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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的方针是强调国家军令政令的统一。军队问题，仍只同意十八集团军增编一个
军，但却要求中共取消编制外所有部队，并要求使用中央教育纲领进行教育；陕甘
宁边区问题，仍要求改为陕北行政区，但却强调其行政机构陕北行政公署归陕西省
府领导，区公署主任由中央委派，各县长的任免照各省通例。此案最引人注目处是
要求中共“均能确实遵办以上诸项后，政府可准予中共之合法地位”。
此案之强硬，在国民党历次所提谈判方案中大概首屈一指。这也不奇怪，因为
蒋介石本没打算重开谈判，只是因为美国人插手了，才不得不作个样子。他的高级
幕僚们在秘密的对策要点中这样说：“奸伪野心在逐步取得政权，欲使其放弃既拥
有之武装及侵占割据之地盘，真正服从军令政令，势不可能。如此林之来此，可视
为夺取政权过程中的一种步骤……以对等谈判之态度与中央高谈合作，以其惯用之
猛烈的宣传，陷中央于失败的境地。”既然对中共这样估计，当然不打算与其谈出
什么结果，条件自然提出越苛刻越好。
4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在即将进行的谈判中应采取什么方针。周恩来说：
“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宣布我们破坏抗战等所谓十大罪状。我们
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
毛泽东接着说：“对！总的态度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
团结到底，不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
在威胁他们。”毛泽东提出：“对中间派主要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情。对英美
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
4月29日，林伯渠同王若飞、伍云甫一起离开延安，5月2日到达西安。同日，国
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一起到达。4日，双方进行了初步会谈，但没涉及任何实质
性问题。6日，张治中拿出了去年他亲笔记下的周恩来、林彪所提的条件说：“贵方
对此案有什么意见？”
林伯渠说；“我们的意见，恩来公开发表的《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讲话已
说得很清楚，所提5条可作为谈判的基础。”
王世杰说：“不行不行，周恩来讲的5条太抽象，怎么能作为解决问题的条件呢
？”
张治中说：“是啊，恩来讲话中，提恢复新四军番号，说共产党抗击百分之五
十八的敌人，不仅仅刺激蒋委员长，前方将士也不这么看。这种宣传文字显然不能
用作讨论的基础。”接着，他又提出要共产党遵守1937年所提4项诺言问题。
林伯渠说：“我党对自己的诺言，早已完全实现了，而且至今信守未渝。对此，
恩来的谈话已经讲清楚了。第一条，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恐怕现在全中国，还
没有另外一个地方像我们各抗日根据地为三民主义这样真正努力的。第二条，取消
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七年来我们对此坚守不移，任何人找不出我们做的有丝毫不
合这一条的地方。可是有些人却在那里天天想推翻共产党，实行反共运动，实行没
收农民土地的政策，难道这也算是要求共产党实行自己的诺言吗？第三条，取消苏
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现在我们各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
就是民权政治，全国政权只有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可是对
边区却至今不予承认，难道国民党允许承认边区的诺言，便可以不实践了吗？第四
条，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一条也是行之已久，并且成就卓著，八路军、
新四军的英勇抗战，就是铁证。”
林伯渠喝一口水，继续说道：“政治解决的内容应该是双方的与公平合理的。
我们愿意坚守4项诺言，贵党也应接受我们提出的5条意见。国共两党果能本此基点，
推诚相见，公平合理地解决各种问题，则不仅在蒋主席领导下，合作抗日的最后结
果，必然达到驱逐日寇之目的，即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中国，也可以在蒋主席领导下，
达到合作建设之目的。”
张治中显然听得不耐烦了，说：“我看咱们还是一个一个问题解决吧。是否先
谈军事？”
林伯渠表示同意。
张治中主张中共军队扩编为三军八师，林伯渠提六军十八师。双方要求相距甚
远，又都坚持己见，争论不下，只好作罢。
以后又进行了三次谈判，关于军队数额仍是争论的焦点。几经讨价还价后，张
治中作了适当让步，提出以四军十二师为限。林伯渠不好再争，与王若飞商量后，
同意以此作为最低条件向中共中央请示后再作回答。除军事问题外，两党代表还就
作战区域、人事、经济、边区等问题原则上交换了意见。
5月9日，国民党代表将双方在西安4次谈判的情况进行了整理，形成书面意见，
送给林伯渠、王若飞。林、王审阅后，在一些地方作了修改，并于11日签字认可，
同意以此为基础作进一步的谈判，表示要上报中共中央，待中央作出决定后再与国
民党谈判。
此时，国内外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1944年初，日军为挽回整个战场的颓势，确定了以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为目标
的“一号作战”方案。为完成这一任务，东条英机于；月里完成了独裁统治的一切
必须的准备，并立即扩军32个师团，实行全民皆兵。
蒋介石万万没有料到日军的“一号作战”竟置他于前所未有的困境。4月中旬，
