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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协。因而采取军事压迫和政治解决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继续调集军队围剿红军，
一面仍由曾养甫、湛小岑出面，再次速请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谈判。
10月8日，中共中央表示：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周恩来可以飞往广州谈判，
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停止进攻红军，立即准备抗战。但
是，蒋介石根本不理睬共产党的要求，仍命大军进攻苏区。在此情况下，两党高级
人员的谈判无法进行。14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暂不出去，由在上海的潘汉年作
为代表，同国民党作初步谈判。潘汉年是9月24日从保安前往上海的，走时携带着周
恩来的信件和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10月21日，国民党方面同意先和潘汉年进行初步谈判。这时，红军三大主力即
将会师。困彭德怀即将率部发起宁夏战役，毛泽东希望能在战役发起前谈判以对战
役有所帮助，想让潘直接接触国民党上层人物，以便早日惊动蒋介石。他于10月22
日电告潘汉年，要潘“直接去见陈立夫”。
共产党尚未惊动蒋介石，国民党内部倒先惊动蒋介石了。10月23日，宋庆龄、
何香凝草拟了一份旨在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一致抗日的
建议书。拿出去征求附议签名。两天里，即有十几位领袖级人物在建议书上签上了
自己的大名，其中有冯玉祥、孙科。这样大的动静，不可能不惊动蒋介石。这份建
议书传到各路诸侯那里，后果将不堪设想。蒋介石想来想去，决定通过一个人向这
十几个人交交底，同时让这个人去共产党那里当说客，以遏制签名运动的势头。
可是，找谁谈呢？宋庆龄是孙中山的遗孀，何香凝是廖仲恺的遗孀，辈高位尊，
不是好相与的角色，弄不好反被她们训斥。
找孙科吗？似乎也不太合适。还是找冯玉祥吧，把兄弟加败军之将，再合适不
过了。于是，产生了以下一番蒋冯对话：
冯：联共问题怎么办？
蒋（手抚茶杯）：同中共妥协问题，我已考虑很久了。去年年底就开始找他们了。
冯（面露诧异）：哦？这么说，你真的要实行三大政策了？
蒋：是呀，先总理的遗训，我怎敢不从？都吵我不抗日，谁能来体谅我的难处？
和共党妥协，有问题不好解决呀！
冯：人的问题？
蒋：这不是问题。从前大家一桌子吃饭，一个屋子开会，后来才成冤家的，现
在再合一起，有什么不可以？
冯：是这个理。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那是什么？党的问题？
蒋：这更好办。实行宪政，各党各派都可参政，共产党当然也不例外。
冯：那还有什么问题？
蒋：军队。谁能去领导他们的军队呢？他们连改编都不答应，抗什么日！
冯：哎，是难。你准备怎么办？
蒋：你能不能想法让他们服从呢？
冯：试一试吧。
蒋：我看还是把他们送到外蒙吧！
蒋、冯谈话之后，即没有了下文，签名运动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10月27日，红军三大主力开始按计划集结。31日，国民党军陆续攻向靖远、中
卫等地，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主力被迫向东转移。黄河天险毫不留情地
把红军割成了两块，红军的历史上出现了可以作为悲剧注释的“西路军”三个字。
红军趋向中苏边境已无可能，中共领导人寝食不安，焦急地寻找着新的出路。
蒋介石忽然对和谈有了浓厚的兴趣，指示陈立夫立即找那个潘汉年。在他看来，
红军除了签城下之盟，已别无出路。
潘汉年不知道西北发生的突变，一心一意在上海寻找陈立夫。因为寻找的艰难，
他已把毛泽东亲手起草的协议草案背个滚瓜烂熟。11月10日，陈立夫敲开了上海沧
州饭店潘汉年的房门。
谈判开始，潘汉年向陈立夫递交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并兴致勃
勃地作了说明。草案内容如下：
（一）双方派遣全权代表进行谈判。订立抗月救国协定。
（二）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
现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
（三）必要步骤：1。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2。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
屯驻地区，供给军费、粮食和一切军用品，不得变更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
3。改革一切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不再破坏共产党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的
人员，共产党停止以武力推翻政府；4。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5。建立全国统一
的军事指挥机关，红军派人参加，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
地位；6。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
（四）两党中央各派出同数之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关。
（五）国共双方保持其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陈立夫接过草案，粗粗一看，即放在一边，静听着潘汉年的说明。嘴角上接出
