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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和慈善，这能连在一起吗？
香港人可以想得通用干“坏事”赚来的钱去展示“仁爱”的君子胸怀？
我弄不懂，一个人和整个世界都仿佛对立了起来。
但是不管我当初的认识有多么的幼稚，香港人历来不认为“赌马”是一件“坏事”，香港的马场和澳门的赌场本不是一回事。
如果追寻历史，香港人称“赌马”为“运动”，这项“运动”最早开始于1841年，英国人可以说一百多年前把大炮运到了香港，同时也就把马匹运到了香港。当时香港港岛的“跑马地”还是一片沼泽地，英国人把它收拾了收拾就变成了第一个跑马场。1884年，“香港赛马会”正式成立，1971年由业余组织转为职业赛马机构；1978年，第二座马场又在沙田启用。一百多年来香港的跑马、赛马、赌马对香港人来说一直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马会”持有的在香港独家经营赛马业务的牌照，同时可以营办“六合彩”奖券、经营规范化的“足球博彩”，其所获盈利80％要回报马迷；14％交给政府；剩下的6％，才是“马会”自己的日常运转资金，这当中还要拿出2％来用于慈善开支，而香港每一场赌马投注额至少在8000万港币，新年等重要赛事的专场投注额还会过亿。2005到2006年年度，香港赛马会总共向政府缴纳的税款合计为124。5亿港元，约占政府总税收的8。6％，而在过去的10年里，香港赛马会曾经向香港社会各界，尤其是年轻人、长者、病患以及伤残人士提供的捐款已经超过了100亿。香港大学最早和内地交换学生“异地就读”，内地学生所享受的“政府补贴”，一年几十万，也都是来自香港赛马会的“利润”。
是吗？
有一次正赶上星期三，跑马地马场正在照例举办比赛（每周三、日晚都要举办，除去7、8月停赛），采访回来我坐在出租车上，一个“愣头青”小伙子把车开得飞快，一边开车一边听广播，另一只手还有工夫把手机按得吱吱乱响。开始我不大相信他那里正在是“投注”，一个司机在路上开车，忙里偷闲也能“赌马”？这样做别说不够敬业，乘客和他自己还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是遇到了一个红灯，小伙子又拿起了报纸，报纸上当然有关于当天这场赛事的马匹、骑手等等信息，上面已经用圆珠笔匆忙划出来了一些圈圈和道道我的上帝啊：“他还真是在一边开车一边赌马？”小伙子看出我在担心，一副好脾气地说：“啊，怎么啦？不用担心，我技术没问题，保证您的安全。”说着话，前面的一条路他该拐弯就没拐，我熟门熟路，知道他出了错，就说：“你看，还说安全呢，这不精力就不够集中？”“愣头青”也发现自己搞错了，有点不好意思，嘿嘿地笑，不过还是满不在乎地“安慰”我说：“哦，对不起，对不起，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直着走也能到，到了地方我少收您一些钱就是啦。”
不一会儿，他的手机再响，是他的朋友向他咨询某一匹马，问他该不该买。
小伙子兴奋地立刻在我耳边吼叫起来：“当然啦，它才三岁小马，上一场拿过第一，买，买，一定唔会错！”
谢天谢地，说完这话，我终于到家了，“愣头青”那天晚上是输是赢我不知道，可是他的那种“开车方式”真是让人心惊肉跳，尽管他自己看上去挺陶醉其中，眉开眼笑地。
上街“有瘾”？
还是在我初萌的时候，那时候我的生活背景是“文革”，内地正在搞“文化大革命”。
有一天我悄悄地问和我同在一个学校宣传队、经常一起表演节目的小女伴儿：诶，我们天天都在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可是你知道吗，“革命”是什么？“文化”又是什么？我的女伴儿是个高干子弟，她的父亲可能天天站在高处都在搞别人，他的“千金”也很冲，就说：“‘革命’？‘革命’就是‘抄家’，把谁谁谁打倒，一切地富反坏、牛鬼蛇神；‘文化’？至于‘文化’嘛，嗨，其实你问那么多干吗，不就是旧书、旧古董、旧思想、封资修的破烂货？”
