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飧霰鹞扪≡竦难濉！八樟慕裉欤褪俏颐堑拿魈臁保晌笔敝泄髯迦嗣竦睦硐胱非蠛头芏纺勘辍�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这样说过：“我们搞革命有经验，但建设没有经验，还须硬搬一部分苏联的经验，……因为我们不向苏联学向谁学呢？”（郑谦等著：《晚年岁月—1956年后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苏联“老大哥”固然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可资模仿的样板。建国初期中国从苏联学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五”计划期间，正是在这种体制的组织下，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了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初步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体现了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然而，地理、资源、文化、历史等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苏联的经验即使是正确的，也有许多不适用于中国的地方，更何况还有不少负面的东西。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苏联模式的弊端开始暴露。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和党内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和管理体制遇到了严峻挑战，社会主义建设中比例失调的问题日益凸现。
毛泽东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进程中也逐渐觉察到了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陆续发现苏联的一些经验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国情。1955年底，他在党内率先提出了如何借鉴苏联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接着，与刘少奇等同志直接领导了历时几个月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和听取汇报的工作，发现了许多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例如：产业结构，主要是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问题；生产力布局，主要是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国防工业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经济体制，主要是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责任、权利、利益的分配问题；管理体制，主要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等等。
在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在如何对待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经验问题上形成了许多共识。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明确提出，对苏联的经验应该有所学、有所不学。毛泽东更是在各种场合阐述对待外国经验应该采取的辩证态度。他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也都有它的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740~741页。） 他充分肯定了陈云主管财经工作不完全照抄照搬苏联的做法，有自己的创造；提出要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相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这就体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精神风貌和探寻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坚定信心。
正当毛泽东提出探寻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候，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大会所作的秘密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份报告文件，很快在苏联国内外传开，引起了强烈反响。对此，中共中央在1956年3月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在发言时指出，赫鲁晓夫的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他的这个报告表明，苏联、苏共和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他强调说，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4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命题。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他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十月革命以来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这两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比较集中地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在报告的引言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720～721页。） 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道路的根本指导思想。
二 对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随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任务的提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首先认识和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后，面临怎样的现实国情？对此，他们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在不同场合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巩固、不完善。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曾多次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但又还很不完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中也存在着薄弱环节。毛泽东还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全建成和完全巩固，不仅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国内外各种条件，其中首要条件就是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获得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后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指出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他认为，中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
第二，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毛泽东多次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穷国，人口众多，农业人口占80％以上。他还多次用“一穷二白”来比喻中国的国情，认为中国6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他说，这些既是缺点，是坏事，但也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他同时认为，这种“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不可能在短时间里根本改变。
第三，生产关系和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考察苏联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总结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一命题出发，提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充满着矛盾。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同资本主义社会等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呈现出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虽然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了，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一基本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解决矛盾的办法和途径也就有根本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则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得到解决，可以通过调整和改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哲学基础。
第四，国内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党和人民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宣布，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形势、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的分析是符合实际、基本正确的。它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错综复杂的诸种社会矛盾中，梳理出一个主要矛盾，既是对斯大林曾经提出的“阶级斗争越往后越尖锐”观点的重大突破，又使党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主要矛盾的认识，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基础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列举的十大关系，实际上就是十大矛盾，但毛泽东当时没有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八大决议的分析和判断，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起点非常低、生产力发展十分落后这一基本国情凸现出来，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无疑，这样的着眼点和出发点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三 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
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就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他强调在消灭日本侵略者之后，中国共产党要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向全党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任务，要求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新中国建立后，1954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总目标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同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的开幕词中明确宣告，为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必须团结全国人民，必须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
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到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上述方针，指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团结各族人民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显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和根本指导思想。
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有过论述，然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没有做过明确的划分。斯大林在1936年就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开始酝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由此推测，苏联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到建成社会主义，满打满算只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
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分乐观的思想认识，对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等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过十分乐观的估计。但是，随着对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毛泽东等对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有了进一步的深刻认识，对在这种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开始有了比较实际的思考。
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 1955年10月，在扩大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他又提出：大约在50年到75年的时间内，就是10个五年计划到15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到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的时候，毛泽东意识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只能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当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的思想；9月，在会见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毛泽东又说：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年到100年的时光。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对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建成”作了进一步的划分。他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1962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研究问题经过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毛泽东在纠正已经觉察的某些“左”的错误的时候，对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集中体现在1959年底1960年初他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坚信，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