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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污吏。做官的如与商人勾结，政府更加倍地惩办！”
蒋经国双手叉腰站立在外滩中央银行大厦的高层楼房里，从宽大的落地窗里俯视着大上海，俯视着人行如蚁的南京路，俯视着波光潋滟的黄浦江。
黄浦江蜿蜒东去，一直流进了苍茫深处。“久违了上海，久违了黄浦江……”蒋经国喃喃自语，往事涌上心头。
他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他第一次到上海是1922年3月，他奉父命由浙江奉化溪口家乡，转学到这里读书。来时考入万竹小学四年级，第二年又考入浦东中学。也正在这时，父亲终于结束了在上海交易所做投机生意的生涯，到广州去投奔孙中山先生。然而，父亲爱子心切，几乎每隔十天半月都要来信谆谆教诲：读《孟子》、《论语》。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革命的发源地，早已是新思想、新文化的“台风中心”。宣传共产主义的《响导》、《新青年》；鼓吹新文学的《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正在这里大量传播发行；工人运动正这里兴起，少年蒋经国发现父亲的教诲与时代的潮流竟是如此截然不同，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去违背父亲的意旨，但却在思考探索。带着这种矛盾心理，蒋经国投身到了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他和同学们一道走出校门，参加上海工人、学生、商人在租界联合举行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贴标语、撒传单、振臂高呼爱国中号——他没想到，他被学校开除了，罪名：“该生行为不轨”。离开上海赴北平前，他特意跑到外滩，面对黄浦江大喊：“上海，我还要回来的……”
1925年10月，他回到了上海，那是奉父命到苏联孙中山大学留学，轮船从广州出发，途经上海，停留了十几天。一别三年，上海无甚变化，只是黄浦江上的外国旗更多了。轮般驶出吴淞口，蒋经国频频回首，还是那句话：“上海，我还要回来的……”临行，已身为国共合作的黄浦军校校长的父亲一再叮咛：“天降大任于斯人，学成速归来……”那一年，他正好十五岁。
呵，此番归来，上海依旧，而蒋经国已今非昔比了。他把眼光从黄埔江上收了回来，坐到了那张坚实的办公桌后面，龙飞凤舞签署了第一道通告全市的命令：“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例者，商店吊销执照，商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蒋经国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管制物价，规定所有商品，必须停留在8月19日的市价上，即官方所谓的“八·一九防线”。
上海金管局、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稽察处、宪兵及江湾、沪宁路、沪杭路警察分局一齐出动，对全市的市场、库房、水陆空交通场所，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查；审查账目，查封仓库，勒令金融界、工商界人士带头交兑黄金、外币、外汇。
上海全市几天内成立了十一个“人民服务站”，蒋经国给他们的任务是“接受告密”。那个到台湾后荣升上将、总政战部主任的蒋经国心腹爱将王升，发表《告上海青年书》，更是选拔了一万二千三百三十九名青年，分组成二十个大队，配合军警行动，喊出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与蒋经国高喊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口号相呼应，成为传诵一时的格言。