日军沿平汉路向河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相继攻陷中牟、郑州、新郑、许昌。接
着，又从湖北沿粤汉路南下湖南，再沿湘桂路折向广西，前锋直达贵州独山。在日
军进攻面前，国民党战场上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大溃退。短短8个月内。相继丢失20万
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6000多万中国同胞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政治中
心的重庆，陷入一片惊慌之中。在战时，人们最关心的焦点莫过于军事。如果其他
问题还可以勉强忍受的话，那么在这方面出现不应有的严重挫折就使人普遍感到难
以忍受了。谁都看得出来，这场大溃退其实是国民党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
面的严重问题的集中大暴露。民怨空前沸腾，舆论空前激昂，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
运动冲破皖南事变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沉寂状态，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蓬勃兴起。
人们对国民党政府已经丧失信任，要求实行根本性的变革。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抗
战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国驻华官员和舆论的强烈关注与不满。
毛泽东在林伯渠离开延安前，尚未料到中原局势会急转直下。这样的形势，显
然有利于共产党而不利于国民党。毛泽东认为，蒋系军队缺乏战力，是因为没有民
主政治，又执行反共政策，国共之争的结果在于未来，将来执牛耳者必是最有力量
者。因此，他随即确定了“发展自己，不受限制”的新方针。对国共谈判，他认为
已没有必要以让步求安定，西安转来的书面意见中国民党将条件压得太低了，必须
立即提出更高的条件，在国民党焦头烂额之际，迫使其让步，解决几个根本问题。
5月15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明日由电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
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拍发给他，要他以公
函形式将这个意见书交给王世杰和张治中，以此作为谈判的具体内容。
这份意见书是毛泽东起草的。意见书首先说明：“为克服目前困难局面，击退
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中共方面认为唯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
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
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
关于全国政治的有3条：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
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
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关于两党悬案的有17条，主要是：允许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
师一万人，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
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中共军队防地在抗战期
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公平分配
同盟国的援华物资；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停
止进攻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释放各地被捕人员，等等。
5月17日，林伯渠和张治中、王世杰同机到达重庆。因周恩来、林彪回延安后，
重庆与延安的电台联络已告中断，所以林伯渠和董必武都没有及时收到16日由电台
发来的中共中央意见书。
5月19日，蒋介石在重庆官邸召见了林伯渠。林伯渠因未得到最新方案，仍按原
定不刺激国民党的方针与蒋介石谈话。蒋也没有改变原来的强硬态度，竞不同意按
林伯渠11日签过字的意见书谈判。
5月21日，林伯渠终于看见了5天前毛泽东电示的新方案。他暗自庆幸蒋介石没
有答应按前面意见书谈，那样的话岂不陷中共于被动？22日，他带着新方案去见张治
中和王世杰。
林伯渠把新方案递过去道：“委座不同意按西安所签意见书谈，我向中央作了
汇报，中央电示这一新案，请二位过目并呈委座。”
张治中、王世杰看了中共的新方案，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刚过了两三天时间，事情竟变成了这样。他们所以邀林来渝，是因为林在他
们提的意见书上签字了呀！
王世杰冷笑道：“祖涵兄，这种严肃的政治谈判，怎能视作儿戏，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你们新案全文尽显宣布罪状之精神，完全没有实践诺言及拥蒋之表示，
这说明你们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在中原战事不利的情况下，你们提这种方案，
岂不是乘机要挟？且与共同御侮的宣言隔在云泥！”
张治中也是一脸怒气，说道：“你们不讲信义，突然变卦！你在西安可是签过
字的呀！即使推翻西安的方案，为何又不以林彪案为谈判基础？你们自己提的，又自
