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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他也答应了，一等到我有了能力，我就连本带息地把它付清了，并且表达了我的谢意。这样，这一个过失在某种程度上总算改正了。
①有一次我替他儿子弄了五百镑（富兰克林原注）。
但是这时完全出乎我意料以外地另外一种困难发生了。梅莱笛斯的父亲，按照我们原来的谅解，应当付偿我们印刷铺设备的费用，但是他付了一百镑，他只能付出这一百镑，还欠了一个商人一百镑，这个商人等不及了，就向法院告了我们。我们缴了保释金，但是我们看到假如我们不能及时地筹措款项的话，法庭不久就得宣判和执行，那么我们美好的希望将与我们一起遭到破灭，因为他们要把印刷机和铅字出卖还债，可能还是半价出售哩。
在这种不幸之际却来了两个真正的朋友，他们的友情我从来也没有忘记，而且在毕生中将永志不忘。
他们各人分别地不约而同地并且自动地愿意为我垫付一切必需的款项，使我能够自己单独经营业务，假如办得到的话。但是他们不喜欢我和梅莱笛斯继续合伙，他们说有人常看见梅莱笛斯喝醉了酒在街上行走，也有人看见他在酒馆里玩下流的赌博，这些对我都是奇耻大辱。这两位朋友是威廉·柯尔曼和劳勃脱·葛莱丝。我告诉他们只要还有希望梅莱笛斯父子能够履行他们在协定中的义务，我就不忍提议拆伙，因为我觉得他们过去帮了我不少忙，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他们现在还将帮我忙，我受过了他们不少的恩惠。但是假如他们终于不能履行他们的义务，因而我们的合伙势非解散不可的话，到了那时我将认为我可以随意接受我友人们的协助了。
事情就这样拖了一个时候，我就对我的伙友说：“可能你父亲不喜欢你参加我的事业，因此他不愿替我们两人垫付款项，但是他可能却愿意替你一人出钱。假如是这样的话，请你告诉我，我将退出合伙，离开此地”。“不”，他说，“我父亲倒是真正的感到失望的，他是真正无力垫付款项，同时我也不愿意更使他痛心。我现在知道我不能胜任这个印刷工作。我从小就学农，我的进城来，在三十岁的年龄，充当学徒去学习一种新的行业，实在是一件荒唐事。我们有很多威尔斯人将到北卡罗来纳去殖民，因为那里土地很便宜。我想跟他们一块儿去于我的老行业。你可以找朋友来帮助你，假如你愿意承担印刷所的债务，归还我父亲所垫的一百镑，替我还清我个人的一些零星欠款，再给我三十镑和一个新的马鞍，我将让与我的股权。全部产权归你所有”。我同意他的提议。我们马上就写了一张证书，签了字盖了印。我给了他他所要求的东西，不久他就到卡罗来纳去了，第二年他从那里寄了两封长信给我，信里包含了关于那一地区到那时为止最好的一篇叙述，讲到它的气候，土壤，农业等。因为关于这些事情他原是十分内行的。我把它们在报上发表了，读者大为满意。
他一走，我就去求助我的两位朋友。因为我不愿意对任何一位有所偏爱，我就向每一位借了他所提供的半数，也就是我本来要向一个人借贷的半数，偿清了印刷铺的债务，就开始以自己的名义经营事业，同时公开宣布合伙的解散。我想这是在一七二九年或是那年前后。
约在这时候，在人民中间有一种要求发行更多纸币的呼声，当时宾雪法尼亚的纸币流通额只有一万五千镑，就是这一数目不久也将要减少。富裕阶层反对增添纸币，他们反对一切纸币，由于他们害怕纸币会使货币贬值，像在新英格兰发生的那样，致使债权人处于不利地位。我们在我们的“密社”中曾经讨论过这一个问题。当时我赞成增发纸币，因为我相信一七二三年所铸造的小量货币做了不少好事，它促进了商业和就业，增加了本州的居民，因为我现在看到所有的老房子都住满了人，许多新房子在建筑中，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当我首次吃着我的面包卷走在费城街上的时候，我看见在胡桃街从第二街到前街这一段街道上的大多数房屋都在门上贴着招租条子，在板栗街和其他街道上的许多房屋也是如此。这种情形当时使我以为费城的居民正在不断地离开这一城市哩。
