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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汉代统治思想的宗教化，也直接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秦王朝的覆灭，暴露了单靠严刑峻法和暴力镇压，并不能解决社会矛盾，治国安民。汉初奉行黄老之术，虽然使社会矛盾得到了缓解，也未能防止封建社会固有矛盾的发展，以致到汉武帝时，又面临‘盗贼群起‘、农民以暴力反抗官府的事件‘不可胜数‘的严重社会问题。为了在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中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鉴于历史上‘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⑥的经验，企图借助鬼神的威力，加强‘文武并用‘的‘长久之术‘，以使黎民百姓成为规规矩矩的顺民。
《淮南子》明确主张‘因鬼神为禨祥，而为之立禁‘，‘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⑦
汉武帝更是身体力行，他即位之后，‘尤敬鬼神之相‘，⑧重用神仙方士，大搞祠神求仙活动。为适应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神权维护皇权的需要，董仲舒的宗天神学也应运而生。他援引阴阳五行学说，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体系，把‘天‘说成是有意志、有目的、能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具有无上的权威，是‘百神之大君‘。⑨认为自然界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吉凶祸福，都是由这个‘大君‘的意志所决定的。而帝王则是‘承天意以从事‘。⑩当帝王的行为体现了天意，积善累德，天就降符瑞任命他、嘉奖他；当帝王违反了天的意志，有了过失，天就降灾异警告他，让他改过；如果屡告不改，就要受到天的惩罚。这种‘天人感应‘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善恶报应‘思想的表现，是宗教思想的核心内容，它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宗天神学，纵贯于昭、宣、元、成、哀、平各代，在政治生活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一个宣扬‘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宗天神学家，而且还是神仙方术的鼓吹者。他在《春秋繁露》这一著作中，不仅以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附会儒家经义，而且还创造求雨、止雨仪式，登坛祈祷作法，集儒生、巫师、方士于一身。他将儒学加以宗教化，促使儒生与方士合流。以董仲舒为前导，在汉王朝的支持下，谶纬之学逐渐兴起。‘谶‘是一种假托神意制造的政治预言，‘诡为隐语，预决吉凶‘，⑾源出巫师和方士，由来已久。‘纬‘是以神意来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解释，把儒家六经宗教化，把孔子神化为超人的教主。二者的形式虽然不同，但就其宗教神秘主义的实质来说，则是一样的。所以，‘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辞，遂与谶合而为一‘，⑿合称谶纬之学。
西汉末年，这种谶纬之学极为盛行。汉光武也是靠图谶起家的，即位以后，更是大力提倡，使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之学，于是整个社会都笼罩在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气氛之中。
这种气氛，显然是孕育道教极为重要的气候和土壤。再加上佛教在汉代的传入，也给某些神仙方士创立道教提供了启示，成为道教产生的助产剂。可见道教的产生，乃是当时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当然，有了这种气候和土壤，还必须要有产生道教的种子。没有这种种子，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凭空产生。道教既是中国本民族的传统宗教，因而这种种子的来源也只能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就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它的思想渊源。
思想渊源
道教的思想渊源是‘杂而多端‘的，大体有以下几种主要因素：
首先是道家思想。道家和道教，本来是有区别的。先秦道家，是以老、庄为代表的哲学派别，而道教乃是东汉形成的一种宗教。但二者又不是毫无联系的。道教创立的时候，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道德经》为其主要经典，规定为教徒必须习诵的功课。《道德经》的基本思想是‘道‘，并把道视为超时空的天地万物的根源，既有本体的意义，也含有规律的意义，其界属模糊不清，‘玄之又玄‘，十分神秘，不同的人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说。《庄子》更把道解释成为：‘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并谓‘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⒀这种以道为万古常存、得道以后便可以长生久视、成为神仙的思想，为后来的道教所汲取。道教的基本信仰也是道，它从宗教的角度把道说成是神异之物，灵而有信，‘为一切之祖首，万物之父母‘，⒁并与神秘化了的元气说结合起来，认为道是‘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无外，其微无内‘，无形无名，有清有浊，有动有静，‘万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⒂宇宙、阴阳、万物，都是由它化生的。
