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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螃蟹”有约，我花钱买了螃蟹，也花钱预约了“送货上门”，按道理我是不必再有任何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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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内地人，算来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中国人，优点和劣根也都大体相同。但是十年前，香港人打心眼儿里是不是就认同自己的真实身份？十年后这种“认同”又在心里扎下了多深的根，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实？
十年前，香港人，尤其是一些当地的土著或老移民，他们走到外面的世界，总是说自己是“香港人”，轻易不会说“我是中国人”。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内地和香港不仅社会制度不同，贫富差距巨大，而且在西方人的眼里，长久以来就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地区概念，至于这两地的芸芸众生，其老母、老祖宗是不是同一个华夏种族，人们认为那是另外一回事，可以“另当别论”。
一个苦孩子，自小被他人抱走，老来面对母亲，内心的滋味绝不是简单地只有相聚时的热泪滚滚，还有很多很多的现实问题以及心理障碍。
2007年3月2日，我采访到了现任香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因为头一天他提交给立法会的《2007—08年香港政府财政预算案》受到了香港各界的普遍好评，这位“财爷”在接受我的专访时最后说：2007年是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的喜庆之年，这十年香港的经济不仅渡过了“亚洲金融风暴”、SARS所带来的危机，而且迎来了一年比一年好的经济复苏；同时这十年，香港人的“人心”也在向着祖国一步步地“回归”。我当时听了心里一震，这一震是明确地感到了什么，感到了唐英年话里有某种坦然的“承认”，同时也领悟到了唐英年希望通过我们CCTV的报道向全体内地同胞表露“真诚”，它可喜可贺，但也让我陷入了好一阵子静想沉思
香港有张“月亮”的脸？
如果我客观，如果我够胆，有一种称呼，香港人对大陆客十年前的称呼就不能不提。
十年前，香港人对大陆客的称呼其中使用频率颇高的要算“阿灿”和“表叔”“阿灿”，在90年代香港的一部电影里，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傻乎乎、特能吃、经常出洋相的“大陆仔”，香港人这样明里暗里地看待内地客，不管怎么说都透着一种轻视与鄙夷；而“表叔”，让人想到《红灯记》，想到李铁梅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这里的讽刺甚至调侃就更加的意味深长
1993年，我到韩国采访回京第一次途经香港，那时候香港在我的眼里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国”，很想停下来开开眼，买点东西。结果我如愿了，但同时也受到了莫大的刺激。因为那一次我一个穷记者竟然走进了一家金店，迎客的店员开始误把我当成日本人或者台湾人，赶紧向我拥来，先把我拉到了柜台前，让我在一拉溜小圆座儿上坐下，天热，还非端来一杯“王老吉”凉茶让我“慢慢饮先”妈呀，当时我被感动得，发誓回北京一定要写一篇文章，认真地赞美一下香港的顾客至上，还以为自己真的在香港做了一回“上帝”。可是小店的店员后来一口咬定我是日本人，我就不高兴，说我不是，“I’am Chinese”，立刻，这位店员的脸就变了，头一转，走到了一边，再也不理睬我。我一连“诶，诶”了好几声，想问问一枚我看中的戒指要多少钱，他却装作没听见，当时金店里还有好几位其他的店员，个个也都没事，但是人人都跟着装傻，好像他们谁都听不懂我说的英语是什么。
