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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我们所说的“道路权”的概念。
在潮白河上乘船旅行，途经天津与北京的交界处时，偶尔会看到河面上有小旗；经打听才知道，这些小旗是用来指示下面有水雷，过往船只必须绕开而行！据说，中国的一支部队在进行军事演习时居然直接在大路上打炮，结果是，交通中断，牲口受惊，一片大乱。
车夫在马路中间装卸货物，过往的人只能等到他干完活才能通过。农夫砍树，他会把树横倒在路上，过往的人只能等到他把树砍断、搬开为止。
乡村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正好与城里的占道行为形成对照。北京宽阔的街道两旁排满了各种货摊。这些地方本不是摆摊之处，如果皇帝经过那里，这些货摊都会很快搬走，皇帝一走，又都回到原处，在大多数中国的城市里。狭窄的街道上排着各式手工作坊。杀猪的、理发的、肩挑卖吃的，做木工的，修桶的以及其他无数工匠，都插进小街的两旁，与城市生活溶为一体，并成为令人窒息的拥挤之处。更有甚者，女人们把被褥拿出来，晒在街上，因为他们的小院子远不如街上来得宽敞，中国人几乎没有不能摆到街上的东西。
这些不只是造成交通阻塞。木匠在其摊位前留下一堆木块，染色工把长长的布匹挂在高处，卖面条的沿街晒起面条，因为摊前的空地不是属于“公共”的，而是属于摊主的。但是，对所占道路具有所有权，就需要有相应的维修的责任，现阶段的中国人根本没想过这一点。一个人即使想维修道路（这是不可能的），他也没时间和所需的一切；而许多人合在一起干，更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生怕自己比别人干的更多而得到的好处却更少。如果地方官员要求沿路的村庄保证所属范围里的道路畅通，那一切就好办多了，但是，任何中国的官员都肯定想不到这一点。
中国人对属于“公共”的东西不仅不当一回事，或不加爱护，或占用，甚至还偷盗。铺路用的石子被人拿去用了，城墙上的方砖日渐减少。在中国的某个港口城市，外国人墓地的围墙被弄得一块砖也不剩下，据说是因为那个地方并不特别属于什么人。不久前，北京紫禁城里发现某些建筑物屋顶的铜饰物被盗，在皇宫里引起了一场非常大的轰动。中国人普遍知道，在18个省份中，皇帝是最容易被骗的。
中国人是否有爱国心？这是一个经常提出来的问题，同时也不是用一句话就能回答清楚的问题。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无疑是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的，因此他对外国人抱有敌对情绪，并认为西方人的发明源于中国。近年来，湖南省出现大量排外的文章，恶意诽谤外国人，妄图引起混乱，把洋鬼子赶出中国。在中国人看来，出版这些文章的举动是值得赞赏的，正如我们看待反无政府主义一样。这场运动主要是由于误会，另一方面，也由于是对西方国家的憎恨。也许有许多中国人都认为，这场运动充分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但是，这些写文章的中国人是出于为国效劳的需要，还是为了获取报酬，这个问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才能说得清楚。一个中国人是爱国者可以不必非常关心当前清朝的命运，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无论怎样改朝换代，民族的整体感情是与今天一样的——这就是极度的漠不关心。对此，孔夫子曾在《论语》中含蓄地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们看来，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一半是结果，另一半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中国人对与自己无关的事漠不关心的原因。