己不认账，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这样欢迎你，以为我们软弱可欺？”
林伯渠争辩道：“这20条都是要实事求是解决问题。再说，西安初步谈判意见，
约定各自向自己中央请示，并不是最后之决定。前几日我提出以初步意见进行谈判，
委员长不允，可见不讲信义、当儿戏的并不是我们。前一次我曾提六军十八师，如
今提五军十六师，已经作了让步。其他各条，均为两党悬案，过去谈过多次，有的
国民党方面还作过允诺，难道今天不该提出商谈，还要永久拖下去吗？我不明白张、
王二兄何以得出我们突然变封、得寸进尺的结论。”
王世杰：“这20条必须修改！”
林伯渠：“这20条哪一条不是言之成理之说？”
张治中谈谈一笑：“祖涵兄，此案洋洋千余言，为何单单遗漏了拥蒋抗日一条？
难道你们觉得失去这个前提还能继续合作吗？”
林伯渠答：“这20条没有修改的余地，不过我可以报告中共中央。也请二兄将
此案呈报委座。”
张、王商量后表示：坚决拒绝中共这20条，并拒绝将此案转呈蒋介石。
这时的国内外形势，正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继续强硬
下去。5月31日，他这样电告林伯渠：“为尊重张、王意见，以利谈判，以示我们希
望解决问题之诚意，特修改文件内容词句，请再次提交张、王。请向张、王声明，
拥蒋及执行4项诺言等屡经申明，故未重述于上次文件中。为尊重他们意见，故将其
加入此次文件。另将20条改为12条，其余8条，作为口头要求，仍请政府考虑解决。
如彼方再不接收与解决，则曲在彼方，我方委曲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
中共提出如此强硬方案，若在往常，国民党代表早拂袖而去了。然而，这一次
他们不能这么做。一则战场失利，二则美国即将派副总统来华考察援助条件。蒋介
石只好在谈判桌上后退一步。
正是：
谈判桌子像弹簧，
这边弱了那边强。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文分解。
（第二部） 第三十四回
华莱士驾临重庆 包瑞德飞往延安
却说6月5日晚，林伯渠与张治中、王世杰再次见面了。林伯渠手持毛泽东修改
过的12条书面意见，张、王怀里也揣着国民党正式拟定的《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
决提示案》。
林伯渠看过这份提示案，发现国民党虽有退让，如同意中共军队编四军十师、
陕甘宁边区改行政区后隶属行政院、党的问题在战后解决、允许共产党公开等，但
与中共中央的要求相距甚远。
林伯渠提出的中共12条意见，却再次被张、王拒收。于是，双方舌战起来。张、
王说共产党没有诚意，林说国民党逼人太甚。争执到最后，张治中口气缓和下来，
说：“22日先生所提20项，因内容与在西安所表示的意见出入甚大，未便接受，当
经先生收回。此次所提12项，项目虽较前减少，但内容并未改变，中不能接受，惟
不想过拂先生的意见，只得留下，但不能转呈。”林伯渠见再争无益，只好顺水推
舟，说：“好吧，就留在两位处参考亦好。”并表示收下国民党提示案，向中共中
央报告。
这个《中央政府提示案》客观上比较接近林伯渠在西安签字的意见，这就使得
林伯渠感到为难了。不得已，林伯渠于6日写信给张、王，解释此中关节，声明《中
央政府提示案》与中共中央的12条意见相距甚远，但仍愿将这一提示案报告中共中
央，相应地，张、王也应将中共12条报告国民党政府；双方的新案都和西安商谈的
意见有出人，这种谈判过程中的出人是正常的，不足为奇，不应因此指责中共没有
诚意而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张、王坚持说《中央政府提示案》是根据中共方面的意见作出的，与林彪方案、
西安方案均无不合，中共无不接受之理，要谈只能以这个提示案为基础。
林伯渠11日再次致函张治中、王世态：“谈判是两党公事，非个人私事，我们
彼此都得要遵照自己中央的意见去和对方谈判，并将对方的意见详细报告给自己的
中央，最后得到双方中央一致同意，才能使问题获得解决。你们不让贵党中央了解
我党中央方面意见，只片面地要求我个人接受贵党中央提示案，试问我个人如何能
够做主？谈判如何能够进行？两先生又如何能负责？”
因事关重大，林伯渠请示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答道：“张、王既然不愿考虑我
党中央所提意见，又不愿将此意见转交蒋，又不承认我党合法地位，又不以平等地
位对我党中央，而片面地提出所谓提示案，我党中央坚决不能接受，望立即将所谓
提示案退还张、王。”
6月15日，张治中、王世态致信林伯渠，说已将中共12条意见转报国民政府，但
坚持解决办法只能按《中央政府提示案》办理，不能变更。
刚刚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两党谈判，又陷入了僵局。按下不表。
单说当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屡遭败绩。一
部分美国人对国民党失望之余，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共产党。中共方面为了打破国民
党的全面封锁，回击蒋介石的反共宣传，显示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也曾向美国
方面吁请其派人访问延安。早在1942年8月6日，周恩来即致函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居
里，提出了这样的建议。1943年1月23日，美国驻华官员谢伟思向美国国务院转达了
周恩来的邀请，并建议“派美国代表访问共产党地区”。他认为：“这种访问对我
们会大有益处，会使我们对共产党方面的形势有一个广泛和实际的了解。”6月24日，
另一位美国驻华官员戴维斯向史迪威提出报告，建议派出一个观察团并在延安设立
一个领事馆，理由是这一地区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对苏联军队将来进人中国
将起到某种联系作用。他的建议当时未得到答复。开罗会议之后，戴维斯于1944年
1月15日再度建议派观察组去延安。他在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