我们的辩论使我对于这一题目感到很大的兴趣，甚至我撰写和发表了一本不具名的小册子，名为《纸币的性质和需要》。普通的百姓很欢迎它，但是有钱人不喜欢它，因为它增大和加强了增加货币的呼喊。碰巧在富人这边他们没有作家能够回答这一小册子，因此他们的反抗减弱了。这样，增发纸币这一议案就在州议会中以大多数通过了。我在州议会中的朋友们想到我对这一议案的通过有些贡献，认为应当由我来承印纸币，作为酬答。这是一宗利润很厚的生意，对我帮助很大。这是我会写文章的又一个好处。
经过时间和经验的考验，纸币的效用变得十分明显，以后就没有引起很多的争辩。结果，不久纸币发行额就达到了五千镑，一七三九年到了八万镑，以后在战争期间超过了三十五万镑，因为商业、建筑和居民的人数部在不断地增多。虽然现在我想纸币发行额有一限度，过了这一限度就可能有害了。
不久以后通过我的朋友汉密顿，我获得承印纽开色纸币的生意。照我当时的看法，这又是一宗赚钱的生意，因为对于穷人来说，小事情就显得很重大了。
这些生意对我实在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它们大有利可图。汉密顿也替我招揽了承印纽开色政府法律和选举票的生意，这宗生意到我离开印刷业之前一直在我手中。
现在我开了小小的一家文具铺，我备有各种各样的空白单据，在这方面靠着我的朋友勃赖诺的帮助，我们出卖的单据是在殖民地里式样最正确的。我也备有纸张，羊皮纸，小贩的账簿等。一个叫做华德麦西的是我在伦敦认识的一个排字工人，一个优秀工人，现在他到我这里来了，他不断地勤劳地跟我在一起工作，我也收了一个学徒，是阿克拉·罗斯的儿子。
现在我开始逐步地还清我为了创办印刷所而借的债款。为了获得商人的名誉和声望，我当心不但在事实上要克勤克俭，并且要避免一切相反的外貌。我衣着朴素，我从不在无益的娱乐场所出现，我从不出去钓鱼或打猎，的确有时候读书使我旷工，但那只是偶一为之，而且是隐藏的，不至于要大家说闲话。并且为了表示我不以我的行业为耻，我有时把我在纸店里买好的纸张装在独轮车上自己推着经过街道运回家来。这样，大家认为我是一个勤劳上进的青年，严守信用，从不拖欠，所以进口文具用品的商人们求我惠顾，别的商人们也提议我替他们代销书籍。我的事业一帆风顺，同时，凯谋的信誉和生意却一天比一天地衰落，最后他不得不出卖他的印刷铺设备以清偿债务，他到巴巴多群岛去了。在那里他住了几年，生活十分穷困。
他的学徒大卫·哈利，当我在凯谋铺子里工作时，我曾经教导过他。这时候，在购买了凯谋的设备以后，顶替了他的地位开张了。起初，我怕哈利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因为他的亲友们很有能力，也很有势力。
因此，我提议跟他合伙经营，但是幸亏他轻蔑地拒绝了我。他十分骄傲自大，穿着上流人的服装，生活奢侈，常在外面寻求消遣和快乐，负了债，旷废了他的业务。
因此，一切生意都跑了。既然没有生意可做，他学了凯谋的样，到巴巴多群岛去了，把印刷铺也搬了去。在那里这位学徒雇用了他过去的老板作为一个职工。他们时常争吵。哈利负债越来越多了，最后他不得不把他的铅字出卖，回到宾雪法尼亚务农去了。购买印刷铺设备的人雇用了凯谋来使用这些设备，但是几年以后凯谋就死了。
现在除了多年的劲敌勃拉福以外，在费城再也没有人跟我竞争了。勃拉福资金充足，生活优裕，只是偶然雇用些零工做点少量的印刷工作，但是他并不因为生意清淡而担忧，由于他管理驿站，人们以为他有比别人优先获得新闻的机会，大家以为他的报纸的广告效力比我的大，因此他的广告比我的多得多，这对他有利，对我不利，因为虽然我也从驿站里收到和寄发报纸，但是外界并不知道，这是因为我是通过贿赂驿站的骑师才把报纸寄往各地的，骑师们只能暗中收受寄件，因为勃拉福毫不讲情理地禁止他们寄递我的报纸，这种行为使我有点生气，也使我因此而瞧不起他，所以后来当我达到他的地位管理驿站时，我决心绝对不模仿他的行为。
