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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表示后悔。我告诉他他的懊悔是不需要的，因为我要立刻离开他了。这样，我就拿了我的帽子，走出了门，在楼下我看见了梅莱笛斯，我就要他照料我留下的一些东西，并把它们送到我的宿舍来。
因此，梅莱笛斯在晚间来了，这时候我们讨论了我的事件。他非常尊敬我，因此在我离开了那个印刷所以后，他也不愿意再留在那里了。我开始想到回到家乡去，但是他却劝阻我。他提醒我凯谋所欠的债和他的资产相等了，他的债主们开始感到不安了，他把他的铺子弄得乱七八糟，为了得到现金他往往做不赚钱的生意，而且常常赊卖货物，又不记账，因此他必然会倒闭，他一倒闭我就有可乘之隙。但是我说我没有钱，然后他说他的父亲很相信我，从他跟他父亲的一些谈话中，他相信假如我愿意跟他合伙的话，他父亲会投资帮我们自己开业的。他说：“我跟凯谋的合同将在明春满期，到了那时候我们将从伦敦买到了我们自己的印刷机和铅字。我知道我的技术很差，假如你愿意的话，你提供你的业务上的技术，我供给资本，我们平分赢利。”
这个提议我欣然赞同了，他父亲这时候在城里，也同意了我们的计划，特别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儿子很信任我，我已经劝他戒了一个时期的酒，他希望当我们两人那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时，我或许能使他完全戒掉这恶劣的习惯。我开了一张清单给他的父亲，他父亲交给一个商人去订货了。在机器未运到之前我们要严守秘密，在其间，假如可能的话，我将设法在其他印刷铺找些工作。但是我找不到空缺，所以闲了几天。这时，凯谋因为希望获得新泽西印纸币的生意，需要只有我能做的雕版和各种铅字，同时因为怕勃拉福雇用了我把生意抢去，所以给我写了一封十分谦恭的信，说多年的老朋友不应当因为几句一时气愤的话就分手，希望我回去。梅莱笛斯劝我去，因为在我日常的指导之下他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增进他的技术。这样，我就回去了，我们相处得比以前一段时间好多了，凯谋得到了新泽西的生意，我替它设计了一部铜板印刷机，这在美洲还是第一次看到哩！我替纸币雕刻一些花纹和对号，我和凯谋一同到柏林敦跑了一趟，在那里我满意地完成了整个任务，他因此获得了一笔巨款，使他可以有一个时期不致破产了。
在柏林敦我结识了许多新泽西的要人。为了照料纸币印刷工作和监视按照法律纸币的印数起见，州议会指派了一个委员会，我所结识的人中间有几个就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因此，这些人轮流地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来监督印刷的人一般总是带了一两个朋友来做伴的。由于我曾经读了许多书，我的文化修养较凯谋为高，我猜想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他们好像更喜欢跟我谈话。他们邀我到他们家里去，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对我十分殷勤，但是，虽然他是老板，他们对他却有点轻视了。老实说，他是一个古怪的家伙，他不懂得公共生活，爱好粗鲁地驳斥一般人所公认的意见，衣冠不整到极度邋遢，狂信宗教上的某些教义，并且有点无赖气。
我们在那里继续工作了几乎三个月，到那时候，我已经结识了法官爱伦，州议会秘书撒木耳·部士帖耳，议员爱瑟·皮耳生，约瑟·库柏，和几个斯密司家的人，和测量局长爱瑟·狄考。狄考是一个机灵精明的老年人，他告诉我当他年轻时，他开始是替砖匠运送黏土的，在成年后才学习写字，后来替测量员背测链，从他们那里他学会了测量术，到了这时候靠着他自己的勤劳，他已经置了一份很好的家产，他说：“我预言你不久将把这个人从印刷业中排挤出去，你将在费城以印刷业起家。”这时候他丝毫也不知道我在费城或任何其他地方开业的意图。这些朋友日后对我大有裨益，有时我也偶尔帮助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他们毕生却一贯地重视敬慕我。
