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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当时的农村，早婚早育是相当普遍的事，即便是现在，早婚的现像也很严重。所以十八、九岁也就算得上是大龄了。
本山说：“我这不是挺好吗，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家搬。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五奶，我不找（对像）。”
本山的老叔说：“跑腿子（光棍儿）的日子不好过，没人给洗衣服、做饭的，不行。”
本山说：“我自己养活自己都有困难，再添一口人，还不得把人饿死呀。”
本山老婶说：“我娘家石龙老葛家的老姑娘可不错，人能干，又老实。”她没说人长得怎样。
农村人的婚姻讲究实际，看重的是人品和身体，相貌倒在其次。因为咱不吃模样、嚼模样，过日子还得来真格的，下地干活儿、喂鸡喂鸭，还要养活孩子，并不比男人少干多少。像林黛玉那样中看不中用的，在农村是没有市场的。
老婶说的那个丫头叫葛淑珍，比本山小一岁。巧的是她和本山一样，也是个苦命人，爹妈都没了，哥哥、姐姐都结了婚，自己一个人过。五奶听说老葛家是个正经人家，就说：“我看挺好，跟那边通个信，咱定个日子去相看相看。”
本山没言语，这样重大的事他不能自己做主，得征求干妈、干爸的意见。
第二天收了工，他就来到我家和妈商量这事。妈很赞成这件婚事，她说本山：“咱庄稼院娶媳妇，主要是过日子，模样丑点俊点不重要。老人常说‘丑妻近地家中宝’，只要能实心实意过日子就行。”
我也劝本山：“你书不能念了，戏也不能演了，老这么打游击也不是个办法，还是成个家，也有个说话的人。”
爸也说：“也不小了，娶个媳妇好好过日子吧。”
从我们家走后不久，本山就由老叔和老婶领着去相看，双方都没啥意见，这门亲事就算定下来了。既然两头都没牵挂，干脆就早点把事办了。
妈听说本山要结婚了，非常高兴，马上筹划着给本山送点什么。核计来核计去，还是决定做一套被褥最实惠。现在的年轻人结婚，被褥早就不算什么了。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物资奇缺，什么都是定量供应：布票、棉花票、粮票、糖票、肉票、还有酒票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按照人们的最低需求供应的，没有一点的余份。如今，这些票证之类的东西早已成为了文物，每当我到商场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时候，还常常想起过去的情形。是呀，我们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没有理由不满足。
我们家八口人，供应的票虽然不少，但仍然不够用。我和弟弟两个人扯一床被，下面连褥子都没有，就睡在炕席板上。早晨起来，浑身都是炕席花。两个最小的弟弟常为争被打仗，他说他冷，他说他也冷，互不相让。就这样，妈从我们的身上省下一些布票和棉花票，以备急用。为了给本山做被褥，妈把积攒下来的布票、棉花票拿出来，又从邻居借了一些，总算凑够了数。妈把钱和票用手绢包好，步行五、六里地到供销社买来了布和棉花。回来后又一针一线地缝。足足忙了三天，一套新的被褥做好了。妈看着被面上的大红喜字，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结婚那天，我和妈都去了。在本山家，我第一次见到了三嫂葛淑珍，当时给我的印像是相貌一般，性格内向。即便是这样，嫁给本山也是属于“下嫁”，如果不是她，本山还不知道要再打多少年“光棍”呢。在后来的接触中，我们渐渐了解了她淳朴、憨厚和勤劳的一面。她非常能干，上山打柴连小伙子也不是个儿。
