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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叛徒的理论。”康生的发言同样尖锐，他指责王明的投降主义是有系统的，“
他的投降主义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有一套与毛主席对立的路线，他根本上已
经成了买办封建法西斯的代言人。”
在断断续续两个多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最主要的检讨者是博古、张闻天和周恩
来。其中，周恩来的发言最长，从11月15日起，断续讲了5天。他从欧洲回国讲起，
着重谈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这次整风前的情况，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既批评了王明，也检查了自己在斗争中的失误和不足，同时认为“我的本质还忠厚，
诚实，耐心和热情”，并说他始终尊重中央，特别是近四年来，他实行的路线同中
央是完全一致的。他说：“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经过
这几年的实践，我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
11月29日，中央书记处委托李富春找仍在休养中的王明谈话，要求他主动检讨
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以供会议讨论。王明看出大势已去，众叛亲离，只好
让妻子孟庆树代笔，表示：“一切问题都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
见为决定。”并声称：“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
12月下旬，中共中央就王明错误作出正式决议，在就此下发的有关指示中称：
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自四中全会篡党开始，至五中全会达到顶点，
使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这一错误路线虽经遵义会议开始
克服，但在1937年12月会议至1938年9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
其反党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
违背共产国际方针的。
对王明问题定性最重的，是这样一段话：王明的投降主义。实质上是国民党在
共产党内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中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帮助国民党、
瓦解共产党的腐蚀剂。
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几乎所有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成员，包括刘少奇、周恩来、
任粥时、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等，都公开发表文章或讲话，竭诚地表达对
毛泽东的敬佩与拥戴。“延安沉浸在对毛的一片赞扬和歌颂声中，每天都有歌颂毛
的诗歌和文章。”（韩素音语）应该说，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他的
战友和同事对他的称颂也是发自内心的。至于刘少奇这位首先使用“毛泽东思想”
这一提法的人最后竟被扣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成为“文化大革命”
的牺牲品，那是他本人及其他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
再说1943年12月底，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根据从重庆和延安的俄国人
那里得来的情报，心情焦虑地以个人的名义致电毛泽东，请他不要减少对日军的军
事行动；不要放弃与国民党的合作政策；不要指控周恩来和王明执行了共产国际建
议的统一战线政策而开展对他们的斗争，应把他们留在党内并尽量利用他们为党工
作；不要在党的干部中造成对苏联的不信任情绪；尤其不要相信康生，因为康生所
实行的清除党内敌对分子的办法正在帮助敌人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为国民党效劳。
1944年1月2日，毛泽东从苏联红军情报总局驻延安联络员伏拉基米洛夫那里看
到了这封电报。他当即挥笔写了一个复电稿，要伏拉基米洛夫译好后发回去。复电
直言不讳，称：
一、我们并没有削弱对日斗争。相反，1943年八路军在十处地方实行了积极的
对日作战。因此，在1940年和1942年失去的一些地区又夺回来了。八路军现在的人
数达到了50万。1943年的对日斗争是在坚决的指挥之下的。
二、我们与国民党的合作方针没有任何变化，1943年了月出现了紧张危险的局
面。国民党准备对边区发动进攻。由于我们采取了有效措施，避免了冲突的发生。
1944年还可能发生同样的紧张局势，但我们会用我们的政策来努力避免军事冲突。
三、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
了相当大的进步。
四、王明一直在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对此，所有高级干部都已经得到了通报，
但我们没有告诉一般党员，更没有通知非党群众。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讨论王明错误
后，大家更加团结一致。
五、我向您保证并且可以担保，中国共产党热爱并且深深地尊敬斯大林同志和
苏联。我们对在这里的所有苏联同志，如伏拉基米洛夫、阿洛夫、雷玛、尤金和塞
洛夫等，都有很好的印象。
六、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他以前在上海被捕过。几个人都谈起，他在
监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后来才被释放的。也有一些同志谈到了他与米夫的