道教还把老子看作是道的化身，这种思想在道教产生之前就有了。东汉明帝、章帝之际，益州太守王阜作《老子圣母碑》称：‘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明，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把老子与道合而为一。道教继续发挥了这种思想。
《太平经》曰：‘老子者，得道之大圣，幽显所共师者也。应感则变化随方，功成则隐沦常住。住无所住，常无不在。不在之在，在乎无极。无极之极，极乎太玄。太玄者，太宗极主之所都也。老子都此，化应十方。敷有无之妙，应接无穷，……周流六虚，教化三界，出世间法，在世间法，有为无为，莫不毕究。‘传为张陵（或为张鲁）所作的《老子想尔注》，也把老子作为道的化身，称‘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其后《混元皇帝圣纪》又称：‘老子者，老君也，此即道之化身也，元气之祖宗，天地之根也。‘于是老子与道便被神化为众生信奉的神灵。道是天地万物之源，因而作为道的化身的‘太上老君‘，也就成为‘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阴阳之主宰，万神之帝君‘。这说明哲学家老子和哲学范畴‘道‘在道教中已被神化为天上的神灵。因此，信道也就变成了信神，崇奉老子亦即崇奉天神。修道成仙思想乃是道教的核心，道教的教理教义和各种修炼方术，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而展开的。道教的命名，也与它的基本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道家思想乃是道教最为重要的思想渊源之一；道家哲学乃是它的理论基础之一。《魏书－释老志》在谈到道教的本源和宗旨时便称：‘道家之原，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资万类。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千变万化，有德不德，随感应物，厥迹无常。……其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积行树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升天，长生世上。‘这里所说的道家，就是指道教。正因为道教的形成和发展，与道家老子确有不解之缘，所以人们习惯上常常把道教也称为道家。
先秦道家后来演变为黄老之学。这种黄老之学是以道家的清静养生、无为治世为主，但汲取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的部分内容，已不完全是先秦的道家，而是被称为黄老术的新道家。后来，黄老养生之术演变为道教的修炼方术，奉黄老术的黄老道家便是道教的前驱。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思想曾作过这样的评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是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他所说的道家，就是指黄老道术的新道家。司马谈的这种观点，被东晋道士葛洪所采用。
葛洪依据司马谈的这种观点，从神仙道教的基本立场出发，阐述了他的道本儒末、道高于儒的思想，以为道家之教‘务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主张‘包儒墨之善，总名法之要‘，吸收各家之长，来建树其神仙道教的理论体系。⒃在修道方法上，他也主张‘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欲少留则且止而佐时，欲升腾则凌霄而轻举‘。⒄这就是他的‘外儒内道‘和儒道双修、内外两得的两重人格的本质表现，也是上层化的士族贵族神仙道教的一个显著特点。
其次，道教还汲取了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这种伦理纲常的核心是‘三纲五常‘，这是封建社会中最主要的道德规范。
这种伦理纲常思想，是儒家导其源，道教缵其绪，作了继承和发展。在道书中，虽然很少提到三纲五常的名称，但宣扬这种伦理道德思想颇力；在宣扬这些伦理道德的时候，往往与它的长生成仙思想结合起来，而且以‘神‘的威力驱使人们去奉行，这对维护封建社会的伦常和秩序，更容易发挥其特殊的作用。《荀子－礼论》提出‘礼有三本‘之说，认为‘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董仲舒则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⒅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天经地义。《太平经》汲取了这些思想，提出‘人亦天地之子也，子不慎力养天地所为，名为不孝之子也。‘并称：
‘子不孝，弟子不顺，臣不忠，罪皆不与于赦。令天甚疾之，地甚恶之，以为大事，以为大咎也。鬼神甚非之，故为最恶下行也。‘又谓：‘子不孝，则不能尽力养其亲；弟子不顺，则不能尽力修明其师道；臣不忠，则不能尽力共事其君，为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天地憎之，鬼神害之，人共恶之，死尚有余责于地下，名为三行不顺善之子也。‘⒆《太平经》不仅继承儒家旨趣，大肆宣扬天、地、君、父、师信仰的重要，而且还第一次将‘天地君父师‘合为一体，这在当时儒家的经典中尚未如此，而这正是后来社会上‘天地君亲师‘信仰的由来，其影响尤其深远。《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亦说：诸欲修道者，务必‘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内无二心。‘它特别强调‘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忠，……仁义不可不行。‘《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中，更把儒家的许多封建伦理道德规范都包括进去了，它说：‘与人君言，则惠于国；与人父言，则慈于子；与人师言，则爱于众；与人兄言，则悌于行；与人臣言，则忠于君；与人子言，则孝于亲；与人友言，则信于交；与人妇言，则贞于夫；与人夫言，则和于室；……与奴婢言，则慎于事。‘这样，把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的道德规范都讲到了，用‘忠‘、‘孝‘、‘慈‘、‘爱‘、‘惠‘、‘悌‘、‘和‘、‘贞‘、‘信‘、‘慎‘等道德规范来调整各种不同的人与人的关系，比儒家讲得更集中，更全面。
