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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政治处的一位同志告诉我：昨天晚上余院长几乎一夜未曾合眼，为了一个病人住院动手术的事。原来，有个回民青年脾破裂，医生决定给他实施手术。可是，这个病人死活不肯做手术，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钱。医生给他讲了脾破裂的危险性，请他一定慎重考虑。可他在晚饭后竟然悄悄地走掉了。晚上余院长知道了这件事，他问科主任：〃病人现在在哪里？〃〃昆仑旅社。〃〃那好，我派车，你们马上把他给我找回来！〃主任坐着院长要来的车赶到了旅社，对病人说：〃我们的院长请你回去做手术。他说，不做手术你的病会很危险的。〃病人说，〃就是死了，我也不治。没有钱呀！〃〃院长讲了，先治病，钱的问题以后再说。如果你实在很困难，我们就给你尽义务。解放军的医院怎能为了钱，把病人推出去不管？〃病人放声哭了起来。他终于坐着医院的小车又回到了病房，余院长正焦急地等着他……
后来，我在和余忠江院长交谈时提起了这件事，他的回答十分明确：〃作为医生，救人是天职，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因为'钱'的事打官司到我这来的，我就回答：抢救人命第一；不要因为钱，把本来可以抢救过来的病人耽误在我们医院里。〃
我想，只有走过许多冰天雪地，走过许多荆棘的人，才能说出这种话。余忠江的经历是应该让人们羡慕的，因为他在青藏线上吃了太多太多的苦头。
来高原那年他刚二十五岁，从第四军医大学毕业时，正是一九六六年七月那个〃火烧一切，油炸一切〃的岁月。他被分配到汽车连队给司机当助手，任务是擦车，打黄油，加水，加油，紧螺丝，打掩木，给驾驶员扛行李。干这些事要说当时他不委屈那是骗人的话，但是他还是干了，而且是很称职的助手。一次，车队到了不冻泉兵站，他发高烧，40℃，战友们很焦急，好不容易给他弄来一碗糖稀饭，可他高烧得糊里糊涂，一口也不想吃。第二天起床后满被窝里都是稀饭，他还是要坚持跟着车队上拉萨，连里领导和同志都说：〃老余呀，你必须下到西宁去！〃他说：〃我只能上不能下。〃他把被子拴在篷杆上，晾着，继续上山了。接下来的第二趟任务，车队一到唐古拉山下的安多兵站，他又发高烧，比头一次还厉害。兵站的医生劝他下山，说太危险。他呢，摇摇头，指指山上。这趟任务他是吸着氧气才完成的……
余忠江在连队整整当了一年半的助手。
后来，他又调到坐落在昆仑山中的纳赤台兵站当了五年军医；再后来，才调到西宁的325医院外科工作。一九八九年又调回昆仑山下的22医院。二十多年来，他出版了三本医学专著，发表了十五篇论文。
他是从荒芜、严酷的青藏线上站起来的一个大学生。热情与冷漠、苦涩与甜蜜编成了他的既简单又复杂的经历。他的经历中写着一个鲜艳的字：〃爱〃。对祖国疆土的爱，对疆土上忍辱负重的人民的爱！
今年他已经四十九岁了，这个年龄上高原应该说是顾虑重重的。我以试探的口气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他说：
〃一个人在这个医院呆的时间总是有限的，但是22医院要长久地存在下去，这是没有疑问的。医院的兴衰与这里的每个人都有关，我们每个人都应为医院的发展做出应该做的工作。〃
接下来，他给我讲了他来医院后着重抓的几项工作：关于知识分子成才的工作；关于下大力解决设备的问题；关于解除知识分子后顾之忧的事情……
他有甜蜜的昨天，也肯定会有甜蜜的明天的！我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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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与苍老是同步增长的吗？
在这里，我要向读者介绍一个青藏线上的〃第三代人〃，以及他的感情，他的苦乐，他的愿望。
