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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愚，不达道理‘；而只追求‘真性‘解脱和‘阳神‘升天，把不死的意义缩小为‘真性‘不死，即精神不死。这是道教后期在信仰上的一个转变。这一转变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仰与实践的矛盾，但却淡化了道教固有的特性。
尽管道教诸派在基本信仰上大体相同，但如五斗米道、太平道、帛爱道、李家道等前期出现的一批道派，却与后期道派在性质上有较大的差别。一方面，这批道派处于道教初创时期，教义教规很不完备，在发展方向上，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另方面，更主要的是它们都起自民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群众对社会不公的不满情绪和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加上当时的统治阶级还来不及用封建礼法对它们进行思想约束，加强组织管理，因而每当社会动乱、阶级矛盾激化时，这些道派往往成为组织和发动农民起义的旗帜和纽带。如张角利用太平道发动了规模巨大的黄巾起义，张修领导的一支五斗米道在汉中加以响应。汉末三国间出现的帛家道、李家道，也时刻准备待机而动，至东晋初，终于发生了李脱弟子李弘在安徽霍山的起义。此后托称李弘（据说李弘是老君应世的化名）的起义，在东晋南北朝期间，更是‘岁岁有之‘。五斗米道在三国时期，更被张鲁利用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政权，割据巴、汉近三十年。张鲁政权覆灭后，陈瑞领导的五斗米道又企图在蜀中起义而未果；李特、李雄领导的流民起义，却在蜀中五斗米道首领范长生的帮助下，占领成都，建立起成汉政权，立国四十余年。当五斗米道传入江南后，在晋末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孙恩、卢循起义，加速了东晋的灭亡。所有这些起义，都是史书具载的重大事件，也是早期道教史上重要的一页。但是，汉末以后出现的小道派和起义事件，远不止此。葛洪《抱朴子－道意篇》载：‘诸妖道百余种，皆煞生血食。‘又称：‘曩者有张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称千岁，假托小术，……遂以招集奸党，称合逆乱。‘据考，柳根（似即刘根）、王歆、李申等，和张角一样，都是汉末起义领袖。可见早期道教出现的许多道派皆具有较强的叛逆性，使道教和统治阶级的关系经常处于对立状态之中，而不能取得封建统治者的支持，这便严重地影响当时道教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至南北朝初，如寇谦之、陆修静等一些出身士族的道士，相继对早期道派进行改造。他们以儒家伦理纲常为准则，去除其叛逆性和可能被起义者利用的思想因素，增加其封建伦理内容，以期达到与封建制度相适应的目的。经过寇、陆等人改造后的五斗米道（天师道），虽在宗教内容上得到了充实，但在性质上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由过去具有叛逆性的民间宗教变成为适合封建制度需要的士族宗教。与此同时，原由士族知识分子在东晋中期创建的上清派、灵宝派，以及受上清派影响的楼观道等，亦在教义教规中充实了封建伦理纲常的内容。从此道教各派完全被纳入封建制度的轨道。尽管此后仍有一些道士在民间继续从事反苛政等等活动，但以教派为旗帜的武装起义，已不见史传了。
道教各派在理论、教义方面的差别较小，因此各派之间几乎没有理论上的纷争，只在修习方术上互有贬斥；相反，各派之间的互相汲取，却是比较突出的。不仅符箓派之间互相汲取，符箓派与炼养派之间也互相汲取。这种现象在南宋以后特别明显。如南宋时期出现的神霄派、清微派以及当时的龙虎宗都十分重视内丹修炼，甚至强调内炼是行法的基础，使之和符箓咒术结合起来。全真道至后期也兼习符箓斋醮。这样互相汲取的结果是各派特点的进一步融合。这也是后期道教各派能互相联合为两大派的原因之一。
道教各派善于兼收并蓄，除各派彼此汲取外，又多汲取儒、释思想（与儒释又有斗争的一面，但主要集中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早期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虽未汲取佛教思想，但却汲取儒学。其后各派则既汲取儒学，又汲取佛教。而且在唐宋盛行的三教合一的社会思潮的推动下，其汲取融合儒释就更为广泛而深入。无论在教理教义、教制教规，以及斋醮科仪等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相互汲取，从而使道教各派无不被打上三教合一的烙印。后期的全真道、净明道表现尤为突出。三教合一思想实际成为全真道立教的主旨，其成仙信仰和修炼理论尤具禅宗特色。净明道用儒家忠孝伦常思想阐发教义，更带浓厚的理学色彩。
道教各派在组织建设上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后期出现的道派，其组织制度较前期更完备。据称，张陵创五斗米道时，设立了二十四治，作为教民组织和传教点。其后，张鲁统治汉中时，实行政教合一的祭酒制度，祭酒既是宗教首领，又是政权首领，在巴、汉那块独立王国里，自不失为较好的道教组织形式。但当汉中政权被消灭、五斗米道北迁以后，条件变了，祭酒制度就日益松弛而难以继续维持。东晋末，上清、灵宝派出，创造了道馆（观）制度，以所建道馆（观）为道士集中生活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道士之间仅有师徒传承的宗教关系，而无祭酒制的官民关系。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道馆（观）的管理制度和戒律制度。此道馆（观）至隋唐改名宫（观之大者）、观，逐渐定型化为道教的基层组织。
大约在南北朝中后期，统治阶级建立管理道教的机构，南朝梁设大、小道正，以掌道教；北齐太常寺设崇虚部函，掌道士簿帐，北周有司玄中士、下士掌道们之政。后历经唐宋的发展，至金代，‘于帅、府置司，正曰道录，副曰道正，择其法箓精专者授之，以三年为任，任满则择人‘（《大金国志》卷三十六）。至元代，从上到下的领导体制更趋严密，元室中央设集贤院总领道教各派，各派首领则分级管理本派教务。各派皆按元代的行政区域，路设道录司，掌其事者为道录、道判；州设道正司，掌其事者为道正、道判；县设威仪司，掌其事者为威仪；最基层为宫观，设住持、提举、提点。各级道官皆以道士任之。明代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了对道教的管理，京师设道录司以领天下道教，府设道纪司，州设道正司，县设道会司。明中叶后，道教衰落，全真、正一两大派的组织制度也无发展。
