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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日军意识到中国军队在许昌北面布防严密。于是利用人数优势，迂回攻击东、南、西各门。30日，攻城开始。许昌守军兵力太少，不敷分配，激烈的战斗持续到5月1日凌晨，南、西门都被突破。巷战中新编29师官兵大半伤亡，吕公良师长被迫下令弃城突围。
应该说，许昌守军的顽强表现，和吕公良将军的镇定指挥和坚定信念有很大关系。张访朋先生曾展示了一封吕公良师长4月20日写给妻子的亲笔信，字极漂亮。信上说：“你这次到许昌短短的两天，走后真使我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战事稳定下去，敌人打走后，再接你到前方来，痛快地住几天，” “今天敌人围攻郑州，恐怕敌人攻了郑州之后，一定要南下新郑、许昌的。但是我已充分准备，打仗是军人的本分，希望他来一拼。恐怕此信到手时，我已在与敌人拼命了……当军人不打仗还有何用。”
由于新编29师的残部突围迅猛坚决，日军的包围圈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吕师长率部突出许昌。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正有一支凶猛的敌人，在前方等待着他。
这支凶猛的敌人，就是日本陆军第27师团的支那驻屯军步兵第三联队。
第27师团，当时属于日军第12军指挥。但是，它和12军其他部队不同，这是一支装备精良的关东军！它原来驻扎在辽宁锦西，因日军进行1号作战兵力不足，3月将其调入关内，4月2日编入第12军，许昌战役后又脱离12军编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作为第12军军长的内山应太郎没有收到第27师团关于吕公良将军战死的报告。
由于第27师团不是自己熟悉的部队，内山担心它担任攻城任务容易和其他部队产生配合问题。所以，只保留了一部分第27师团部队作为攻城预备队，而命令冈野（时代理中队长）所属的驻屯军步兵第三联队直驱许昌东北方，强占许庄—郭庄之间，掘壕固守，一方面阻断中国军队援军，一方面断许昌守军退路。28日许昌会战打响，驻屯军步兵第三联队立即以每天40公里的速度直插许庄，30日占领计划中的许庄—郭庄一线，埋伏下来。
事实上，吕公良将军指挥的突围部队，正是选择向许昌东北方向突围。这是因为日军对许昌的攻击是迂回进攻，东、南、西三面都有重兵，只有北面还有突围的可能。张访朋先生当时担任连长，他的部队就是从北面突围成功的。
突围而出的中国军队由于激烈的战斗而队形大乱，正撞在日军的伏击圈中，混战随即开始。由于猝不及防，中国军队损失很大，纷纷被分割包围吃掉。
第三联队联队部的直属部队也发现一队中国军官兵向自己的阵地撤退而来。联队长小野修大佐当即下令直辖部队投入攻击，冈野的部队，也在直辖部队之中。
黑夜中，中国军队无望而顽强地抵抗着。
日军发动冲锋，冈野和一个小队的士兵一直冲到了中国军队的纵深。
中将吕公良之死（3）
这时，联队本部的牧野勇一军曹率先发现前方不远的灌木丛中，有中国兵在活动。仔细看来，发现是三个骑在马上的军官和几个步兵，好像正在商谈什么事情。
这几个人，正是吕公良师长和他残存的几个幕僚。
因为感觉到这几个中国人似乎是高级指挥官，冈野不想打草惊蛇，对手下一个叫做淳边定六郎的下士轻声道：“噢咿，把捷克机枪拿来，打！”
捷克机枪，就是当时中国军队普遍使用的捷克造轻机枪ZB26式。因为这种枪性能远远胜过日军11年式轻机枪（即俗称的歪把子机枪），日军缴获这种枪后，常留下使用。冈野说的捷克机枪，就是较早作战中缴获中国军队的，而淳边是队里最优秀的机枪射手。
淳边从士兵手里接过捷克式机枪，对着这群中国官兵就是一个扫射。
