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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是一个忠于明王朝，又具有浓厚汉民族意识的文人。对于明亡于清这一事实，他从其字里行间透溢出痛苦和悲愤。王夫之强调民族利益至上，高于君臣之义，所以他对历史上损害民族利益的人和事痛加斥责。西汉武帝时，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史家司马迁为之开脱投降之罪，这是《史记》的一大败笔。王夫之没有受其影响，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驱动下，他认为“司马迁挟私以成史”，“为李陵文过”，“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假，内心忠于汉朝是真，王夫之认为不可信，“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即使真的伺机主动归汉，亦是“大节丧则余无可烷也”。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借古史来发泄自己的民族义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感。明亡后，若干史学家探讨其灭亡原因，或批评政治混乱，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击君主专制及其流弊，深度不一。其中，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批判专制君主制度的思想最为深刻。王夫之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不仅具有这种现实感，而且能将其与历史的沉思融合起来，试图从中总结出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来。
王夫之能够清醒地反观自身，认为“夷狄之蹂躏中国，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耳。”于是他在《读通鉴论》中，批评君主与大臣聚敛财富，批评君主贪巧自矜滥杀忠良，批评奸臣败坏纲纪使国家衰微，批评大臣拥兵自重强枝弱干，批评学风日衰邪说日盛，批评纵客商贾舍本逐末，批评奸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评几乎涉及到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他心目中，前朝旧事只不过是明朝现实而已。
在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从远古人类的“异于禽兽无几”与今天人类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备”；从三代的“沈酗”、“淫奔”、“黩货”与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从三代的封建诸侯与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历史的变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也就是说，顺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王夫之否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天经地义的结论，从历史变化上指出了顺应“势”者才合天理，无疑是重大的进步。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曾国荃曾重刻《船山遗书》，共56种，288卷。曾国藩亲自校阅其中的部分著作并写了序言。因为此书刻成于南京，而南京古称金陵，所以被称为“金陵本”或“曾本”。随着王夫之著作的传播，他的学术成就和历史地位才逐渐被人们认识，他的影响与日俱增。维新志士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盛赞王夫之，他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第六部分通天地人者曰儒——黄宗羲
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
———顾炎武
洲是中国过去民主思想的一个伟大的代表。
———张岱年
明末清初，中国有位大思想家宣布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张“无君”。他就是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爱国者黄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比卢梭的《民约论》还要早100年光景，有人称它为“人权宣言”。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则，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黄氏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黄宗羲（公元1610年—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他生逢明末清初那“天崩地解”的时代，在明末作为东林党子弟和复社名士，同阉党作过坚决的斗争。明朝灭亡后，他积极投入抗清斗争，曾与钱肃乐在家乡组织“世忠营”，失败后又与张惶言在舟山进行抗清活动。后看到清廷统治已经稳固，复明无望，遂归乡以遗民自居，从事著述和讲学活动。《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的政论和史论专著。