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天晚上，审讯小组又在牛津和剑桥俱乐部碰了头，对白天的审讯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论。
“那空白的一年他干了什么？”我问。
弗·琼斯把烟斗放在桌上，很不耐烦。
“你们全弄错了，”他说。
他告诉我们霍利斯从中国回来以后，情况糟透了——他的身体极差而且没有工作，没有前途。琼斯似乎没想到这些情况会使霍利斯更加难于被军情五处录用。霍利斯四处游荡，这是他一生中最想忘记的一段经历。因此，琼斯说，他记不起住在什么地方并不奇怪。
“起初他申请到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工作，这种动机就有些古怪。”我说。我很认真，但听起来有些挖苦的意味。弗·琼斯生气了。
“看在上帝的面上，彼得！”他刹住话头，“还有一次审讯。”
第二天霍利斯又坐在那里。
“我们开始吗？”霍利斯傲慢地问道。约翰·戴却一言不发，静静地等着。这是个好方法，可以使霍利斯意识到这次不是由他来负责审讯。
戴开始用另一种方式进行审讯。
“我还要问问你有关克劳德·科伯恩的档案……”
这个问题曾在头一天上午提过。霍利斯主动谈了他在牛津时同科伯恩的友谊。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在科伯恩的档案里提及这一事实；按规定任何一位军情五处的官员在处理朋友档案时都应该这样做。霍利斯避实就虚地回答道，当时并没有明确要求非要在档案上记录私人友谊不可。
这的确是一句谎言，虽然只是小小的一句说话，但毕竟是句谎言。案件摘要里的一个完整附件证明在战前军情五处记录友谊的事非常普遍，而霍利斯肯定是知道这一规定的。
戴开始对霍利斯前一天的回答进行质问。霍利斯为什么要说谎？他没有结巴，也没有惊慌。他稍稍停顿了一下，便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是的，他承认还有一个原因，他知道科伯恩是个杰出的左翼分子和共产国际的间谍，对情报局很感兴趣，而且他本人刚刚被军情五处接收，很想在军情五处大干一番，因此他决定违反规定，以免人们把他同科伯恩的友谊看成污点，对自己不利。
“我敢肯定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违反过这条规定。”
“同其他朋友的关系怎样，”戴步步紧逼，“同菲尔比的关系怎样？是不是很好？”
“其实并不很好，他酒喝得太多，我们只是在工作上关系不错，并没有别的。”
“与布伦特的关系呢？”
“更加如此，特别是在战争年代。我认为他很有才气。他离开安全局以后我就很少见到他了。在‘旅游者’酒店我们有时能碰见。见面后就闲谈，就干这类的事，他特别喜欢聊天。”
关于同古曾科、沃尔科夫和斯克里普金的友谊，他几乎是一带而过。古曾科不可信，霍利斯怀疑埃里是否真正存在。至于他的加拿大之行，在菲尔比送给他的档案里并没有什么阴谋。
“那时我是公认的苏联问题专家，菲尔比把档案送给我是很自然的，尤其是这份档案涉及到英联邦的问题。”
“你同沃尔科夫的关系怎样？”
“我认为没有理由不信任菲尔比。他认为沃尔科夫的间谍就是他自己……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力气去保护别人呢？”
只有一次，这位老局长的描述上出现了漏洞，那是在约翰·戴开始盘问他在六十年代初的事件的时候。戴向他问起解雇阿瑟·马丁的事，他的声音沙哑起来。
“他一点也不守纪律，我从不知道他的行动，以布伦特为例，我们同意对一九四五年以前的事正式免于起诉，而马丁去找他，主动向他提出彻底免予起诉。总检查长大发脾气，我也非常生气。我们无法控制他。他和赖特正在忙乎着建立一个享有特权的盖世太保。我们必须采取措施阻止他们，我从不后悔。我想在当时这种做法完全正确，无可非议。如果有话可说，那就是我们早就应当这么干了。”
约翰·戴问他为什么不让米切尔在一九六三年接受审讯。
“全在档案里。首相不会批准这样做的。”
“你真去征求过首相的意见吗？”
“当然，我去过。”霍利斯回答说，他很恼火。