由于距离太近，中国官兵几乎都被撂倒。几个未死步兵用步枪抵抗，都被日军击杀。三匹马倒下了两匹，另一匹上的一个军官试图拨马撤退，淳边对准他猛烈开火，那个军官终于从马上落了下来。那匹马后来发现脖子处负了伤，被日军缴获。
这时，那几个中国士兵的抵抗已经中止。淳边带头，几个鬼子冲向那个落马的军官，用中国话高喊：“投降，投降！”
那个负伤的军官忽然坐起身来，喊道：“不投降！”用手枪连开两枪，都打中冲在最前面的淳边，胸部一发，腹部一发，淳边立即毙命（后冈野负责火化淳边，说明他死于“胸腹贯通伤”。这次战斗冈野手下阵亡一人，就是淳边，还有数人负伤）。与此同时，后面的日军开枪，正中这个军官的头部，这个军官当即倒地。
过了半晌，日军才敢凑上来看，这一小队中国兵全部阵亡，无一幸存。在那个倒地的军官身边，发现了吕公良将军的印章、公文等，经过核对，认为这个身中四发轻机枪弹又被步枪击中致命的军官，正是新编第29师中将师长吕公良。
以中将师长之身，打到最后一人，重伤之余，还能翻身而起，击毙杀害自己的凶手，高呼“不投降”而以身殉国，吕将军，虎魂也！
虎到绝路。
得知吕公良将军战死的消息，日军联队长小野修并没有感到很高兴，因为作为一名高级军官，他对于当时日本的战况是比较了解的。估计是想到今后自己的命运而有同情之感，小野修下令，在许昌南门外小村附近，为吕公良将军安葬，并让联队的联络官深谷高三郎大尉题写了墓碑。碑文曰：“勇将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之墓。”
这座墓碑建立后不久，新编29师残存被俘的中国官兵从它旁边路过。其中一个团长看清了以后，冲上来抱住墓碑号啕大哭。这个团长，我估计是86团团长姚俊义，因为新编第29师所属团长级别的军官，85团团长杨尚武、87团团长李培芹、补充团团长刘耀军都在战斗中阵亡。团级指挥官只有他一个人下落不明。随着他的哭，其他被俘官兵也大放悲声，日军亦无法禁止。
这应该就是吕将军殉国的全部过程了。这个详细的经过，可以在《进军，中国大陆三千公里》中看到。由于相关资料在国外，这一过程也许一直无人知道，60年后写出来，希望能够告慰吕将军的英灵。
本文写作完毕后，经有关单位联系，发现有这样的史实——战斗结束后，在文中吕将军阵亡地点，有村民证明发现吕将军当时受伤倒伏草中，曾用鸡皮和土烟为吕将军敷伤止痛，之后不治身亡，村民将其土葬于野地。之后，吕夫人携子及卫士探访殉难地点，以厚棺取出重新安葬。汤恩伯、王仲廉曾在火车站迎接，抚棺大哭。吕将军之子吕志素先生是医学教授，说父亲可能是枪伤导致腹膜炎，所以可以拖十多个钟头。
由于记载的矛盾，我通过朋友联系了吕公良将军在深圳的亲属，很快得到了吕志素先生的答复，其内容如下：
资料转交吕先生后，他和新编29师仍健在的一位参谋进行了研究，他们觉得这份资料可信度极高。
中将吕公良之死（4）
这份资料可能解决一个历史谜团。他们认为，在日军再次击倒吕将军后，到村民救治过程中，存在一段时间。这其间将军并没有死，而是处于昏迷状态，倒在尸丛中，难以辨认。由于到处都有战斗，这股日军也没有仔细清点战场，就参加其它战斗。而这其间，村民将吕将军带到村中救治。等日军高层得知吕将军死讯，重派人到战斗地点搜寻，已找不到吕将军尸体，于是就在吕将军中弹倒地地方建了墓，立了一块墓碑（或者其中有其它中国军人尸体？），所以导致其它被俘中国军人路过痛哭。而实际上，吕将军因为伤重，在村民救治无效情况下，死在不远的农村里，并被村民埋葬在土坟里。在日军刻碑的同时，村民也用砖头在实际安葬地给吕将军刻了一个墓碑。
这个说法解决了日军纪录中一个矛盾，既有下级军官说“建了墓，立了碑”，而日酋内山又说：“未能好好安葬，深感内疚。”
有关日军北面受地雷攻击受挫一事，他们认为可能指的是23日、24日和尚桥附近的前哨战斗，而不是30日凌晨的北门攻击战。30日攻击战是北、西、南门统一协调攻击战。27、28日日军正从两翼疾进，包围许昌。
吕先生希望将这份资料递交许昌文史协会，看是否能填补一段历史空白。
附：吕公良将军小传
吕公良，出生于工商业家庭；幼年在本地就学。
1920年考取衢州省立第八师范学校，1923年该校并入衢州省立第八中学，他继续求学于八中。
