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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以后，埃德加·胡佛到佛罗里达度假，并找机会在尼克松总统在比斯坎岛上的度假别墅里拜会了他。
“您以为英国人根据利文林所提供的情报所写的报告怎么样，总统先生？”
“什么报告？”尼克松问。他从没收到过这些报告。
胡佛回去找基辛格核实，基辛格也没收到过这些报告。基辛格跑到中央情报局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些报告锁在安格尔顿的保险柜里。他肯定利艾林是打进来的间谍，因而干脆拒绝传阅这些文件。中央情报局计划处处长汤姆·卡拉马辛斯严厉训斥了安格尔顿，从此安格尔顿便一瓶不振了。
安格尔顿垮台的根源在于很早以前的戈利金与诺森科之间的宿怨。对安格尔顿来说，诺森科是间谍这种说法才是一种保证，它保证了戈利金在六十年代早期叛逃者中的主导地位。我记得在一九六七年第一次卡扎布会议以后，我曾告诉安格尔顿我将取道美国回国。我女儿住在波士顿，我想公私兼顾，去看看她。我刚告诉他我要去华盛顿，他立刻变得非常专横。他对我说，除非他不在华盛顿，否则我没有权力到那里去。那时我想他的这种担心与以色列人有关。当时的中东正在酝酿一场风暴，安格尔顿总是以一种嫉妒的心理保护他同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关系。他知道我是维克托·罗思柴尔德的知心朋友，便经常企图破坏我们的友谊。有一次，他甚至写信给琼斯，企图割断我和罗思柴尔德的友谊，他信中说我们的关系影响了中央情报局同摩萨德的联系。但琼斯却对他的信不屑一顾，这正是这封信应该得到的报应。
实际上安格尔顿的恼火同以色列无关，我了解到了真相。就在卡扎布会议开始以前，中央情报局由一位名叫布鲁斯·索利的安全官主持进行了一次内部调查，结果表明诺森科几乎可以肯定是一名真正的叛逃者，虽然这无法解释他那自相矛盾的故事。安格尔顿却不顾这件事对诺森科和戈利金情报的影响，从未向英国人透露过这件事。很明显安格尔顿害怕一旦我访问了华盛顿便可能会通过另外的渠道了解到索利的报告。
诸如此类的事件损坏了安格尔顿的声誉。诺森科和利艾林事件大大动摇了安格尔顿的知心朋友和长期为他说话的人的信念。我们开始怀疑，安格尔顿所说的他拥有的秘密情报源是否确实存在。也许这只是一个花招。
一九七0 年，安格尔顿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失去了办事效率高的行政长官第二号人物吉姆·亨特的信任。亨特是个很难说话的人，他对安格尔顿的固执采取了摇摆不定的怀疑态度。亨特还是个实干家，他办事认真，从不空想。安格尔顿同我一样是个毫无希望的行政人员。亨特总是亲自检查文件是否已经在传阅，各项要求是否在实行，常规工作是否在做。亨特的这种做法是有效的情报机构所依赖的基础。没有亨特，安格尔顿犹如一只脱了锚的船，慢慢向深渊漂去。
利艾林的叛逃以及对一百零五名苏联外交官的驱逐并不是七十年代英国情报事业新局面的唯一兆头。在一九七0 年希思当选首相以后，他便任命维克托·罗思柴尔德为中央政策评议委员会——智囊团主任。没有一个人比罗思柴尔德更适合这一职务了。维克托具有灵感而且思想激进，能为希思提供他所需要的挑战性政策，这个任命对维克托来说正是时候。我看得出他在六十年代末就开始对原先的工作失去了兴趣，他对哈罗德·威尔逊嗤之以鼻，在社会生活当中没有地位。他保持着同英国情报部门的联系，并同伊朗国王保持着友谊。另外，他还私下为狄克·怀特在中东指挥间谍，特别是他发展了里帕特先生，此人五十年代在军情六处的各项行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工作富有刺激性，然而维克托却想寻求真正的挑战，而智囊团的工作正合他的意。
