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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求安静。那么多前来探视病人的客人需要热热闹闹地迎送、招待，有些人担心病人不久就会死去而痛哭不止，尤其是和尚、尼姑以及其他驱鬼的巫师大闹一场。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看到这种场面，还不如死了更好。那位著名的法国夫人对前来探视者说：“她正在死去，请原谅不要打扰。”西方人对此没有不抱同感的。而在中国，决不会有这种原谅，即使有，也不会被接受。
在这个令人心烦意乱的世界里，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会感到担忧和焦虑。中国人不仅像其他民族一样受到这些邪恶的影响，而且要更深重得多。在许多地区，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使得有相当比例的人总是挣扎在死亡线上。只要雨水稍微减少，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挨饿；只要雨水稍微增加，洪水就会冲毁他们的家园。中国百姓很难幸免于官司的纠缠；一旦吃了官司，即使是完全清白，也难逃倾家荡产的厄运。这些灾难不仅说说而已，而且可以感到正在不断地俏然降临。对我们来说，最恐怖的莫过于等待一场不可防止并会带来可怕后果的灾难。中国人在面对这种灾难时，也许是因为它的不可避免而“眼睁睁地去忍受”，这正是这个民族最显著的特性之一。那些亲眼目睹灾荒年月成百上万百姓默默地死于饥饿的人，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要全面了解中国人，就必须去看，但无论看到什么程度，西方人都难以真正理解，就像中国人很难真正理解盎格鲁——撒克逊人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理念。
无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去看中国人，我们都会发现，中国人是而且肯定一直是一个谜。我们将不断地去理解他们，直至我们终于相信，他们与我们相比是“缺乏紧张”有。这一含义复杂的说法会对这个民族未来与我们民族的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影响很可能随着岁月的推移而增强——我们不想冒昧地作出猜测，但我们至少相信适者生存这一普遍规律。在20世纪的生存斗争中，最适应者是“神经过于紧张的”欧洲人，还是不知疲倦、不急不躁的中国人呢？
第十二章 轻视外族
第一次到广州旅行的欧洲人很难想到，中国的这一商业中心与欧洲已有360年的频繁交往。在这期间，西方国家与中国人打交道，几乎没有什么能够令我们有理由感到骄傲的举动。外国人无论抱着何种目的来到中国，中国人通常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像古希腊人对待其他非希腊人一样，而把他们看做是“野蛮人”来对待。即使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也一直习惯于用“野蛮人”而不用“外国人”来指称外国人。只是到了1860年，由于某条约的特别条款规定，才开始不允许使用“野蛮人”这个词来指称外国人。
与中国人对待西方外来民族的这种态度有关，中国人的邻国长期以来就一直是一些最差的国家，因而他们被奉承惯了。尽管这些奉承无非是花言巧语、不怀好意。当他们发现，他们所接触到的外国人可以在哄骗和威胁之下，按照中国人的意愿行事，他们确信自己具有无法形容的优势地位，并且一直是按照这种看法处事，这种状况直到北京被占领才被迫发生改变。从那以后，尽管只过去了三十多年，但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中国人现在已经终于意识到了外国文明和外国人的全部价值。然而，不必对中国人作更广泛、更密切的了解，任何一个无偏见的观察者都会相信，目前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心里想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并不都是尊敬，即使中国人实际上并不轻视我们，但他们好像是带着恩赐的态度对待我们，且往往是无心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所要面对的现象。