说起本山的新家，实在是寒酸得很。确切地说，那算不上是一个家，只能算是一个睡觉的地方。那是租的人家的一铺北炕，挂上一个幔帐，就成了两人的世界。南炕的那边，还住着另一家人。本山的洞房花烛之夜以及他的蜜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的。在住房紧张的农村，这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况，而且一直延续到了七、八十年代。但是，简陋的环境，丝毫没有影响人们的“造人”热情，中国照样成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结婚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婚庆习俗往往最能表现一个地区的文化特点：在欧洲新婚的男女手牵着手，在《婚礼进行曲》中步入教堂。仪式庄重、神圣；南美洲的婚礼载歌载舞，场面热烈、喜庆。在中国，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也有着千差万别的婚庆习俗。但是，所有的习俗必须得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物质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什么仪式也搞不成。在七十年代贫穷落后的中国，有多少人和本山一样，像动物似的完成了两性之间的结合。把人类这一最美好、最神圣的时刻，变得无奈、乏味。
说起来很有意思，那天新娘接到家以后，他这个新郎却拎着把斧头上山砍柴去了。不知道他的内心里怎么想的，是想向老婆表示一下自己过日子的能力和信心？还是发泄一下对自己的这种狼狈的处境强烈的不满？我不得而知。当看到他背着一大垛柴禾回家时，人们露出了惊异的表情。是呀，新婚之日上山打柴，这恐怕是谁也没见过，谁也没听说过的事。不平常的人，总是会做出不平常的事来。第二天，他就和其他社员下地劳动去了，没有婚假。
本山在这个新“家”住了一段时间，又搬了几次家，直到1979年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1979年，葛淑珍生下了女儿小芳，本山便又多了一个“职称”——父亲。这时本山刚过二十岁，在他那不太健壮的肩膀上又加上了一副担子。小芳一直生长得很健康，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
本山和葛淑珍的这段婚姻，维持了大约十几年的光景。应该说，在这几年中，三嫂葛淑珍对本山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她一个人包揽了家里全部的活儿，既要种地还要照顾孩子。正是由于她的勤劳能干，才使得本山能够腾出时间和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演艺事业中，从而取得了成就。
葛淑珍和本山离婚后，我们仍然保持着联系。2002年春节，她还特意到我家看望我的父母。三嫂是个性格非常直爽的人，我上她家去她给我做菜，做几个算几个，不管单双。我们那儿有个习俗：招待客人的菜不能是单数，单数意味着骂人。三嫂不管那套，做完了菜就让我们开“造”，还陪我们喝上两盅，我也就入乡随俗了。实际上，民间的很多习俗都是人们用来束缚自己的，其中有一些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但是却有很多的人甘愿受这样的束缚。
值得一提的是，她虽然和本山离了婚，但却从不说本山一句坏话，甚至连一句埋怨都没有。当然本山也很好地安置了三嫂，在铁岭留下了房子，还在大连给她买了房子，让她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葛淑珍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虽然她身上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不足，诸如寡言少语、没有文化等等，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她的尊重。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更多的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勤劳坚强、善良仁义、任劳任怨、胸襟宽阔。在本山最困难的时候，她来到本山的身边；当本山辉煌以后，她又默默地离开。
三嫂是个好人。祝好人一生平安！
第二章 艰难谋生回家
本山离开莲花以后，每年都要回家看看。用本山自己的话，那是他的根。他的艺术是黑土地的艺术，离开了这块土地，他就玩不转了。