在我讲述我正式开业之前，最好让你知道当时我对道德伦理的看法，让你可以看出这些观念是怎样地影响我未来生命中的大事的。我父母在早年就对我灌输了宗教思想，在我童年时代我受了虔诚的非国教徒的教养。由于在我所读到的各种书籍里我发现对教条有争辩，我自己对于教条中的某几点也先后发生了怀疑，接着，当我还不到十五岁时，我开始对圣经本身发生怀疑了。我偶然碰到了一些反对自然神教的书籍，据说这些书是博尔演讲中讲道文的大意。它们对我的影响恰巧跟它们的原意相反，因为为了驳斥自然神教，它们引证了自然神教信徒的议论，但是这些议论在我看来却比那些反驳它们的理论还坚强有力。简单地说，不久我就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然神教信徒了。我的议论带引一些人走上了歧途，特别是高令斯和雷夫，但是这两个人后来都毫无良心地大大地害了我，想到了基夫对我的行为（他是另一个宗教上的自由思想者）和我自己对佛南和李得小姐的行为，这种行为有时使我十分苦恼，我开始觉得这种教义虽然或许是真的，但是它不十分有益。我的伦敦小册子引用了德莱登的诗作为箴言：存在即是合理，虽然半瞎的人只看见链条的一端，最近的一环，他的两眼看不到上面那权衡一切的秤杆。
在那本小册子里我从上帝的属性，他的无限智慧，善良与权力得到结论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全都是对的，恶与善是一种虚空的区别，根本就没有善恶。现在看起来这篇文章并不像我过去曾经一度认为的那样的巧妙杰作。因此我猜想某些错误可能会不知不觉地混入我的论断，以致影响随之而来的全部理论，这原是在形而上学的推论中常见的。
渐渐地我确信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对人生的幸福最重要的莫过于真实、诚意和廉洁。我写下了我的决心（这决心书还在日记中），要在我的一生中不断地加以实践。圣经本身对我并没有重要性，但是我认为：虽然我们不能因为圣经禁止某些行动，就说这些行动是坏的，或是因为圣经叫我们做，所以就认为是好的，但是当我们考虑了事物的各种情况以后，也许正因为它们对我们不利，所以我们要禁止这些行动，或是正因为这种行动的本身与我们有益，所以我们要去做。这种信念，靠着上帝或是守护天使的祝福，或是偶然的有利情况或形势，或是三者合起来，保全了我，使我经过了青年的危险期，使我在没有父亲在旁照顾和忠告的情况下，安全地经过了有时我在陌生人中间所陷入的险境，而竟然没有任何故意的粗鄙的不道德或不正义行为，由于我的缺乏宗教信仰，这种错误或许原是在意料中的。我说故意的，因为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实例，由于我年轻，缺乏经验，由于别人的无赖行为，都包括一些必然性在其中。因此在开始进入社会时，我的品德还总算是过得去的。我正当地重视我这个品德，并且决心保持它。
我们回到费城之后不久，新的铅字就从伦敦运到了。我们跟凯谋讲好了，经他同意，我们离开了他，这时他还没有听到我们开业的计划哩。我们在市场附近找到了一所出租的房屋，就租了下来。为了减轻房租负担（这时候才二十四镑一年，虽然到现在我听说已经到了七十镑了），我们便招了釉工汤麦斯·高德福莱和他的家庭来同住，他们要负担全部租金的一个相当部分，同时我们把伙食包给他们。我们还来不及拆开铅字，整理好印刷机，我的一个朋友乔治·赫司带了一个乡下人到我们这里来。他在街上遇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寻找印刷铺哩。到这时候我们的现金都已经化在我们必须置办的各式各样的项目上了，所以这个乡下人的五先令，因为它是我们的初次收益，而且来得这样合时，它给我的快乐胜过我以后所赚的任何一个五先令的银币。由于我对赫司的感激，我常常乐于帮助那些年轻的刚开业的人，要不然我或许不会这样热心的。
