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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何亮亮觉得自己还需要深造，特别是希望能够到美国学习，他很重视自由的学术环境和不同于国内的研究方法。学习已成他的一种习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冯亦代先生为他写推荐信给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帮他在那里得到一个机会。当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发来通知书的时候，妻子在香港来信说：“你读书读够了，你得来香港养家了。”何亮亮在1984年曾去香港探望过妻子和女儿，第一次实地体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环境。他不能拒绝太太的要求。他选择了家庭，即以团聚为由，申请移居香港。
1988年初，何亮亮带着一纸前往香港的通行证和一套认为对自己相当重要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来到香港。何那时候还不认识曹景行，但相似的经历却使俩人相识后有些吃惊。同是上海人，都曾是下乡知青，都在“文革”后重新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在社科院待过，都是太太先移民，他们再以团聚为由相会，都是名门之后，均是在1988年左右抵达香港。更为相同的是，他们都选择了平面媒体来作为自己的首份工作。 只是他们相识，并且共事，则是在香港生活十几年之后。
萧乾举荐进入香港《文汇报》
◎ 主笔撰写《江泽民时代》、《汪道涵传》
◎ 以《普京传》一书奠定其俄罗斯问题专家身份并因此与凤凰卫视结缘
何亮亮在1984年就到香港和妻女一起生活过三个月，对香港并不陌生，０并从书面的资料对香港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了解。他很清楚，自己的研究生学历在香港是不被承认的，他对在这个资本主义的自由港谋生，没有幻想，也不悲观，毕竟曾经在农村和工厂历练多年，即使以体力劳动谋生也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在内心深处，他还是对香港这个信息中心有着很大的兴趣和期待。
与曹景行在香港求职的境遇相似的是，在过完1988年的春节后，何亮亮面临两个机会。一是美联社亚太总分社招收编辑，美联社在书面考试和面试后，准备聘用他为夜班编辑；第二个机会是老报人萧乾写信推荐他给香港《文汇报》老总曾敏之。当时《文汇报》正好有空缺。何选择去《文汇报》，理由是在美联社看不到前途，在一家中文媒体，更能发挥自己的潜能。1988年3月，他成为香港《文汇报》编辑。在偏见与公正、自由与正义并存的香港，在中资的《文汇报》工作被认为是“另类”。主义与偏见对于何来说，并不重要，他需要的只是一份工作，是可以养家糊口的饭碗，而这份工作符合自己的兴趣、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够了。在《文汇报》初期的薪资不高，但是学以致用的工作本身给了他许多机会。在香港这样一个区域性媒体中心和海内外信息交换传播的中心，在香港进入回归前的过渡期，《文汇报》的独特定位与他本人对时事的兴趣，使何亮亮在处理新闻、分析新闻方面积累了经验。他在《文汇报》的工作是编辑、采访、翻译、评论都得做。《文汇报》沿袭香港中文报纸的传统体制，总编辑管业务，总主笔管言论，总经理管经营。到了第二年时，何亮亮已是正式的要闻版编辑，开始参与撰写社论。到了1995年，他已有了主笔的头衔，既做编辑也写社论。一张报纸其实是这个时代最真实的脉动者，20世纪80年代末正是世界巨变的时期，冷战的结束、中国内地和台湾的变化，都可以在这张报纸的处理中，看出当时的轨迹。
第七章：门风优美……（5）
何亮亮在《文汇报》见证与亲历了许多重大新闻事件，并且开始了解与驾驭这种独特新闻的处理手法。1989年春，香港《文汇报》和内地一样经历了重大事件的变化。他在3月赴京采访，回到香港不久，北京的政治局势就激烈动荡。他见证了5月份引起轰动的《文汇报》社论的产生过程。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为中国的巨变拉开了序幕，《文汇报》是率先报道和评论的香港报纸之一。回味当时的情形，何亮亮至今还觉得来劲。