“但首相却不记得同你的会晤。”戴反驳道。
“真荒唐！那时形势非常紧急。普罗富莫事件正处于高潮，整个同美国人进行交换情报与机密的问题需要考虑，再出现什么丑闻，政府就要垮了。因此，商量是必不可少的。”
这全是与假想对手做的拳击练习。戴挪动了位置进行戳击，他却没有真正触到他。在某种程度上他还没有接近巷战，没有抓住他，使他坦白。时间悄悄地逝去了。一切都陈旧了，太陈旧了，根本无法弄清真相。
快到傍晚时，只剩下一些需要记录的日常问题了。
“你是否曾向非官方人员提供过官方情报？”
“没有。”霍利斯肯定地答道。
“有没有人暗地里来找你去传递情报？”
“从来没有。”
霍利斯站起来时椅子发出了吱吱的声音。他说了声再见，然后回萨默塞特，到他的家乡去玩高尔夫球了。他悄悄地离开了审讯室，没有一个人知道，就像他进来的时候一样——他真是个琢磨不透的人，表面上严肃正经，但却一肚子男盗女娼。他是一个极不安全可靠的独裁者。
那天晚上弗·琼斯同我们在牛津和剑桥俱乐部又见了面。饭桌上笼罩着绝望的气氛，我们知道没有把这案子办好，但同时我们也坚信这件案子的疑点甚多，不能就此搁下。弗·琼斯沉默不语，他感到审讯证明了他对霍利斯的忠诚。
“我希望我们能投入其他工作了。”他说。
这件案子的审理工作又一次停下来了，但对霍利斯的审讯无法弥补那些相信内部有间谍和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如琼斯）之间的隔阂。我不由得想起那些荒废了的年月，我们本来可以利用这些时间进行调查，然而却让它们悄悄地流逝了。在这些岁月里，档案积满了灰尘，报告没有人阅批，一种无名的恐惧阻止了我们进一步探求真相。现在只有一个机会可以突破：获得一名反叛分子或者破获一件密码，才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个案子。失败的绝望情绪在我身上萦绕不去——失败、懊恼、希望解脱并忘掉这一切。回想起来，那天晚上我乘车回埃塞克斯时就已经退休了，以后充其量不过是办个手续而已。
对霍利斯的审讯标志着过去十年的结束和新的十年的开始。七十年代是清算的年代，西方的秘密大军被痛苦地暴露在公众的探照灯下。在风俗习惯和国家所需的保护和掩盖下，西方和东方在黑暗之中进行了三十年的战争，可不到四年，所有的秘密都被倒了出来。
令人可笑的是，军情五处在七十年代初期曾有过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终于获得了一名叛逃分子。我们相信他，他叫奥列格·利艾林，是军情五处的两名最棒的官员把他招募过来的，这两名官员一名是粗率的约克郡人，叫哈里·沃顿；另一名是军情六处的前秘密情报官托尼·布鲁克斯，此人勇气过人，曾同妻子一起在法国工作，而且没有暴露。行动由KY处的处长克里斯托弗·赫伯特负责。赫伯特遇事沉着，颇有决断能力。当时利艾林正在同一个姑娘相好，在沃顿和布鲁克斯同他联系时，他说他想叛逃，他们设法说服了他留在那里。以后的六个月里他向军情五处提供了一份详细的克格勃在伦敦之战中下达的命令。他不过是一个受颠覆处控制的低级克格勃官员，但克格勃这台机器上的任何一点缺口对我们都是非常宝贵的。
利艾林案子刚刚开始，我们就意识到这是检验军情五处上层是否被渗透的最好的办法。如果利艾林能够幸存，那么我们内部就是纯洁的。至少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段时间内，我们没有苏联人干预我们行动的证据。我们现在有五桩间谍案，以及利文林案件和驱逐一百零五名苏联外交官案件，后面两件案子至少已经办了半年。直到一九六五年底，二十几年来的每件案子都染有苏联人“粘胶般的手指的迹印”。我们应当注意霍利斯是在一九六五年退休的。这一秘密只有十个人知道，其中只有外交部常务大臣丹尼斯·格林希尔不是军情五处的，格林希尔是军情五处的好朋友，我同他有着密切的交往。他也曾在毕希普的斯托特福德学院读过书，同狄克·怀特和我是同学。我第一次同他打交道是在对法国采取“栅栏”行动的时候。但当我接管D 处三科时，我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我定期向他的高级外交官汇报治安情况。