在每一个国家里都有经常预报国家即将毁灭的悲观主义者。在费城当时就住了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知名之士，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看上去像是一个聪明人，讲话态度十分严肃。他的名字是撒木耳·密克尔。
这位先生我并不认识，有一天跑到我门口来，问我是否就是那个新近开设一家新印刷铺的年轻人。我回答他是的，他说他很为我惋惜，因为开一家印刷铺很费钱，但是这笔费用要亏损蚀掉的。费城是一个没落的城市，城里的市民已经在半破产状态中了。尽管表面上相反，新建的大厦和房租的上涨他确切地认为是虚假的繁荣。因为事实上，这些正是不久就要造成我们毁灭的因素的一部分。接着他这样详细地叙述了当时已发生的或是即将发生的灾祸。当他离开时，我有点悒悒不乐了。假如我在开业前认识了他，可能我永不从事于此了。这个人继续住在一所破烂的房子里，用同样的论调诡辩着，许多年来他不肯在那里买一所房子，因为一切即将毁灭了。但是到了后来我高兴地看到他出了比他初倡悲观论调时可能买到的高出五倍的价格买了一所房子。
我早先原该提到，在前一年的秋天，我把我大多数的有才能的朋友组成了一个相互切磋琢磨的社团，我们管它叫做“密社”。我们每星期五晚间开会。我起草的章程规定每一社员须依次提出一两篇研讨道德、政治或自然哲学中任何问题的论文，并在会中讨论，每隔三月要提出和诵读本人习作一篇，题目任选。我们的辩论由会长主持，而且应当根据诚恳的探求真理的精神，而不是以爱好争辩或是求胜的态度来进行。为了防止激昂的情绪，一切肯定意见的表达和直接的抗辩过了一一些时候就成为非法了，违者处以小额罚金。
这个组织的首批会员是：约瑟·勃赖诺，一个公证事务所的契约誊写员，一个温厚、友好的中年人，爱诗，遇诗即读，也能写一些过得去的诗，善于做一些小玩意儿，谈话很通情达理。汤麦斯·高德福莱，一个自学的数学家，对于他的本行有专门的研究，后来成为现今所谓“哈德栗像限”的发明者，但在他本行以外，他一无所知，也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伴侣。像我所遇到的大多数伟大数学家一样，他要求每一句话绝对地正确，无止境地否定或区别琐碎细小的事物，妨碍整个谈话的进行。他不久就离开了我们。尼古拉·斯格尔，一个测量员，后来做了测量局局长，爱读书，有时也写几行诗。
威廉·柏生，学制鞋业，爱读书，学了不少的数学，他本来是为了占星学才学数学的，以后谈到这件事他就笑了。他也做了测量局局长。威廉·莫德集，一个细木匠，一个十分优秀的工匠，同时也是一个稳健明达的人。休·梅莱笛斯，司蒂芬·博茨，乔奇·卫勃，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劳勃脱·葛莱丝，一个有些财产的年轻绅士，慷慨，活泼，幽默，爱讲双关话，爱朋友。还有威廉·柯尔曼，那时是一个商店店员，大约与我同年，他几乎是我所知道的人中间头脑最冷静清楚、心肠最热、品行最端正的人了。他后来成为一个有声望的商人，也是我们州里的法官之一。我们的友谊毕生从未问断，先后有四十多年的时间。这个社团差不多也继续了那么多年，是当时在宾雪法尼亚的最优秀的哲学和政治学学派。由于我们在讨论前的一个星期先把论文在会上宣读一遍，这就使得我们在阅读时能够细心注意到不同的题目，庶使我们在讨论时更能讲得剀切中肯。在这会里我们也培养谈话时的良好习惯。在我们的会章中我们拟订了一切可以防止相互冲突的办法，因为这样，我们的社团才能够长期存在，关于这个社团今后我将有机会常常提到它。
但是我在这里叙述关于这个社团的事，目的是要指出我当时所有的一些伙伴。他们每个人都尽力为我们介绍生意。特别是勃赖诺，他替我们招揽了替教友会印刷他们历史中四十印张的生意，其余部分将由凯谋承印，在这宗生意上我们工作得非常辛苦，因为定价很低。这是用十二磅活字印的“为祖国”式的对开本，上面还有很长的用小号铅字印的注释。我每天排一大张，梅莱笛斯就在印刷机上把它印出来，等到我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好拆版工作时，往往已经是夜间十一点钟了，有时还更晚，因为有时候其他朋友介绍来的零活耽误了我们的工作。但是我坚决要保持每天排好一大张的速度，甚至有一夜，当我装好了版以后，我满以为一天的工作业已结束时，其中有一版一不经心给碰坏了。