1925年毕业，他性格开朗，酷爱古典文学，善作诗文。
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
1928年毕业，分配在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3军89师，开始戎马生涯。
吕将军历经战役：
1937年的晋中太谷战役；
1938年的鲁南大会战、台儿庄战役；
1939年的鄂北会战；
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等重大战斗。
吕将军功勋履历：
连续得到提升，历任国民革命军陆军89师参谋长、第85军参谋长、第13军参谋长、第31集团军总部高参、华中抗日总队第五纵队司令、安徽界首警备司令、河南因江警备司令、第15军新编29师师长等职，中将军衔。
1944年，日寇集结51万兵力，发起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平汉线，直指华南，向重庆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以期迫降。
3月，他奉命率29师镇守许昌。
月底，日寇七万余人向许昌扑来。
4月2日，日军突然袭击中牟，驻防的27师奋起抵抗后失守。他当即率师与刘昌义军长驰赴中牟，趁敌立足未稳之机，夺回中牟。
4月17日，日军再度进犯中牟，汤恩伯所属各军，按兵不援。军长刘昌义无奈，下令撤退，中牟得而复失。
日军占领这个前哨据点，后续部队纷纷渡过黄河，进而左右出击，一面围攻郑州、洛阳，一面强攻郭庄，直逼许昌。
4月24日，汤恩伯命令：死守许昌，牵制日寇，配合突围友军实施作战计划。当天，他召集誓师大会，作了兵力部署。其时，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临郑州督战，敌37师团、62师团、骑兵4旅团、坦克3师团分三路南下包围许昌，混成旅团穿插于西南。许昌城处在重重围困、孤立无援之境地。
4月28日夜，敌军发起攻击，以坦克为先导，上空有十来架飞机向我阵地轮番轰炸，他亲临第一线指挥，进行殊死抵抗。到29日，城南防线被突破，30日，全师三千多名将士陆续牺牲。
为避免更惨重的伤亡，吕将军决定撤离许昌城。
5月1日凌晨，开始突围，他率部且战且走，抵达城郊的于庄、苏沟村之间，突然遭到敌伏兵阻击。他身骑高马，奔前顾后指挥，目标显眼，敌集中向他射击，他身中数弹而为国捐躯。
1986年，经浙江人民政府批准，授予吕公良将军革命烈士称号。
黑白汤恩伯（1）
海水火焰——黑白汤恩伯
汤恩伯，这个名字看过《战上海》的朋友多半都很熟悉——汤司令啊。然而，随着史料的不断披露，历史上的汤恩伯，特别是抗战中的汤恩伯，其形象到底如何，不免众说纷纭。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位汤司令吧。
先说用兵，有人认为汤在国民党军中是非常优秀的将领，窃以为这个评价有些过誉。
这并不是说汤全无军事才能，他受过相当完备的军事教育，而且在作战中颇有章法，并非纸上谈兵之辈。可是如果认为他在国民党军中属于超一流的战将也很勉强，评价一下，中上而已，逊于李宗仁、薛岳、白崇禧，又高于余汉谋、徐源泉、黄琪翔，大约上限可及卫立煌，下限接近刘峙的水平。他的作战水准平平，若说特点就是有一点“慈不掌兵”的狠辣。这在军中并非是缺点，平时的爱兵如子无疑非常重要，一旦上阵如果缺乏“慈不掌兵”的威严，也难以取得作战的胜利。
汤的局限性也很明显。首先是作为高级将领缺乏现代化战略思维，打防守永远是线性布防，缺乏纵深，对现代化战争不能很好的适应。南口是这样，河南是这样，厦门还是这样。其次是手里部队一多就乱套，不能有效地让处境不同的部队各司其职。指挥呆板，没有弹性，攻的时候一窝蜂，撤的时候没掩护——如果他指挥一个团这样全攻全守很好，可要是让他指挥一个兵团或者几个兵团也这么干，那一旦败起来就是不可收拾。胡宗南被称为大连长，约略和汤相似。和汤军团在河南的溃败比较起来，像廖耀湘在平满纳也是撤退，作出一个滚筒式的八卦阵来，虚虚实实，打得日军叫苦连天，那就精彩的多。