对此，哈克先生有一个很好的事例：“1851年，道光皇帝驾崩。当时，我们正离京外出旅行。有一天，我们在一家客栈喝茶，试图在在座的中国人中发起一场小小的政治讨论。我们谈到了皇帝在近日驾崩，这本是一桩肯定会引起每个人兴趣的重要事件。由于皇位的继承还没有公布于世，我们对此表示担忧，于是就问：‘你们谁能知道。皇帝的3个儿子中哪一个会继承皇位？如果是大儿子，他会延袭现行的政府体制吗？如果是小儿子，他还大小，据说朝廷中有两派，他会倾向哪一派？’我们简要地提出各种猜测，目的在于激发这些善良百姓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根本不听我们的。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提出有关问题；这些问题在我们看来是相当重要的，但他们只是摇头，只顾着抽烟、喝茶。他们的冷漠确实引起了我们的不满。这时，这些够格的中国人中有一位从凳子上站了起来，走到我们身边，完全是以一种长辈的架势，拍拍我们的肩膀，讥笑地说：‘朋友，听我说，你何必要为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操心劳神呢？大臣们关心国家大事，他们吃的就是这碗饭。他们挣他们的钱，我们别为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事烦恼，我们傻乎乎地去关心政治，图个啥！’其他人也随声附和，‘是这么个理。’于是，他们示意我们，茶凉了，烟抽完了。”
曾记得，1860年英国军队进攻北京，用的就是从中国山东买来的骡子。天津和通州为了各自的利益签订了投降条约，提出只要英法联军不侵犯这两座城市，他们同意提供所需的一切。为外国军队干苦力活的绝大多数是从香港雇来的中国人。这类苦力被中国军队俘虏后，被剪掉辫子又送还给英军，——不难看出，如果说中国人真有爱国心，真有公心，那么这些词的意思也不同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使用该词时所包含的意思。
当人们被迫起来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和苛捐杂税时，总会有一些人站出来成为带头人。此时，政府会作出妥协。但事后，“受骗”的群众无论被如何处置，带头人总难免为了正义而一死。为了正义甘冒危险、愿献生命，这才算得上是公心的最高体现。
中国历史上的关健时刻，尤其是改朝换代时，总有一些志士仁人挺身而出，担当起重任，勇敢地献身于他们所崇敬的事业。这些人不仅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本身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人能够在具有公心的领导人的带领下，激发出极大的英勇气概。
第十四章 因循守旧
中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确实地相信，已经过去的时代才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古代圣人带着无比的崇敬谈论着更古的“古人”。孔夫子说他不是一个创始人，而是一个继承者。他的天职是把所知道的一切，包括长期被忽略的和被误解的，收集起来。正是他在完成这项事业中所表现出来的执著和才能，使他成为他这个民族非凡的圣人。正是他的崇古、述古，构成了儒家成圣学说的基本主张。按照儒家的道德理论，有好的君主，才有好的百姓；君主是盘子，百姓是盘中的水；只有盘子是圆的，水才是圆的；若盘子是方的。水也就是方的。根据这种理论，只有明君统治时代，才有美德的盛行，“尧舜”时代，夜不闭户，因为没有盗贼；
路上丢失了东西，最早看见失物的人会守候在那里，并与其他来人轮流守候，直到失主完好无损地领回失物。这些事就连大字不识的苦力也会对我们说起，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就美德与正义而言，现在不如过去；就违背良心而言，过去不如现在。
对现状不满的倾向并非只有中国或中国人才有，世界各国都同样有；只是在中国这种倾向似乎更为严重。人们相信，古代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都保留在经典作品中，而今天只是继承而已，因此，这些作品被当做纯粹的偶像。传统的中国人视中国的经典就像正统的基督徒视希伯来语的《圣经》一样，以为其中囊括了过去所有最高、最美的智慧以及从古到今都普遍适用的一切。虔诚的基督徒根本不相信《圣经》还需要增加些什么，而中国儒家更不相信中国的经典还需要有所增补。基督徒与儒家都认为，一切都尽善尽美，还想更好，那是不可能的。
正像许多虔诚的基督徒用《圣经》的“经文”为《圣经》作者从未想过的事辩解一样，儒家学者也经常能从“古圣人”那里找到现代政府行为的依据，以及古代数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源。
