖掘当代上海人真实的心灵世界，要展现真正的当代上海人的风采，除了纵情讴歌，除了大开大合的方式之外，还应该有一种曲径通幽的方式，那就是从良知、从亲情这么一种人类所共有的细缕但又强烈的感情关系中去展示。当五个寻亲的外来孩子走进一个个陌生的又是有着血缘关系的家庭里时，情与理、情与法、情与爱、情与恨、情与忌等一系列令人怦然心动的场面就在父与女、母与子、过去的夫妇和今日的夫妻之间展开了。这是多么动人的一幕幕戏啊！于是乎，所有那些艺术的光点就这样闪亮起来，连缀成篇，成了一本书。在进入改编的时候，我还得盯住这么一个找准了的角度，往深处开掘。同时我应根据电视艺术有世俗一面的特点，尽可能为广大的观众着想，为那些老太太或者说是小孩子也能一看就懂着想，删去横生出去的枝蔓，然后把小说语言描绘感情的部分，相对地集中到上海人大都熟悉的家庭场景和画面上，提供给导演、演员们，让他们在二度创作的时候有充分的施展余地。
《孽债》的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