汤能够脱颖而出，应该说并不全在其军事才干，他的浙江人身份使他较早进入蒋介石的亲信圈子。他又善于写手本，得到蒋介石的欣赏，认为他是军政全才，以后把四省边区都交给汤未尝不是考虑到他这个才能。实际上汤的手本基本是心血来潮，纸上谈兵，他的政务能力还不及军事，在河南弄到“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地步。这一点上，同样军事才能平平的陈诚就比他好得多，在恩施建立六战区，残破的鄂西被他经营得铜墙铁壁。东北吃了败仗到台湾，他搞土改的水平不亚于共产党。台湾人叫他陈诚伯伯，这和“水旱蝗汤”能比吗？汤还有一条特色是永远军容整齐，一脸剽悍。蒋介石偏爱外形出色的将领，所以对他自然青眼有加，反过来，陈明仁那样不修边幅的，再能打老蒋也看不上——说起来老蒋又不是拍电影的，长得好坏有关系吗？说笑话，梁兴初梁大牙在共产党打出万岁军来，要到老蒋那边干，恐怕得先整容把牙拔喽。
那么，汤恩伯在抗战中的表现如何呢？
汤恩伯的表现是一个典型的“人会变”的例子。
一般看法汤恩伯的抗战生涯是先扬后抑，前期打得英勇，后期一败涂地。其实真正的情况还要复杂。
汤恩伯最初参加抗日的时候，是不太让人瞧得起的。汤参加的第一次抗日作战是绥远抗战，那还是在七七事变以前，傅作义奇袭百灵庙，开我国摩托化作战之先河，震动全国。汤即派13军一个主力团开赴百灵庙参战。
汤恩伯本身的积极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因为部队到得晚，没有来得及投入战斗，到达后反而受到大获全胜的晋绥军将领讥笑。汤恩伯当时为了显示自己的部队是精兵，且确实抗日热情很高，这个团出发时每人发料子马裤一条。绥远前线晋绥军作风传统俭朴，突然来了这样一支形状怪异的军队，遂将其戏称为“牛裤团”。
虽然“牛裤团”有点儿搞笑，但可以看出汤恩伯当时还是抗日心切的。
接着就是南口会战，这一仗汤打得的确是硬仗。当时南口方面的布防全被汉奸出卖给日军，汤部几乎没有军事秘密可言。在这种凶险的情况下，汤恩伯发挥了“汤屠夫”的优点，恶守南口，日军进展困难，主力被他挡在了关外。其时，北方抗日局势很好，大有分割日军的可能，傅作义部骑兵甚至已经东进，克复商都（全面抗战后收复的第一个县城）。这时，汤恩伯在南口的死守是很关键的。可惜的是，守卫察哈尔的刘汝明大意失荆州，没有认真布防，被日军突袭攻占张家口，突入关内，汤恩伯几乎失去退路，才从南口撤出。
黑白汤恩伯（2）
抗战胜利后，有人写《抗日战争演义》，里面就有一章叫做“汤恩伯大战南口，刘汝明误失张垣”。刘汝明不干了，要杀了那个写书的，那作者也真机灵，马上改了个名，叫“汤恩伯大战南口，刘汝明痛失张垣”，才算没事。
汤恩伯在抗战中最辉煌的一页就是台儿庄会战。孙连仲正面死守之下，汤部20军团从矶谷师团背后杀出。关麟征、陈大庆一班精锐，如狼似虎切断日军退路，只杀得日军掉头一直跑到绎县。被切断的日军据村顽抗，被汤部放火大烧东洋烤老鼠，痛快淋漓。（也有说汤并未放火，而是日军弹尽援绝之下效仿战国苏我氏焚宅集体自杀）第一次徐州会战中国大胜，武汉的民众纷纷欢呼李宗仁司令长官要把鬼子赶下海了，全国士气大振。
著名记者罗伯特·卡帕当时恰好在徐州前线，通过他的作品，“台儿庄”的威名天下传扬，照片上日军遗弃的累累坦克更记录了中国人英勇的战绩。
在台儿庄，汤恩伯也开始第一次受到了舆论的质疑，认为他存在见死不救，任滕县守军王铭章部殉难，以及对日军背后出击不够积极的问题。
也曾有军事历史学者谈到他曾经“用尺子一寸一寸的量过”当时的军用地图，观察汤部的行踪，结论是汤恩伯当时并无消极举动，而是尽了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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