第一个被蒋经国铁腕扼杀的是财政部秘书陶启明。陶启明在上海滩也是位有后台，有背景，玩得转的人物，他利用职权泄露经济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牟取巨额暴利，被蒋经国手下侦破，人赃俱在。蒋经国二话不讲，朱笔一挥：枪毙！陶启明立时死于非命。
接着送命的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经济科长张亚尼和稽察处第六大队长戚再玉。罪名：贪污勒索。
因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被处死的有后来的行政院长孙科的经纪人、大富商王春哲。被捕入狱的有巨商大贾六十四人，包括蒋介石的师兄弟杜月笙的三少爷杜维屏。
有位鞋帽公司的老板因标价超过了“八·一九”前的价格，被蒋经国手下查获，当即罚款一千元金元券。这位老板故伎重演，托人拿了份重礼去向蒋经国求情。端坐在办公桌后的蒋经国连屁股都没抬，微微一笑，两手一伸：“好，看你的面子，加罚两千元，拿来！”这位老板只好乖乖遵命，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他已亲眼看到几个同行因与蒋经国手下顶撞，当即都被拉出铺店，拖到街中间当众枪毙。
在蒋经国的铁腕紧扼下，搞囤积的大户，玩套汇的老手，摔跤的摔跤，坐牢的坐牢，市面上的物资供应均受严厉的检查登记，终于把物价勉强守在了“八·一九”阵脚。这在当时“有条（金条）有理，无法（法币）无天”的上海，可以说是空前的奇迹。蒋经国的权威迅速建立起来了，外国记者把他形容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中国人则称他为“雍正皇帝”。
市民们被花言巧语和表面现象所蒙蔽，更慑于赫赫威势，怕遭横祸，不得不把仅有的一点黄金、外币，折合三百万元法币兑换一元金元券。在限期一个月里，银行门前是人流如潮，争先恐后，仅上海中央银行就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共值美元三亿七千三百万元。
“嗯，经国，干得好！再接再厉！万事开头难，勇者不难，智者不难，就照这样干下去……”在蒋经国开始行动的最近几天，蒋介石是身在南京，心在上海，全神贯注看蒋经国的一举一动，几乎每晚都从南京跟蒋经国通话。
财政部长王云五认为胜利在握，在出席立法院的质询会时，竟沾沾自喜，大言不惭：“今后币制稳定，物价自可稳定，预算即可平衡。”
于是，一个月的收兑期限告满，蒋介石宣布再延期一个月，原来规定金元券发行不得超过二十亿元，蒋介石一下就把它提高了十倍，达二百亿元。
蒋介石高兴得太早了，蒋经国笑得也太早了。
其实，遵命出兑黄金、白银、外币的都是一些小民，遭受打击最重的是民族工商业，他们忍痛把储金兑换掉了，把现存无法藏匿的商品出售尽了，却无力进行再生产，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一条路：破产倒闭。而真正操纵经济形势的豪门权贵却依旧囤积居奇，甚至“唆使收买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分头抢购日用必需品”再囤积起来，拿到黑市高价出售。蒋经国坐镇上海月余，上海物价虽然稳定，却渐渐货架脱空，有市无货。连最为著名的上海西餐业，都因无法买到肉类和蔬菜，而不得不改卖面包、炒饭。各类物资的黑市价格如同脱缰野马，抢购风潮迅速蔓延。
上海市民们醒悟了，发觉上当了，人们开始为抛出用黄金、白银、外币兑换来的金元券而买不到物资而苦恼、怨恨、愤怒，抢购狂潮很快波及全市及附近城镇。抢购范围发展到无所不包，连寿衣、棺材都成了抢购对象。金元券实际购买力日见下跌，中央银行门前排队兑金元券的情形一去不复返了，中央银行每天仅能收兑到五六钱黄金和百多块美钞。
面对困境，蒋经国亲自组织了五千六百个骨干，撒向全市各得行各业实施物资总检查。
一队队人马被派往各个餐馆、菜馆，勒令老板倾出全部库存供应，而食客们一人只准买一个菜，办一桌酒席最多不能超过八个菜。警察和经检队员在顾客座位间虎视眈眈，穿梭行走，一见超限便重重罚款。从棺材里查出大米，床下抄出火腿，厕所里搜出罐头的事是层出不穷。
尽管如此，上海的整个空气仍在继续恶化。
