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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国的老百姓都请求说：“从前夫差让我们的大王在诸侯面前丢脸，现在越国已经忍受够了，请允许我们为您报仇。”勾践还故作姿态，推辞说：“从前打的那败仗，不是你们的罪过，是我的罪过。像我这样的人，哪里还知道什么是耻辱？大家就不用为我打仗了。”老百姓们又请求说：“越国全国上下，爱戴大王，就像爱戴自己的父母一样。儿子想着为父母报仇，作为臣下也想着为国君报仇，难道还有谁敢不尽其全力吗？请大王带我们再打一仗！”勾践就答应了，于是招来大家宣誓，说：“前进的将得到赏赐，后退的则要受到惩罚。”
越国上下同仇敌忾，于公元前482年夫差北上同晋国争霸的机会一举攻破吴国都城姑苏，杀了吴太子友。10年后，越国再次攻占姑苏，夫差在姑苏山上自杀了。在勾践回国途中，范蠡携西施泛舟而去，而大夫文种不听范蠡隐退的劝告，结果回国不久被勾践赐死。
“勾践灭吴”成功地塑造了勾践等人物形象。开始越兵溃败，勾践急求谋臣，紧张却不慌乱。文种用通俗形象的比喻婉转地批评君王平日没有培养谋臣武将以备用，勾践的答对也很出色：有幸听到您这番金玉良言，哪里会感到太迟了呢！他只是一个复仇者，更是一位城府很深的政治家。胸怀大志而处变不惊，他知人善任而重用范蠡、文种等人才。他不忘国耻，能够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卑事仇敌而面无愠色，抚慰百姓而痛切自责。文种不忘国难，临危不惧，敢于进言；范蠡深谋远虑，目光长远，此等明君贤臣相与共事，岂有不胜之理。
除了表现“勾践灭吴”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外，《国语》还常常选用一些精彩的言论反映社会问题。出名的数《周语》“召公谏弭谤”一节，提出了统治者如何对待民间舆论的问题，严正警告了那些专制霸道，妄图压制来自民间批评的统治者，提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一著名论断。”《国语》一书，深厚浑朴，《周（语）》、《鲁（语）》尚矣。《周语》辞胜事，《晋语》事胜辞。《齐语》单记桓公霸业，大略与《管子》同。如其妙理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还须以《越语》压卷。
第一部分不祧之大宗———《左传》
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言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刘知几《史通》
左丘明，复姓左丘，单字明，据说是公元前6到前5世纪鲁国的盲史官，与孔子同一时代。依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述，孔子作《春秋》，为使《春秋》主旨不被人误解，永不失真，左丘明据此书，撰成《左氏春秋》，一般通称为《左传》或《春秋左氏传》。《左传》成书后，是与《春秋》分开的，到晋代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才以传附经，合为一书，所以有人说《左传》是《春秋》的内传，《国语》是外传。又有学者把《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相配，合称“春秋三传”。现在一般认为《左传》为战国初期无名氏的作品。
《左传》虽是一部编年体的史学著作，但仍应该说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著作。较之以前任一部作品，它的叙事能力都有了惊人的发展。它叙事详细完整，并且富有戏剧性，将春秋列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叙述得头头是道，有条不紊，且能够兼顾情节的曲折生动，造成扣人心弦的效果。最为后人所称道的是它对战争的描写，像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淆之战、鄢陵之战、长勺之战等规模宏大的战争。作者不是仅仅描写战争场面，而是善于将战役放在春秋争霸宏大政治背景下展开，多从战争的起因写起，交代清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然后描述战前的策划与准备，交锋过程，最后还要对战争的结果和影响进行分析，用简练的文笔将战争复杂的面貌铺陈在读者面前。
秦晋淆之战见于鲁僖公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的记载，当时晋文公去世，秦国想趁机向东扩张自己的势力。当时秦国和郑国曾经结盟，秦国的杞子、逢孙、杨孙帮助郑国卫戍都城。杞子派人密告秦穆公说他们得到了郑国都城北门的钥匙，可以和秦军里应外合占领郑国。秦穆公遂派孟明视等3名大将偷袭郑国。出师之日，谋臣蹇叔向将士们哭到：“我只能看到你们出去，却见不到你们回来了。”因为他认为这样“劳师以远袭”是个战略上的失误。这就为秦军蒙上了一层阴云。当秦军路过周王朝都城洛邑北门时，本应该摘取头盔，下车步行以示对周天子的尊敬，然而他们只是下车走了几步装装样子。周朝王孙满观此情景说“秦军轻而无礼，必败”，似乎预示了秦军的骄兵必败。当秦军到达滑国境内时遇到了郑国商人弦高，他一方面拉着自己贩卖的牛慌称是郑国君的使臣去犒劳秦军，一方面派人火速回郑国报信，秦军偷袭的计划破产，他们只能挥师西去。此时晋国正在举行国丧，他们被秦国骄横的做法所激怒，君臣上下决心要教训一下秦军。晋襄公亲自出征在殽设下埋伏，秦军全军覆没。但是由于晋襄公的母亲是秦穆公的女儿，她命令晋襄公将俘虏的孟明视等3名秦将放走。秦穆公得知3人生还，身披丧服出城迎接，自责说：“都怪我没有听蹇叔的话，这都是我的过错。”他恢复3人的职位，以图报复晋国。在整个战争中，只有“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一局是描写战争场面的，其他部分就通过“蹇叔哭师”、“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秦穆公悔过”等小故事向人们展现了整个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场景。