一丝怪异的笑意。潘汉年结束了陈述后，发现陈立夫像是睡着了一般，心存疑惑，
不由得追问：“陈先生以为如何？”
陈立夫大笑。笑够了，才开始说话，一副颐指气使的口吻。他对共产党的方案
不置一词，完全撇开，提出了他们早已准备好的另一种意见：“既然共产党开诚合
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条件了。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二，中共军队
最多编3000到5000人，师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党内与
政府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军队问题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
提政治各点就好考虑了。能否停战，蒋委员长意思是要看你们对军事问题能否接受
来决定。”
面对陈立夫的傲慢态度和苛刻条件，潘汉年当即予以拒绝。他生气地说：“你
这是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是合作抗日的谈判条件。当初邓文仪在莫
斯科活动，曾养甫派人送到苏区的条件都不是收编，而是讨论合作。你这些条件当
然是奉了蒋先生之命才提出的，蒋先生目前有此想法，大概误以为红军已到了无能
为力的时候了，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认为磋商合作条件尚非其时？”
潘汉年的话一下子揭开了问题的实质。陈立夫一时尴尬起来，急忙转变话题，
口气也缓和下来。他告诉潘汉年，刚才所谈条件是蒋介石的意思。他个人也无可奈
何，希望周恩来能亲自出面谈判，此事或可还有转机。他说：“军事问题双方谈了
要负责的。你我都无法决定此事，是不是请周恩来先生来宁和蒋先生一谈？据我所
知，蒋先生是愿和周先生面谈的。”
潘汉年余怒未消，说：“在你们这种苛刻条件下，周恩来是不会出来和你们谈
的。”
陈立夫狡黠地一笑：“请潘先生暂不要报告我刚才所说的条件，我想周恩来应
该会来的。”
“如不把贵党条件报告，暂时停战的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潘
汉年十分肯定地回答。
谈判陷入了僵局。
11月11日，中共中央收到了潘汉年的电报，一方面认为国民党的条件无法接受，
一方面打算让步。第二天，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南京对红军究竟能容纳至何限
度，望询明电告，被方条件如使恩来出去无法接受，恩来出去无益。近日蒋先生猛
力进攻红军，不能不使红军将领生疑……据张子华称，曾养甫曾有这样一案：一、
党可公开活动；二、政府继续存在；三、我方可参加国会；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
为一致对外，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谈原则协定。”
由此可见，共产党为了生存下去，已经作了全面让步，已经把对手提出的条件
作为谈判的基础了。即便如此，能不能谈成呢？11月1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
“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然而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
迁，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中央既决定周恩来暂不出面谈判，便让他去河
连湾迎接二、四方面军去了，这件事也许比谈判更为重要。因为几天之后，他亲自
部署红军主力，在环县以北的山城堡挫败了胡宗南部的进攻。按照常规，这将有利
于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
正是：
手握权柄腰杆壮，
身处矮檐难逞强。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部） 第六回
潘陈会晤不欢而散 张杨苦谏无动于衷
却说11月15日，陈立夫得知潘汉年收到了中共中央的电报后，当即邀请潘汉年
到南京再谈。16日晚，潘汉年匆匆赶到南京，陈立夫却失约了。作为一方的正式代
表，面对这种令人难堪的冷遇，不难想见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潘汉年会是什么样
的心情。
原来陈立夫去了洛阳，他是被蒋介石召去的。农历九月十五日，是蒋介石的50
岁生日。他的两位前夫人毛福梅、姚怡诚不忘旧情，在奉化老家请和尚做水陆道场，
为寿星消灾弭祸。社会上发起“献祝祝寿”活动，搞得热闹非常。蒋介石本人则到
洛阳避寿去了。他尽情享用着事业达至顶峰时的风光，并召去几十位要员随驾，陈
立夫也在其中。他此举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与诸大员商议彻底解决共党和红军问
题。到场的张学良不以为然，单独见蒋，请蒋领导抗日救亡，想不到蒋介石大发雷
霆：“最近的敌人是谁？共产党！谁为害最急？共产党！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
如此远近不分，急缓不文辨，是非不明，还谈什么革命？”张学良刚一解释，蒋又
斥之：“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个国家、
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
11月19日，潘汉年终于等到了陈立夫，他向陈转述了中共中央想以曾养甫案为
基础进行谈判的意愿。
陈立夫故作谅诧道：“是么？有过这么四条么？我怎么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知
道的？”
潘汉年答：“曾养甫案由张子华转告中共中央。”
陈立夫连连摇头：“纯属子虚，纯属于虚！曾养甫作为我的代表和你们密谈，他
有这样一案，我不会不知道。”
潘汉年一时语塞。他能说什么呢？总不能要求让曾养甫前来对质吧。再说即使