小孩子不懂“文化”可以理解，长大了以后我依然不懂。辞典上的解释是“人类创造精神财富的总和，比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然而生活里的“文化”哪里有那么简单？文化根本不理会任何是非，大家都愿意去做、都习惯去做，就成了潮流，就是文化。
香港的“文化”是什么？绕开我永远也搞不清楚的概念，回到现实我眼前正在面对着的社会：“赌马文化”、“八卦文化”、“大佬文化”、“风水文化”、“购物文化”、“早茶文化”、“交换文化”等等，如果什么都可以“化”，这里面至少还有一种：“上街文化”。
香港人酷爱上街，开始我以为原因无外乎有两条，第一，香港到处都是店铺，整座城市放大了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百货商店”，这无疑诱惑着人们每时每刻的消费欲；第二，香港人一般住房条件都很可怜，人们把大量的闲暇时间打发到街头，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可是后来我发现，香港人“上街有瘾”其实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这就是上街游行，大事、小事，全局之事，局部之事，举凡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失都要上街
先说“上街有瘾”的层面之一：
有一次在我的身边，两个女生正在悄悄议论着“明天咱们该干什么”，我无法回避，就听到了下面的一段对白。其中一个问另一个：“明天没事咱上街吧！”，另一个疲疲塌塌地说：“我又不买什么东西，上街干吗？”接着提议者马上回应：“老土，不买东西就不能上街？反正没事，上街活动活动，走到哪里算哪里，饿了咱就在街上吃点小吃。”
上街活动，活动上街？或许这就是香港“上街文化”的源头？这个“源头”暗含着轻松、适意，说到底最是一种自由的心态。香港的大街小巷，行人可以无所不到，就是酒店宾馆，哪怕五星级、六星级，老百姓只要想进，拔腿推门就是。好几次我走在香港的街头，身边就是高级酒店，想去方便，抬头开始找厕所，同行的当地朋友看着我很诧异，疑惑地提醒：“哦，酒店里不是就有卫生间吗？”我不好意思地一笑，自我解嘲：“对，我怎么就没想到？”我的“没想到”其实是因为不习惯，过去在内地，别说老百姓，就是我，做了20多年的记者，只要有办法，谁也想不到会去酒店解决膀胱的问题。然而在香港，普通市民天天穿梭酒店，因为酒店在建筑结构上本身就和这个城市的立交桥、空中走廊连结在了一处，有时不想走都不行；另外一方面，在香港人的心里，这一点更重要也更能说明问题，那就是：“酒店怎么啦？酒店我就不能进？别说去趟厕所还算有个正经的理由，就是没理由，因为天热，我就是想进去吹吹冷气谁还会拦我？没人！”这种想法无疑就是心态最自由的表现。
再说“上街有瘾”的层面之二：
2003年，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在香港常驻，香港市民不满意《基本法》第23条的有关立法，据说５０万人走上了街头；自此，以后每年的一些固定时间，反对派都要组织市民上大街，反对派的反对派也会号召更多的人表明另一种观点和意见。
2004年，我到香港后，第一次听说香港又要组织游行，说出来不怕人笑话，当时我心里真有点怕，怕什么？因为没有经历过啊。毕竟“游行”在任何一个社会，总会和政治发生某种联系，总不能被看成是一件平常之举。后来到了维多利亚公园（当天游行的集中地），我看到人山人海、彩旗飘扬，维园的广场中央，临时搭起来的台子上，有人拿着扩音器正在不住地喊口号，站在园子里准备出发的示威者，有人身上统一穿了后背印有各种诉求短语的服装，也有人就是一身平常的穿戴，不过每个人都很从容，那阵势让我想到过“文革”，但是又觉得这和几十年前内地的“文革”不尽相同。
开始，我出现在示威现场，眼睛还多了一分警惕，生怕被别人注意，更怕万一让什么熟人给看到了会对我产生不良的影响（尽管我去现场也是为了工作），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在游行的队伍旁观看，根本就是沧海一粟，人海里多我一滴少我一滴，绝对没人在乎。香港是一个自由世界，没人因为游行、看热闹或者不游行、不去看热闹就因此获得或损失掉什么。大家在这样的气氛里上街游行是不是真心义愤或者只是随大流、赶羊群也都无所谓。反正最后都会出一身汗，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赶快脱下衣服，洗他一个热水澡。
