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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地风云往事：藏地燃情·阿里轶迹 作者：孙元凯 韩雅秋
藏地燃情·阿里轶迹 第一部分
第一章 那一把火（1）
中国西部某省会城市。
一座雄伟壮观的牌坊式的大门巍然屹立。它与普通的机关不同，面南背北端庄森严。虽然临街，但开进很深。透视里面的高楼，近观门外两侧岗亭旁肃立的卫兵，一看便知这是原省人委所在地。
自从省革委会成立后，党政合一，实行一元化领导，办公处仍设在老省委大院。原省人委的直属旧部，留在原处举办“斗、批、改”学习班。原办公厅、人事局、财办、政办、外办、妇联等，正在工、军宣传领导下一起活动。
稍带提几句：那一段历史早过去。由于它的特殊性，至今人们还都有点避讳，笔者亦不例外。但因涉及故事情节的连续性，限于时代背景之框架，愚意虽不在“文革”，但还须从它说起。
洋洋几十万言，正思从何处下笔。忽一日从晨梦中醒来，突然想起，前省人委大院那场大火。于是，就决定从那把火说起，或者是不失为神来之笔。
那是在一九六七年春天。
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掀起一年后，运动正在不断地深入扩大。在揭发出的大量问题面前，一些真正有问题的人几乎是吓破了胆般不可终日。
省人委机关大楼内外，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所覆盖。
人事局群众组织的成员们，近几天正在思考着搞一个“大字报摘编”，把重点问题汇集成册。免得日后风吹雨淋自然地损坏，或因时过境迁慢慢流失。虽然大多数问题没有确实的根据，可某些问题却十分尖锐、性质相当严重，而且有人署了名，这当然必须在“斗、批、改”中认真加以调查解决，决不能意外地损失。损失了，就意味着有些重大问题得不到调查……
群众组织负责人之一的王明理，号召其组织成员谢大军、许春光、蒋文豪、施可师、冷芬、庞冀疏、向从志等部分同志，在人委办公厅二楼小会议室开会，正式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
经过认真讨论，最后王明理统一大家的意见说：“经共同商量集中多数同志意见，我们决定从下午开始，没有外部活动，咱们就全力以赴投入摘抄整理大字报工作。”
散会后，谢大军、王明理、冷芬等人先后下到一楼，谢大军首先来到活动门前。刚一推门，只见右前方大礼堂放映室的窗子里火光一闪，接着是一声巨响。几乎同时，浓烟烈火，便从窗口爆发喷射出来。紧接着从南向北以连珠炮似的速度，逐个窗子接连像被炸弹炸了一样地爆炸，烈火浓烟迅速吞没了整个礼堂大楼。
多数人都被惊呆了，不知所措。
冷静、机智的谢大军在人们的呼喊乱叫声中，首先跑回楼内，急速拨通电话，报了火警。
“省人委礼堂起火！省人委礼堂起火！”
十三分钟后救火车才赶到现场，不到两千米的路居然走了这么久，好像要等到整个大楼烧光后，救火车才来走走形式似的。这样的速度，当然地引起了许多围观群众的不满。
一些人叫道：
“这是阴谋！起火是阴谋！！救火也有阴谋！！！”
俗话说“水火无情！”；火魔并不因人们的呼喊而有丝毫的减弱。它像是狂犬一般更加肆虐与疯狂；它像报仇雪恨一样肆无忌惮。
转瞬之间，救火、围观的群众已是人山人海。整个大礼堂、俱乐部顿时成了一座火焰山。老式建筑物都是木质结构，房梁、楼板、门窗，室内的舞台，座椅，窗帘、帷幕都是可燃性最好的材料。这些东西引燃后，烧得噼啪作响。
火光冲天，飞灰弥漫。连着的人事局、财办、政办、外办的办公楼，便也处于一损俱损的处境，同处在火灾的危险之中。
王明理、谢大军的办公室靠近礼堂，危险近在咫尺，他们正奋力抢救档案资料，不时与外来救火的群众撞在一起，混乱不堪……
大火整整烧了一天，至夜深才基本扑灭。当人们离开时，整个人委大院内，无数的文件、纸张被践踏成垃圾，足有脚面深。