夜深了，蒋经国在倚窗苦思瞑想：“工作不能说不严，不能说不细，却不能奏效……是不是只拍了苍蝇，没打着老虎……”霍然，父亲的一惯教导跳进了他的脑海：“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他不知道这是唐诗的名句，他只知道是父亲用来对付敌人的惯用绝计。现在，他的身份和职权就是他手中的强弓和长箭，问题是谁是“王”，“王”在哪里？
淡月陷入了云层，大上海陷入了更深的黑暗中。
“……仓库非法囤积之货物，除已装配之新型汽车近百辆外，另有汽车零件近百箱，西药两百余箱，英美呢绒五百余箱，各类日用必需品不计其数，价值尚无法估计……”
听完下层的报告，蒋经国两眼瞪得溜圆愣住了：“啊哈，这样大的仓库，这么多的囤货，不要说在上海，就是全中国也实属罕见。‘虎’，‘虎’！‘王’，‘王’！好，好！”随即，蒋经国狠劲一拍桌面，“备车，出发！”他很清楚，成败在此一举！
各路军警宪兵大队如临犬敌，集结在蒲石路，封锁了各个路口，把一座十三层楼的大仓库围了个水泄不通。蒋经国严令：“严防物资转移，不准奸商逃跑！”
自命“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蒋经国，碰上了真正的“大老虎”。
（下期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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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4069
Title ：原子弹落下那一天
Author ：E·Sawyer
Issue ： 总第 58期
Provenance ：
Date ：
Nation ：美国
Translator ：
门踢开了，卫兵喝道：“快！天亮了！”接着他从小木屋的这一端跑到那一端，一路用棍子敲打屋里的80张双层床。那时是早上6点，我醒了，又开始了另一天愁苦无奈的战俘生活——我被日军俘虏至今已经3年半了，被俘时，我是高射炮连士官，在太平洋帝汶岛服务。
我没精打采，有臂肘撑着身躯，将卷起来当枕头用的绿色工装裤打开，套在灰白色的长内裤外面，再将穿着睡觉挡跳蚤的卡其衬衫尾塞进裤头。然后我卷起草席，这是唯一将木床板和我瘦弱的躯体隔开的东西。
每天都这样开始。大家已大然地接受了粗暴的叫醒方式、饥饿、疾病、虚弱，甚至挨打。
早晨空气清新，太阳从环绕营地的山后升起，天空湛碧如洗。司令官走出办公室，向垂挂在杆顶的旭日旗敬礼，然后转过身来面向集合的战俘——有美国人、澳大利亚人、英国人、中国人、荷兰人、印度人和马来亚人。我们奉命眼向前望，弓腰鞠躬。他举手答礼，又带领随从在行列间检阅，然后自回办公室。
接着分发食物——木盒中装着糙米饭、几粒黄豆和几片萝卜，还有两条小沙丁鱼大小的干鱼。我们带着食物出发，每辆敞篷卡车装载20名战俘和两名武装卫兵，前往煤矿或铁厂做一天苦工，不然就是去掘取蔬菜，或是下码头卸货。
我们在弯曲多坑的山路颠簸前进，卡车不时停住，让工作的人下车。行驶了30多公里，最后抵达太田川三角洲的码头。
我跳下车来，日本班长将我派到一艘停泊在码头的生锈的5000吨货轮。这艘船我很熟悉，我已经一连两天在此起卸船上的红糖。我们这一工作队共有8人，4人下舱，4人在上面将糖包送进邻接的仓库。我们抛钱币，决定谁先下去搬取头两批货物。我输了，于是和凯斯、布鲁与寇尔利一同登船，他们都是澳大利亚人。上船的战俘只有我是英国人。
我们爬下金属长梯，进入窒闷的货舱。仅有的光源是一只悬晃的灯泡，以及能从上方约10米处的货舱口望见的一小片青天。我们脱去上衣，把每包糖搬上起重机放下来的载板。在粘腻粗麻布袋外麇集的苍蝇现在纷纷飞起，把注意力转至我们汗湿的身躯。堆好4包后，我们招呼甲板上的战俘，然后退至一旁，让摇荡的载板吊出舱去。
休息片刻，又吊出4包，是换班的时候了。我们正在缘梯而上之际，班长却命我们回去再搬一批。我们向他叫嚷，表示已干完份内的工作，他出言恐吓，我们只好退回下面。
忽然，强烈的白光照亮了全舱每一角落。钯我们都耀盲了。船被吸下沉，我们踉跄后退，倒在地上。强大的力量使船摇摆震动，然后开始向右猛倾，船身撞着混凝土码头，发出响亮的刮擦声。大片大片的金属剥离了生锈的舱壁，落在我们身上。外面传来的隆隆声不断增强。