先秦儒家思想，到西汉董仲舒为之一变。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宗天神学以及随之而起的谶纬神学，均为道教直接所吸收，成为道教的重要渊源。如《河图纪命符》说：
‘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纪。……又人身中有三尸。三尸之为物，实魂魄鬼神之属也，欲使人早死，此尸当得作鬼，自放纵游行，飨食人祭醊。每到六甲穷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罪过。过大者夺人纪，小者夺人算。故求仙之人，先去三尸，恬淡无欲，神静性明，积众善，乃服药有益，乃成仙。‘这类神秘的东西，几乎原封不动地为后来的道教所吸收，并加以发挥。其他如‘少室山有玉膏，服即成仙‘；昆仑山为仙人集聚之所；西王母为赐授仙经、指导修道之神；黄帝原本北斗黄神，即位后即‘一道修德，唯仁是行‘，最后乘龙上天；五岳四海和人的耳、目、鼻、齿、发皆各有神；以及星象预示吉凶之说和召神劾鬼之术，如此等等，均是便于道教利用的资料。
此外，《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对道教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东汉时的《太平经》就是‘以阴阳五行为家‘，而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乃是假借《周易》爻象的神秘思想来论述修仙的方法，对后世道教的影响甚大，被称为‘万古丹经王‘。此后，以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来阐发道教的内外丹法的道教学者相继不绝。
道教也汲取了墨家思想。章太炎先生早就指出过：道教思想是‘本诸墨氏，源远流长。‘⒇墨子提倡尊天明鬼，这种思想显然是被道教所吸收，这方面无须多加说明。此外，墨子还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提倡自食其力和互利互助。墨子在《非乐》上提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在《天志》下又反对‘不与其劳获其实‘。《太平经》亦强调‘人各自衣食其力‘，反对‘强取人物‘。墨子在《兼爱》中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当实行‘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在《尚贤》下又认为‘为贤之道‘就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只有这样，才可以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反之，他在《尚同》上说，若‘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能以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那就会使‘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太平经》亦强调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利思想，主张有财物的人应当‘乐以养人‘，‘周穷救急‘。它认为天地间的一切财物都是‘天地中和之气‘所生，应属于社会公有，不应为私人所独占。认为‘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小）内（指帝王的私库）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愚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知乃万尸（户）之委输，皆当得衣食于是也‘。又称：‘或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有道德的人也应当以道德教人，否则也是犯了‘不可除‘的弥天大罪。认为‘人积道无极，不肯教人开蒙求生，罪不除也。……
人积德无极，不肯教人守德养性为谨，其罪不除也‘。它也反对‘智者‘欺负‘愚者‘，‘强者‘欺负‘弱者‘，‘少者‘欺负‘老者‘。说‘或多智，反欺不足者；或力强，反欺弱者；
或后生，反欺老者，皆为逆，故天不久佑之。何也？然智者当苞养愚者，反欺之，一逆也；力强者当养力弱者，反欺之，二逆也；后生者当养老者，反欺之，三逆也。与天心不同，故后必有凶也。‘《太平经》的这些思想，显然都是墨子有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道教的有些神仙方技和变化方术，也依托墨子。葛洪《抱朴子内篇－金丹》记有《墨子丹法》，《遐览》记有‘变化之术‘的《墨子五行记》，称‘其法用药用符，乃能令人飞行上下，隐沦无方‘。《神仙传》又记载孙博、封衡皆宗墨子，孙博‘治墨子之术，能令草、木、金、石皆为火光，照耀数里，亦能使身成火，口中吐火‘；封衡自幼学道，有《墨子隐形法》一篇。葛洪还把墨子列入《神仙传》，说他外治经典，内修道术，精思道法，想象神仙，后得神人授书，‘乃得地仙‘。可见，墨子在道教信仰中的吸引力是不小的。
道教在产生过程中，除吸收以上所说的这些古代文化思想之外，还吸收了传统的鬼神观念和古代的宗教思想与巫术。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对日月星辰，河海山岳和祖先甚为崇拜，视之为神灵，对他们进行祭祀和祈祷，并由此而逐渐形成了一个天神、地*和人鬼的神灵系统。道教承袭了这种鬼神思想，并将这个神灵系统中的许多神灵作为道教神灵的组成部分。古代殷人认为，卜筮可以决疑惑、断吉凶；巫师可以交通鬼神，依仗巫术可以为人们祈福禳灾。这种巫术，也为道教所吸收和继承。
道教对战国的神仙思想和神仙方术也作了继承，并有所发展。早在《庄子》和《楚辞》里，有关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