文义民，三十九岁，汽车某团政委，任现职已经快三年了，这之前他曾在兵站部任过组织科长、政治部副主任等职。他所领导的团队连续六年没有发生重大事故，这个成绩很了不起，在全军的汽车团里也是创纪录的。他们的团党委连续六年是兵站部的先进党委，六年中有四年被上级评为〃全面建设先进团〃。就在我采访期间，又从北京传来佳音：总后勤部批准给这个团记集体二等功一次。
年轻的政委挑了一副重担，在风雪高原上带出了一个过硬的团队，令人钦佩。我想，他的感情一定很丰富，要说的话一定很多。出乎我的意料，他是那样的简单、明了。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你是个称职的团一级党委的领班人，我很想知道你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当初在你挑起这副重担的时候，大概总会有人投来怀疑的目光吧？〃
〃别人怎么看，我无暇去顾及。在团里这些年，我工作中有甜头也有苦头；甜头没吃够，苦头也没尝足。所以，我总觉得还有奔头。〃
〃甜头、苦头？能不能具体谈谈？〃
〃主意是党委拿的，事情是大家干的，工作中有点碰碰磕磕的事是难免的。只要大家的出发点是为了团队建设，分歧总会消除，矛盾总能解决。工作干完了，大家都满心轻松，谁还去记那些不愉快干啥？对啦，我们还及时提出一些口号给一班人敲敲警钟，防止不好的苗头酿成大祸。比如，为了使党委成员在包括'枕边风'在内的闲言碎语面前不晕头转向，我们提出'要消除一条看不见的战线'，防止你信得过的人搬弄是非。我们还有一条警语：〃注意一个敏感点，用人要出于公心'，这就是提醒主要领导成员警惕自己在使用干部上不搞亲疏、厚薄那一套。就这些。我所说的甜头、苦头正是由此得到的。〃
〃你们团长孙传章是位老同志，听说你们配合得很默契。你对这位'老高原'是否尊敬多于信任？〃
〃不全对。尊敬和信任是一致的，也是互相的。我们团长入伍时间比我长，在高原汽车部队工作的经验比我丰富，这是他的资本。但由于他并不保守，他的这些优势也成了我们这些后来者的一笔财富。因为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我对他愈是尊重，信任感也就愈增强了。〃
〃有没有挪挪窝离开基层的想法？比如往内地调调，或者到上级机关去作？〃
〃没想过。我觉得还是在线上干工作痛快，在基层干工作痛快。干好了痛快，干错了也痛快。我不怕出力，年纪轻轻的，有的是汗水。我最腻味那种疙疙瘩瘩的、斤斤计较的麻缠事情了。我们这儿没有，可以说是一片净土。雪线是一片净土。〃
一位中尉找文义民接长途电话，是沱沱河兵站打来的，说有一台车的水箱坏在途中，请示怎么办。他接完电话，刚坐下，又从纳赤台兵站打来长途，还是车队的什么事情要他拍板，他出去了……
就在他来来回回接电话的当儿，我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位年轻的政委的外貌。
中等个头，胖墩墩的，显得浑身都是力气；西藏的风把脸膛镀成黑红色，双手格外粗壮、结实；绿军装已褪得呈灰白色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从昆仑山敲下来的一个岩石人！只是有一点令我有些伤感，他好像不是三十九岁的人，有些苍老、憔悴。我当然是指外表了。难道青藏线人的成熟与苍老是同步增长的吗？
第二章 忍者为强
我到沱沱河兵站去了一趟，那里海拔四千七百米。与其说我是去深入生活，不如说是要让高山反应对我进行一次考验。
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位教授，向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参照数：年龄的增长与高山反应的强烈是成正比的。如果说年轻人中有高山反应的只占百分之二三十的话，那么四十岁以上的人则可能是百分之七八十，甚至更多。