《左传》也非常善于刻画人物，描写出人物的个性及其性格的发展变化，如《晋公子重耳之亡》的故事。重耳刚开始流亡时，还是一个没有雄图大略的纨绔弟子。尽管是在逃难中，仍公子气十足。当经过卫国向农人乞食时，农人奚落了他们一番，最后给了他们一块土，他勃然大怒要用鞭子抽打老农，部下弧偃连忙劝阻说：“土是国家的象征，上天赐土这是好兆头。”他这才罢手。到了齐国，他受到了齐桓公礼遇，得娇妻姜氏和锦衣美食，就玩物丧志，忘记了报仇复国的大业，过了5年乐不思蜀的生活，最后还是姜氏和部下们把他灌醉后偷偷地运出齐国，酒醒后他虽极为恼火也无法返回。此后他们一行又周游了曹国、宋国、郑国、楚国、秦国等，最后在秦穆公的帮助下返回晋国，登上君位。《左传》通过一系列曲折的故事为我们讲述了重耳由一个幼稚无知、贪图安逸的纨绔子弟，历经磨难，成长为老于世故、雄才伟略的大政治家的过程。晋文公十九年流亡、年逾六旬得王位，以其丰富的阅历和过人的智谋在诸侯争霸中脱颖而出，城濮之战战胜楚国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左传》所记外文辞令也很精彩，其代表要数“烛之武退秦师”一节：
秦、晋围郑，郑知其亡矣。若郑亡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整篇说辞不到200字，却紧紧抓住秦晋争霸的矛盾，剖析秦、晋、郑三国的关系，告之秦唯有保全郑国作为在中原的“东道主”，才能牵制晋国，获得最大利益；同时还揭示了晋国东灭郑之后向西扩张的野心，靠三寸之舌轻而易举地瓦解了秦晋两大国的联盟，保全了郑国。至今读来，仍叫人拍案叫绝。
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和戏剧出现得很晚，但是对事件和人物的深入刻画等小说的基本要素在历史散文中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左传》尽管为史家著作，但其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和细致生动的描写滋养着后人。
第一部分长短纵横之术———《战国策》
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兵；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
———《战国策·东周》
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刘向
战国是一个波澜壮阔、风起云涌、自由活跃的年代。在此间活跃着的是那些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的谋臣策士们：苏秦逐个说服六国参与合纵，张仪离间齐楚实行连横，范雎向秦昭王提出“远交近攻”的大战略，唐雎为安陵君使秦雄辩滔滔而不辱使命等等。他们凭着犀利的口才，说服了君王、显贵和政要，挽狂澜于既倒，其说辞或辨丽横肆、大义凛然，或旁征博引、条理分明，或迂回曲折、玄机深埋，或危言耸听、故作惊人之语。而记录这一切的正是彪炳千古的《战国策》。
《战国策》作者不详，是由秦汉年间的辩士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开始时名为《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西汉末年的刘向整理宫中书籍，将这六书所记归入12国别中，为其定名《战国策》，同时“战国”作为那段纷纭复杂历史的名称也由此而来。《战国策》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总共33篇，按国别记述了上接《春秋》，下至秦始皇统一中国这段时间的历史，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来反映战国时期的政治、外交情况。尽管习惯上我们把《战国策》同《左传》、《国语》同归于历史著作，但是它不是对战国时历史事件的描述，更多的应看做策士游说的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小故事，其情节很难说符合历史史实。
《战国策》中所收策士的纵横之论，反映了战国时的社会风貌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重大活动，生动地记载了他们机智善辩的生动形象，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冯谖客孟尝君》是其中艺术价值最高的一篇。
孟尝君是战国四公子之一（还有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他以门下宾客三千而闻名诸侯。开始时，冯谖自称“无能”、“无好”，孟尝君无法仔细观察，就给他低等门客的待遇。冯谖对此非常不满意，从而用奇特的方法为他自己争取地位，书中是这样描述的：
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孟尝君曰：“客何好？”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
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比门下之客。”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尝君曰：“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于是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后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对曰：“有老母。”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于是冯谖不复歌。
普通门客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要么忍气接受，要么直接去向主人乞求。冯谖既不想埋没自己的才华，更不想低三下四地去乞食，所以三次弹长铗而歌，不卑不亢，向孟尝君表达自己的心曲。尽管其他门客对他极为不满，但却显示了他卓尔不群的独特人格。