何亮亮在《文汇报》的工作以编辑和撰写社论为主，不过也参加了不少采访，包括从1989年开始每年春季到北京参与采访“两会”达10年，这给了他一个就近观察中国政局和社会发展的机会；1991年采访新疆，行程包括大半个新疆；1992年采访江泽民访问俄罗斯及采访首次汪辜会谈；1993年开始采访台湾的选举。这些采访除了当时在报纸刊登的新闻和述评之外，也为他后来的评论积累了资源。
1989年至1991年是世界局势大动荡的时期。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都在报社晚间的工作中一一见证。何亮亮印象最深的是1989年圣诞节深夜，报纸版面已经截稿，大部分同事已经下班，忽然还在值班的一个同事惊呼“齐奥赛斯库被处死”，他们一起赶译外电的电讯并且赶到印刷厂更换版面。那几年常有这样的场面，也是大时代的一个插曲。回想起来，何亮亮还常有曾经沧海难为水之慨。
何亮亮认识的新闻世界由此发生变化，人脉与世界的组成呈现出不同的格局，价值观以及看世界的角度正在被另外一种思维占据。这种变化对于接近40岁的何亮亮来说，有点兴奋也有点茫然。他在1993年得到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赴台湾采访立委选举的机会，这是台湾当局首度开放香港中资媒体记者前往采访。台湾的一切都使他深感兴趣，尽管当时中资媒体对台湾的报道还无法突破规限，但是从那以后多次到台湾的见闻，使他对台湾的变化不再惊奇。1996年3月发生台海危机时，他正在北京采访两会，接到报社的通知赶回香港转赴台湾。10天中，他经历了从北京、香港到台北不同场景的采访。历史的不同侧面在他面前风云变幻。
1996年3月份，北京春寒料峭。当时在一次人大上午的全体会议上，他观察到主席台上的中央领导面有倦容，一位北京的朋友说可能是因为夜里观察台海大演习的指挥情况。美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正驶向台湾海峡南方，将和正在演习的解放军部队正面对峙。他赶到台北，感受到台北方面的紧张和国际媒体的关注。当时他已强烈感受到李登辉推动台独的意志以及他的武士道性格，察觉到台海局势有可能导致中美之间的对抗。何亮亮在《文汇报》主要撰写两岸问题与国际问题的社论，对大国政治游戏的注解，历练了他对于国际政治的全面理解。他对于政治人物性格的研究使他有可能接触到更多的机会与资料，并有深入研究的可能。1997年，他被邀请为大陆的出版社撰写了一本关于香港传媒研究的书。这本名为《八面来风——香港传媒面面观》的著作是内地有关香港媒体研究著作的第一本。这之前，何亮亮似乎在对于中国领袖的解读中，得到了更为可靠的经验。1994年和1995年香港、台湾和西方的一些媒体还认为已经担任总书记六年的江泽民“羽翼未丰”，他以何若涵之名出版的《江泽民时代》（有香港和台北两个版本）首次提出了“江泽民时代”的概念，即中国专家治国接替革命家治国的时代已经来临，在台北版他还对江泽民和李登辉的身世、文化教育背景和性格特点做了比较。何认为，真正可以体现他的洞察力与研究方向的是在1998年他与一位上海朋友合著的《中国新总理朱基传》一书。这本由香港出版的关于中国新总理的书，被西方媒体认为是“客观与密集的细节构织成的中共新领导人的真实画像。作者的大陆背景显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来源，他的立场与解读方式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他的论述并不是一味地像香港的自由学者的批评式的见解以及资料的堆积，相反的，他设法让人正确地看待朱。朱是一个变化时期的重要的倡导者，而且他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何亮亮觉得时事政治与领袖密切相关，对领袖的经历、成长的文化背景和性格的研究分析都是了解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但是香港媒体不了解这一点。所谓“性格即命运”在领袖人物身上体现得更明显。他通过研究领袖，甚至通过他们经历的细节来证实历史，包括现在的政治风云的某个历史来源。他认为“海外研究当代领导人的书，资料不足仍是最大的问题。我希图用自己的努力寻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何撰写的领袖传记除了最基本的书面资料之外，大量的细节来源于与在内地各要职部门任职的朋友闲聊时的故事，此外他通过寻找当事人中朋友的回忆等个人管道。了解领袖就是在了解历史与当代问题的原因。他的解读很快引起了当事人的关注。据称，他的这几本书都曾为传主关切并阅读。但真正有所响应的则是汪道涵先生。