可疑关系。王明进行了很多反党活动。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的部门并不负
责审查干部。他们只调查证据确凿的特务。我们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全面的和慎重的。
然而，这封电报刚一发出，毛泽东就不安起来。第二天，他急忙找到伏拉基米
洛夫，询问电报是否发走了。他说对季老的电报想了很多，前面的复电可能不十分
妥当。他特别解释了对国民党的策略，强调他不是不要合作；对王明错误，不再提
王明“反党”和政治上可疑的问题。
5日，毛泽东再次向伏拉基米洛夫谈到电报问题。可见这一问题一直在他头脑中
盘旋。
7日上午，毛泽东又一次来到伏拉基米洛夫的窑洞，说他感谢季老在中国问题上
所给予的关注。当着伏拉基米洛夫的面，他又起草了一封电报，要求转给季米特洛
夫。电报说：
作为对1月2日电报中我所表明的观点的补充，今天我愿意再一次向您报告如下：
我真诚地感谢您给予我的指示。我将深入地研究它，高度地重视它，并据此采取措
施。
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正在实行合作的政策。我保证，对国民党的情况将
会在1944年得到改善。关于党内问题，我们的方针旨在团结。这一方针也同样适用
于王明。由于在1943年下半年针对党内形势做了工作，党的团结相当地改善了。
我请求您冷静下来。所有您的想法，所有您的感情，都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
我的想法和感情实际上是一样的。
这封电报发出，毛泽东才松了一口气。看来，一向以强硬、果断和气魄宏大著
称的毛泽东，有时还是谨慎小心的。
正是：
近忧缘自无远虑，
十年河东又河西。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部） 第三十三回
落介石挤身巨头会 毛泽东亲撰意见书
却说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第二封电报发走之后，在行动上也做了适当的努力。
他很快约见了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表示：中共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
针始终不变。郭要求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赴渝谈判，毛泽东答：“林、周或可先
后去重庆。”并同意以“皓电”为基础进行谈判，反攻时胡宗南部与边区部队可按
比例开赴前线。
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亲自主持对被审查人员的“甄别”工作，并且很快就王
明问题在组织上作出明确结论：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所谓临时
中央“篡党”问题也被取消，指出固有国际承认，也“应承认是合法的”。王明留
在了党内，虽失去了权力，但“七大”时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不过，在季米特洛夫特别强调的康生的问题上，毛泽东没有丝毫妥协的表示。
他始终坚信康生是他最可信赖的同志。在二十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康
生故伎重演，变本加厉，成为制造大批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这是后话，不提。
再说1943年11月，当毛泽东答复重庆方面“周在渝三年无事可做，暂时不拟出
来”的时候，蒋介石正准备前往埃及首都开罗参加大国巨头会议。在世界性政治舞
台上，这种荣光百年不遇，蒋介石心情之欢快兴奋，可想而知。
11月18日，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率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军委办公厅
主任商震、航空委员会主任用至柔、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等一行20人，自重庆乘飞
机启程，途经安哥拉、卡拉奇，于21日上午抵达开罗机场。
华丽的米纳饭店位于沙漠边缘，雄伟的金字塔遥遥在望。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
聚会，几乎所有知名的英、美军官都来到了这里。21日下午，丘吉尔到达，蒋介石
先去拜访。罗斯福22日上午到达，向蒋介石解释了斯大林不能到会的原因：开罗会
议只讨论对日作战问题，与斯大林关系不大。斯大林将参加紧接着召开的德黑兰会
议。
23日，三巨头会议开始。首先由罗斯福致辞，继之，由盟军东南亚战区统帅蒙
巴顿报告近期战况。下午，丘吉尔和蒋介石先后对照地图发表了对战局的看法。
当晚，罗斯福设宴招待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特别助理霍普金斯作陪。一个仆
役推着轮椅进来，罗斯福笑容满面地坐在轮椅上。仆役将他推到餐桌旁，调整好位
置，拉紧了轮椅上的闸，退了出去。身穿绣花黑缎旗袍的宋美龄请罗斯福吸烟，罗
谢绝了，然后掏出自己的烟盒，用他那细长的手指把一支香烟插在一个精致的烟嘴
上，抽了起来。
“抽惯了自己的。”罗斯福笑了笑，耸耸肩，表示歉意。罗斯福对中国军队在
常德地区的作战表示满意，并特地为正在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将士干了杯。
罗斯福说：“由于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杰出表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我
以为，中国应以平等列入四强，参加四强组织的机构及各项决策。关于这一点，我
已同斯大林和丘吉尔交换过意见。不知蒋先生以为如何？”
蒋介石当然求之不得，忙说：“我同意。”
罗斯福说：“日本国之所以能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是因为他们不民主。如今，
日本战败已成定局。战后的日本应该是民主的日本。美国国内已在传播着对日本天
皇追究战争责任的舆论。日本的天皇制应予保留还是废止？特地征求中国的意见。”
蒋介石沉思片刻，答道：“这个问题，我以为除了日本军阀必须根本铲除，不
能再让其起来干预政治以外，至于日本国体如何，最好待日本新进的觉悟分子自己