本市的群众一觉醒来，发觉人委大礼堂、俱乐部一片瓦砾，已成废墟。那些断壁残垣，像下半旗似的矗立在废墟里。
人委机关大院，烧毁的虽然只是一座楼，但是这个大楼起火事件的阴影，在人们心目中却挥之不去。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共产党员们，似乎从中感受到了什么，或者有所启迪。
大楼着火后的一些奇怪的现象令人深思。
谢大军在群众组织的会上发言说：
“大楼着火，国家财产受损，大家情绪低落是自然的，正常的。但有的人却不同，像是在幸灾乐祸，这真叫居心叵测呀！”
学究蒋文豪说：“这是一起纵火案，是确定无疑的！大家看到了，谁在管这件事啊？怎么没有一个人出面！不管是以前在职的，还是现任管事的，没有一个再过问这件事了。亏了这是别人，如果是你我在那里，现在恐怕离监狱不远了！”
军转干部出身的机要秘书许春光直截了当地说：“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嘛！被揭发出问题的人，真正的害怕了！一把火把那些作为证据的东西全烧了！群众的苦心全被辜负了！”
一席话说完，多数人都垂头丧气了……
此后很长时间里，这座机关实际上陷入瘫痪状态。人心涣散，情绪消沉，心如枯井。即使过去很久了，曾经被深深刺痛过的人们，也习惯于变得玩世不恭了……
过了三年以后，文革已经发展到又一阶段。在“运动”中被运动着的群众，已经对什么都失掉兴趣，有的人甚至失掉信心。
至于那把火，人们说法很多，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故意纵火。
王明理他们的群众组织，今天又在开会，在传达工、军宣传队“调查”的结果时说：“可能是小孩子到放映室去玩着找胶片，划火柴不慎，燃起大火……”
老好人向从志说：“这也是可能的，工、军宣队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我们要相信他们嘛！”
“你这‘老好人’话说的就是不够老实！我就是一个部队的高干子女，难道我能不相信他们吗？要求查清纵火案，难道就是不信任吗？这是两回事，不要混为一谈！我父亲就根本不相信这个所谓的‘结论’。再说，一个副团长，带着几个连排干部加上几个农场的工人，就能代表真理吗！你在乱扣帽子啦！”冷芬说。
“你看，你看，我就说了一句话，惹出她这么多话来！”向从志不服气地说。
“怎么！你方才不是说‘要相信’吗，我的几句话，你就受不了啦？”冷芬又一次半真半假地奚落着。
“好男不和女斗！”向从志退却了，大家都哈哈笑起来。
冷芬又笑道：“老向同志！实话告诉你，我的这些话就是从我爸那学来的！他从西藏阿里刚转业来到财办，他的观点没任何框框，他是凭自己的认识来说的，这回你该相信了！”
“好！好！我的姑奶奶！我现在相信你了，饶了我这回吧！”向从志总算为自己找到了台阶下。
老学究蒋文豪说：“什么儿童玩胶片失火，纯粹是搪塞众人之口的一种说法而已，这是骗不了人的。有人说是学生组织干的，这是别有用心的污蔑！从对立面内部群众口中传出，说背后有坏人！还有人包庇他，这事有根子……”
真正的老实人不轻易说话，往往说一句，就是实在的：“要说有老根子，这个老根子不是别人，就是百里香！”大家报以热情的哄笑。
冷芬叫道：“这才是老实人口里说出来的话！”
百里香何许人也？在文革时期是称作“当权派”的原副省长。此人究竟如何，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权威的结论，只能由历史作出。
王明理无可奈何地说道：“总之，那把火随着武斗夺权，以及而后的大联合，成立革委会，当年揭发出的大量真假问题，竟毫无结果，视同儿戏。一切问题早就随着那把火烟消云散，不复存在了！那一幕过去了，已无什么可圈可点之处了……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总结历史教训这一条！”