作为智囊团的首脑，维克托非常注意安全问题，而希思也鼓励他这样做。然而这却引起了内政部的不满， 特别是引起了当时大权在握的常务大臣菲利普·艾伦（现在他是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头衔是阿贝代尔的艾伦勋爵）的不满。后来维克托实际上成了希思政府的威格勋爵。一旦进入了内阁，维克托就与狄克·怀特结成了一派，狄克当时刚刚进入内阁，在情报合作部工作，当时他已经从军情六处退休了。他俩通力合作，为英国情报事业树立了战后最高的声誉。
维克托为军情五处做出的最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是保证了弗·琼斯位子后继有人。在白厅，弗·琼斯从来不得人心。他太固执己见，而且即使在秘密王国里也太神秘了。正常情况下，即将离任的局长有权挑选他的继承人，但在一九七二年弗·琼斯临近退休时，内政部尤其是菲利普·艾伦决定不失时机地行使权力。人们劝说艾伦应当任命一名军情五处以外的人。艾伦怀疑军情五处，而且害怕他们成为收藏丑闻的贮藏所。对于搜查内奸的破坏性行动，他只知道一些大概的细节，但他却了解布伦特和朗的情况，而且也知道要担很多风险。他为那些在他看来是在滥用豁免权的做法以及军情五处极差的管理能力而震惊不已。他需要一双安全可靠的手来把住这个组织的舵——一个他信得过的能告诉他各方面的情况的人。
西姆金斯终于在弗·琼斯退休的前一年退休了，我总算松了口气。他的位置由迈克尔·汉利接替。对艾伦来说，汉利既没有足够的经验也没有足够的独立性来胜任这一最高职位。艾伦认为詹姆士·沃德尔爵士是较合适的人选，此人是内政部副大臣，负责管理警察和安全事务，并负责所有的军情五处同内政部的日常联络。沃德尔是位可以信赖的达官贵人，但却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当上常务大臣。他对艾伦忠心耿耿，因此艾伦想把他安置在安全局当局长。
军情五处内部相当关注沃德尔未来的任命。他是个吹毛求疵的人，坚持要在请求截查信件的授权申请表格中加上最后一个句号和逗号。他缺少情报工作的经验，不能赢得高级官员的尊敬。我们中间的绝大部分人认为他的提名完全是白厅的意思。这种做法将会使安全局倒退十年。同样在几年前任命伦尼为C 处处长也在军情六处引起了士气的衰落。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考虑。军情五处有许多机密一直瞒着他们的政治上司和文职部门的上司，而当时军情五处最不希望发生的事就是透露有关搜查内奸的爆炸性新闻，以免受到白厅上下的蔑视。
我第一次听到继位问题是在一九七一年下半年，是弗·琼斯告诉我的。他告诉我决定阻止沃德尔接管军情五处，并说他已经去向狄克·怀特请求帮助，但情况不妙。一个由内阁大臣主持的附属于高级职务任命选拔委员会的最高常务大臣委员会已经推荐了沃德尔，琼斯虽已提出汉利的名字，但根本无人投票。他的资历太浅了，大没有经验了，这些达官贵人们对他太不了解了。
“你能请你那位有权势朋友想想办法吗？”他说，他指的是维克托。
那时我每星期同维克托有一次私人会面——有时是在内阁他的办公室里，但经常是在他家里。我在下一次拜访他的时候，提出了继任者问题。这个问题成了激起了维克托的想像的全部因素——一场阴谋和秘密行动在他的头脑中应运而生了。
他告诉我狄克·怀特已经提醒他注意局势。狄克说他支持汉利继承这一职位，狄克原来考虑支持莫里斯·奥德徘尔德担任这项职务。约翰·伦尼爵士虽是军情六处有名无权的处长，但他急于要取消那位有效管理军情六处的人的职务，于是他也提了奥德菲尔德的名。然而奥德菲尔德却声明，他不愿介入这场继任者争夺战，宁愿等伦尼退休以后担任C 处的处长（伦尼在他儿子的吸毒罪被揭发以后提前退休，奥德菲尔德便接替了他的职务）。
“安全局会接受汉利？”维克托问。他持反对意见时他常常把我当成安全局的传声筒。
“当然。”我说。
“你对他有意见吗？”
我告诉他“哈里特”事件的情况。虽然维克托知道我怀疑内部被渗透，我曾同他讨论过霍利斯和米切尔。但对他来说，他还是刚刚听说汉利曾被怀疑是间谍这件事。
我告诉他我相信汉利是清白的，美国人也相信他是清白的。我告诉他安全局里坚决反对沃德尔，如果他被任命，那无疑是件非常麻烦的事。
“我们需要一切可以得到的帮助，维克托！”
“特德会不高兴的，”他告诉我，并摆出高级文职人员的官架子。然后他丢开了这种让人讨厌的官架子，恢复了他那种比较自然的深谋远虑的风度。