《战国策》还有很多篇幅热情讴歌了几位侠义志士的豪情壮举，例如战国四大刺客：要离、专诸、聂政、荆轲，还有挺剑要挟秦王的唐雎等。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战国末年，秦国即将灭掉六国。燕国太子丹为了阻止秦国，便向太傅鞠武请教，太傅不同意对抗秦国，认为那样只有自取灭亡。恰在此时，触犯了秦王的秦将樊于期逃到燕国避难，鞠武看到燕秦对抗之势以成，只能向太子推荐田光，田光因年迈又向太子推荐了老友荆轲。荆轲的出现可谓曲折，同时也是一种铺垫，暗示着荆轲必不同凡响。后来就是一连串的准备工作，期间田光为了激励荆轲自刎而死，樊于期为了能使荆轲取信于秦王而献出了自己的首级，太子丹花重金为荆轲购得一把匕首，终于荆轲踏上征程，众人为其送行，来到了易水河边：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徽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人们知道荆轲此去必不能生还，所以穿白衣、戴白冠，生离就是死别。秋风萧萧、易水生寒，而更毋宁是勇士明知一死却从容赴死的献身精神笼罩着大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曲侠肝义胆的勇士悲歌荡漾在燕赵大地上空。
《战国策》还常常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这些寓言，形象鲜明，寓意深刻，又浅显易懂，都是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诸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南辕北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亡羊补牢》等，为历代人们所传诵。
《战国策》文笔优美，叙事生动形象，秦汉著名散文家贾谊、晁错都受到它辞采华丽、铺排夸张的风格的影响；它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人物形象的描绘，也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战国策》中运用的工整的对偶和排比句法及主客对答的写法，也为汉赋所继承；直至宋代的苏洵、苏辙、苏轼的散文都受到它的影响。
第一部分衣被词人———屈原
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李白
如果要寻找一位深刻地浸润着中国历代文人心灵，又广泛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历史、民俗的骄子，那么屈原当为首选。屈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在他之前出现的《诗经》是众人的吟唱，在他之前，天下没有诗人；他的降临却呼唤出一批英才，使诗的荒原充满了春的气息，他的诗的个性化，标志着“诗人”这一形象的真正诞生，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屈原（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左右），名平，字原，战国楚国人，我国诗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悲剧诗人。出身于楚国王族，有高度的修养和爱国情怀。“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楚怀王时，官至左徒，参与楚国内政外交大事。“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主张举贤授能，变法图强，遭到保守派的谗害排挤。怀王时曾被放逐于汉北一带；顷襄王时，被第二次放逐，从此飘泊于江南鄂诸对岸一带。在长期的流放生涯中，他不改初衷，关怀人民，注视着故国政局的变化。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破郢都，楚王客死于秦，人民陷入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之困境，屈原悲愤绝望，自投于汩罗江。
据现代学者研究，《楚辞》原指楚人特有的诗歌形式，后来亦指西汉刘向汇集的一部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诗歌总集。楚辞的特点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富有浓厚的楚国地方色彩。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作家，他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故后人又称“楚辞”为“骚”。屈原作品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招魂》等23篇。这些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艺术手法而享誉中国诗史。
《离骚》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宏伟的长篇抒情诗，也是屈原一生中最伟大的诗篇，代表了楚辞的最高成就。在诗中他回顾了自己的身世和参政历程，表达出献身理想的强烈愿望和不屈不挠与黑暗势力斗争的决心。《离骚》中写到屈原两次遭到放逐，在排挤打击之下怀着忧愤的心情在祖国大地上漫游，看到了自己的祖国一天天地衰落。楚国当时已经陷入绝境，外交上孤立无援，军事上屡屡受挫。屈原虽然“竭忠尽智，以示其君”，结果却只能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被流放异地。尽管他有“存君兴国”之才志，却唤不醒昏聩的顷襄王；虽常眷恋故土，关心人民生活的苦难，却也苦于无计可施，郁郁寡欢之中“颜色憔悴，形容枯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