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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指革命党）”为国家之祸害，认为只有提倡科学、振兴实业。《老残游记》与一般谴责小说不同，它揭露官僚的罪恶，对象主要是“清官”：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
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睹，不知凡几矣。试观徐桐、李秉衡，其显然者也。
徐桐、李秉衡均是清末顽固派的代表人物，作者特地提出这两个与小说本身并无关系的人物来，可以看出他揭露“清官”是别有用意的。《老残游记》作者的文化素养很高，小说中许多片断，都可以当作优秀的散文来读。如写大明湖的风景、桃花山的月夜、黄河的冰雪、黑妞和白妞的说书等，文字简洁流畅，描写鲜明生动，为同时的小说所不及，增加了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
曾朴（公元1872年—1935年）字孟朴，江苏常熟人，光绪举人，曾入同文馆学法文，对西方文化尤其法国文学有较深的了解，翻译过雨果等人的作品。他曾参加康、梁变法，辛亥革命后进入政界，做过江苏省财政厅长。曾朴一生著作丰富，而以小说《孽海花》最著名。此书初印本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后者是曾朴的笔名，前者是其友人金松岑的笔名。《孽海花》主要描写清末同治初年到甲午战争30年上层社会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以展现这一时期政治、外交及社会的各种情态。曾朴的生活年代较迟，较多接受了西方思想，在政治倾向上赞成革命。小说中人物大多以现实人物为原型，如金雯青为洪钧，傅彩云为赛金花，威毅伯为李鸿章，梁超如为梁启超等等，还有一些则直接用原名。作者说，他要反映的是“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中“文化的推移”、“政治的变动”等种种现象。《孽海花》的结构，是以状元金雯青与名妓傅彩云的故事为全书线索，串联其他人物的活动。结合文人与妓女的“浪漫”生活，与权势人物的政治活动及琐闻轶事，可以说它是狎妓小说与谴责小说的合流。曾朴出身名门，一生交游极广，在广泛地反映那些上层文人在国家危亡之际犹自争名夺利、风雅自赏，而全无救亡图治的热情与才能这一点上，他的小说比较成功。譬如状元出身任外交使节的金雯青，自命懂得历史舆地之学，却以重价购得一幅错误的中俄交界地图，断送了国家800里土地。
《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合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这类小说顺应时俗所需，和现实政治、大众需求关系紧密，反映了清末政治的腐朽面貌与社会大众的厌恶心理，而小说之间思想倾向的变化也反映出清末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化。然而，谴责小说或多或少都有夸张失实的毛病，它所反映出的只是一种变形的镜像。
第六部分中国翻译第一人———严复
小之极于阳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隐之则神思智识之所以圣狂，显之则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言其要道，皆可一言蔽之，曰“天演”是已。
———严复
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
———本杰明·史华兹
1895年甲午战争，天朝帝国败于一个曾经惟中华是尊的小小岛国，晚清的士大夫才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传统的制度和知识谱系不再足以应对严峻的现实。在士大夫心理严重受挫的背景下，如何重构新的世界观与知识系统，进而为制度改革创造理论前提，成为迫切的任务。严复通过对斯宾塞、赫胥黎、穆勒和斯密等人的著作的翻译和评注，以进化论与现代科学方法为基础建立了一整套新的世界观，有力地回应了中国人的内心焦虑与时代的挑战。
严复（公元1854年—1921年）初名体乾、传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又易名复，字几道，晚号愈野老人，别号尊疑，又署天演哲学家。福建福州人。特赐文科进士出身，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1866年以第一名考入马尾船政学堂，五年后以最佳成绩毕业并上军舰实习。1877年以首批海军留学生的身份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在英国期间除学习专业外，还精心研习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著作，并到英国法庭考察审判，作中西异同比较。归国后任福建船政学堂教习，第二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会办、总办。
甲午战败后严复感于时事弥艰，开始致力译著，并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政论，力主变法图强，以西方科学取代八股文章。二十二年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次年又与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二十四年九月，又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极力倡导维新变法；同年，他翻译的第一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天演论》正式出版。至1909年，先后又译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西方名著，达160多万字。他的著述有《严几道文集》、《愈懋堂诗集》及《严译名著丛刊》等。
