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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出席那次宴会的何亮亮先生与阮次山先生接到了凤凰卫视的邀请；希望他们能够加盟凤凰。
2001年，凤凰卫视资讯台开播，何亮亮与阮次山正式加盟。
何亮亮与曹景行共同主持《时事开讲》，而阮次山先生有了一个新节目《新闻今日谈》，周一至周五由他一个人来评，周六、周日由何亮亮主讲。这个日间的《时事开讲》类型节目，开创了凤凰的泛时评化类节目的整体加强。这个评论节目的开播再次体现了凤凰卫视在新闻评论方面的雄心。“院长”王纪言认为，《时事开讲》在晚上12点结束后，时事仍在继续，在西方与其他的不同时区，是一个重要的时事发生区。因为这时候正是其他地区的上午。而《新闻今日谈》节目，将会为大家提供一个中午资讯带。这个节目仍然在新闻节目之后，为大家解读新闻。
《时事开讲》也由此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盘整与改造期，并且开始有了新的形态与理念。
第七章：门风优美……（1）
深得家传门风感染的知识分子
◎ 何亮亮师从萧乾与冯亦代诸前辈，在社科院主修国际政治
◎ 夫人要他去香港养家，由此带着一套自认为重要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离开内地
当你希图看懂一个人时，其实你想知道的无非是他的历史，包括学识的由来，本人的秘密，甚至某种力量的来源。对于1951年出生于前电视时代的何亮亮来说，很难在记忆中寻找到电子力量的印迹。他迷恋与擅长的更多的是字面的推敲以及文史知识的重新编织。他在回顾从前时，发现从来不是自己选择历史。历史对于一个人来说，只有两种道路，一条是机遇，一条是身处时代的个人角色。他称自己在某些方面，如对时事的兴趣是早慧，某些方面却是晚熟的。他的角色由这样一些时间与要素组成。
出身仍然成为某种意味深长的标志。对于门庭贫贱之人的成功来说，出身是个奋发的理由。但门风优美仍然是制造传统精英的一个最佳的信道。何亮亮自足于自己的出身，双亲是分别来自浙江和广东的知识分子。他对陈寅恪先生所欣赏的“门风优美”很有感触。陈寅恪是何亮亮最尊敬的学者，陈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和真正贯通中西的学问，都令他深怀敬意。他说自己当然不可能达到陈先生的精神和学问境界，但却认为找到了一个类似宗教理想的精神家园。
门风是无法选择的，但可以从陈寅恪先生的为人与学问的高度看到门风优美的传统。而何亮亮身上弥漫的就是这种文化精英门第中的传承与培植。何先生的父亲何为是浙江舟山人，幼年即移居上海，曾经就读于圣约翰大学，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他的名作《第二次考试》在1978年全国高考的语文试卷中被作为题目。在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柯灵主编《万象》时，何为就开始文学创作生涯，同代的袁鹰、董鼎山、董乐山、冯亦代等均是当时倾向进步的青年文人。父亲喜爱文学和艺术，富于生活情趣。何亮亮显然在这方面都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何为给自己的三个孩子分别取了几个大有深意的名字。他给在天亮时出生的儿子取名亮亮，两年后出生的弟弟则跟着取名堂堂，父母寄望他们亮亮堂堂地做人。四年后出生的妹妹叫卿卿。他的命运使自己的儿子发生了变化。何亮亮在八岁的时候，随父亲从上海南迁福州。从1949年开始，上海向全国各地输送了上百万专业人才，何为就是其中之一。何为在福建电影制片厂担任电影文学编辑，同时从事散文创作，并在1965年成为专业作家。