古代经典铸造了中华民族，也造就了中国的政体；无论这种政体的质地如何，至少它是经久耐用的。自我保存是个人同时也是民族的第一法则。一种统治方式经过长时间的运用最后仍然适合，这种统治方式就可能被奉为经典。如果某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能够对中国的政体如何形成为今天的样子有清楚的了解并成功地予以解释，这就是一桩惊人的发现。从他的发现中，我们肯定会清楚地看到，为什么中国几乎没有经历过其他民族所经常发生的那种政体改革，曾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工匠砌一堵石墙；墙有6尺厚，4尺高。问其原因，他回答说，这种墙若是被风吹倒，反而会更高！中国的政体根本不可能被推翻，因为他是一个立方体，它翻倒时，只是换了个面；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本质，都与原来的一个样。这种过程的反复出现，使中国人懂得了其结果肯定是像猫用脚走路那样不会改变；于是，人们便开始相信当初设计建造者的天才。任何要求改良的建议都成了十足的异端邪说。结果是，古人毫无疑问地优于后人，后人自愧不如地劣于古人。
有了这些清楚的认识后，也就不难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一开始就盲目固执地遵循过去的生活方式。对中国人来说，习惯与道德是同一回事，因为它们同出一源，本质相同；这种看法与古罗马人是一致的。对中国人来说，侵犯他们的风俗习惯就是侵犯了最神圣的领域。他们无需从最终的意义上理解这些风俗习惯，或者严格地说，完全理解它们；而只要像母熊保护她们的幼仔一样，出于本能地坚决予以维护。这不只是中国人才有的本能，它是人类所共有的本性。值得重视的是，成千上万的人所乐意为之献身的信仰却是一种他们所不了解、而且并不用以规范自己生活的信仰。
中国的风俗习惯，正如中国的语言一样，我们并不知道它们是以何种方式形成的。风俗习惯，如同人的言语一旦形成，便难以改变。但是，中国的风俗习惯与语言形成的条件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我们会看到有各种令人眼花镣乱的风俗习惯可用以说明常言所谓的十里不同俗；同样也会听到有令人莫名其妙的方言。风俗与方言一旦形成并固定下来，就会像成形的熟石膏，即使打碎了，也还是不会改变。按理说是这样，但实际上肯定会与事实有相当大的出入，因为没有哪一种风俗习惯是永恒不变的，在某种新的条件下，改变总会发生。
下面的事例最能说明问题。清政府曾在中国国民中推行一种全新的削发方式，绝大多数的人极力反对这种改变，宁死不从。但满族人却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并以此作为忠诚于皇帝的标志，表现出他们能很好地适应这种削发方式。推行新的削发方式的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中国人最引以自豪的莫过于他们的辫子，至于对清政府这一做法的仇恨只是残存于广东、福建本地人曾用来遮盖民族耻辱的头巾中。
佛教进入中国，只是在一场最具决定性的战争中才得以实现；而一旦完全扎下根来，它就像土生土长的道教，难以替代。
中国的风俗习惯从最初形成到今天的样子，很容易使人得出一个基本的假定，这就是，现存的就是合理的。长期形成的习惯是一种专制。无数人遵从习惯，但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样做的缘由。他的职责是遵从，并且他遵从了。在中国，对宗教的信仰程度因地区不同而迎然相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成千上万做过“三大宗教”所有仪式的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信仰，就像他们不懂埃及象形文字一样。若是问起某一宗教成规的原因时，通常只有两种回答：一是认为，与上帝沟通的各种做法都是古人传下来的，肯定自有其牢靠的根据；二是认为，“每个人”都这么做，我也应该这么做。在中国，是机器带动齿轮，而不是齿轮转动机器。既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只要遵从准没错。