到这时候为止我一直在高德福莱家寄膳，他跟他的妻子孩子们占用我房屋的一部分，他在我铺子的一边开了一家玻璃铺，虽然他不大做工作，因为他热衷于数学的研究。高德福莱太太打算替我和她的一个亲戚的女儿做媒，常常找机会使我们见面，到了后来我真正地对她发生了感情，因为这个女孩原是很可爱的。这些老年人鼓励我，不断地邀请我去吃饭，让我们两人在一起，到了后来就该是摊牌的时候了。高德福莱太太替我们传话。我告诉她我希望我能从他们的女儿那里获得付清我印刷铺借款的余数，当时这笔钱我想不超过一百镑，她传言他们回答说他们没有这样一笔剩款可以给我，我说他们可以到银行里去抵押他们的房子，过了几天他们对这件事的回答是他们不赞成我们的婚事了。他们曾向勃拉福打听，勃拉福告诉他们印刷业并不是一种赚钱的行业，铅字很快就要损坏，需要更多的铅字，凯谋和哈利相继地都失败了，我大概不久也将步他们的后尘，因此他们不许我再到他们家里去。同时，把他们的女儿也禁闭起来了。
究竟是不是他们真的改变了主张，或是只是一种诡计，以为我们的感情已经根深蒂固不能自拔，因此我们会私奔，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意地给或是不给什么嫁资，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猜想他们的动机是后者，我很生气，就不再去了。高德福莱太太后来告诉我他们的态度有了好转，还想再引诱我去，但是我告诉她我决心不与那家再有来往了。高德福莱全家都因此而生气，我们之间发生了意见，他们就搬走了，这样整所房屋都归我住，我决定不再招收租户了。
但是这件事却使我想结婚了，所以我向周围观看，向其他地方去找朋友，但是不久我发现，因为一般人认为印刷业不是一种赚钱的行业，我不能希望从妻子处得到钱财，除非从那些否则不合我心意的女人那里。同时，那一种不易抑制的年轻人的情欲常常驱使我与那些偶然相遇的下流女人发生关系，这种事不但化钱，非常麻烦，而且不断地使我有传染到一种我最最害怕的疾病的危险，虽然侥天之幸，我没有得到这种病。
在这期间，作为邻居和老朋友，我和李得太太全家继续维持着一种友好的通信关系，从我寄住在她们家里的第一天起，她们都很尊敬我。她们常常请我去，和我商量她们的事情，有时候我也能在这些事上给她们一些帮助。我对可怜的李得小姐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她总是没精打采的，很少高高兴兴的，并且不愿意跟人来往。我认为我在伦敦期间的轻浮与变心应当对她的痛苦负相当大的责任，虽然她母亲很善良地以为她自己的责任比我的还大，因为她曾经阻止我们在我到英国去之前结婚，而且在我出国期间又劝她嫁给别人。我们相互的感情又恢复了，但是现在我们要结婚却有许多困难，她第一次的结婚果然是无效的，因为据说他的前妻还在英国活着，但是由于距离的关系，这一点不容易证明。再则，虽然传说他已经死了，这也不能确定。即使他真的死了，他留下了许多欠账，他的继承人也许得负责偿付。但是我们毕竟冒着这些危险，我跟她在一七三〇年九月一日结婚了。我们意料中那些麻烦一件也没有发生，她是一个善良的忠实的伴侣，大力地帮助我照料铺子，我们在一起兴旺起来了，我们一直总是努力相互安慰体贴。这样，我总算尽可能地改正了那一大过错。
大概在这时候我们社团不再在酒馆里，而是在葛莱丝家里的一间小房间里开会了。那间房间是特别留作这一用途的。因此我提议：既然我们在讨论论文时我们常常要引证我们的书籍，若是把我们的书籍凑起来放在我们聚会的地方，或许可以对我们方便多了。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参考。这样，把我们的书籍集中在一个共同的藏书室中，只要我们愿意把它们放在一起，我们每个人就有机会可以利用所有其他会员的书籍了。这样几乎像各人拥有全部书籍一样的有益。大家喜欢这个提议，大家就同意了。这样我们就把我们一时不用的书籍放在房间的一端。书籍的本数并没有像我们预料那样的多。虽然放在一起有很大的便利，因为没有人对这些书籍加以应有的保管，也产生了一些麻烦和不便，所以大约在一年以后，这些书籍又拆散，各人把他的书拿回家去了。