下面介绍的五斗米道等二十二十道派，其中既有大派（如全真道、正一道），也有一些小派（如帛家道、李家道），还介绍了一些支派（如玄教、龙门派、天心派等），目的是想从较多的角度勾划出道教宗派的发展变化。其次，五斗米道、龙虎宗、正一道，本是一个道派发展的几个阶段，也可以合为一个道派来阐述，但因它们各个阶段各有特色，区别较大，分派（分阶段）介绍，脉络可能更为清晰。上清派和茅山宗，灵宝派和阁皂宗，同属这种情况。最后，还有一些道派，如武当道、崂山派、三丰派、萨祖派，以及自全真道中分衍出来的龙门、随山、南无、遇仙、华山、嵛山、清静七个支派，除龙门派外，皆因资料不足，只能暂付阙如，有待史料的进一步发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再同读者见面。至于明代出现的陆西星内丹东派，清代出现的李西月内丹西派，皆是从内丹学说上加以区分的称谓，尚不足构成一个宗派，故只在《全真道》篇中涉及，未另撰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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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历史（一）
更新时间2009…12…24 11：45：43 字数：1670
序
中国道教是中国的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社会现象，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翻开东汉以后的中国历史，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道教留下的斑斓史迹。
踏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到处都可以看到道教的名山、宫观、碑刻，记录着道教对中国民众生活的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按我的理解，这个根柢就是在社会深层之中，在绝大多数民众之中，在中国文化的核心之中。
当然，对中国文化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同道教有不解之缘的，还有哲学史上的道家。道家和道教，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词，英语是Taoism。但是，现在人们分得很清楚：道家是一个哲学流派，一种思想；而道教则是宗教，它有教徒组织、宫观设施、崇拜礼仪乃至一定的经济实力。道教在它的教义思想中借用了许多道家的概念和思想；道家也因道教而扩大了影响。如果说，道家的影响原来仅仅局限在士大夫阶层中间，那么，道教的影响就要大得多了，它曾深入到底层民众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教和道家才成为中国文化巨鼎的三足之一，才成为‘中国的根柢‘。
对于道教的研究，我们起步较晚。1949年以前，只有寥廖可数的几本论著，几篇论文。从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中，中国大陆也只发表过近七十篇论文，而且大多与《老子》的讨论、农民起义的讨论有关。可是，从本世纪初起，外国的学者却十分重视道教的研究，多方挖掘其宝藏。我的名字叫‘道静‘，有些朋友就说我同道教有缘。但是，我的专业研究领域是中国科技史，特别是农业史。直到我同老博士李约瑟有了交往，发现他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又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引用了大量的道教经典总集《道藏》的材料，还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即‘道家思想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基础‘，这才推动我的学术研究的注意力也转到‘道教‘上来。
道教是个学术的宝库。近十年来，据不完全的统计，我国出版的道教研究著作已有二十多种，发表的有关道教的论文和文章也有六百余篇。中国学术界对于道教的研究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一些重要的著作和论文已经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惊叹和赞赏，有的已被翻译成多国语种出版。现在上海知识出版社约请国内道教研究专家，由卿希泰和陈耀庭、曾召南等同志主持编写四卷本《中国道教》，既是十年来道教研究的总结，又为今后的道教研究张目，这是可庆可贺的学术界大事。四卷本内容涉及道教的历史概要、宗派源流、人物传略、教义规戒、经籍书文、神仙谱系、科仪方术、文化艺术、名山宫观等方方面面，堪称大观。
对于道教这样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的研究，恐怕不是一代学人就能达到‘透彻‘的高度的。对道教的研究，在日本从小柳司气太开始，在法国从马伯乐开始，至今都已经过三四代学者的辛勤耕耘。我有信心，我们中国学者经过几代努力，一定会做得更加完整、更加深入、更加透彻。
太上曰：天长地久。我深信：我们今天对道教所作的一切研究也将如此。
胡道静
1991年春，病中
引言
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中国本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它是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沿袭方仙道、黄老道某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于东汉时逐渐形成。它相信人经过一定修炼可长生不死，成为神仙。将老子及其《道德经》加以宗教化，尊老子为教主，奉为神明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并对之作宗教性的解释。创始时主要流行于民间，并成为某些农民起义的组织者和旗帜。魏晋以后，部分社会影响较大的道教徒因受封建统治者的扶植和利用，导致道教逐渐上层化并与儒家纲常名教观念相结合；在有些朝代还卷入了宫廷政治活动。而在民间则继续传播通俗形式的道教，从中还衍化出一些秘密宗教组织，在有些农民和平民的反压迫、反剥削斗争中，继续发挥其组织和纽带的作用。