本山每次回来都到我家，给我印像较深的是1983年的春节。这一年对本山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一年，由他主演拉场戏《摔三弦》得了个一等奖，观众们也因此知道了演瞎子的赵本山。
按照东北的习俗，大年的初二是上老丈人家拜年的。因为本山的岳父岳母早就没了，他就把这一天安排到了我家，成了“法定”的惯例。
为了迎接本山的到来，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花生、瓜子、糖块儿、榛子之类的年货。妈是个急性子，过一会儿就出去看看，嘴里叨咕着：“（本山）咋还不来呢？”
春节时的天气仍然是春寒料峭，寒气逼人。家里人怕妈感冒，就劝她，说：“该来的时候，你不看他也来。不该来的时候，你看也没用。”
妈说：“那可不一样。他要是来了，我在外面老远就能看见，在屋里行吗？”
妈想本山，想孙女小芳。小芳没有亲奶奶，刚出生的时候，妈做了一个小棉被给小芳“捂风”（当地的一种风俗），代行奶奶的职责。现在小芳已经五岁了，很会哄人，妈就更喜欢她了。我们理解妈的心情，也就不管她了。
妈又出去了，不一会就向屋里招手，告诉大家本山来了。我急忙跑了出去，见远处有一辆自行车正朝这边来，骑车人正是本山，前面是女儿小芳，后面是媳妇葛淑珍。车子到了跟前，小芳给爷爷奶奶拜了年，我把她抱进屋里。妈看了看本山，说：“又瘦了，演戏很累吧。”
本山说：“演戏睡不好觉，白天演，晚上还演，一演就是大半夜。等到睡觉的时候，觉头又过去了。”
妈说：“你不上场的时候，找空眯一会儿不行吗？”
本山说：“不行，有时候后台缺人我还得顶一下。另外我的戏都在后边压轴，不演完了也睡不消停。”
妈又问：“在外面演戏吃住咋样，能吃饱不，比家强不？”
本山说：“大锅饭大锅菜，常吃也习惯了。住的也不一样，有的人家太热情了炕使劲烧，把我们放在炕头‘烙饼’，天亮也睡不着。”
娘俩唠了老半天才进屋。那边三嫂葛淑珍和我大嫂、我爱人也唠在一块儿，小芳则和几个孩子玩了起来，一家人其乐融融。
中午的时候，妈又做了一桌子饭菜，我们边吃边聊。本山很关心我，询问了我的情况，并且鼓励我说：“学习千万别扔，有知识到啥时候都有用。我们唱二人转也一样，没知识和有知识就是有区别，这叫什么来着？叫‘文化底蕴’。”
我也把我的情况向本山一一做了介绍：我高中毕业后就回队参加了劳动，还当了两年作业组长，干得还不错。这几年我始终没把学习扔掉，并且常向报社投些稿，已经登了不少了，后来我就因为这个考上了乡广播站编辑。
家里人都非常关心本山的获奖情况，本山向我们做了简单介绍。他很有感慨地说：“自己的努力是一方面，我也是遇到贵人了。你就是块金子，没人发现也是白费。”我的第一个贵人是吴焕民校长，是他把我推荐到公社文艺队。第二个贵人是威远的文化站站长关鸿业，把我调到威远。第三个贵人不是一个，而是一帮人，有李中堂、崔凯、吴秀荣等等，他们推荐我演的《摔三弦》，才有了获奖的机会。
是的，在本山成功的历程中，遇到很多的“贵人”相助，这不能不算是本山的幸运。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如果没有这些慧眼识才、以事业为重的伯乐，本山这块金子不知道要等到什么年月才能发光呢。
我想，本山的成功一是他的天分，二靠努力，三就是大伙帮忙，这三条缺一不可。应该说，在我们的周围，像本山这样有天赋的人也并不是没有。但是由于主观努力不够或者别的什么原因，结果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也有的人努力了一辈子，但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因为他的天分不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既有天分，自己也努力了，但是没赶上好的时候和好的环境，更主要的是没遇到好人，也只能叹英雄无用武之地。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
那一年，土地刚刚承包给个人，本山一家也分到了十几亩地。因为本山常年在外面演出，根本没有时间回来，三嫂一个人又忙不过来，这十多亩地的耕种就由我们家包了下来。种地的时候，我们几乎是全家总动员，我爸赶着马车拉着犁杖，我大哥大嫂、大姐大姐夫，还有我，忙了一整天，把地给种上了。晚上，三嫂葛淑珍为我们做好了小豆高粱米饭，水豆腐和小葱蘸大酱，非常可口。铲地和割地也是这样，全家上阵，一天就完活儿。