“让我们看看能做些什么。’他低声说，并请我尽快安排他同汉利见面。
当时汉利和我已经建立了合乎情理的工作关系。“哈里特”事件是我们进一步亲近的障碍，但他对我很直率，我试图尽量给他各种帮助。我就像个经验丰富的汽车驾驶员，指引他在二十年的反情报工作中前进，向他指出值得骄傲的成就和应当避免的疏忽。我知道如果我把我同弗·琼斯和维克托见过面的事告诉他，他一定要发火。汉利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味道，具体表现在他的言语之中，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成功而不是依靠老家伙的关系网来获得成功。但到最后，抱负占了上风，他同意在晚上同我一起到圣詹姆斯广场维克托的豪华公寓走一趟。我喝了一盅酒，然后机智地告辞回到了我的俱乐部，好让他俩自由交谈。第二天维克托给我打来了电话。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他说，“我们今晚一定得见面，制定我们的计划。”
那天晚上，喝了一阵上等红葡萄酒以后，我们起草了我们的计划。很明显，狄克所推荐的人没有在达官贵人的同行或特德·希思的头脑里留下印象。对于人事问题，狄克总是前思后顾，不能当机立断，当然那并不是他的风格。毫无疑问他工作生涯中的一大错误就是没有能力作出恰当的任命，他经常被情感和传统观念所左右。他在军情五处把霍利斯和卡明提拔得太高，另外他也没能及时在受菲尔比影响的军情六处进行一次必要的大清洗。对汉利也是这样，他知道什么对安全局最有利，但他似乎没有能力抓住机会采取行动。
平心而论，狄克同希思的关系一直不好。他们的作风大相径庭。狄克崇拜哈罗德·麦克米伦，而那位脾气好的老人对他的情报部门的首脑也非常尊敬。同样狄克和哈罗德·威尔逊的关系也很好。他俩的反应都很敏锐，威尔逊欣赏狄克在处理那些令人烦恼的问题，例如罗得西亚问题上所表现出的信心和令人宽慰的态度。而希思则是一个目中无人、虚张声势的人，与秋克以前遇到过的人完全不同。狄克发现他自己愈来愈不能从个人角度对首相产生什么影响了。
维克托和我谈论了所有的候选人，甚至还考虑我们能否把维克托提出来作为候选人。我知道他心里早就对这个职位垂涎三尺了，尽管他来当局长将深得人心，然而他知道他年纪太大了，另外智囊团对他这样一位知识渊博的人来说，才是真正的挑战。
我们讨论设法在科学社团中寻找支持，并决定由维克托去找像威廉·库克爵士这样的人以便赢得他对汉利的支持。维克托告诉我他要想办法秘密会见希思。
“正式向唐宁街十号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明智的，”他告诉我，“只要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看到或者听到这件事，那么这件事就又会传回到那些该死的常务大臣那里去。”
当时罗伯特·阿姆斯特朗是希思的首席私人秘书（现在是内阁大臣和国内文官部部长）。他是这场权力之争的关键人物，因为其它任何人都不可能比他更经常、更亲密地接近希思了。维克托任何特殊要求的暗示都会被他报告给常务大臣委员会。维克托决定最好的计划是趁阿姆斯特朗不在的时候接近希思，最好的时机就是下次智囊团召开周末会议的时候。按计划，这次会议将在几个星期以后在契克斯召开。
“我将请特德到花园散步，那里罗伯特可听不到，然后我就在他耳朵旁边……”
巧得很，那时我也经常看见阿姆斯特朗。我最近正在复查美国的“维诺纳”，其中有一个尚未查明的匿名者使我特别感兴趣。在通讯中这个匿名者叫“19号间谍”。“19号间谍”显然是个非常重要的苏联间谍。他连续不断地向对方传递了战时丘吉尔和罗斯福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叉前会谈中的谈话细节。