十几年前的这次“遭遇”事后让我很长时间都惊诧香港的店员一见穷人，变脸的速度怎么会那么快？“唰”的一声，穷人在富人面前就被扒光了衣服，让人有地缝儿都来不及钻。然而十年后我再到香港，以CCTV记者的身份在这里常驻，领了香港居民身份证，学会了几句粤语，有时，特别是溜达到大街上，自己俨然也是一个香港人。可是这件事儿我却怎么也忘不了，好几次都想拿着信用卡，再去一趟那家金店，非要买回当年我看中的那枚戒指不可！可是十余载光阴，当年的小金店如今仙踪何处我已无从查找，同时身边还总有一个拦路虎适时地会站出来阻止我、嘲笑我，说人家香港的店员现在对内地人态度早已经和从前不同，现在内地的很多“阿灿”和“表叔”，如果他们再来香港，大小商铺，店员不仅不会再行歧视，相反，很多人的脸上还会挂着如同对待衣食父母般的殷勤。
2006年新年过后，我习惯地走进跑马地一家小什杂店买菊花，泡普洱茶。那家小店我过去不止一次光顾，十块钱一包的菊花也是已经买过了好几回。可是那天小店里的菊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涨价了，十块钱一包变成了十三。这是怎么回事呢？跑马地作为香港的“高尚住宅区”本来东西就比其他地方的要贵，我是因为考虑时间成本，每次才宁愿多花几块不去跑远路。于是就问老板：“头先你们的菊花不是十文一包吗？”老板的脸有我平时熟悉的友善，此时却多了一抹无奈：“没办法啦，这些菊花都是从你们内地运来的，现在内地发达啦，人民币不断升值，我不加价，亏本啦！”
2004年我到香港，记得当时的人民币与港币的比价还是1。06：1，2007年1月11日已经达到1：1（按国际市场中间价计），紧跟着后面就出现“倒挂”。十块钱一包的菊花不到两年就涨了三块。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兜里的硬币少了，可心里却莫名地漾出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是什么？高兴，为什么高兴？小店的老板肯定不理解，我自己也没想得太深刻，只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嗓子眼儿就涌来了小曲儿，哼哼唧唧地很认真。突然我打住了自己，问自己，什么？我刚才在唱什么？“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天呀，我的嘴巴怎么会冒出这支歌，是谁在提醒我什么？
2006年1月9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关于中国GDP历史数据修订结果的公告，按照被修订后的GDP数据重新计算：1979至2004年，中国GDP连续25年每年平均增长率为9。6％。为了配合发布这条消息，中央电视台《中国周刊》栏目特别约我在香港为他们采访了一位世界一流咨询机构高盛公司在中国地区的首席经济师梁红女士，梁女士同意接受我的采访，大家坐下来首先交谈，一上来她就反问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1957年，中国提出的一个响当当的口号，叫做‘超英赶美’？”我说：“记得，怎么能忘记？好多那个年代出生的人，比如长我一岁的同学，有的名字就叫‘超英’！”她说对，就是“超英”。现在，2005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英国，在世界已经坐到了“第四大经济体”的席位，而再过五年，中国的经济还有可能超过日本，日本目前在世界上排名第二……
祖国大陆在香港的正北已然成为了一棵大树，让香港背靠，将来还可以让他们充分乘凉，哈，这是何等令人快慰、骄傲之事？
从跑马地小什杂店买菊花回来的那天路上，我一路欢唱，想到的其实更多的是经济预测专家曾经告诉我的“超英”的好消息，下一步就是“赶美”的时间表（最晚2041年）。多花了三块钱，我倒乐得像捡了一个大便宜，一到家就泡上了“菊普茶”，一个人边饮、边笑、边思量：
1993年，我离开香港时要回北京写的那篇小稿儿，现在，是到了该动笔的时候了
可是写什么呢？