这时候我开始提出了我第一个公共性质的计划，就是建立一个订阅图书馆的计划。我拟定了提案，请我们的大律师勃劳克田把它写成适当的格式，靠着我在“密社”中的朋友们，我们一开始就获得了五十个订阅户，每户在开始时出四十先令，以后在五十年中每年出十先令，五十年就是我们公司存在的期限。以后当订阅人数增加到一百时，我们取得了一张执照。这就是所有北美订阅图书馆的鼻祖，现在它们是如此的普遍了。这种图书馆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伟大的事业，它的数字在不断地增多，这些图书馆改善了美洲人的日常谈话，使得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变成像别国大多数绅士那样的聪明，并且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在殖民地各地普遍展开的保卫他们自身权利的斗争。
备注：上面的叙述是按照本文开始时所表达的目的写成的，因此其中包括某些对他人无关紧要的家庭琐事。下半部是在许多年以后，照着在下面几封信里提出的意见写成的，因此原是为公众写的。独立革命的工作使得叙述中断。
艾贝尔·詹姆士①先生来信，附我的自传摘录（在巴黎收到）
我敬爱的朋友：我常常想写信给您，但是我深怕我的信件会落入英国人的手中，我怕假如印刷商人或好事之徒把信件的部分内容公布出去，会使您痛苦而使我自己受到他人的非难。
不久以前，我非常高兴地获得了您的手稿约二十三张，它是寄给令郎的，其中叙述您的出身以及您的生平，直到一七三〇年为止。
同时还附有摘录，也是您的手稿。我把摘录誊写了一份，随函奉上。万一您继续写下去的话，这手稿我希望能够帮助您把上下两部分拼凑起来。假如迄今您还没有继续动笔的话，我希望您不要再延搁了。照传教士的说法，人生是变幻莫测的。万一亲切厚道而又仁慈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一旦与世长辞，致使人世间失去这样一部隽永有味，大有裨益的作品，一部不但对少数人，而且是对千百万人既有用又饶趣味的作品，那么世人将说什么呢？这一类作品对青年思想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我看来，在我们公众领袖的日记中这种感化力尤其明显。它几乎不知不觉地带引青年决心努力成为一个像作者一样善良和优秀的人。比方说，假如您的传记发表出去（我想它一定会发表），带引青年模仿您早年的勤恳和节制，那么这样一部作品对青年们将是多么的有益呀！在这一代人中，我找不到一个人或是许多人联合起来，能够像您这样地在美国青年中促进勤勉的精神和早期对尽职、俭朴和节制的注意。我并不是说这本自传没有其他的优点和其他在人世间的用处，事实绝不是如此；但是这第一个用处是那么的重要，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可与它相提并论的了。
①艾贝尔·詹姆士（Abel James）费城富商。根据法兰德（Farfand）在他的《富兰克林传》中记载：富兰克林出使法国时，把一小箱子文稿交给他的一位朋友约瑟夫·盖洛韦保存，英军占领费城时，盖洛韦投敌，他夫人从敌人手中抢救了这箱文稿，她去世前夕，把它交给德高望重的艾贝尔·詹姆士保存。
我把上面的这封信和它的附件记录给一个朋友看了以后，我收到他下面这封信。
本杰明·沃恩①先生来信一七八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巴黎我最亲爱的先生：当我读完了您的教友会友人替您找到的记载着您一生中主要事迹的笔记以后，我曾经告诉过您我将写给您一封信，说明我的理由，为什么我认为假如您能依照他的要求把它写完并且发表出来，那将是一桩有益的事。
①本杰明·沃恩（Benjarain Vaughan，1751—1835）——英国驻法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