土地承包以后，农民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挨饿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第二章 艰难谋生刨煤
本山《摔三弦》摔出了名，身价也随之提高。铁岭县剧团捷足先登，把本山给“挖”走了，给了他三间土房。房子虽破，但比起他原来的那两间房也是强多了。本山把家从莲花搬到了这个“较大”城市，过上了市民生活。
城市的生活有城市的难处，干什么都得花钱。本山一家五口人（本山、老爹、老婆和两个孩子）只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维持，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本山的小儿子患有先天疾病，91年
夭折。本山爹赵德仁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另外，农民干了一辈子活儿，呆不住。长时间不干活儿，筋骨都不舒服。本山小的时候，自己两次出走黑龙江，把儿子扔得够呛。现在趁自己还行，尽量帮儿子一把。他跟本山商量，让他给找个临时工做。
本山刚来铁岭，两眼一抹黑，不认识几个人。他最熟悉的就是李忠堂，只好去找他。李忠堂听说本山的来意，想了一会儿，就说：“让你爹干点杂活儿，运运煤吧，累点。”
本山赶忙答应：“行，行！”
铁岭艺术馆依山而建，就在龙首山的半山坡上。锅炉房在艺术馆的后院，大车进不去，只好把煤卸在大门前，再用小车往里面运。这样无形中加大了锅炉工的劳动强度，工人们很不满意。那时候工人挣的都是固定工资，多干也不多得。让赵德仁来运煤，正好缓解了这个矛盾。
赵德仁高高兴兴地来艺术馆当了运煤工，收入虽然不多，但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每天刨煤运煤，劳动强度并不是很大，赵德仁完全能应付得了。
煤堆是露天堆放，一场雪过后，太阳一晒，煤堆冻成了一个大冰疙瘩，一镐下去只能刨下来一小块。这样运一车煤就得刨上好一会儿，比原来费劲多了，累得赵德仁满头是汗。
本山演出回来，看见老爹在刨煤，就上前夺过铁镐刨起煤来，从下班一直刨到天黑。为了不让老爹受累，尽量多刨出来点，好够第二天运的。就这样，每天如此，本山的两只手磨出了老茧，虎口也裂了口子，流出鲜血。
赵德仁非常心疼，儿子的一双巧手不应该干这样的粗活儿。手要是坏了，怎么演戏呢？他劝儿子：“明天你别来了，爹用不着你帮着干。看把手整的！”
“没事。”本山装作很轻松，其实他心里完全清楚干这活儿对自己的影响。但是，当儿子的，无论如何也不能眼看着老爹挨累，自己不上前，那还是人吗？
由于本山的帮忙，赵德仁运煤的效率明显地提高。李忠堂感到惊讶，在再三地追问下，赵德仁才说出了实情。李忠堂很生气，他责怪道：“你干不动说话呀。咋能让本山刨煤呢？他一天演出挺累的。你不知道，一场戏演下来不容易呀，要是累倒在台上那可咋办？”
赵德仁说：“我知道他很累，但是说他也不听，下了班就来帮我，怕我累着。本山从小就懂事，知道体贴人。我本想做个临时工帮帮他，可是他又怕我冷，怕我累的，不放心。我知道他刨煤累，一刨一身汗。可是咋劝他也不听啊。”
沉默了一会儿，李忠堂说：“你不能小看本山，他出息在后面呢。我们搞文艺的讲究保护手，手要是弄坏了还咋上台演？也怪我，以后我们大家帮你刨就是了。”
赵德仁非常地感动，李忠堂这个人可真是太好了，爱护本山比自己这个亲爹都强。他也为自己的儿子高兴，他净遇见好人。
第二天，李忠堂就带着侯英武等几个人来帮着刨煤来了。本山赶来帮爹刨煤时，侯英武拦住了他：“本山，我们不忍心让你刨煤，我们大家替你刨了。”
本山感动极了，他们对自己的关心得真是太到家了。大恩不言谢。本山把感激留在心里，给大伙唱了一段二人转，欢乐了一回。
过去的日子虽然有些苦和累，但是有了好心人的帮助，苦日子也变得甜美起来。
第三章 乡情难忘夜宿寒舍
1985年，本山把家迁离了莲花。这个时候的本山已经是名人了，工作和应酬很多，人非常忙，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多了。即便是见了面，也是来去匆匆，说不上几句话。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