这使我想到了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我要写的这批领导者肯定是忍受着比年轻人多几倍甚至十几倍的高山病的折磨而在高原上坚持工作的。有这样一个数字，使我一想起来心里就颤栗：一九八五年以来，兵站部因各种高山病夺去生命的团以上干部就有十五人，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四十四岁！那天当我到格尔木陵园去寻找这些〃早去的黑发人〃的墓堆时，我的心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太遗憾了！这块墓地太大，不规则的墓堆又多又乱，且多数墓前没有立碑，只有枯黄的沙棘、骆驼刺在热风中悄然地摇摆着，一片死寂和荒凉。我实在难以找到他们的归宿地，只得含着泪水向他们三鞠躬，然后便告别了。
我终于〃自投罗网〃，可恶的高山反应彻底把我撂倒在沱沱河兵站了。狼狈极了，除了还有一口微弱的呼吸外，身上的其他部位都仿佛不是我的了。脑袋木登登的像要爆炸，所有关节都在发酸，不想吃任何东西，却想吐，哪怕走几步路都觉得头重脚轻，直打趔趄……
也许是有了这次高山反应的实际感受，我对那些在青藏线上奋战的战友们的崇敬之情陡增三分！沱沱河兵站站长关茂福是以抽烟而闻名全线的。不要说全青藏线，就是在全国，如果要举行〃抽烟大赛〃的话，他也蛮有资格名列前茅！
我永远忘不了和关茂福见面时他留给我的那个印象：双腿盘起，坐在我面前的地上，手里捏一支烟闷抽，一句话也不说。那脸色极不正常，不仅仅是黑，而且泛着一种不多见的红，还有一种不常见的黄，我真说不上来这是心脏有了毛病还是肺有了毛病后在脸上的表露。但我总觉得他有病，而且还不是小病。他不说话，只是用眼角的余光扫着烟头上的灰烬。转眼一支烟便抽完了，他又在接烟……
这能叫〃采访〃吗？我主动打破了沉默，问他一天能抽几盒。他说，没数过，反正三盒是打不住的。我又问：〃从什么时候开始抽上烟的？〃他说：〃说不准了，大概是上山后不久吧。那会儿刚到线上，好像到了外国一样感到不习惯，他妈的！高山反应把我折腾苦了，咬着牙也忍耐不住。山上太寂寞，烦死人了！怎么办呢？于是，我想到了抽烟，用烟消愁，用烟解闷……〃
这以后，站上的同志向我介绍了关站长的一些经历。他是一九七九年从北京总后通信团主动要求上青藏线的。当时本来是要调他所在单位的另外一个同志上山的。那人神经质，一听说青藏线上缺氧，呆久了人活不长，就死拖着不肯来。关茂福一向看不惯这种人，便找到领导说：〃他不去我去！〃就这样上来了。十一年的时光他全是在昆仑山以上的地区工作的，其中有六年是在海拔五千四百米的唐古拉山机务站度过。他常对大家说，他是拍着胸脯上高原的，如果趴在线上不是太丢份了么？说来也怪，自从他抽上烟以后，高山反应反而离他而去了，他再也不存在不适应在高原上工作的问题了。但是，从此抽烟便成了甩不掉的黑影伴随着他，而且越抽越凶，以致变成了癖好。他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但不能不抽烟。不久，他就有了咳嗽的毛病，白天咳嗽，夜里咳嗽，一边抽烟一边咳嗽。但他从没有想到过要减烟、戒烟……
我又问他：〃你的身体怎么样？〃
他说：〃自我感觉良好，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说着，就又接起一支烟抽起来，没完没了地咳嗽着。我坐在一旁感到很难受。
另一个同志插话告诉我：〃别听站长瞎说，什么'自我感觉良好'？他有病，我们都这么认为。可他从来不检查身体，也很少去看。医生经常催他去检查身体，他说他不会有病，检查那玩艺儿干啥？不久前，兵站部派医疗队上线再次给大家检查身体，他又躲得远远的不露面。他就是这样，好像医生是他的天敌，他怕医生就像老鼠怕猫一样。他肯定是有病的……〃
关茂福问：〃肯定？有什么凭证？〃他狠狠地剜了人家一眼。
对方不再说话了。
我在沱沱河那天夜里，因为高山反应睡不着，早晨六点钟就起床了。刚走出客房，我就看见值班室门口蹲着一个人，嘴边闪着一明一暗的火星。我想：准是关站长！听人说他每天都起得很早，一起床就干活。就抽烟。他的饭量很小，每天抽的烟要比吃的饭多得多。
就在头天夜里，站上的丁医生以沉痛的口吻告诉我：前几天关站长出现了血尿，尿出的血足足有碗大一摊！大家劝他到格尔木去检查一下，他还是那句话：〃自我感觉良好。〃当天夜里，他同样一直工作到两点钟。
