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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坚信，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1961年，毛泽东会见来华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蒙哥马利赞扬中国再过五十年就了不起了，毛泽东则明确回答在中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需要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此后，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提出的这一很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对于我们此后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邓小平在解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曾说，所谓“初级阶段”，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不发达阶段”。
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实现现代化，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孜孜追求的理想。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开始构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1954年9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要在中国“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 由于交通运输可以包括在工业里，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改变了这个表述，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至此，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已明确提出。1964年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庄严宣告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
毛泽东为什么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就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从历史的角度看，提出这个宏伟目标，既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追赶世界现代化先进潮流的历史要求，又反映了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规律；从现实的角度看，提出这个宏伟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从未来的角度看，提出这一宏伟目标，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以及中国对人类作出的贡献。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根据毛泽东等同志的意见，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的长远规划时，又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设想：第一步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是全面实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也没有放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重申了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报告中提出的分两步走，在20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9页。）
我党和毛泽东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为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材料和历史经验，事实上我国现在确定的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和“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就是以此为基础而制定的。
第2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
一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1．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建设的速度、规模以及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如何协调，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问题。随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各地各部门纷纷要求提前完成原定计划指标，甚至提出“提前实现工业化”的违反科学精神的冒进情绪和行为。为了组织好生产建设，制定切实可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周恩来、刘少奇等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和反对冒进，提出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等许多有关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
周恩来在中共八大的报告中，总结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及其经验和教训，就党在领导经济建设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例如，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行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协调发展，等等。中共八大接受了周恩来报告的基本总结，并把是年5月中央会议上提出的我国经济发展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作为今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
中共八大的有关决议指出：由于我国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发挥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我们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如果对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这些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共八大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倾向。中共八大前后的反冒进，使党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保证了此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2．制定经济计划必须搞好综合平衡
搞好综合平衡是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指导思想。毛泽东、陈云等对此作过多方面的论述。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陈云对此作了进一步说明，明确提出：“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一部机器，只要缺一部分配件，即使其他东西都有了，还是开不动。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搞好综合平衡，最重要的是从全局的观点出发，从人民的需要出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周恩来曾用一副对联对此作了形象说明：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1957年1月，陈云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提出了要实现物资、财政、信贷三大平衡的著名论点。物资、财政、信贷之间的平衡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中最基本的平衡关系之一。搞好这三方面的综合平衡，就能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陈云还提出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的重要论断。“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陈云说，一定要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这样做，生产就可以协调，生产出来的东西就能够配套。相反，按长线搞平衡，就是不能平衡。按短线进行综合平衡制定计划指标后，长线怎么办？一种办法是继续生产；另一种方法是，现在需要的，或者虽然需要但不是急需的，就可以停下来，生产更急需的东西。
1957年1月，陈云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的著名观点。他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6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陈云在这里所说的建设规模是指基本建设规模；所说的财力、物力，是指投资和机器设备、原材料、消费物资、外汇这四个方面。他指出，为了防止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必须寻找一些制约的办法。陈云提出：第一，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节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第二，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在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剩余的部分用于基本建设，避免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挤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第三，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第四，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第五，注意农业对经济建设规模的约束力。
陈云的这些重要思想，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20世纪60年代初进行的经济调整工作，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 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主体和基础，中国工业化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开始的。
还在抗日战争时期，1944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和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就强调：“对于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用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页。）
新中国建立后，1952年底，毛泽东开始酝酿制定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将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列，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如何实现工业化，却是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崭新历史课题。
在毛泽东看来，要在中国实现工业化，首先必须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在中共八大前后至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借鉴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正确地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没有重工业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中国的工业化。但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他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毛泽东辩证地分析了发展农业、轻工业与发展重工业的关系，已经有了农业是重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的思想。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他从农业关系到5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关系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农产品是主要出口物资、农业是积累的主要来源等6个方面讲述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科学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48～549页。） 一个月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提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加以论述。他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6页。）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提出将重、轻、农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次序颠倒过来，改为农、轻、重。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通过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三 经济体制和管理制度改革的初步探索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同时，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过于急促和粗糙，也遗留下许多问题，需要党逐步地加以解决。这主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已经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有没有必要成为惟一的经济成分；可不可以有限度地保留一部分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调节的作用还要不要发挥，如何发挥；如何发挥中央、地方各级和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客观形势要求党根据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根据人民群众的意愿，进行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整和改革。
第一，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三个主体，三个补充”。
在中共八大上，陈云作了题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的新问题》的发言，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
陈云的这个设想，不仅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了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而且涉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涉及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合法存在并充分发挥其作用的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开始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传统观点有了新的认识。
第二，调整经济关系的新思路：“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与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
中共八大以后，国内自由市场明显活跃，个体工商户显著增加，既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增加了市场的供应量，又扩大了就业人数，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利无害。针对在个体户增加的同时，出现了少数自发经营的规模较大的工商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