严复是近代中国系统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第一人。通过翻译《天演论》，将达尔文进化论带到中国，并使之超越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范畴而具有了世界观的社会意义。又通过翻译《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将逻辑归纳法和演绎法介绍到中国，其中对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尤为重视。并将之与陈、朱学派的“道问学”相印证，而猛烈抨击陆、王学派的“心性之说”。严复的翻译，创造性地启用很多几乎死亡的中国古典文字，比如：天演、自繇、内籀、公理、群学、储能、效实，以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等，从而在西方的新式理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建立起一种既紧张又内在的相关性。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中，他其实更关注的不是生物的演化历史以及人类在生物圈中的位置，而是“群”（也即社会）的进化理论。他通过翻译和其中的注释，在反思社会进化论的理论中思考作为不得不处于弱势的中国社会如何在世界中自处和自持。甚或，严复不仅不曾全盘接受西方理论，并且还试图重新纳入中国的传统资源中去吸纳它们。换句话说，严复从来不曾认为中国的自身资源是必须摒弃的。严复在为《天演论》和《穆勒名学》所做的序文和按语中，曾用《易》理阐西学。人们多半以古代佛经翻译的“格义”说作为解释，似乎这仅仅是一个解释的技术或工具的问题。但学术史家钱基博在1936年的《经学通志》中却不这样看，他把严复作为晚清经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赫然列之于“易学家”之列，而且将《天演论》作为其中的代表作品。如果理解了这里所揭示的严复翻译的内在旨趣，就不难理解严复为何到了晚年变得“保守”了，参与发起孔教会，极力主张尊孔读经。
对于西方的学术界来说，严复也不乏特殊的意义。本杰明·史华兹的杰出著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认为，“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在为本杰明·史华兹的著作所做的序文中，路易斯·哈茨发挥作者的观点说：“严复认为，除开西方作者们所说的诸多的‘个人主义’或‘放任主义’而外，‘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体现了欧洲走向近代化的运动，而这一主题所以尚未为西方评论家特别关注，显然是因为它常常是被通过其他观念加以表达的。但今天，西方已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种新的境况，卷入了许多明显在经历‘近代历史’的国家的事务中，这必将使处在新境况中的西方对自己思想史上的这些问题作一回顾。严复的看法，在极大程度上，很可能最终会成为我们的看法。”
在现今各种西方理论盛行的时代中，重新发现严复等这些率先引进西方理论的人们的行为模式与志趣，将有益于我们继续思考作为一个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将如何自处与自持。
第六部分在烈火中翱翔的凤凰——郭沫若
“五四”时期的青年，“心里只塞满了叫不出的苦，喊不尽的哀。他们的心也快塞破了。忽地一个人用海涛的音调，雷霆的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
———闻一多
诗人的心境如同一湾清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如一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都活动在里面。这风便是直觉、灵感。
———郭沫若
80多年前，一个诗人的灵魂被艺术女神所掳掠、折磨，他处于时代诗歌创作的巅峰，如同19世纪俄罗斯的伟大文学家、哲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不能自己。《女神》是这一时期诗人的心血结晶。他自己说，写《女神》中的那些代表性诗作时，他如同奔马，冲动得不得了，写完后如死海豚；灵感来时，激动得连笔都抓不住，浑身发烧发冷。他属于天才型或文艺型心理素质。这种素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他的文艺观也是追崇天才、灵感、直觉的，所以他总认为诗是写出来的，并非做出来的。
他就是郭沫若。
郭沫若（公元1892年—1978年）， 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原名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四川乐山人。郭沫若一生无论是从事文学创作、史学研究，还是从事实际的社会活动，他的人生目标都是一个，即兼济天下。很少有现代中国作家能够像郭沫若那样具有如此的雄伟抱负，更很少有现代中国作家能够像郭沫若那样倾尽全力去实现这种抱负。郭沫若从事文学创作伊始，曾提倡过“为艺术而艺术”，但就是在那时，他也从未忘怀过社会人生，从未忘怀过试图用文学来“使生活美化”、“唤醒社会”的使命。郭沫若的代表作《女神》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它出版于1921年8月，全诗共三辑，以第三辑最为重要。他的许多代表诗篇皆出于此，如《凤凰涅槃》、《天狗》、《炉中煤》、《匪徒颂》等。
《女神》所表达的思想内容，首先是“五四”狂飙突进时代改造旧世界、冲击封建藩篱的要求。主人公以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叛逆者形象出现，要求打破一切封建枷锁，歌唱一切破坏者。其次，是对祖国深情的热爱和对美好明天的憧憬。诗中歌唱太阳、光明、希望，处处洋溢着积极进取的欲望。
郭沫若诗歌风格的形成受到美国诗人惠特曼《草叶集》巨大的影响。当郭沫若接触《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那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以致使郭沫若“那时候差不多是狂了；”尤其是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风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他彻底地为“惠特曼那雄浑的豪放宏朗的调子所动了”。