来解决。”等宋美龄译完后，他又说：“如果日本国民能起来对付战争祸首的军阀
而革命，推倒它现在侵略主义的军阀政府，彻底消灭其侵略主义的根蒂，那我们就
应该尊重他们国民自由的意志，去选择他们自己政府的形式。”
罗斯福抿一口酒，又问起蒋介石对战后派兵进驻日本一节，是否应由中国为主
体？
蒋介石的态度是：“对日本本土驻军监视问题，我的意见应由美国主持，如需
要中国派兵协助，我们一定尽力而为。我对领土问题比较关心，日本攫取中国之土
地，如东北四省与台湾、彭湖群岛，均应归还中国；惟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
美共管。”
罗斯福完全同意。他有意要使中、美关系打下基础，并帮助调解国、共两党之
间的矛盾，他估计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战后的世界秩序。而在当前，最要紧的是让
中国继续战斗下去，拖住日本军队。他试探着问蒋介石：“政府军为什么非要监视
共军不可？还有苏联……”
蒋介石拿餐巾擦擦嘴，答道：“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为问题之重心。我期望总
统尚须注重俄国今后之行动与事实为要，反正我对俄国不敢深信。”
罗斯福建议：“国民政府应该容纳共产党，组织国、共联合政府。”
蒋介石低头拨弄着刀叉：“如果苏联不插手东北，则可予考虑。”
罗斯福说：“我当和斯大林洽谈。”
至于香港、广州、上海等地之英国割据地及租界之归还中国问题，罗斯福也以
组织国、共联合政府为条件，允为努力促其实现。
第二天，丘吉尔举行晚宴，请蒋介石参加。由于丘吉尔对蒋介石十分关心的反
攻缅甸、恢复滇缅公路问题持消极态度，二人谈得并不愉快。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丘吉尔为英国式之政治家，实不失为盎格鲁萨克逊之典型人物。虽其思想与精神
气魄不能与罗斯福总统同日而语，而其深谋远虑，老成持重，则现代政治家中实所
罕见。”同时感慨道：“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
彼对于美国之主张亦决不肯迁就……其与中国存亡生死，则更不值一顾矣。”其后
丘吉尔曾对罗斯福说：“不通过战争就休想从英国手中夺回任何东西。”他指的是
新加坡和香港。结果，香港问题就这样拖下来了，直到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
恢复行使主权。
11月26日，一群外国将军，包括蒙巴顿、史迪威、阿诺德、萨默维尔、惠勒、
斯特拉特迈耶和陈纳德，都来拜访蒋介石，一个个戎装笔挺，威武潇洒，彼此相谈
甚欢。而罗斯福、丘吉尔和欧洲战区的代表，已经前往德黑兰，与斯大林会晤去了。
德黑兰会议上的两件事使得开罗会议最后会取得什么结果变得明朗化了。这两
件事是：一、斯大林表示，在战胜德国之后，苏联将增兵西伯利亚，协同打击日军；
二、英、美同意，在法国西部和南部登陆，开辟第二战场。
12月1日，由英国、中国和美国签署的开罗宣言公开发表。
不料刚过两天，日军第十一军攻陷了常德城。罗斯福大吃一惊。12月6日，他在
开罗召见了时任中缅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中将。
罗斯福问：“你看蒋介石能够支持多久？”
史迪威答：“如果日军仍像这次和上次鄂西那样全力攻击，则蒋政权可能垮台。”
罗斯福：“如此，我们就得寻找别人或别的派别继续与我们合作了。”
正是由于国际的压力，迫使蒋介石对国内问题进一步采取缓和态度。
1944年初，蒋介石授意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向中共放出和谈的气球。
毛泽东的判断是：“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
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该做些工作。”于是，中共中央决定，
停止公开批评国民党，积极参加蒋介石许诺的宪政运动，争取和广大民主人士一起
推动蒋介石转变政策。
2月17日，毛泽东再次约见郭仲容，告诉他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
行期在3月12日以后。
3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政运动问题。12日，周恩来在延安
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作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讲。指出：
国民党及其政府如果要实施宪政，就必须真正拿革命三民主义做基础，必须首先实
行保障人民自由、开放党禁和地方自治这三个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如果真愿用政治
方式合理解决国共关系，就应该做到：一、承认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二、承认
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其地方政府；三、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武装为其
所管辖、接济的部队；四、恢复新四军番号；五、撤销对陕首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
地的封锁和包围。周恩来说：“我们很愿意国共关系能够恢复到孙中山先生在世之
日的那样密切的合作，但只有做到了上述各点，国共团结了，才具备实施宪政的先
决条件。”
蒋介石也在思考对策。鉴于以往在宣传上的被动吃亏，3月15日蒋介石发布注重
宣传性的训示，要求各负责人每次与中共代表谈话时记下详细情况，逐日公开发表。
并强调了对国际宣传的重要性，“要说明中共之国际性，使欧美人士明了其阴险可
怕，实不同于欧美各国之共产党；指出中共系百分之百的实行共产主义，其所谓奉
行三民主义者，纯系挂羊头卖狗肉之伪装；切实说明中共军队完全为乌合之众，实
不堪一击，其到处招兵买马，添购枪炮，无非欲借数量之扩充，以补质量之低劣。”
4月12日，国民党方面确定了经过反复修改的《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
此案的方针是强调国家军令政令的统一。军队问题，仍只同意十八集团军增编一个
军，但却要求中共取消编制外所有部队，并要求使用中央教育纲领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