其实买卖人，“无利不起早”，甚至“看人下菜碟儿”，说到底也并不是香港商家独有的毛病，天下商人何处能摆脱这种“小气鬼”的胸襟？但是商家看人是不是也有“看人”的眼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这当然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但是“看人”的学问还有智慧、前瞻与理性。假使今天，一个顾客走进了金店，他买不起钻戒，但是明天呢？明天是一个多大的变量？想不到“明天”，小店员当然有理由“唰”地一转身，再也不搭理这位穷顾客；可是想到了“明天”，情形就有可能改变：小店员不仅不会再转身，脸上还会继续保持着微笑，因为明天，“穷顾客”也许依然受穷；但也许人家已经发达再进金店，点名要的就是一颗“钻戒”，而且论个头儿，还是最大的，这一点，谁又能提前说得好呢……
“倒移民”的滋味儿谁知道？
香港人不知从何时养成了一种习惯，给人的感觉很两面，“两面”当中，都透着贵气与潇洒。比如白天上班，他们西服革履，尽忠职守；晚上下班，立刻就换上一身便装，一脸的轻松，而到了节假日，复活节、圣诞节，全家老少更是转眼不见，悄没声儿地就飞到了夏威夷、巴厘岛，在那里尽享休闲期间的自由空气和宜人的海滩与阳光。
当然，香港人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在他们有条件的情况下才可以舒展，没有条件，或者说世事难料，人生一旦走进了“背”字，香港人倒是一副什么样的面孔，怎样对待失落与逆境？
1997年香港回归，其实准确地说，时间应该是从1995年算起，那时候香港人听说大陆不久真的就要收回香港了，大陆的共产党那是何等的“厉害”，何等的“无情”？他们一旦接管了香港，没准儿很快就会对富人进行“清算”，会把香港的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因此很多人都害怕，都患上了“97恐惧症”，担心自己前途末路，于是一股“移民潮”汹涌而来。
中产阶级在这次“移民”中最为踊跃，他们卖了车、卖了房，怀里揣着几百万港币纷纷逃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然而这些人到了国外，处境大都不如原先想象的好，基本生存状态：找不到长期工，坐吃山空，此外，身份上还要被人看作“二等公民”，备受歧视。结果很多“大丈夫”在家里闲得直蹦高就开始后悔，同时回望了一下“老家”，发现共产党接管了香港，香港的天地也并没有自此塌陷，虽说不幸赶上了1998年的金融危机，香港的经济一度陷入了低谷，但那也是全球经济的大劫难，谁都没有回天之力。中央政府在这个关键时刻并没有对香港几百万市民撒手不管，相反倒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全力挺港，这才使香港经济慢慢复苏，最后迎来了强劲发展，使老百姓的生活重新又捡回了希望与光明。
想当年，据有关方面统计，香港移民海外的人数大概在40万左右，但1999年就有超过11万“重归故里”，2005年以后，回流的人数已经过半。这些人从“移民”变成“倒移民”，事业上往往出现落差、收入上一般也大不如前，面孔上当然也就仿佛比别人突然矮下去了一大截
我来香港很早就想做一部电视系列专题片，片字就叫《香港“倒移民”》。最开始听到一位公司老板给我讲笑话，说他有个手下，人很能干，“不过移民前他是我的上司，那时候他总是颐指气使、趾高气扬的；但是‘倒移民’后，再返香港，又回公司，我已经提了，他倒成了我的下级。这样两人的关系就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原来大家都是朋友，现在，无论何时他都向我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大气都不敢出。我就对他说：哎呀，你别老是这个样子啦，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可是这个人仿佛永远都回不到从前，永远都改不了一副突然自卑下去了的奴才相……”
我开始留意“倒移民”，很想找几个“回流者”听听他们的故事。朋友说：“好，这样的人太多了，我的身边左右到处都是。”可是一经拜托他们帮我介绍，大家又都犯了难。为什么？香港人要面子啊，“倒移民”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人们不愿意提，更不愿意上电视自我曝光、当众“现丑”。
我理解香港人的难处，很多当年的移民者，他们离开香港前，卖了中心地区的大房子，“倒移民”后，手里的钱只够买一间偏远的小房，西装也不是今天一身、明天一身，整个人从此就失了尊严。