找曾养甫也不能马上找到，因为前不久蒋介石乎息“两广事变”届，为加强控制，
已派曾养甫去当广州市长了。此刻，潘汉年只是睁大眼睛看着陈立夫，似乎要从陈
的脸上寻找出说谎的证据。
“要谈，只能在10天前谈的原则下进行。”陈立夫见潘汉年默不作语，补充道，
“蒋先生这次又强调了，你们可派代表参加国会，名单由我们来提。”
“你不觉得你们的条件太过分吗？”潘汉年冷冷地说。
陈立夫说：“过分吗？目前日德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战线，中苏关系可能会
恶化，那时，红军岂不更糟糕？”
潘汉年边站起身边说！”蒋先生既然要加入反苏战线，就不会抗日，那我们今
天的谈判也就不需要了。”
潘、陈谈判再次不欢而散。
11月21日，红军在山城堡一举歼灭胡宗南军一个多旅，显示了红军的力量。陈
立夫又派人到上海找潘汉年，表示谈判不能中止。
12月1日，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18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蒋介
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
日。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田，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
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
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于此同时，中共中央两次致电潘汉年，明确表示：“国共十年对立，今求联合，
完全是也只能为了对日抗战，挽救中国于危亡地位，在当前尤为保卫华北与西北，
抗拒日寇进攻而有停止内战共同救国之迫切需要。彼方之同意谈判，其出发点当亦
不能外此。然如陪电所言，殊不见有任何之诚意，无诚意则失去谈判基础，只好停
止以待他日。”
12月上旬，陈立夫又约潘汉年晤谈了两次。在蒋介石同意下，国民党方面略有
松动。陈立夫告诉潘汉年，可将保留红军数目由3000改为3万，其他条件不变。潘汉
年一听。感到这种让步并没有改变根本文场，当即表示拒绝。
中共中央被逼无奈，只好另觅出路。在给潘汉年的指令中说：“至今蒋介石似
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的前提，谈判显无速成之望……我们愿以
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围共秘密谈判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虽然国民党方面另派张冲专程到上海转告
潘汉年，希望国共谈判不要结束，潘汉年也向张冲表示，如果国民党放弃消灭共产
党的企图，则谈判还可重新开始。但秘密谈判事实上中断了。双方礼节性的希望只
是给两党再奏谈判新曲留下了一缕娓娓余音。
正当国共两党秘密谈判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爆发了。这一重要事件的发生，使得国共关系出现了转饥。也扭转了历史发展的进
程。
自从“两广事变”结束，蒋介石就打好了第六次“围剿”红军的腹稿。在他看
来，自己雄兵百万，对付缩到陕甘贫痔之她的区区几万红军，把他仍彻底消灭，不
过是探囊取物，易如反掌，红军再要逃跑，可决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他的“两广
事变”时南调的部队已纷纷北上，平汉、陇海路一带集结了30个师数十万人，西安、
兰州机场已下令扩大，100多架飞机也已筹调听用。这是对红军的最后一战，也是中
国内战助最后一战，眼见得“安内大业”将要大功告成，他喜不自禁。精神倍增。
为了万无一失，他决定飞赴西安，亲临“剿共”前线视察。
闻讯的张学良正面临着巨大的内心孤独，这孤独又与迷惘搅在一起。自1928年
易帜以来，已近8年；自“九一八”日本进占东北以来，已经6年；自奉命撤出山海
关，代蒋受过背上“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以来，也已3年有半。自己顾全大局，惟命
是从，忍辱含垢，为什么？不就是为国家统一、和平、强盛吗？可这么多年来，自
己都干了些什么？内战，“剿共”！父仇国恨，自己有一丝一毫报了吗？东北几千
万父老在日寇铁蹄下呻吟，自己手握几十万大军却退到了西北，自己的军人人格何
在？
他长时间地思考着，寻找着答案。
蒋介石在西安建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张学良是副总司令。他委婉地呈报
蒋介石：“为洗不抵抗之名，请领袖让我去抗日，剿共的事换别人来。”蒋不理，
还把他训了一通。日本魔爪伸向华北，蒋介石一再妥协，张学良愤慨地说：“东北
的罪过就算我个人承担了吧，可现在是怎么说？一人误岂可全国也误？一时误岂可
永久再误？现在就该全国奋起了！”乃亲书东北军的共同语言“披甲还乡，复土雪
耻”悬于卧室，又呈报蒋介石，要求率军开赴抗日前线。蒋不允，令其向红军进攻。
杨虎城告诉他：“红军不好打。”他为对蒋负责，还是进军，结果损失惨重，近3个
师的兵力被歼灭，两个师长阵亡，7名团长死伤或被俘，这在东北军的军史上还没有
过，张学良受到极大震动。他向蒋介石要求补充，因蒋说过，“剿共“部队的损失
优先补充。可蒋不但不补充。还把两个师的番号取消了。张学良要求给阵亡的两位
师长的家属各发10万元抚恤金，蒋也不允。他忿然称：“我张学良混得不值10万块
钱了！”
爱国学生掀起“一二·；九”运动全国抗日情绪达到沸点，张学良心潮起伏，寝
食不安。他对部下说：“我若是一个学生，也会上大街去游行，也会告诉政府，国
土若是对内一寸一寸地收复，对外一省一省地退让，政府必然要与国家同归于尽。
”转而问部下：“那些学生如果每人手里有一支枪，谁能挡住不让他们去打日本？”
他还把“一二·；九”运动的骨干请了几个来座谈。
共产党发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引起张学良极大共鸣。他对军长王以
哲说：“共产党认为日本正在灭亡中国，民族矛盾超过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