利艾林不久就对双重间谍的生活感到吃不消了。布鲁克斯和沃顿设法让利艾林在安全楼里同女友幽会。这种安排是很费力的，因为每次总得有人在室外监视室内的动静，看看是否有紧张和泄密的迹象。利艾林开始酗酒，当他被派回莫斯科的时候，我们决定解除他的苦恼。利艾林本人倒很想回苏联继续在那里干间谍这行，我们断定利文林不可能不暴露。利艾林与贸易代表团有关系，却不能享受外交豁免权，于是我们决定在他通过希思罗机场的海关时逮捕他，迫使他住手。
我们的计划很快就落空了。一九七O 年二月的那个星期，我住在伦敦。一天夜晚三点钟，我接到了值班员的电话。
“快点来，我们要开你的保险柜。”他说。
我穿好衣服，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了办公室，看见托尼·布鲁克斯正在那里等我。
“我们要解毒剂，”他告诉我，“利艾林中毒了。他几小时前因酒后开车被警察逮住，正关在马尔博罗大街的监狱里！”
我打开保险柜，取出一个像工具袋的小圆筒。这是十年前当我结束科学官员生涯时，波顿草原的拉德尔博士给我的。筒里装着各种已知的克格勃毒药的解毒剂。每当一名间谍叛逃过来时，我们就把这个圆筒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放在他身边，要不就锁在我的保险柜里，没人愿意一直把它带在身边。
我很快向布鲁克斯描述了神经中毒和物品中毒的基本症状，并告诉他怎样使用解毒剂。他立即奔到监狱看守利艾林，而我则把特别处的副处长从床上叫起来，要他警戒马尔博罗大街并在他们的地窖里查验那个醉汉的身份。同时军情五处的法律处向内务部大臣和总检查长申请正式对利艾林的酗酒罪免予起诉，军情五处解释说如果让他公开出庭受审，就有被暗杀的危险。
利艾林叛逃成功为军情五处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自从弗·琼斯当上局长以后，就试图彻底改变反对力量的均衡。他知道军情五处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伦敦的苏联谍报人员的数量占有绝对优势。整个六十年代，他费了很大劲争取财政部同意拨款扩大军情五处反间谍工作的能力，但他们却很不乐意。这样，他只能在内部重新调整经费时对D 处给予某种照顾，然而我们仍比别人少两倍。爱德华·希思当政时，弗·琼斯曾向他呈交了谍报人员大裁减的方案，并引用了情报人员的一些大概统计数目，这发生在利艾林叛逃之前，希思的反应是“别理他们”。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提出抗议，但我们并不急于这样做，因为我们需要一些谍报人员来应付苏联人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最后我们同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终于在一九七一年三月达成了协议。直到那年秋季我们才采取行动，因为那时利艾林已经出现，而我们也不愿意在他叛逃和回国之前惊动苏联人。
在利艾林的坦白中，他认出几十个正在以外交官身份作掩护的克格勃官员。然而其中绝大部分我们已经从行动分析项目中知道了。行动分析项目是我在六十年代初同阿瑟·马丁和哈尔·多伊恩·迪特马斯共同建立的。
估算克格勃的力量是一件经常的事，关键在于应对敌人情报工作的威胁作出理智的判断。在我负责D 处三科的时候，我曾根据“维诺纳”资料对一九四五年的苏联力量作了一系列的分析。虽然我们只破译了很小一部分通讯，但通讯总部估计出在英国活动的间谍总数在一百五十个到三百个之间（这种统计分析使用的是高级密码分析专家吉·古德发明的一种方法）。到了六十年代，通过对“维诺纳”的初步分析和把叛逃者如布伦特和凯恩克罗斯所提供的情报同我们自己的护照记录进行对比，我们相信在一九四五年伦敦有四十五到五十名苏联谍报人员，其中大约二十五人是指挥人员。把这个数字除以“维诺纳”所提供的间谍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中间数，即每个指挥人员控制八到九名谍报人员，这恰巧同“一周‘维诺纳’通讯”所指出的情报正好吻合，那周的“维诺纳”表明，克罗托夫指挥着八名间谍。