蒙古人有一个习惯，任何人，只要有鼻烟，就会分给他的朋友，每个人都带有一个小烟盒，遇见朋友，他就拿出来；即使盒内的鼻烟已经吸完，他也要把烟盒递给朋友，他的朋友会装着从中拿起一撮，然后把盒子送还主人。如果客人把盒子看成是空的，那就有失“体统”，而按照适当的习惯去做，则会保全主人的“面子”。这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的惯例；在许多特定的场合都只能是这样。珊瑚虫早已死了，但留下了珊瑚礁，为了避免翻船，行船必须一丝不苟地按照航线。
始终如一地按照以往的方式行事并非为中国人所特有。印度的苦力习惯地用头顶着东西进行搬运，并且用同样的方法为修建铁路运土。承包商叫他们用独轮车，苦力们反而把独轮车也顶在头上。巴西的苦力搬运东西的方式与印度苦力一样。一位住在巴西的外国绅士要佣人去寄一封信，他惊奇地看着佣人把信放在头顶上，再压上一块石头。思想过程的僵化导致行为模式的僵化，中国人做事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我们所熟悉的这种事例。最初教厨师做布丁时，打开一？
？τ是把它倒掉；后来这个厨师每次做布丁都把第一个鸡蛋打开后倒掉。拿一件有补丁的旧衣服，要裁缝照样子做一件新衣服，结果新衣服上也缝了一块补丁。说这样的故事并无意于夸大中国人的某种特性，但却是非常真实的事实。
每个对中国的风俗习惯有所了解的人都能举出中国人因循守旧的例子。对我们来说，中国人的因循守旧的确难以理解，除非我们明白了他们这种行为的根本原因。住在北纬大约25。的中国乡村，人们按照常规，冬天不穿皮衣，夏天需戴草帽，若不是这样，那才怪呢！有的地区，只有到了非常冷的冬天才烧炕取暖，如果旅行者正巧赶上突如其来的“寒潮”，通常根本无法说服店主烧炕，因为烧炕的季节还没到！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工匠不愿意采用新工艺，但最守旧的莫过于外国人窑厂中的烧砖师傅。有一次，需要用到比当地所流行的砖更大一点的方砖，于是，外国老板下令烧制这种砖。实际上，只需要准备一个尺寸稍大的木模子就行了。但需要砖时，砖却没烧制出来。把接受任务的烧砖师傅叫来一问，他说他拒绝参予任何诸如此类的创新，他的唯一理由是：天下没有这种模子！
无论对中国这个大国的未来是有兴趣，还是没兴趣，人们都不可能不看到，中国人的因循守旧会影响到外国人与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关系。19世纪的最后25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有大量很新的酒提供给中国人，但是，中国人只有各种很旧的酒囊用于装酒。中国人由于天生因循守旧，几乎没有接受多少新酒，而且，就是所接受的那一点点，还是找新瓶来装的。
中国人目前对西方各国的态度是一种拖延的态度。一方面，他们不太想要新的；另一方面，又根本不想放弃旧的。正像我们看到古老的土屋，本该早就归还给泥土了，但却用粗糙的泥柱子支撑着，拖延着不可避免的倒塌；已经过时的旧风俗习惯和旧宗教信仰仍然被支撑着，仍一如既往地履行着旧的职责。“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个是没有道理。由此及彼的变化过程可能会长期受到阻挡，但也可能会突然实现。
当初，把电报引进中国时，沿海某省的英国总督禀告皇上说，当地人对这桩事抱有很大的敌意，以致于连电线也架设不起来。但是，后来与法国人开战时，不仅架设电线的支架完全不同，而且有关当局还立即建起了电报站，电报受到了欢迎。
不久前，许多人还相信风水，坚决反对在中国修建铁路。最早的铁路很短，只是建在开平煤矿的出口处，由于要经过一大片中国人的墓地，坟墓需要搬迁，这与英国和法国的情况是一样的。只要看一看被一分为二的墓地就足以计人们相信，风水与火车狭路相逢时，风水根本不是火车的对手。后来这条铁路的延伸显然是由于财政问题才担搁了，与风水完全无关。
中国人在处理重要的事务中，既有天生的因循守旧的一面，又会有侵犯惯例的另一面。在中国，孝道是最重要的；一位大臣的父母去世，他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但是，宰相则不然。皇帝会不顾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含泪”申诉，要他在本该守孝的日子里继续尽心尽责于国家大事。在中国，最不可改变的是君臣父子关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然而，在最近一次的皇位变更中，由于皇位由旁系亲属所继承，而小皇帝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