何亮亮的母亲徐光琳祖籍广东中山，其父是中山的大地主，在清末变卖了地产移居上海做寓公。她在18岁时，参加中共，曾经担任上海地下党的区委书记，后于抗战时脱党，“文革”时期几经审查，终被证明没有变节。何亮亮认为母亲的正义感和为人的大度对自己影响甚大。母亲知书达礼，从不强迫孩子。但在一件事上，却从不放松，她要求何亮亮背诵古诗文和练习书法，这在革命化的年代，弥补了学校教育的严重缺陷，何亮亮自觉至今仍然受用。母亲受过俄罗斯声乐专家的正规教育，曾经是上海合唱团的成员。童年时，母亲在家中用西洋美声唱法练习各种艺术歌曲和歌剧中的咏叹调，这种氛围是何亮亮酷爱古典音乐的重要原因。
在少年时期，何亮亮就开始面临时代的鼓励与诱惑。“文革”中，正在读初中二年级的他与读初一的弟弟一起参加了造反派红卫兵。“文革”初期，1966年秋天他就与弟弟一起登上了大串联的火车，到达上海，童年的回忆和作为“文革”策源地的上海，都在发出召唤。上海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争夺激烈，革命的激情与青春的骚动相互激发。上海人对外地的红卫兵充满敬畏。15岁的革命者何亮亮带着13岁的弟弟，作为支持上海造反派的外地红卫兵纠察队参加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和占领《解放日报》大楼。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外地红卫兵都作鸟兽散。何亮亮的祖父是资方代理人、高级职员，生活养尊处优，为人胆小怕事，“文革”中被抄家，失去了大部分财产。两个从外地来的红卫兵孙子穿着军装，使老人乍一见还有些害怕。不过两个孙子并没有和祖父划清界限的意思，反而在祖父的带领下，重温了上海点心和宁波烹饪的美味，成为大革命时代中的温馨插曲。
第七章：门风优美……（2）
何亮亮在香港长大的女儿就读于中文大学，有一次她的课程项目是采访自己的父亲。何亮亮对女儿回顾了自己的家庭和成长过程，在谈到“文革”的时候说：“我自己从来没有参与过抄家，没有打过人，没有参加过武斗，因为我不喜欢野蛮的举动。不过我偷过很多书，偷过学校和机关图书馆的书，不偷书，就没有书看，那些书也难逃被毁弃的命运。”
1967年夏，他第一次到北京，在北大和清华看两派叫骂、文斗，觉得好玩，但只是旁观
的感受。他给女儿讲述他很难理解这段历史的心情时说：“当时就是快乐，不用上学，四处游走。” 一个人的成长只会是两种结果的制造者，一是家庭的影响，再就是时代的影响。时代风暴过后，你会发现自己不过是时代的残骸。
但每个人总是在时代的变化中寻找到开始以及结束。父亲青年时代曾经在上海《文汇报》工作，采访过1945年侵华日军的投降仪式和其他一些事件，这刺激了何亮亮对历史和新闻的兴趣。在读小学的时候，他就自己用彩色铅笔编了一份《小小日报》，其中既有国内外大事的简记，也有家庭的动态。退休后住在上海的父母有一次整理旧物，居然还发现了几份《小小日报》，堪称家中文物。在“文革”期间，何亮亮经历了一个中国新闻最自由的时代。1967年他独自创办了一个不属于任何组织的“红卫兵通讯社”，用油印的方式印刷《红卫兵通讯》，搜集和发布各种有关“文革”的消息，再邮寄给订户，一切都是免费的，为时大约两三个月，这是那个荒诞年代的趣事之一。
1966年至1968年，在他的记忆里的形态是：这是个火红的年代，是对文化的革命。在国际上，从巴黎到法兰克福，从东京到洛杉矶，到处都是反战和反体制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何亮亮认为，塔里克·阿里和苏珊·沃特金斯合著的《1968年：反叛的年代》是对那个年代最好的描述和分析，该书缺了有关中国的部分，是一大缺憾，红卫兵运动正是在1968年走向衰亡的。经历过那个年代，也是一种幸运。少年的激情消解后，他开始在冷静中寻找自己。福州不是“文革“的中心，他的家在那时幸存下来，没有受过冲击。坚强的母亲在图书馆工作，她负责整理古旧书，何亮亮有空就在那里看书，读了很多同代人无法接触的旧书刊，使他对官方以外的中国近代史有了一点自己的认识。那些与当时时代气质不一样的文字，成为他成长经历中新的部分。