中国人对外国人最感到奇怪的是他们的服装，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的服装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的确，东方人的所有各种服装在我们看来都是那么的臃肿，摆来摆去，限制了“人的自由”，但这是因为我们要求动作灵便，而完全不同于任何东方人。当我们考察东方人的服装式样是否适合于东方人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服装完全适合于东方人。但是，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在看我们的服装时，找不到任何值得赞赏的地方，更多的是批评和嘲笑。东方人的服装要求宽松，穿在身上可以掩盖住身体的线条。有体面的中国人是不敢穿着短上衣到公共场所去的，而在中国的外国租界，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外国人穿着紧身短上衣。外国人的短上衣，双排纽扣的礼服大衣，尤其是既难看又没样子的燕尾服，这些对中国人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特别是有些上衣外套穿起来无法全部遮住胸脯，还露出一些内衣，更是不可理解，他们还看到外国人衣服的尾部钉着两粒纽扣，觉得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可扣的，也不能起到装饰作用。
如果说外国人的男装在普通的中国人看来是荒唐可笑的，那么女装就更是这样，不管怎样说，它都有背于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更谈不上体面了。西方文明是伴随着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往而产生的，只要我们看一下中国人对男女之间自由交往的限制，就会自然地感觉到，只依据传统标准的中国人完全有可能误解和曲解他们所看到的一切。
外国人听不懂中国话是中国人产生优越感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一个外同人，即使他能够流利地说现代欧洲所有各国的语言，但只要他听不懂一个不知字的中国苦力所说的话，那么这个苦力就会瞧不起他。的确，苦力若是这样，只能进一步表明他自己的无知，但他那毫无道理的优越感却是真的。，如果这位外国人硬要在这种环境中待下去，并努力地去掌握中国人的语言，他会不断地受到蔑视，就连自己的仆人也会在一旁说：“哦，他会听不懂！”其实听不懂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自己说得不清楚。但中国人并不会承认这个事实，即使承认了，也不会削弱他的天生的优越感。这种情况，所有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经常而且永远会碰到，因为，无论他知道了多少，都总还有他未曾知道的新大陆。在一般情况下，外国人在中国有了一定的经历后，就不会因为他偶尔才知道某事而感到不好意思，更不会因为他对某事全然不知而感到不光彩。中国人在对外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有关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知识进行估量时，往往就像约翰逊博士对女人唠唠叨叨的劝诫所作的生动描述一样；约翰逊博士说女人的劝诫就像狗用后腿走路——是无法做好的，但后来又惊奇地发现，居然做好了。
外国人对中国人的风俗一无所知是中国人产生优越感的另一个原因。他们几乎不相信居然会有人不知道他们早已知道的事。
外国人常常受到中国人间接的冷落而不知，这就导致中国人愈加故意地轻视外国人。对“当地人”把我们看成什么嗤之以鼻不予计较，反而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许多中国人会有意无意地采取一种逗趣的方式对待外国人，时常还伴些贬意，就像利特默先生对待大卫·科波菲尔＊，似乎心里还不停地嘀咕：“这么小，先生，这么小！”当然，在中国的外国人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迟早会成为精明的观察者，而那时，情况就会有所不同。然而，一个人无论经验多么丰富，总还有他没听说过的或者第一次听到的事，总有许多细节是他所不知道的。