该书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提出了独到的政治见解，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和民主色彩，被梁启超称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明夷待访录》是他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斗争后于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潜心完成的力作。此前一年，南明永历帝被杀于云南，南明亡。此时清王朝已建立近20年，其统治业已巩固。黄宗羲复明灭清的希望可谓到了“潮息烟沉”的绝境。痛定思痛，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冷静反思之后，黄宗羲以其犀利的笔锋将批判的锋芒刺向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明夷待访录》这个书名是有所寄托的。“明夷”，乃六十四卦之一，离下坤上，用晦而明，寓意希望与光明。黄宗羲引《易经？雪？雪“夷之初旦，明而未融”，以寓其意。一个旧的时代终止了，但黑暗的尽头，终将是光明的。对于人类的未来，思想家是充满信心的。黄宗羲认为自己的学说能把国家由黑暗引向光明，但学说的实现却有待“明主”的求访采纳。
黄宗羲认为，上古时代“以天为主，君为客”。国君不仅从属天下百姓，而且也直接为他们服务。所以“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后来，情况就颠倒过来了。“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君王“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把天下看作是“一人之产业”。他大胆地指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把锋芒直指封建纲常礼教的最核心问题。黄宗羲又提出 “君”“臣”关系这个封建统治的实质问题。他认为“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君臣的合理关系，应如“曳大木”时前唱后和的协力合作关系。臣应当是君的“师友”，而不应作君之“仆妾”。直截了当地批判了“君为臣纲”。黄宗羲激烈地抨击了君主专制下的封建法制，认为封建法制是“非法之法”，是“一家之法”，是祸乱之根源。他提出应该建立“天下之法”来取代“一家之法”，并强调“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有了好的法制不怕没有好的治理者，否则“非法之治”只能“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经不胜其福挽嫌疑之顾盼”。黄宗羲这些论述已包含有法治思想的萌芽。
在思想文化领域，黄宗羲强调突出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原则，他以满腔的愤怒谴责了长期以来禁锢人民思想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他明确指出：“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向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表示了公开的抗争。黄宗羲这种鄙弃日趋僵化的“一定之说”而诉诸“殊途百虑之学”的思想见解，反映着明清之际知识分子渴望思想学术自由、个性解放、探索真理的一种理性追求。具有积极的思想启蒙意义。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黄宗羲有的思想不免有些虚幻，如他为实现“天下安富”，意欲恢复上古的井田制，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也有些思想并不可取，如在提倡“工商皆本”的同时，却将“机坊”这种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新事物，视为“奇技淫巧”，列为禁止的对象。但这些并不足以掩盖《明夷待访录》作为一部启蒙主义文献的光辉。黄宗羲之杰出就在于他思想的深刻和敏锐。他超出了当时一般明遗民因为眷怀故国而研究明亡清兴之故的治学目的，也超出了传统儒家对无道君主的批判范畴。他的思想已突破传统的政治框架，开启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先河。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今天所见到的《明夷待访录》已非全本，当初刻印时，因封建专制的严酷，已有删削。书出之后，在清代长期被列为禁书，直至清末梁启超等人倡导变法改良，才将其作为宣传民主思想的重要文献广泛传播，使之焕发了光彩。
第六部分《古文观止》观不止——吴楚材、吴调侯
真是好书不厌百回读，随着岁月的消逝，由当日的不能甚解到若有所得，由强记死背到豁然而悟……直到今天，这些前人集智慧的大成的好书，始终引导我，鼓励我！是良师，更是益友！……让我一生都将受用不尽！我常常想：中国人拥有这样巨大的智慧宝库，实在应该引起全民共识，去珍惜研究！
———台湾著名画家、作家梁丹丰评《古文观止》
清代康熙年间文人吴楚材、吴调侯联手选评的12卷《古文观止》，自其行世以后，翕然风靡，为人乐道，其影响深远。
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学者陈文良先生系统地考察了《古文观止》长盛不衰的技术因素。他提出，首先是编者为该书所选的文章，全部是经受了时间检验和文人衡定的“名篇”。所谓“名篇”，起码是经过宋、元、明、清，特别是明代至清初数百年间许多知识分子、读者、编选者、书坊出版者所共同筛选认可的作品，而不是受某些人主观认识支配的产物。第二，编辑选本必须在容量方面照顾到多数读者能够通读，中型选本最容易流行的原因就在于此。第三，作为普及性选本，入选的每一篇分量不能太重，以便读者一次起码能读一篇。《古文观止》所采用的就是这种编选方针，对有些篇目采用了“节选”的办法，这也是它成功之处。第四，从内容和艺术风格上说，必须带有较广泛的实用性。《古文观止》的入选篇目大多条理明晰，辞藻华丽，可以供科举士子揣摩、仿作，特别是用到对策和日常应酬性文章中去。