道教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随着派别的不断繁衍增多，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经籍书文，后多汇编入《道藏》，其中许多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以及医学、药物学、养生学、气功学、化学、天文、地理和社会心理、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曾产生过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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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历史（二）
更新时间2009…12…24 11：46：16 字数：9255
道教产生
道教形成于东汉的中后期。它之所以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所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思想渊源，并经长期的酝酿和积累的必然结果。
历史背景
第一，中国封建社会由战国进入秦汉时代，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当时的世界上居于发达的领先地位。但是，秦汉的社会发展，又受到封建生产方式的制约，呈现时起时伏的波浪式延展的趋势。即使在秦汉鼎盛时期，社会矛盾也很尖锐。在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土地兼并也日益加剧，使得‘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囚徒）半道，断狱岁以千数‘。①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突出，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也日益增多。封建统治者如何对付农民的反抗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秦王朝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实行严刑峻法，仅凭暴力镇压以加强其统治，又迷信神仙方士，大搞鬼神祠祀，梦想由一世至万世，但却转瞬之间即为农民大起义的怒涛所覆灭，从而震撼了整个地主阶级，迫使继起的汉王朝统治者不得不从中吸取教训，结合实际，重新调整其所谓‘治国理民‘的理论和策略，实行约法省禁与清静无为相结合的‘黄老政治‘，以安定社会秩序。于是，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汉武帝即位之后，他凭借几代经营积蓄起来的雄厚资财，连续发起反击北方匈奴的侵扰和开拓西南疆域的大规模战争，扩大和巩固了边防阵地。中国封建社会，处于空前强盛时期。但同时却‘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蓄）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②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愈来愈尖锐。到武帝晚年，‘郡国盗贼群起‘，③农民纷纷起义。‘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④
西汉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便由盛而衰，最后终于灭亡。光武虽号中兴，但这个东汉王朝却是建立在农民起义的火山上的，只有光武、明帝和章帝三代，社会稍为安定。
从和帝开始，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势力迅速膨胀，并在政治上逐步形成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彼此争夺政治权力，把持朝政；地方官吏则贪残专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东汉王朝的统治日益腐朽和黑暗，整个社会一直动荡不安，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莫大的痛苦。特别是在外戚、宦官两大集团激烈争夺政权的过程中，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广大农民丧失土地后，一部分沦为依附豪强地主的佃农或雇佣，受着极其残酷的剥削，更多的农民则变成无家可归、辗转道路的流民，处境尤其悲惨，被迫起为‘盗贼‘，甚至出现‘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父兄相代残身，妻籋相视分裂‘⑤等目不忍睹的悲惨景象。加以当时自然灾害频仍，疫病流行，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造成人民深重苦难的现实世界，是宗教赖以滋生的气候和土壤。一方面，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摆脱秦王朝的奴役之后，又受到新建的汉王朝日益沉重的压榨而痛苦不堪。但他们当时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局限，生产规模小，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知识十分贫乏，人民群众既无法避免、也无法理解封建压迫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社会不平与人世苦难的根源，他们渴望摆脱苦难，而又找不到出路。
因此往往幻想有一种超人间的力量来伸张正义，并帮助他们改善处境，于是就把希望寄托在神灵的护皊上。这是产生宗教的内在条件；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在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时候，也极力企图利用宗教来麻痹人民反抗的意志，宣扬君权神授，借以消弭随时都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