任何普通的中国人都会很容易做到的事，外国人却不会做，这就导致中国人看不起我们。我们吃不下他们所吃
＊美国作家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译者注的东西，我们经不起太阳的暴晒，我们无法在嘈杂的人群中入睡，也不能没有新鲜空气。我们不会用他们的橹划船，也不会喊“吁！吁！”使唤牲口。众所周知，1860年，英国的炮兵部队在去北京的路上被无人驾驶的马车队搞得没有办法，因为英国军队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叫中国的牲口走动一步！
无法适应中国人的观念和礼仪，以及其他更重要的规矩，使中国人毫不掩饰地轻视一个在他们看来没有“礼貌”或不懂“礼貌”的民族。其实，不是外国人不会鞠躬，而是他总觉得以中国人的方式鞠一个中国式的躬很难，不仅难在身体上，心理上也很难接受。外国人不把礼仪当一回事，常常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即使他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但面对一场有礼貌的大战，其结局事先已经确定并为双方所知道的大战，就算只有20分钟，他也会不耐烦。外国人不愿意花“老半天”时间去闲聊。对他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但对中国人来说，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在中国，每个人都有很多时间，但却不是每个人都有钱。中国人不知道，他所浪费的时间是他自己的时间，而不是别人的时间。
外国人由于省却了大量令人厌烦的繁文缛节，而把时间用于其他方向，因此，与过分讲究礼节的中国人相比，外国人显得非常单薄，即使外国人自己也这么看。与中国官员富丽堂皇的长袍和温文尔雅的举止形成对照的是外国来访者那不成样子的跪拜；面对这种反差，即使有礼貌的中国人也难免会笑出声来。在这种场合，必须记住，对付中国人轻视外国人的最有效方法是，对东方人所看重的官架子不屑一顾。如果中国人见到的是“大美利坚皇帝”，
并且曾见过他穿着市民的服装，叨着雪茄，在大街上散步，那么中国人的心里又会怎么想呢？假如一个与中国的道台相当级别的外国领事为调解一桩国家间的纠纷，前往某省会与省长会晤，那么肯定有成千上万的人会聚集在城墙上，想亲眼目睹这位外国大官的浩荡队伍，结果看到的只是两辆马车，几匹马，一名翻译，一位中国的跟班，还有厨师等几人。东方人看到这种场面，自然会从好奇变为冷淡，再变成轻视，这并不奇怪。
我们在某些方面自认为肯定比中国人优越，但却不能如我们所想像和所期望的那样给他们留下印象，他们承认，我们在机械设计发明方面占优势，但许多发明却被轻易地看做是莫名其妙且没有实际用途的戏法，是某种超自然力的结果，是孔夫子闭而不谈的魔法。有一些承包商到中国后发现，中国人对蒸汽机和电力应用的奇迹是那么的不放在眼里，因而感到失望。此外，中国人反对一切都采用外国模式（尽管有时也不得不采用）。他们不关心卫生设备和通风设备，也不关心生理学。他们喜欢接受一些西方进步的成果，但不采纳西方人的方法，若要他们采纳西方人的方法，他们宁可把进步的成果也抛弃掉。只有那些肯定能直接使中国成为“强国”的东西，才能被接受，其余的必须暂缓一步；任何改良，如果没有时代精神，不会比中国优越，都可能被抛在一边。某些中国学者和政治家显然意识到中国的劣势，但又声称，西方国家所采用的知识只是古代中国人在高度发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所积累的，而近代中国人却不幸让这些东西被西方人盗走。
中国人显然对外国人在应用领域方面的能力不很感兴趣。撒克逊人欣赏“能人”，正像卡莱尔喜欢别人都称他“皇帝”。对中国人来说，外国人的技艺既令人感兴趣，又令人吃惊，而且以后若用得着，他们不会忘记和拒绝使用；但这绝不意味着在这些方面他们要效仿外国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也许从来就没有这样想过。他们的理想学者是书呆子。这种人什么都学，什么都不会忘记，拥有多个学位，学习刻苦，废寝忘食，虽有几寸长的手指，却不会做事（除了教书）；正是这样，才保持了灵魂与肉体的统一，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