各种名目繁多的高山病像枷锁一样套在青藏线人的脖子上，如果没有那种〃我要活，我要干〃的精神支撑着这些孱弱的躯体，他们随时都会倒在雪原上的。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多少这样的形象，我终生敬重这些形象！
镜头1：在西藏边境的聂拉木县境内，夜色沉沉，一盏喷灯吐着蓝色的、微弱的光焰。喷灯上放着小铝锅，锅里的面条在翻滚，却怎么也煮不熟。这儿海拔六千二百米，属喜玛拉雅山系，水的沸点为六十摄氏度，食品都是半生不熟地就下咽。
围着喷灯而坐的是兵站部副部长魏广坤、汽车某团副团长白信歧、汽车某团副政委李荣池。高山反应一点也不饶过这些虔诚的老兵，应该有的反应他们都有了，一个个显得疲惫不堪，面容憔悴。
魏广坤：〃生也罢，熟也罢，咱们都得吃点，要不身体垮了怎么完成任务？〃
白信歧舀了一茶缸稀饭，用自制的小木筷在缸里捞了捞，硬硬的米粒根本不与水相粘。他把这缸稀饭递给副部长，又拿出了第二个茶缸……
原来，兵站部的三个汽车连队将要到这儿来执行任务。这是一条新路、险路，有〃进来出不去〃之说。三位领导便作为先遣队来探路。近半个月中，他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每段路都要亲自踏勘、丈量，发现了四十公里的路面极窄极险，八十处搁不下汽车的两个轮子。他们与当地军民联系，修宽、铺平了公路。
荒郊野岭，风吹日晒，再加上高山反应的折磨，使三个老家伙变得简直像野人。
镜头2：他是管线团的营长，每天的活动范围就是上下唐古拉山的一百公里地段。十五年来天天如此。如果有一天脚板不在这山路上磨蹭，不见见分布在山中的战士，他就感到失去了什么，他就咽不下饭睡不好觉。说也怪！高山症怕他，从不沾他的身子，他可以大步流星地在山坡上追赶地鼠。终于有一天，也许是他上山后的第十个年头吧，他感到生活太单调，太枯燥，他很想见到妻子、儿子，做梦都想。可是，他们在数千里外的四川，见不着；怀念二老双亲，可是两位老人已经谢世，咽气前他也不在他们身边；他想逛逛都市的夜景，可是唐古拉山上除了风雪，还是风雪……
他烦躁过，诅咒过，没有什么用；伴随他的依旧是可怕的单调。于是从某一个早晨开始，他比部队早起床半个小时，跑步到江河源头的桥下，冲着积雪皑皑的山峰大声呼喊：〃我爱高原〃！一遍又一遍，一遍比一遍声音洪亮。他肆无忌惮地喊着，反正他的部属听不见，他们还在梦中。
每天这样呼喊过以后，他觉得心里很充实，日子也过得有意义了，不让他呼喊不行，因为他心里沉积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镜头3：青藏公路跨越过五千七百米的唐古拉山后的第一站，便是安多泵站。泵站旁边的山坡上有一个新堆起的小坟头，那儿长眠着副指导员张明义的不足两岁的儿子小龙。
兵站部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来高原探亲的所有小孩，都不得到格尔木以上地区去。因为前几年发生过好几起孩子被高山病夺去生命的悲惨事件。一九九○年春节前夕，张明义的爱人带着儿子从老家来到格尔木，住在招待所等候丈夫下山过团圆年。她几乎天天都打电话到安多，催丈夫快下来，说儿子想爸爸都快想疯了！张明义何尝不想早一天见到妻子、儿子？可是他不得不在电话里如实地告诉她：〃春节期间站里没有干部，我恐怕暂时还下不来。〃
她失望了。最失望的还是儿子小龙，他从离开家乡那天起，就一直念叨着要见爸爸呢！
她为儿子着想，顾不得许多了，就悄悄走出招待所，站在格尔木路口拦了辆汽车，带着小龙到了安多。
张明义自然抱怨妻子的莽撞，但是当他看到妻子那渴望见到丈夫、儿子渴求见到爸爸的眼神时，心头的气便消了不少。站上的战士们也替她说话：
〃副指导员，你也太少点人情味了。嫂子大老远跑来看你，难道就为了听你的一顿批评？再不要怨天怨地了，咱们大家欢欢喜喜地过年吧！〃
张明义总算点了点头，他盼望着这个年过得吉祥如意……
然而，可恶的高山反应终于还是向正在世界屋脊上过新年的小龙袭来！刚过了初一，他就发高烧，并不断地说着胡话。张明义夫妻俩仿佛预感到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