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根据这些数字来推断现状。六十年代后期，行动分析项目指出，在英国活动的苏联谍报人员在四百五十至五百名之间。但指挥人员占多大的百分比呢？即使我们认定在这二十年中指挥人员的数目不变，仍在二十五名左右，而其余的人则提供掩护、反监视、内部保安和分析，那么我们仍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这意味着现在英国有将近二百名间谍在活动。如果我们把以同样数量增加的指挥人员同扩充的谍报人员的数目加在一起，那这个数字就更骇人了——英国有一千多名间谍！诚然这些间谍中的大部分成员是在英共内部和各种工会组织内的低级联络人员。但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渗人像霍顿和瓦萨尔所在的阶层中，后果就不堪设想。
每当我把这些分析送到内政部供他们日常估量敌情用时，总有一番争执。K 处的约翰·艾伦总是不断对我的分析提出不同意见。艾伦过去是个律师，现在是K 处的暴发户。
“你不能这么说，伦敦不可能有这么多谍报员，内政部永远不会相信。”
然而，利艾林的叛逃消除了这些反对意见。他确认了行动分析项目估计的数字，即大约有四百五十名谍报员在伦敦，并认定指挥员在这些谋报员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行动分析项目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我的统计数据是可靠的。同时也很明显，并不是所有增加的间谍都是低级的。弗·琼斯向内政部陈述了要大批驱逐苏联外交官的主张，我从来没见到他在工作中有过这么大的决心。最后，特德·希思和外交大臣艾赖克·道格拉斯·霍姆一致同意由霍姆主动去找苏联外交部长阿历克谢·科西科，向他建议暗地里悄悄撤走一些苏联谍报人员，然而对方却傲慢地否定了这一建议。
驱逐苏联外交人员被认为是整个西方情报界的一次战果辉煌的袭击，我们收到每个情报部门首脑人物的贺电。这是弗·琼斯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另外，我们的驱逐计划没有泄漏给俄国人的事实证明无论过去怎样，军情五处的高级阶层肯定没有内奸。这无疑为琼斯的胜利又增添了光彩。
安格尔顿全力支持我们驱逐苏联外交官员。他说长久以来他一直想在华盛顿发动类似的行动，然而却遭到亨利·基辛格的坚决反对。安格尔顿告诉我，基辛格听说英国人驱逐苏联外交官员以后，大为恼火。当时他正在拼命追求同苏联的缓和。他怒气冲冲地给中央情报局发了个备忘录，告诉他们如果他预先知道这个计划，他会使用手中的一切权力使它破产。幸运的是，中央情报局向基辛格如实反映他们事先不知道这个计划。
可是安格尔顿怀疑利艾林。利艾林叛逃以后，安格尔顿秘密访问过伦敦。由于他一直扮演着一种预测未来的黑暗角色，因而消耗了他的精力，他脸色比以前更加难看了。他把自己看作是卜算西方没落和末日的卡桑德拉。他认为利艾林是苏联安插的一个间谍，并在马尔博罗大街开会时告诉我们他的这一想法。
“啊！吉姆，你瞧，”我说，“利艾林没那么重要。他不过是克格勃的一名小卒，他们怎么可能对他的假情报感兴趣？”
安格尔顿感到自已被出卖了，我们在指挥利艾林时并没有告诉安格尔顿。安格尔顿冷冷地告诉我们英美协定的整个目的就是交换全部情报。一九七0 年的伦敦对安格尔顿愈来愈忍受不了，莫里斯·奥德菲尔德对安格尔顿的所有想法和理论都公开抱着敌对态度。安格尔顿甚至在军情五处内部也开始树敌了。
以后我们才知道安格尔顿处心积虑地破坏利文林的声誉到了何种程度。利艾林交待以后，我们按常规把我们载有利艾林资料的情报摘要送到美国联邦调查局，让他们转给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理事会，最后由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