这使他坚信文字是一种可靠的记录，文字可以让人寻找到真实的依据。快乐其实永远都是不同人的体验。1969年春，算是中学毕业了，其实只读了两年初中。命运并没有给他们什么选择：到农村插队。父母都在外地的干校，他与弟弟结伴来到福建北部山区的农村。何的切身感受是这个时代肯定在发生错位。农民并不像领导人所说的那样欢迎他们。当然他也看到了那个时代残存的历史印记：边远山区孤独破败的教堂以及真实的农村生活，还有孤独以及单调。这些组成了在山村的两年生活，也使何亮亮了解了中国农村的基本形态。他的弟弟何堂堂负责同一批知青的生活管理，很早就显示了他的管理才能，五个知青的食宿井井有条，有时还接待从其他地方来的知青朋友。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孙亚夫当时与何亮亮同在一个县插队落户，多年后他们在北京重逢，孙还记得当年到何亮亮所在村庄做客时的情景。
少年不识愁滋味，山区农村艰苦的农活没有把他们压垮。晚上在油灯下，何亮亮读书，他带的上百册各种书籍，其中有些是”文革“中偷来的，如一册上世纪30年代的英国《政治家年鉴》，成为他经常翻阅的工具书，他从中学习英文、世界地理和二战前的世界形势。
1969年，何亮亮的双亲都从省会福州下放到闽北浦城县的一个山村。何氏一家春节在小山村团聚，父亲何为后来在一篇题为《飞雪的春节》中有这样的描述：“山区的冬天严寒逼人，我们的小土屋里，烧着一盆炽热的炭火，火光照红了墙上那一排用塑料薄膜权当玻璃的木窗，窗外是一角灰蒙蒙的雨雪景色。已经是岁暮年边，他们怎么还没有回来呢？那两个在少年时代就过早地离开了学校、到另一处山区去插队劳动的男孩，不是来信说要回家欢度春节吗？做母亲的不知多少次站在大樟树底下举首翘盼。她心神不宁地刚刚回到灶头旁，忽然小女儿雀跃地大声欢呼起来，向外飞奔。在微雪的幽明中，两个肩挑重担的少年推开了自己的家门，把他们一年辛勤劳动的全部收获都挑回家来，回到这个对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新家。”这是一家人永远难忘的山村春节，是何亮亮从少年成为青年的过渡期中难忘的一幕。
第七章：门风优美……（3）
两年后，在一个好朋友的帮助下，何亮亮来到福建中部的三明市，在三明钢铁厂这个福建最大的国有企业待了10年，五年在车间当管理人员，五年是第一线的工人，做过轧钢工和加热工。重新回到城市的他自豪于自己终于从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成为了一个产业工人。这个钢铁厂10年间给予何亮亮的除了作为工人的稳定收入和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给予他新的机会。每个人身上潜藏的素质最终会决定他的方向，甚至选择。工人这个职业并不能掩盖他身上的知识分子本质。《鲁迅全集》要出新版，注解的工作分解到全国各地。福建省分到了鲁
迅译文和古籍的部分。何亮亮作为“三结合”的代表，被选中参与注解。从1975年到1976年，他找到了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他继续自学英文。由尼克松访华带动的悄悄的变革，使得在中国收听美国之音的英文广播不再成为罪行，这成为他最好的自学工具。那时候可以自费订阅国外的左翼刊物，他订了一份美国共产党的党报。有空的时候，翻译了几篇文章，寄给上海的一家译刊（当时全国惟一的一家），竟然发表了。署名三明钢铁厂青年工人何亮亮字样的这期样刊给了他巨大的激励。这成为他研究国际问题的开始。某些无意中的成功总会成为一个爱好的开端。时常他会对在《参考消息》上看到的东西和外国广播中听到的消息，以日记的形式写成评论。他可以像读小说那样读新出版的《新英汉词典》，可以长时间地看世界地图。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问中国改变了世界，也使何亮亮更加坚信，中国不可能长此以往孤立于外部世界，他在工厂的宿舍里关注着欧洲的缓和、中东的战争和美国的政局，关注着切·格瓦拉的遇害。