《女神》在艺术上取得了新诗最辉煌的成就，它是“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瑰丽奇峰。《女神》的格式追求“绝对自由，绝对自主”，而不受任何一种格式的束缚。它的形式自由多变，依感情的变化自然地形成“情绪的节奏”。《女神》的浪漫主义特征主要表现在：诗中采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并常借助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表达感情。《女神》的诗风多豪壮、雄健、颇具阳刚之美。郭沫若的诗可以说是新诗中豪放的先驱，但同时，他也有许多清丽婉约之作。
郭沫若属天才型，或文艺型性格，热情、冲动、活跃、多变是重要特点。这从其创作返观，都可证明。郭沫若性情冲动，在文艺观上也很追慕天才式的冲动与灵感。《女神》中许多激情的篇什都是在这样冲动的心理状态中依靠灵感去构思，所以充溢着情绪流与奇丽多彩的想像，不一定深刻，却真切感人；虽然粗糙，却更显坦诚，郭沫若这种心理素质是非常适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
就《女神》而言，其中许多诗在当代人看起来的确写得有些袒露、散漫，如果脱离了特定的时代，不了解正是这种极端个人化的、粗糙的诗风，容易冲破传统的禁锢，引发叛逆的、痛快淋漓的情感宣泄，容易释放“五四”当年“新人类”渴求个性解放的能量，那么就不可能很好地领会《女神》的价值和那不可重复的时代审美特色。当然，由于郭沫若的部分诗作太贴近时代，而今事过境迁，不再有“五四”那样的新鲜、上进而又暴躁凌厉的“气”，不再有“社会青春期”的特殊氛围，所以我们今天比较难进入《女神》的境界。
或许我们可以说，郭沫若的《女神》在文学史中的价值要大于其本身文学的价值。
第六部分雾幕沉沉开子夜———茅盾
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喷薄，不可控搏。而其细微处复能婉委多姿，殊为难能可贵。
———吴宓
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瞿秋白《〈子夜〉与国货年》
《子夜》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茅盾（公元1896年—1981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初版印行之时（公元1933年）即引起强烈反响。瞿秋白曾撰文评论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子夜）和国货年》）。历史的发展证实了瞿秋白的预言。半个多世纪以来，《子夜》不仅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且被译成英、德、俄、日等十几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日本著名文学研究家筱田一士在推荐10部20世纪世界文学巨著时，便选择了《子夜》，认为这是一部可以与《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媲美的杰作。
茅盾，原名沈雁冰，中国新文学的长篇小说成就，主要体现在茅盾的《子夜》创作上。除长篇《子夜》之外，还有由《幻灭》、《动摇》、《追求》3个略带连续性的中篇组成的《蚀》，以及短篇小说《春蚕》、《林家铺子》（也有人把这两篇视为中篇小说）。
《子夜》这部长篇围绕着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买办赵伯韬之间的尖锐矛盾，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反动当局镇压和破坏人民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掮客的活动，中小民族工业被吞并，公债场上惊心动魄的斗法，各色地主的行径，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各种矛盾……通过这些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艺术地再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风云，反映了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风貌，充分表现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极大关注和捕捉巨大课题反映社会时代的卓越能力。
悲剧英雄吴荪甫，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茅盾先生的代表作《子夜》中的主人公。《子夜》是我国小说史上为数不多的以城市为描写题材的力作，它力图全方位展现一幅3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图。吴荪甫是民族资本家的代表，热衷于发展民族工业，不同于以帝国主义为后台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吴荪甫是30年代中国民族工业中的精英人物。但吴荪甫所处的时代，已不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而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时代和现实环境条件，不可能使他演出一出才智横溢、充满光华的历史正剧，他要发展民族工业的理想，只有在人民革命洗刷了山河后才有可能实现。而他所处的与人民革命的潮流相违背的立场，决定了他必然要陷于悲剧的结局；事实上从这个人物的经历、遭遇、结局来看，无疑是属于悲剧范畴的。
茅盾表现这个悲剧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也不像一般英雄悲剧那样，直接展示悲剧人物的性格，而是从各个层面展示主人公复杂的性格。作家十分自觉地把吴荪甫置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加以刻画，表现他与买办资本家赵伯韬的关系、与工人的关系、与中小资本家朱吟秋的关系，围绕上述三方面的主要社会关系，又展示了更为错综复杂的关系。
茅盾擅长以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往往通过细密入微的剖析来揭示人物的潜意识活动；同时，把交代情节，抒发感情，描写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