有两页的铅字就乱成一堆，我马上拆了版，重新排印，然后才上床睡觉。这种勤劳是我们的邻居们有目共睹的，我们的名誉和声望就因此而增加了。特别有人告诉我：“当人们在商人的夜间俱乐部里提到这家新开设的印刷铺时，大家普遍地认为它必然要失败，因为在城里已经有了凯谋和勃拉福的两家印刷铺了。但是贝尔德博士（许多年以后我和你曾经在他的故乡，苏格兰的圣安得路兹，见到他过）提出了反面的意见，他说：”因为那个富兰克林的勤劳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当我从俱乐部回家时，我看见他还在工作，第二天在他的邻居们还没有起身前他又在工作了“。这番话给大家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像，此后不久其中的一个就提议供给我们文具，要我们代销，但我们当时还不想经营文具铺。
我特别强调和格外直率地提到勤劳这一点，虽然好像我是在自吹自擂，我的目的不外是：当我的后裔读到这里，当他们在这个故事里看见勤劳是怎样地对我有利时，他们可以晓得这一品德的可贵了。
乔奇·卫勃交了一个女朋友，她借给他向凯谋赎买自由的所需的资金。这时他愿意到我们铺子里来当一个职工。那时我们没法雇用他，但是我愚蠢地告诉了他一个秘密，我不久打算开办一个报纸，到那时我或许可以雇用他。我告诉他我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当时唯一的一家报纸是勃拉福办的，是一份毫无价值，经营得十分恶劣，而又枯燥无味的报纸，但是他还能赚钱，因此我想一家优秀的报纸一定会赚钱。我请卫勃不要告诉别人，但是他竞告诉了凯谋。凯谋为了抢在我前面，立即宣布他自己印报的计划，并雇用卫勃办报。我对此很愤慨。因为当时我还不能立刻办报，为了破坏他的计划，我替勃拉福的报纸写了几篇有趣的作品，总题目是《爱管闲事的人》，后来勃赖诺把它继续了几月之久。这样广大人民的注意被吸引到这家报纸来了，凯谋的计划，经过我们的冷嘲热讽，遭到了人们的漠视，但是他仍然办了报，办了九个月，最多是九十个订户，以后他就贱价把报纸出让给我了。我早就准备好接办这家报纸，就马上把它接受过来，在几年之内，这家报纸变成了我十分赚钱的事业了。
我知道我喜欢用单数第一人称讲话，虽然这时我们还是合伙经营的，这也许是因为事实上全部事业的经营都归我负责，梅莱笛斯根本不能排字，印刷也不行，而且难得有几天不喝醉酒。我的朋友们常因为我跟他合伙而表示惋惜，但是我将善处逆境尽量利用而已。
我们的报纸一出来，它的外貌就跟宾雪法尼亚以前的报纸迥然不同：不但字体清晰，而且印刷精美，当时保奈特州长和马萨诸塞州州议会之间正发生着争执，我在评论这件事时所作的一些激烈的言论引起了领导人物的注意，使得这报纸和它的发行人常常成为谈话的资料，不到几个星期他们都成为我们的订户了。
许多人就照了他们的榜样做，这样我们的读者就不断地增加，这是我会写点小文章的最初的良好效果之一。
另外一个效果是：当那些要人看到了一个能够动笔的人现在控制了一家报纸时，他们就认为应当鼓励我，对我施些恩惠。勃拉福这时还在承印选举票、法律和其他公家的生意。他把州议会向州长的请愿书印得又粗劣又错误百出，我们把它重印了，印得又精美又准确，我们寄一份给每一个议员，他们看出了这两者的不同。
这件事就增加了在议会中支持我们的议员们说话的力量，这样他们就通过把下年度的印刷工作由我们来承印。
我们在州议会的朋友中，我不能忘了上面提到过的汉密顿先生，这时他已经从英国回来了，并且是州议会的议员。他在这件事上大力地支援我。像以后在其他事情上一样，他毕生对我爱护备至。①约在此时，佛南提醒我我欠他的债款，但是他并不催迫我。我写了一封信给他，坦白地承认我的过失，恳清他再展缓一些时候，他也答应了，一等到我有了能力，我就连本带息地把它付清了，并且表达了我的谢意。这样，这一个过失在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