谢大军沉思过后，严肃地说道：“大联合使对立的群众，又重新坐在了一起。群众之间本来无矛盾，团结是应该的。只是混乱之后，究竟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再也无从谈起了。只是这一段美与丑的表演，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的痕迹，也可能永远都抹不掉的！”
王明理笑道：“好在我们有一个好传统，我们的民族很宽容，过去的就叫它过去算了！往前看，我们终归是有希望的！至于坏人坏事，从根本上说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有的人要坏，并造出恶果，想拦也拦不住他！有句老话叫做‘人造孽，不可活。’坏人，如果不改过，迟早有暴露的一天！耐着性子瞧下去就是了……”
冷芬笑道：“王明理同志的话叫人听起来，就是有些道理。”
王明理最后说道：“群众组织的历史任务要结束了。以后要完全听命于革委会和军宣队。眼前要耐心一点，接着将是下干校去锻炼，轮着我们了！只是当前还必须认真完成‘吐故纳新’工作，马上就开始了，希望要求入党的同志，能接受组织严格的考察！”
原省人委学习班的党委书记是军宣队队长项良（在部队为副团长）因又称项书记。
学习班党委书记项良，通过新成立的原各部门党支部，来领导旧班底中上至省级、下至科员所有人员。
原人事局党支部书记名叫文革发，副书记王明理；又照例设几个委员。
支部书记文革发还是省人委学习班党委的委员。
敏感的干部们立刻感觉到这个头衔，是这个过渡时期的象征。
文革发的老乡谢大军对他说：“恭喜你！现在的身份同原人事局局长的身份不相上下了！”
难怪老乡谢大军对他有些不恭。他本来是一般干部，仅仅因为在文革中那么一闹腾，成了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在“大联合”后，便一跃坐上了原人事局学习班党支部书记的宝座。一般干部群众，不管是否曾在一个群众组织，大都表示不平，当然还带着几分警惕与畏惧。因为很多人下一步的命运，似将与他有着极大的关系。比如眼前的“吐故纳新”、“解放干部”、“下干校锻炼”、“选调革委会工作”，没有他开绿灯，事情就有意想不到的麻烦。但他的老乡谢大军，却不愿意去恭维他，依然是我行我素。
谢大军身边的几个朋友，经常劝告他：
“好汉不吃眼前亏！”谢大军只是一笑……
原人事局学习班党支部“吐故纳新“的工作，一拖再拖，已经落在了办公厅、各办等部门的后头，今天总算正式开始了。
党支部委员上官香茗来到男同志的一个大宿舍里，通知说：
“写过
入党申请书的几位同志，下午请不要出去，学习班党委暨党支部，准备与几位同志谈话。第一位谈话对象是谢大军。上班后请到小会议室去。”说完后笑笑转身出去了。
在场的谢大军、施可师、蒋文豪、向从志、庞冀疏等一批老共青团员，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了，大家立刻被这迟来的消息所激动。
但一向爱动脑子、思想敏捷的蒋文豪有点自卑地说：“办公厅、各办及妇联等单位，‘吐故纳新’都搞的差不多了，现在才想起我们，走走形式罢了。发展个把人的，堵堵人们的嘴……我平时说话多，得罪人也多，不想喽！”
他的这番话令其他几位入党积极分子都不好表态，大家都沉默着，可是，又都有话想说。冷静一会后，庞冀疏先开了腔：“咱们的谢大军同志，还是有希望的！第一个叫他去谈，至少是一个重视的信号。”
施可师自信地笑笑说：“你说的或许有一点道理，但也不一定完全是这样，也许如你所说就是他一个，也许还有意外，这事咱谁也说不准！包括王明理在内。真正的底牌，连他也不一定知道。”
一向表示公允、折中的向从志说：
“咱们是要求入党的，入不入在咱，可是准不准还在党组织！所以我们平静地对待就是了。”