西方国家并没有使中国人意识到自己落后于西方各国。中国驻大不列颠前任大使郭阁下的所言很能说明这一点。当听到里格博士说英国的道德状况比中国的要好时，阁下并没有立刻对此作出评价，而是富有感情色彩地说“我感到非常震惊”。这种比较从表面上看，尤其是从外交的观点看，是不成功的。它涉及到对这两个国家内部生活的深入了解和对现状的各种原因进行分析的能力。进行任何诸如此类的比较根本不是我们当前的目的。必须承认的是，中国的文人学士是外国人的主要对手。外国人虽拥有各种机械技术，但仍被中国的文人学士认为没有足够的能力欣赏中国伦理道德之伟大。这种蔑视在那些“头在宋代，脚在现代”的典型中国学者身上很能体现出来。就是这类人在近年撰写并散发了大量极力排外的文章，这些文章铺天盖地，充斥了整个中国。
曾有人认为，中国可能会被西方的各种发明所占据。刀叉、长筒袜、钢琴会从英国运到中国，在这种作用下，中国将会被“欧洲化”。如果说有一天中国会被这种方式所占据，那么这只能是很久以前的某一天，而决不可能有过这样的一天。中国不是一个可以任人宰割的国家，中国人也不是一个可以任人宰割的民族。要使中国人对西方人保持稳固而持久的尊敬，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可信的客观事实表明基督教文明无论在总体上还是在细节上都取得了中国已有的文明所不能相提并论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些可信的事实，中国人仍会在与外国人的接触中表现出恩赐和轻视的态度，这不是没有理由的。亦凡书库扫校（Yifan）下一章 回目录中国人的性格
第十三章 缺乏公心
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诗经》上有一句也许是农夫所说的祷告辞，大意是：降雨先至公田，尔后再及私田。无论周朝兴盛时期以及后来的各朝代是否真有其事，现在是肯定不会有农夫或其他什么人祈求老天“先”降雨到“公田”了。中国实质上是采取家长制的统治方式，要求百姓服从于顶头上司。一个种植园的黑奴听到一句格言：“人人为自己，上帝为人人”，但没有正确理解其含义，而把它改成：“人人为自己，上帝也为自己！”普通中国人对权力本质的看法与这个黑奴对古老格言的解释有着相似之处。作为百姓，他认为，“我有责任照顾好自己”，至于政府，他认为，“政府既成熟老练又强大无比，完全能照顾好自己。用不着我们操心”。作为政府，尽管是家长，但更多的是在照顾家长自己，而不是照顾他的家庭。一般说来，若不是百姓有难，政府是不会为百姓着想的；而由于事先没做什么，事情发生后，就必须做得更多。百姓明白，政府努力减轻诸如洪水泛滥造成的灾害，目的是为了保证税收不受损失。而百姓自己努力防治这类灾害，则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因为若是让政府来办理这类事，反而要增加百姓大量的苛捐杂税。
中国的道路状况很能说明政府对公共事务的不重视以及百姓缺乏公心。在这个国家，各地都曾有过宽阔的标准公路；这些公路用石子铺成，两旁种着绿树，连接着许多最重要的城市，但这些道路现在都已损坏，这种情况不仅在北京附近的地区可以看到，像湖南、四川这些很远的地区也同样可以看到，筑路需要花大笔的钱，而维护保养则相对要容易些；但是政府和百姓都忽略了维护保养，以致于造成这类公路的损坏，严重妨碍了交通，甚至整条路都报废。假如这些交通要道的毁坏发生在明末清初的动荡年代，那么，扣除政治动荡的那几年，至今少说也有250年，足以修复这些交通干线。但是，这种修复工作从未有过，甚至也没人提出过，其后果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种状况。
政府的态度与百姓的态度是相互影响的，百姓关心的只是个人不要遭受损失，而不顾公共财产到底会怎样。事实上，中国人就从没想过，一条路或其他什么东西是属于“公共的”。“河山”（即国家）被认为是当朝皇帝世袭的财产，他在位多久就占有多久。道路也是他的，若要修复什么的，让他去干，而从另外的意义上说，穿过农田的那部分道路又是不属于皇帝的。农田是农民凭力气开垦出来属于自己的，农民要怎么用就怎么用，不必征得土地所有者的同意，因此，穿过农田的那部分道路归农民所有，但是，通过农田的那部分道路同其他田地一样，要支付税赋，因此，这部分道路的所有者所获得的好处并不比其他人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农夫要尽可能地利用道路，他在道路两旁扩展沟渠和田埂，使道路越来越狭窄，交通也更为困难。若是夏季暴雨冲毁农田，道路和农田混在一起，农民会在路上重新开挖出自己的农田。这样，再加上自然的狂风暴雨，原来的道路最后成了一条水沟。中国人根本没有我们所说的“道路权”的概念。
在潮白河上乘船旅行，途经天津与北京的交界处时，偶尔会看到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