2006年12月，我以诚心感动上帝，梦里寻他千百度，终于蓦然回首遇到了一位不怕见记者，不怕上电视的人，这个人姓余，电话里我问他如果接受CCTV的访问有没有什么地方不方便，他说：“没有，出去转悠了一圈，吃了不少苦，失去了很多机会，但也学了不少东西，重新认识了自己，认识了香港，也认识了中国。”
我们相约采访的地点是在介绍人的办公室，一见面，当然我最关心的是这位“移民”没离开香港前是做什么的，“倒移民”后又做什么，两厢比较到底有没有反差。
“倒移民”看出我很想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先递了一张名片，接着告诉我“移民”前他是干银行的，“一家日本银行，外资，是中层管理人员”；那么“倒移民”后呢，他说干的职业是“不一定”，“‘不一定’是什么职业”？我问，余先生说：“‘不一定’不是明摆着的？就是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当场被他逗笑，心里也为他的幽默而变得轻松。
趁着他不介意，我直奔主题：“那您走之前一年的薪水是多少？回来后还能挣到那么多吗？”
余先生并不躲闪：“当然不能，我走之前和太太两个人，一年的年薪有一百多万，回来之后，说了你也许不信，连三分之一也没有。”
“是吗？那么早知如此，当初为什么还走？”
余先生回答我：“我并没有‘早知如此’，后来的结果也不是谁都能够预料得到。你问我当初为什么走？我告诉你，那时候我其实并不是因为什么‘害怕’，只是随大流，很多同事都要离开香港去移民了，劝我也试一试，我就递了材料，谁知刚过三个月，加拿大移民局就批了下来，连我都感到很意外，就这样，走了。”
余先生所说的情况我相信基本属实，事实上1997年香港回归前，很多移民，当时不少人的确并不都是单纯地因为“害怕”，只是跟潮儿，他们自己有时总结当年“逃港”的原始动机，有些人分析是“羊群心理”，这种心理在香港大面积地存在，直到今天我还可以从很多一哄而起的事情上看到些许痕迹。不过为什么“倒移民”再回到香港，“很多人就挣不到原来的工资了”？我对此倒是觉得非常难理解。
余先生说：“不存在什么‘难理解’，简单来说，没有位置了，自己的年龄也大了。”
“这种情况回香港前打听过吗？如果打听过，那怎么还有勇气再回来？”
“不回来不行啊，拿我来说，到了加拿大，头一个月还觉得挺好玩儿的，新奇嘛；第二个月，看看朋友，继续休息；可是第三个月，这种‘好日子’就完蛋了，为什么？一个大活人，过去在香港已经忙惯了，突然停下来什么也不做，人都要疯，此外还有个经济的压力。”
余先生“移民的故事”开始进入细节，我轻易不敢打断他，生怕他讲到伤心处，突然就没有心思给我说下去
“为了不让自己在海外移民的日子每天荒废，三个月后我就开始找工作。可是加拿大的工作你知道哪里是那么好找的？人家的社会，各种职位本来就已经很饱和，空余的就业机会并不多，而且加拿大，我真的想不到，那个地方怎么和咱东方社会一样，很讲关系、也讲人脉。用人单位经常根本不看我的资历、我的英文水平再高也没有用。一见面人家只是说：‘对不起，你没有在当地工作的经验，我们不能雇用。’你看，这话不是明摆着对移民的歧视吗？你不给我机会，我怎么能攒下什么‘在当地工作的经验’？”
所以余先生在加拿大蹲“移民监”（四年，累计要在当地住满1095天），当过超级市场的“售货员”，费劲考下过保安的牌照去做过物业的“保安”。其他的很多人，他说：“更多的则是到餐馆里去打零工，给人家刷盘子、洗碗，大部分人干的永远都是part time（钟点工）。”
“太闷了，总是赋闲，又没有固定的收入，哪里是前途？看不到。”
就为了这，余先生决定打道回府。
“可是再回香港‘面子’上不是有点不好看吗？”我悄悄摆了一个台阶。
“是啊，但是没办法，人没饭吃，‘面子’还顾得上？再说人又不是为了‘面子’而活着的？！”
回到香港以后，余先生经过朋友的介绍，起初还是想回到原来的银行重操旧业，但是四处求见、四处碰壁，不少银行的老板讲：“现在，我的位置还不如从前你的高，怎么能雇用你做我的下级？”他说这是“表面原因”，而真正的原因是香港当时经济不景，没有位子，“不然我怎么表示宁肯‘低就’，所有银行都没有一家要我？”
“你能想象我返回香港后揾到的第一份工是什么吗？”接下来余先生问我。
我摇摇头（“揾工”是找工作的意思）。
余先生脸上一派自嘲：“杀虫工！”
“杀虫工？”
“对，杀虫工，”余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