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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内涵和特点
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标准不是根据某个国家或某类国家的阶级属性进行的，而是依据每个或每类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处在什么样的经济地位，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来确定的。经济力量强大而企图称霸世界的是第一世界，经济力量次之的中间势力为第二世界，维护世界和平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属于第三世界。可见，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具有特定的内涵和鲜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975年毛泽东会见第二次访华的尼克松一是毛泽东在把美国和苏联并列为第一世界的同时，指出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是重点。把美苏并列称之为第一世界，不仅仅是由于这两家“原子弹多，也比较富裕”，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两个超级大国都企图称霸世界，并在世界各地争夺霸权的斗争中构成了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在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中，反对美苏并不是平均使用力量。从当时的情况看，由于过去美国伸手过长，实力相对削弱，处于守势。而苏联的霸权主义已取代美国，处于进攻的地位，构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所以，中国在反对美苏争霸的过程中，抓住主要矛盾，重点是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美国就成为一支可以利用乃至联合的力量，于是促进了中美关系的改善。
二是把第二世界看做是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一些国家一直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殖民主义关系，但又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或欺负。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摆脱超级大国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是中国在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毛泽东一贯重视对敌斗争中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明确提出，要争取他们，如英国、法国、西德等。中国对第二世界的积极评价，扩大了中国同西方国家的联系，增进了相互了解，为后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是强调第三世界是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主力军。第三世界这个概念并不是由毛泽东首创的，但在以往的第三世界的定义中，往往被看做是美国和苏联之间一种微不足道的和被动的力量，而毛泽东则赋予第三世界以全新的积极意义。在毛泽东看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虽然较穷，经济不够发达，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艰巨任务。但它们并不是一种可以任人宰割的力量，它们不仅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的威力，而且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力量，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主力军。毛泽东十分重视第三世界内部的团结，认为彼此有争端的第三世界国家，要以大局为重，求同存异，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各自的矛盾和分歧。没有团结，第三世界就只能是一盘散沙，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毛泽东关于第三世界的理论，确定了中国外交的立足点，同时也提高了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威信。
四是强调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毛泽东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对外政策中的根本利益与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必须坚决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同它们一道进行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同时，由于中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历史上有过相似的遭遇，所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能站到第三世界的对立面去，尤其不能成为骑在它们头上作威作福的超级大国。毛泽东一再告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我国现在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不能与大国富国比，只能与一些较穷的国家在一起，居于第三世界；即使将来富强了，也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团结谁、联合谁、主要孤立谁的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是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第3节 执政条件下的党的建设
一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建设的重要性
1．执政党建设关系到能否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建党思想，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如果往前追溯，可以说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萌芽于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提出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正式形成于八大，后在曲折中发展。它是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毛泽东建党思想在执政条件下的正确运用和新的发展，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就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实现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所提出的正确理论观点和所作的经验总结，它在许多方面发展了列宁创建的执政党建设思想。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基于毛泽东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建设重要性的深刻洞悉上的。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在思考共产党执政后能否保持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先进性的问题。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因为胜利而骄傲、生活腐化，于1645年陷于失败的惨痛历史教训。毛泽东对此文极为重视，他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8页。）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信，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做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页。）
1945年7月4日，黄炎培等应邀到毛泽东家做客。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难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的话引起了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的极端重要性的深层思考，他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2．执政党必须增强执政意识，明确自己的主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夺取政权并借助于国家政权，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列宁对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实行领导的问题也有过不少论述。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的核心是执掌国家政权。他不止一次地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把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还是摆脱或者削弱党的领导，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区别大是大非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并在多种场合批驳了否定党的领导的言论，极大地增强了全党的执政意识。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首要的任务是领导全国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毛泽东认为，党的领导作用最终必须体现在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上。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初步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路。稍后，党的八大提出了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正确路线。以此为出发点，毛泽东多次提出，党不但要善于领导政治、军事、文化、外交，还要善于领导经济建设。执政党只有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才能承担起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重任。
二 牢记“两个务必”，加强执政党建设
1．执政党要牢记“两个务必”，防止和反对腐败
对于执政党来说，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腐化变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会不会腐化变质，重蹈历代封建王朝、农民起义领袖的覆辙，这是毛泽东在抗战后期就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1949年，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创业不易、守业更难这个严肃的问题，谆谆告诫全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把拒腐防变的方针付诸实践，领导全党成功地进行了“三反”、整党整风运动。毛泽东强调，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提高他们拒腐防变的意识，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认为，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他把整党整风作为反腐败的重要手段，并且把整风方式推广到国家机关，把党风建设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从而使整党整风成为防治腐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这是毛泽东关于整风的理论在执政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还认为，如果一个时期某种腐败现象表现得比较突出，比较严重，还需要及时开展专项斗争，他亲自领导的“三反”运动就是一场典型的反腐败的专项斗争。毛泽东强调，反腐败必须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他亲自决定查处了新中国第一大案，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他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严于自律。他还要求限制干部的高薪和特权，以避免干部从生活上的奢侈腐化导致政治上的堕落。毛泽东强调，在反腐败斗争中既要充分发扬民主，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又要严格掌握政策，坚决依法办事。
2．执政党必须坚持团结统一，接受双重监督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他对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提出了健全民主集中制的目标。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2页。）
按照这个思路，他在同年7月写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些思想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大发展，是对执政党坚持民主集中制提出的更高要求。
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注意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即反对分散主义和过分的中央集权。他要求党的高级干部摆正个人与群众、个人与党、个人与党的领导集体的关系。党的八大特别强调，要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把党的民主生活提到更高的水平。毛泽东认为，要避免违反民主集中制的两种错误倾向的发生，最根本的是要在全党进行民主集中制的教育，提高党员、干部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
接受来自党内和党外的双重监督，是保证党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的重要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监督，一直成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经常思考的重大问题。
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鉴于高岗、饶漱石事件的教训，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第一次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着重论述了加强党内外监督的重要性，指出为了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除了必要的思想教育外，还要从党的制度和国家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进行严格的监督。他明确指出：“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
3．执政党必须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20世纪50年代，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对干部提出了加强学习、努力做到又红又专的要求。随着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正式提出和付诸实施，毛泽东对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投入了极大的精力。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一系列重要会议上，将防止修正主义与防止“和平演变”联系起来，提出了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批判修正主义思潮，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措施。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关于讨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之一就是关于接班人的问题。这次谈话精神，后来经过充实，写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主要内容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