美国人猜测19号间谍是前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德瓦特·贝奈斯。他作为苏联的傀儡做了一辈子间谍，所得到的报酬就是在一九四八年被不光彩地赶下了台。贝奈斯参加过三叉朝会谈，而且被公认为是向苏联人传送情报的人。尽管如此，我还是查看了电文本身，我开始怀疑这种解释。19号间谍所报告的谈话很明显是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非正式谈话，内容是关于第二战场的计划，特别是关于海军和航行部署。令我吃惊的是，贝奈斯是不可能得到准许去参加这些讨论的，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根本没有舰船，捷克是一个内陆国家。
我开始怀疑19号间谍可能是更加接近英国的什么人。第一步就是寻找英国所保存的有关三叉朝会谈的丘吉尔和罗斯福会晤的记录，看看是否能从中找到一份19号间谍所提及的那次会晤的记录，如有可能，找出一份参加会晤的所有人员的名单。
寻找幽灵般的三叉朝会谈讨论记录，是我工作生涯中最稀奇古怪的经历。维克托安排我去见罗伯特·阿姆斯特朗。他非常愿意帮忙。他是一个平步青云的官场人物，已经可以看出他即将升任内阁大臣。由于他需要情报社团支持他获得这一职位，所以他急于同我拉关系。他像一个孩子，立即把所有的精力投入了在唐宁街十号寻找记录的工作中去了。但过了好几个星期，我们却一无所获。
阿姆斯特朗建议我去拜访丘吉尔的前总参谋长伊斯梅勋爵和前任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爵士。他俩都记得三叉朝会谈，但却没参加过这些专门讨论。我又去拜访了玛丽·丘吉尔，她也没有记录。最后，阿姆斯特朗又安排我去会见丘吉尔的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丘吉尔任首相时，每天有一位私人秘书保管他的约会记录，吉尔伯特保存了所有这些记录的汇总本。也许在这里能找到一次记录。我把有关的日期告诉了吉尔伯特。他便查阅了整个日记索引。
“天哪，”他说，“那天的日记是空白的！”
搜查19号间谍的工作就这样搁浅了，一直遗留到现在。
正当我搜查19号间谍的时候，人们就弗·琼斯的继承人问题争吵不休。于是我向维克托建议，由我而不是由他去探听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的意见。保持维克托的中立位置是很重要的，没有人能责怪我在继位问题上的党派偏见。在我再次拜访唐宁街十号的时候，我曾向他暗示过军情五处内部有一些恐惧，可他微微一笑。
“局势对你不利，”他说，“我想这个问题不值得再提了。”
我告诉他，如果明智的人企图任命沃德尔，那他们就错了。
“我们不是文职官员，”我对他说，“沃德尔没有能力干这个工作……他太教条太死板了。”
阿姆斯特朗除了告诉我一些我已经知道的情况以外，例如常务大臣都是坚决支持沃德尔的，几乎没有向我透露什么。
“他们只想犒赏他一下，他们就不能在其它部为他找一个高职位？”我苦苦地说。
阿姆斯特朗哈哈大笑起来。
“啊，不，彼得，我们没有那么精明！”
过了几个星期，我又见到了维克托。他已经在阳光灿烂的契克斯同希思谈过话了。他告诉希思军情五处内部强烈反对任命一个外面的人做局长。希思表示同情，但他说要反对文官事务委员会的提议必须得有充足的理由。最后，维克托终于设法说服他同这两名候选人进行面谈。
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我们完全相信汉利那富有魅力的性格将会给希思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沃德尔的胆怯肯定会引起希思的反感。汉利听到消息后立刻改变了态度。他看出事情正在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他走到我的办公室，相当自负地对我说，他第二天就去见首相。
“不需要汇报了，非常感谢你。”
我想任命很快就会宣布，但几天以后，我们什么消息也没听到。白厅的每个角落都有人在打听有关情况。每次我去内政部时，总要核实一下最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