何亮亮在钢铁厂认识了女友，同厂的广播员，后来他们组成了家庭。何的岳父是一个祖籍扬州的老工人，和何的父亲一样是从上海来到福建的，是一个八级工，工人的最高等级。老人退休了，喜欢和女婿谈论从《参考消息》上看到的新闻。何仍然希望寻找到自己的理想。时代在发生变化的时候，其实是更多人的选择发生了变化。何亮亮自学英文以及文字功力，成为他的武器。他在《福建青年》杂志社当过一个时期的编辑，当时这个刊物的主编陈佐洱现在是港澳办副主任。因为编辑作为主管单位团省委的机关人员必须是干部，何亮亮无法解决自己的工人身份问题，他又回到工厂的车间，重新当他的工人。1979年，何亮亮面临两次机会。省外办在福建师大办了一期外语干部培训班，这个考试是一个机会，毕业后可以去外办工作。参加了那个考试后，何亮亮又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新的机会，他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国际新闻专业。外语系的录取通知来得早了些。何在师大听了一学期的课，第一次听美国教授的课几乎就能全部听懂。到了年底的时候，他获悉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国际新闻专业，只有两个考生考试合格，只能取消专业招生，合格者要么改变专业，要么放弃。南京的那位考生上了另外一个学校。何对这个迟到的录取，感到没有什么好选择的，因为能够到北京上学才是最重要的事。
1980年8月份，29岁的何亮亮来到北京报到。这是他第二次来到首都，距离第一次已经13年。“文革”结束不久的中国研究生教育，一切都因陋就简。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师资依附于各研究所。新闻系则挂靠在《人民日报》社。这是现在看来奇怪当时却非常合理的办法。
他的三年研究生课程是在《人民日报》的大院里读完的。当时的新闻理论还在起步与恢复的阶段，大部分的课程仍然以人文为主。许多国家大牌教授与学者被请来给这个系讲课，包括英语文学专家王佐良、文史专家周振甫、著名翻译家董乐山等，这些专家的课虽然和新闻没有直接的关系，却使何亮亮得到了师从名师的乐趣。在北京何亮亮交往最多的前辈是萧乾和冯亦代。中国最早的战地记者萧乾和翻译家冯亦代都很喜欢何亮亮，何经常在星期日到萧乾位于天坛附近的寓所以及冯亦代在新街口的寓所借还书并且向两位前辈请教，为此得到许多关于时事新闻、国际问题和翻译的教益，也听到了很多文坛的轶事。北京的三年使何亮亮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政治、官场和媒体，也和京城的一些知识分子有了交往。
第七章：门风优美……（4）
在他去北京读书的时候，他的太太就开始申请移民香港。他在北京的第二年，太太携刚刚一岁的女儿移居香港。他们依靠书信和偶尔的电话保持联系。1983年夏，他在研究生班毕业，曾有机会留在《人民日报》或北京的其他单位工作。他的海外背景以及对未来的考虑，使他决定返回福建。在选择去向的时候，福建省的一个东亚研究所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研究所虽小，却是中国首个研究东亚问题的机构。何亮亮喜欢学院生活甚于从事新闻工作：不需要坐班，有大量的书刊可以阅读。研究所的所长金洪泛先生是朝鲜族学者，是研究东亚四
小龙经济发展的专家，日语和俄语都很好，何亮亮由此开始对四小龙特别是韩国和台湾的发展模式产生了兴趣。他的研究方向是以社会经济为主，以他的专业训练并不足够，何亮亮因此读了大量的各类文献。这个过程使他对包括苏联、日本、韩国、朝鲜等中国周边邻国以及台湾、香港的情况有了了解。省社科院的图书馆是他每周必到的，虽然这个图书馆不算很大，不过海外的书刊比较齐全，基本上能够满足研究之需。同事之一的吴能远现在是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当时即已开始研究台湾的政治动态。
母亲退休后移居上海，何亮亮和父亲住在一起。他在这个研究所待了四年，参与写作了《香港金融市场》一书，还用业余时间写了一些文学作品，包括一部反映偷渡到香港的红卫兵成为黑社会大佬的中篇小说《自由港上空的风筝》，翻译了英国作家杰克·希金斯的小说《狐狸之夜》（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