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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况，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8～849页。）在毛泽东看来，增强综合国力，不仅包括增强经济力和军事力，而且包括增强中华民族的组织力，凝聚力。要团结海内外一切爱国人士，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实现“中国人民的大团结”，才会有真正强大的国防。
二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1．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一直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分裂的主张。早在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提出“划江而治”主张时，毛泽东就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决不在中国搞“南北朝”，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
新中国的建立，使祖国大陆重新实现了统一，但台、港、澳地区却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成为有待解决的遗留问题。对此，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制定了相应的方针政策，始终不渝地以祖国统一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不断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
在台湾问题上，我党和毛泽东提出了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
主张。
在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确定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一是因当时中国共产党把台湾看做是全国解放战争未完成的任务；二是因为1950年6月，美国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的同时，公开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三是因为台湾当局与美国政府秘密谈判，策划所谓“共同安全双边条约”，并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因此，我们当时的对台政策基本上是武力解决，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20世纪50年代，在国际紧张对峙的局面有所缓和，祖国建设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在台湾问题因美国武装干涉而复杂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适时地调整了自己的对台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和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建议。
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阐明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时指出：中国人民有权用一切方式，包括不排除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明确表示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曾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方式：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首次表示愿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4月，毛泽东又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政策。毛泽东还托人向蒋介石传话，希望他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实现与祖国大陆的统一。
至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初步设想，并通过各种渠道转达给台湾当局。其基本精神是：台湾只要断绝同美国的关系，与祖国大陆和平统一，“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可派特务来大陆破坏，我们也不派人去破坏，双方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实际上是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就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这是不可动摇的重要的前提。“四目”就是：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介石决定；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俟条件成熟后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然而由于外国势力干预等原因，和平统一台湾的主张未能付诸实践。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毛泽东同尼克松这次改变中美关系的历史性会谈中，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台湾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1974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里会见英国首相希思时，不无遗憾地对希思说：中国统一这件事情，我恐怕看不到了。他指着一旁的邓小平说：这是他们的事了。毛泽东未能看到祖国统一，他把实现这愿望的任务交给了邓小平。
2．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基本主张
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我党和毛泽东提出了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以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主张。
香港、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鸦片战争后的1842年、1860年和1898年，英国先后三次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夺取了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地区。其中，前两地为割占，新界地区为租借，租期为99年，1997年6月30日期满。对于这三个不平等条约，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历届政府均采取不承认的立场。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借口晾晒被水浸的货物用欺骗的手法取得了在澳门的居住权。1887年，葡萄牙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葡友好通商条约》，取得了对澳门的管理权。1928年，中国政府曾通知葡萄牙政府，决定中止这一不平等条约，但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无法收回澳门。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拟定建国后的大政方针时就已经确定：在原则立场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在实施步骤上，要按问题的性质和具体情况分别处理，以对我有利为主；在方针政策上，必须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战略上始终处于主动地位。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政府曾发表多次声明，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香港、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国将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毛泽东从东西方斗争的战略需要出发，为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不搞四面出击，主张对香港、澳门暂不收回，维持现状，不使香港成为远东地区的另一个热点，保持与英国的对话关系，保留香港这条与西方国家联系的通道，突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毛泽东认为，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对大局有利。正是从这一战略考虑，中国人民解放军奉中央军委命令，于1949年10月在粤港边防止步，以实际行动向世人表明，新中国政府无意用武力改变香港现状。这是富有远见的重大战略决策。
1957年，周恩来曾提出对香港、澳门问题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1963年，毛泽东针对外国人责难我国的香港、澳门政策，曾明确表示：英国在香港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十分容易，但香港大部分是租借的，根据条约还有34年到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对于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当时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
1972年10月，周恩来在同英国客人路易·海伦谈到香港前途时说，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的政策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的。这实际上已表明，尽管中国政府对解决香港问题仍可能作必要的等待，但1997年将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期限，而且将采用和平稳定的方式。可见，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进程，凝结着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坚定意志和深谋远虑。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主张，到20世纪末终于在邓小平、江泽民的领导下，得到圆满的实现。
第2节 新中国的外交方针与国际战略
一 新中国的外交方针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新中国的外交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百余年的屈辱外交史，实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夙愿。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自由，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形成了当代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旧中国的外交史是一部充满了屈辱和灾难的历史，为了从根本上划清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界限，捍卫国家的独立和尊严，毛泽东于1949年春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方针。
“另起炉灶”，就是彻底否定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外交关系，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的束缚，而要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这一方面表明中国政府不承认过去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具有继承性，也不承认国民党政府驻外机构和驻外人员具有合法的地位；另一方面，向世界各国表明了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愿意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良好愿望。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在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控制权及其影响之后，再让这些国家的客人进来。对于这一策略的内容，毛泽东在1949年2月初同米高扬谈话时作了这样的说明。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做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子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把这些脏东西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
“一边倒”，就是坚定不移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方针，他告诫人们：“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毛泽东认为，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不仅能使我们保障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战争不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更有利于废除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旧有条约，迫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并无条件地承认中国。可见，“一边倒”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巩固和建设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一项重大决策。
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外交方针，从根本上回答了新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即怎样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新的对外关系，怎样有步骤地清除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以及处理同他们的关系，对我国在新的基础上创建新型对外关系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思想和我国外交的根本立场及出发点是：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尊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
为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和国际新型秩序的准则，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毛泽东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当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各个国家的事务应当由各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解决，任何外国都无任何干涉他国事务的权力。这是制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依据。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阐述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对外政策时，曾多次提出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为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声明中就明确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1页。）同年6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讲话：“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同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的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6页。）毛泽东在这些场合多次提及的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的主张，为后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了基础。
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会见来北京参加谈判的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印度方面对此表示赞同，这五项原则正式写入了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随后，在1954年的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把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后来，周恩来又在1955年亚非会议上的发言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后定型，并且有了科学、完整的表述。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和平外交方针的具体体现，它不仅适用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而且适用于处理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化解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毛泽东指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们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周恩来强调，这五项原则可以适用于全亚洲，甚至全世界各国，五项原则的广泛适用，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并且将有助于创造和扩大和平地区，从而减少战争的可能，加强全世界的和平事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党和国家对世界和平事业的突出贡献，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 团结反霸与“三个世界”理论
1．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形成
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世界局势动荡，中国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公开的和潜在的威胁和压力，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时，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利益，维护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逐渐形成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早在1946年8月，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就提出了“中间地带”的观点，认为在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依据这个思想确定了自己的外交战略：为了对付最主要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仅要依靠和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要争取和联合处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甚至包括英、法等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新兴的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逐步成为一股联合的独立政治力量，并登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20世纪60年代不结盟运动的诞生，以“七十七国集团”为代表的一系列发展中国家国际性组织的成立，标志着第三世界这一力量的形成。它越来越多地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既不依附于美国，也不从属于苏联的独立的外交路线，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对峙的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了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并成了世界反霸的主力军。
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出现的另一个新情况是，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逐步激化。苏联的霸权主义成为威胁中国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政府在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同一大批亚、非、拉民族独立的国家和欧洲、大洋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毛泽东通过对国际格局新变化的长期观察和深入分析，于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全面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即：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日本外）、非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