从2004年到2007年，我在香港常驻的三年日子里，后来终于轻松了，偶遇知心朋友也敢开口议论：“嗨，香港大街上的‘游行示威’其实咱也不必大惊小怪。”太多了，每一次有什么人因为什么理由要组织市民“上街”，人们从电视、广播以及很多的街头广告都可以看到：水电费涨价了要游行、公司员工工作超时了要游行、教师工资不高了要游行、老人没有了退休金要游行、孕妇生孩子医院床位不够要游行、天星码头一座49年的钟楼即将拆掉，市民不愿意也要游行，等等等等，什么都可以成为“上街”的动因。
香港比较宽阔的马路两边，一般都有长长的栏杆，那上面不许张挂任何涉及商业内容的广告和海报，但是许多议员的个人宣传、各党派魁首提出的政治纲领，特别是各种即将要开始的“游行告示”却经常可以看到，因此这类的“广告”一多，有一天“游行示威”竟在我心里发生了某种异化，成为了另一种内容不同的“上街活动”。
2006年年初，香港一位19岁的青年人涉嫌“连环虐杀猫只”，虽然这个人很快就被警方抓获，但是爱护动物组织的许多人士依然感到“气愤难平”，他们认为：“本港虐畜问题日益严重，去年4月至今9个月内，警方已经成功检控了九宗案件，（这个数字）较2004至2005年的全年只有两宗（的情况），大幅上升了4。5倍。”因此需要组织市民“上街”抗议。于是1月8日，3000多人又走上了街头。这些人中除了普通市民，也不乏香港立法会的议员，大家各自带着心爱的宠物，小猫、小狗，差不多有2000来只，举着标语、喊着口号。这支特殊的游行队伍在中环渣打花园集合后，穿过香港一些最热闹的街道，一直要步行走到香港政府总部，惹来了很多行人沿途驻足观看。不少被堵在路中的司机本来不知道街上又发生了什么事，刚要发火，可透过玻璃窗往外一看，“嚯，人狗争路”？大家也就忘了抱怨，被这一难得看到的“奇景”所吸引……
当然，“有事上街”和“没事上街”目的大不相同，但是一个社会一群老百姓动不动就聚众上街，这种状态从理论上讲是和民主的意识普及有关，不过若从效果上来联想，“狼来了”的感觉又一日胜过一日。
难怪后来我再三再四地上街观摩游行，有时自己都不想去，也会对自己说：“嗨，出去走走吧，反正权当锻炼。”由此可见，我的心态也和刚来时大不相同“上街游行”和“上街溜达”，如果两种“活动”都不会让参加者损失掉什么，那么人们又“何乐不为”，连我不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吗？
“交换文化”有什么不好？
在香港住的时间长了，内地朋友有时会问，“如何评价？评价香港人？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说个清楚？”我说不能，两句话吧，一句是：简单，没有太多的心计，别人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另一句：实惠，没有太多的亲昵，讲究交换，看不到收益就不付出成本。这样一撇一捺，一个“人”倒也大致站立了起来。
一百多年来，香港一直浸泡在商品经济和自由文化的激荡之中，人的一生，进取方式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交换。过去在内地，我知道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很鄙视香港人什么都可以拿来进行“交换”，种种“交换”特别是最后都以盈利为目的，就很反感。但是到了香港，慢慢地我发觉：“交换”思维其实是个很值得探讨甚至很应该被重新认识的问题，“交换”从单纯的意义上讲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它很直接，很透明，如果你不计较它的固有名声，这一招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很好用