海浪冲击船身，我们听见甲板上的索具被强风扯断。电灯熄灭，我们在黑暗中躺着，吓得不敢动弹，船被抛得晃荡跳跃。我们攀住粘腻的糖包，非人间的怪异巨响不绝于耳。
狂暴恐怖的动乱慢慢地平息，船稳住了，倾向一旁。我仰望舱口，青天已变成铅灰色。在耳鸣声中，我听见澳大利亚人在说话。
“吓死人！是怎么回事？”
“恐怕是炸弹落在了码头上。”
“我没听到爆炸。你们呢？”没有人听见爆炸，那不可能是炸弹。
“那么是什么呢？”
我们用手拢着嘴大声呼唤，想让别人听见。结果毫无反应。舱内气温陡然升高，热得简直无法忍受。我们决计爬出去。布鲁抓住梯子，随即一声大叫放开了手。金属梯烫得不容手握；连水下的舱壁摸起来也是热的。我们只好待在这烤箱似的货舱里。
不久我们听见了雨声，巨大的黑色雨点从舱口落入舱内。我们觉出不妙，急忙退避，雨点变成如泼如泻的大雨，打湿并染黑了起重机载板上的糖包，我们远远避开，恐惧莫名，只有坐看这怪异的滂沱黑雨。雨停了，它来得突然，去得仓促。
现在外面静得出奇，不时听见砖石破裂然后坍塌的声音。我们再次呼唤，但是只有自己的回声在这热不可当的暗窟内荡漾。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听见甲板上有人走动。我们跳起来，再次呼唤。一个戴白口罩的脸由舱口望下来。他用日本话叫道：“等着！等着！不要出来。”
“出了什么事？”
“危险之至！火！很多人死了。等着！”他说着走开了。
我们等待，猜不透是怎么回事，大约一小时后，这名码头管理员回来了，他用绳索吊下一只篮子。里面有一瓶水和几盒饭。我们坐下吃饭，倾听远处的铲土声和嚷声。接着甲板上也有了更多的人声和脚步声。
舱口出现了3个戴口罩的脸。其中一人用美国口音的话说他是医生，那两位是他的日本助手。他丢下4件油布雨衣，叫我们穿好再上来。梯子已经凉了，我们爬了上来，看见到处是焚毁残破的景象。
弯曲的起重杆摇摇欲坠地斜在我们头上，司机死在操作舱内。船的烟囱横卧着，倾侧的甲板上索具凌乱，船桥全毁，我们看见左栏杆下的河流中，几十具烧焦的浮尸向大海漂去，有的还互相拥抱，形成死状凄惨的尸群。
向上游望去。我们看到了广岛市的劫后情景。一片大约5平方公里的范围已夷为平地，几乎所有的房屋都倒塌了。铅灰色的烟尘笼罩着这片破碎的地方。
医生（在菲律宾被俘的美国陆战队少校）告诉我们，说这一切是一颗炸弹造成的，这超出了我们的常识。空气恶臭难闻，我们迅速戴上口罩，挡住了刺鼻的浓烟以及火烧人肉的气息。班长的焦黑尸体倒在船头附近，向起重机司机传达信号的战俘倒在散乱的索具中。我们默默地看着他，想起被迫退回舱内的情景，随后我们爬上码头，去找另外3个伙伴。
仓库的顶盖掀掉了。墙上的时钟还在走，指针在变黑了的钟面指着8点15分。民防工作人员在搬运码头上散布的死尸。他们想把尸首抬起，不料那烧焦的皮肤却象外衣似的剥落下来。
我们觉得恶心。我们向仓库走去，找到了那几个战俘的尸体。两个倒在地上，第3个仍在坐着，茫然睁着眼睛，眼珠则慢慢融成蜡状液汁，流下肿胀发红的脸，我们望着他，惊骇得说不出话来。
“走吧！”少校查明了我们是仅有的劫后余生者后，变得焦急不安起来，“我们帮不了忙，不如走吧。”他的意思是，今天见到的情况太可怕，须防幸存的日本人对我们报复，于是我们跟随他沿堤岸前行。我们藉油布雨衣掩蔽身份，不免热得汗流浃背。我们从一群正在挖掘砖瓦堆寻找幸存者的日本兵身旁匆匆走过，然后又经过一堵烧黑了的墙壁，墙上有个灰色的人身轮廓，看来象幽灵似的，这人在闪光出现时刚好靠墙站着。少校的脸上也曾刮破流血，途中他告诉我们，他服务的医院倒塌了，而他居然不可思议地逃过一劫。他被砖瓦所埋，自己奋力钻了出来，参加救护工作。他告诉我们在炸弹爆炸时，有两个妇人正在往医院里走。一个死于闪光，另一个的衣服则全被吹掉，但她却保全了性命，裸露的肌肤上并没有伤痕。
我们走过市郊一处广场，那里已改为医疗站。挤满了排队候诊的人，有许多人身上烧伤，还在流血，赤裸的躯体肿起来了，悬吊着长条的皮肤。没有人歇斯底里或惊慌失措，只有急救队在默默地紧张工作，另有些人在茫然旁观。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到日本人可怜，并替他们难过。“看看这种可怕的折磨吧，”少校摇头说，“难道有必要吗？他们反正已差不多战败了。为什么还要干这种事？为什么？”这是军人时常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