谢大军笑道：“小弟谨尊兄弟们教诲！总之，我是平静对待的，希望各位也都能如此。”
正说着，门突然开了，是支部副书记王明理。他笑道：
“老谢，你该来了。都在等你！”
谢大军抬头一看墙上的挂钟，已经过了五分了，笑笑摇摇头说：
“不好意思！”
两个多小时后，谢大军才从会议室里出来。他迈着稳健的步子，回到了宿舍里。几个积极分子，还都坐在原处，耐心地等待着他的消息。
从他一进门的面部表情上看，似乎是高兴的。待他坐下以后，只要稍微留意一点他那眼神，不难看出，笑意中带着一种气愤。让人有点捉摸不透。
向从志首先温和地问：“谈话人都有谁啊？”
谢大军以调侃的口吻回答说：
“听说这种谈话一般是安排两个人，对我嘛规格高些，是三个人。人委学习班党委书记项良、党委委员兼人事局党支部书记文革发、还有支部副书记兼组织委员王明理，瞧，够面子吧！”
“怎么谈了这么长时间？难道谈的不顺！”向从志试探着问。
谢大军接过蒋文豪递过来的一支烟，点着吸了两口，喷出长长的烟气，如实地说：
“问的事多，不容不答，当然时间就长了，也说不上谈的顺与不顺，连我自己都说不准！”
听这话头，不问便知，还是不顺。究竟怎么个不顺，当然还要由谢大军自己说。
“能不能透露一点具体的内容？”施可师说。
“我没什么秘密！我的身世与个人历史大家都清楚。”谢大军笑笑，索性再说一次：
“家庭关系，主要问我父亲的历史。我说，他在旧社会当过警察。只有一年多，解放前自己回家的。档案上早就写上了。又问，在学校时组织曾准备发展，后来又没发展，为什么？我说，在困难时期，说过一句话——‘家乡粮食不够吃。’当时，认为说法不妥，发展党员的事被搁置。后来又被告知‘说的话没有错！’但组织问题没有再提起。最后还问，在大学时曾与一位叫薛红梅的同学谈恋爱，现在是否还有联系——这明显是对我处对象问题上有怀疑吗！我又气又笑地回答说，听说对方已经结婚！她在北京，相隔万水千山，关系想有也难！不信可去问问对方。这事王明理同志也是知道的。”
谢大军一口气说完了他在谈话中被问及的全部内容。口气是实在的。平时本来就相互了解，大家听后坚信不疑。于是，各自都冷静了下来。
蒋文豪性格倔强、率直。耐不住冷清，首先挑起话头说：
“组织谈话，为什么把家庭关系等事都重新翻腾出来，像对待有问题的人一样，怀疑这猜测那，党没入过，真不知这样做是否有必要！现在又不是地下党的时期，这一套似乎早已过时了……”
干部家庭出身的施可师说：
“我父亲是老党员了，个人情况，本该是谈话前都搞清楚了的。够条件决定发展才正式谈话的。谈话只不过是一道例行手续，是教育管理党员的开始。并没有过多的询问。如果有那么多的疑问，也就谈不上马上发展了。像这样的干法，不是在搞发展，明明是在找毛病，气氛就不对！”
一向稳重和平的向从志，经过思考后，也情绪低落，失望地说：
“对于老谢这样出身贫苦、社会关系清楚、本人历史清白、表现又好的同志，还这样鸡蛋里挑骨头，我们大伙也就别再抱什么希望了！”
曾在解放前一年进旧社会机关工作后被留用的老同志庞冀疏哈哈大笑，然后一本正经地说：“老谢的父亲当过几天旧社会警察都要反复地询问，又不是他本人。我这个‘旧社会职员’就更不敢有什么奢望了！不过老谢‘纳新’的事，既然已经履行过‘谈话’手续了，没什么其他的阻碍，估计问题不大的。退一步说，即使老谢暂时被刁难，你们几个不是贫下中农，就是干部子弟，又没有丝毫的社会历史等瓜葛，不发展你们是没有理由的。即使不能全发展，也不能一个不发展！办公厅、各办、妇联没有一个党支部连一个党员都不发展的吗！人事局党支部的几个老党员，我就不信他们死死地守住党的大门，一个都不发展。党组织是党的，又不是他们几个人的！他们卡的住一时，还能卡的住一世！”
听了庞冀疏慷慨激昂的话，几个人同时都笑了，包括谢大军。
只听门哐当一声，推门进来的人称“老大姐”的上官香茗和外号“老姑娘”的冷芬，两个人你推我搡地拉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