记得初来时我去银行，一位业务员小姐经常为我服务，时间长了两个人就彼此熟悉，有一天她突然问我愿不愿意当她的老师，教她学说普通话。我开始一愣：“教香港人学说普通话？”心里稍微缓冲了一下，就说“可以”，因为那时我也正在学习广东话，大家如果都有时间，两个人在一起不是正好可以互相练习？但是这位小姐紧跟着讲：“不，不，此事不忙，您不要立刻回答我，回去想一想，如果有时间，真的也愿意，就给我一个计划，同时也请给我一个报价单。”
“报价单”？这次轮到我长时间的“发愣”了。
银行小姐要我教她普通话，但是这个学生要求老师必须“收费”，我当时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以为她是不好意思，不愿意白白占了我的精力和时间。但是后来我再去银行，见了面，她又问：“怎么样，您想好了吗，就是教我学说普通话的事？”我说：“想好了，可以啊，但是你不用客气，真的不用。按时上课我能接受，但是收费，我不能，万万不能。”银行小姐面露吃惊：“不能？为什么不能？”我一下子无法向她解释清楚，说我过去从来没这么干过、不习惯；说我们外派记者有本职工作在身，兼职当老师肯定不可以等等，反正我一遍遍地对她说：“收费我不能，真的不能。”银行小姐这次彻底绝望了，低下头，同时也很遗憾地对我说：“真不幸，您的普通话说得那么好，但是不收费我就不能请您当老师。”我不解，问她为什么，最后银行小姐被我逼得没办法，从嘴里溜出来了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对她可能顺理成章，但对我却新鲜刺激：“您不收费就没有压力，可能就教得不认真……”
“不收费就没有压力，就教得不认真”？
原来我的“学生”担心“老师”的是这个？香港人是这样的思维方式？
一个人为他人服务，如果从被服务者那里得了报酬，这样彼此之间就有了契约，就形成了一种正式的“交换”关系。香港人认为这种关系最令人放心，最不会使服务者忘记了许诺。难怪他们并不觉得“收费”二字有什么不光彩，“铜臭”究竟是什么，在哪里能够闻得到？他们对此也二二乎乎。
我最后也没有成为这位银行小姐的普通话老师，但是她没收我的费，却免费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金钱的交换关系虽然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记录中最古老、名声最不好听，但是它最可靠、最有保障，这一点也许倒可以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吧。
2006年深秋，那时候正是满天下馋嘴的人都渴望吃螃蟹的时候，我对“螃蟹”向无大趣，只是听说近几年内地的大闸蟹根本就满足不了十几亿人张开来的嘴巴，真正的阳澄湖“地道货”几乎很少见，普通老百姓最后能够吃到嘴里的不是滥竽充数、假冒伪劣，就是“过湖蟹”、“洗澡蟹”，而香港因为1997年回归后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心肝宝贝”，历史上又早就存在“三趟快车”，所以真正的“大闸蟹”反倒能够在香港见到，于是事先向供应商订了货，邀来几个当地朋友准备大办一桌家宴。
不过我的螃蟹订下来了，邀请发出去了，那一天到了约好送货的时候（要求提前两天预订）我望着墙上的挂钟，快五点了，突然担心起“大闸蟹”会不会被按时送上门，如果不按时，我的朋友六点即到，大家坐到饭桌上，看不到“心中所想”，主人岂不是很尴尬？时间越近，担心越大，不由得我就想起过去在内地搬家等家具，每个家具公司都答应按时送货，但是每一次送货各公司又都不守时，比如说上午好了沙发会到，结果一直要等到下午；卧室里的大床小床约好了是在下午，千叮咛万嘱咐可别送晚了，否则我们一家人就没地方去睡觉，但是半夜12点了，迟迟还不见有人按门铃。
当然那天我在香港的“螃蟹宴”还是如期举行了。五点差五分，手机响，送蟹的工人按时把螃蟹送到了我的家门口，我不仅如释重负，而且深深地为香港人的诚信，不，此处不再说诚信了，单说“交换”，深深地为这种交换关系而称颂：
我和“螃蟹”有约，我花钱买了螃蟹，也花钱预约了“送货上门”，按道理我是不必再有任何的担心
L
香港人，内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