“康熙二吴”的《古文观止》约编成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以前。此书没有叙述其成书渊源和选评例则，只有其族先辈吴兴祚写的序，据吴兴祚说，楚材“天性孝友，潜心力学，工举业”。调侯为人“奇伟倜傥，敦尚气谊”。序中交代了成书的因由：“今年（康熙三十四年）春，……二子寄余《古文观止》一编。阅其选，简而赅，评注详而不繁，其审音辨字，无不精切而确当。批阅数过，觉向时之所阙如者，今则冁然喜矣。以此正蒙养而裨后学，阙功岂浅鲜哉！亟命付诸梨枣，而为数语，以弁其首。”因为有了这样的因缘，我们今天才得以获读该编，否则恐怕早已湮没绝灭于乡野之间了。
《古文观止》全编12卷，选材上起东周，以《左传·郑伯克段于鄙》一篇首领全书；下迄明末，以张溥写于明天启七年（1627年）的《五人墓碑记》押卷。先后以“周文”（卷1至卷3）、“秦文”（卷4）、“汉文”（卷5至卷6）、“六朝、唐文”（卷7至卷8）、“唐、宋文”（卷9至卷11）、“明文”（卷12）为序次，凡选入220篇，各体各派略备，繁简选辑颇当，评点注释适中，长期被人们作为浏览中国传统散文的规范读本。流播所及，脍炙人口，鞠育了近300年间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子。
《古文观止》中的选文和评点共同体现了二吴的思想倾向和审美观念，形成二吴选、评古文的几条原则。首先以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准则，首篇《郑伯克段于鄙》以孝涕为中心对郑庄公和共叔段兄弟倾轧进行批讽；次篇《周郑交质》以信与礼为旨，讥讽周平王与郑庄公互相交换人质以取信于对方，却不以信礼为本，反致关系恶化。《古文观止》如是开场，鲜明地表现了二吴的道德好尚是儒家的道德。其次是以人的真情真性为原则，二吴多选体现作者真性情的散文，自己常常为之感动，使其评点也能感人至深。他们说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二吴以自我的性情感受所选的文章，也是希望以所选的文章去打动别人的。再次是以文章的婉转奇妙、意韵深厚为准则。二吴好文章的奇妙，如韩愈的《祭鳄鱼文》、苏轼的《方山子传》、刘基的《卖柑者言》都是作意出奇之文，令人读来顿生诧异。而且二吴所选文章不在乎篇幅的长短，如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他们评说“文不满百字，而抑扬吞吐，曲尽其妙”。真所谓能文者善品文啊。
《古文观止》在选目上到明清之季嘎然而止的缺憾，给人们意犹未尽之感。要阅读明清之交以迄后来的散文，就只得另外披沙沥金了。20世纪20年代初，王文濡从“数百名家、数千佳文”之中淘选170余篇，编为《续古文观止》，1924年印行于世。此书在选目上扩大到了为吴本所不重视的论、说、序、跋、记、赞和墓志、碑祭文等普通文体，以便于读者举一反三；对于入选文章的作者，一一简介其生平于卷首，以帮助读者知人论文；此外，王氏还大胆地将当时在世的大家名构一并采入。王文濡自己在《凡例》中声明：“本编继吴氏而编，故名《续古文观止》。凡已读《古文观止》者，得此编斯成完璧。”
第六部分清末谴责小说
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蚊；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章》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
———《老残游记》
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失利、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这一系列巨大的变故，小说界出现了大量抨击时政、揭露官场阴暗与丑恶的作品，文学史上把它们别称为“谴责小说”，代表作家有李宝嘉、吴沃尧、刘鹗、曾朴。
李宝嘉（公元1867年—1906年）字伯元，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少有才名，擅长诗赋和八股文，曾以第一名考取秀才，却始终考取不了中举，先后在上海创办了《指南报》、《游戏报》、《世界繁华报》几种报纸。除了《官场现形记》，李宝嘉还作有《文明小史》、《活地狱》等长篇小说和《庚子国变弹词》。《官场现形记》是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共60回，作于1901年，书未完稿作者就病故，最后一小部分是由他的朋友补缀而成。小说的结构由一系列彼此独立的人物故事联缀而成，“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书中写到的官，各种身份进阶，文的武的，无所不包。凡是沾一个“官”字，作者都叫他们显出丑陋原形。
吴沃尧（公元1866年—1910年）字趼人，广东南海人，因家居佛山，自号“我佛山人”。他出身于一个衰落的仕宦人家，20多岁时到上海，常为报纸撰文，后与周桂笙等创办《月月小说》，并自任主笔。他所作小说，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为有名，此外还有《痛史》、《九命奇冤》、《电术奇谈》、《劫余灰》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共108回，全书于1909年完成。小说以“九死一生”为主角，描写他自1884年中法战争以来所见所闻的各种怪现状。吴沃尧性格强毅而多愤世之慨，文笔尖锐，但是“伤于溢恶，言违真实”。鲁迅批评这部小说“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全书用第一人称叙述，为过去的长篇小说所未见。
刘鹗（公元1857年—1909年）字铁云，江苏丹徒人。出身于官僚家庭，既受过儒家教育，又对“西学”感兴趣，懂得数学、水利、医学，当过医生和商人。后因治理黄河有功，官至知府。他的思想与洋务派接近，曾从事过铁路、矿藏、运输等洋务实业活动，后谪徙新疆而死。《老残游记》20回，署名“洪都百炼生”。全书为游记式的写法，以“老残”行医各地的所见所闻，串联一系列的故事，描绘出社会政治的情状。刘鹗坚决反对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指斥“北拳（指义和团）南革（指革命党）”为国家之祸害，认为只有提倡科学、振兴实业。《老残游记》与一般谴责小说不同，它揭露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