汪先生为前上海市长，为江泽民所敬重，他以八旬退休之身，出任大陆的海协会长，是两岸关系中的重要人物。台湾方面对他的兴趣远超过其他人。但关于这位中共老人，坊间所知甚少。1999年，汪道涵准备去台湾参加汪辜会谈。台湾方面希望有一本全面介绍汪先生的作品。何亮亮成为不二选择。何亮亮与汪老并不相熟，惟一的一次见面，是在“1999年7月6日下午，在上海图书馆查询有关汪先生的资料，从阅览室里出来，进入图书馆外所设书店浏览时，忽然看到一个身材不高的老人正在聚精会神地选购书籍，一个年轻人帮他拿着一摞新书。何定睛一看，正是在台湾和海外声名大震的汪道涵先生”。何亮亮知道提出采访要求将使汪老为难，上前打招呼，又会惊动大家，故默默地注视着老人离去。为撰写这本书，何亮亮结合汪道涵的人生轨迹和历史文化背景，寻访当年的一些曾为汪老属下的朋友讲述汪的旧事，用当时可以找到的所有的资料，构织了汪老的传记。这本书成为他研究两岸关系的一次全新体验，也是汪老目前惟一的一本传记。此书得到了汪老的首肯。汪老阅毕全书，通过朋友向他指出其中有两个细节的错误。
第七章：门风优美……（6）
何亮亮正在海内外引起关注。公众、媒体和学界开始关注他的研究。一个人的方向有时候可以成为更多人引述的方向，当你开始接近那个方向的时候。何亮亮体会到这句话的力量，同时乐于在他自己营造的学术氛围中开始试图走得更远。当然，限于条件他无法直接采访传主，他认为掌权者通常不会对采访者畅所欲言，很难在对政界名人的采访中得到真正有价值的答案。他也不追求所谓内幕。他的利器是自己对历史、对人物观察的心得。他用自己的判断力来寻找公众最容易忽略的历史因素，这种判断力已成为他个人的能力与习惯。如同那
位认为“致富是一种习惯”的富人理论说法的拥有者一样，何亮亮开始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他关注的大国领袖以及大国事务的“中国人判断”。2000年5月，在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之际，他出版了一本普京的传记。
1999年最后一天的傍晚，他在香港的出租车上接到了一个电话，获悉叶利钦突然辞职，由总理普京担任代总统。当天，他试图寻找到更多的资料，但只有少量介绍，且语焉不详。来自德国方面的一个信息中提到普京在克格勃工作多年，这引起了他极大兴趣。
他从图书馆、从网络和自己的藏书、笔记剪报，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寻找关于俄罗斯新领导人的所有资料。“看一个人只能看他的过去，看他的青少年时代、教育和他成长的环境”，这种研究方法，再次使他找到了接近普京的道路。从普京的列宁格勒背景、神秘的克格勃间谍经历，以及他对彼得大帝的推崇、左右逢源的功夫，以及强悍的叶利钦为什么会把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前超级大国的领导权交给一个40多岁的中校着手，他找到了切近普京研究的一个入口。
每个人接近历史与现实，甚至了解某个问题的方式都有着巨大的不同。不一定亲身经历与采访，也可以写出一个人的灵魂。《菊花与刀》这本影响深远的研究日本文化的著作，出自于一位从来没有去过日本的美国女学者之手。这位不懂日语、没有去过日本的教授所写的书，是国际公认的研究日本的奠基之作。这成为他写作《普京传》的基本动力。这本书出版后引起相当的轰动，并且在网上被广泛转载。许多人因此认为他是俄罗斯问题专家。因为面对书中大量的独家细节，你不能无动于衷。
普京在被问到为什么退出苏共时说：“我没有退党，是党不存在了。我的苏共党证到现在还保留着。”何亮亮讲到这个细节时，认为“此话如何理解都可以，也就是这些东西制造了一个东方人眼中的普京”。
何亮亮在接触普京的过程中，至少思考了这样一些不同的课题：普京身边的人全是当年共青团的一代，这一代人历经了苏联最辉煌的时期，他们在这种落差中，会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认识？普京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这些都成为本书异于他人的一个不同之处。
此时何亮亮与电视仍然没有多少关系。到了世纪之交，他被潮流吸引。12年的平面媒体经历使他有些厌倦了。对新事物的热爱使他与一个老同学、软件专家联手办了个“巡天网”，并采用了这个同学自行设计的新颖的网页软件。作为股东的何亮亮，每天为自己的网站写一篇时评。“巡天网”一度成为点击率很高的中文时事网站，但作为投资却是失败的。
此后，何亮亮与电视的接触属于纯粹的玩票性质。对于电视他并没有特别的热情。他的一个朋友当时在香港的亚洲电视台新闻部担任总监，邀请他担任亚视网络新闻主编。工作很简单，就是把电视上的新闻变成网站上的文字，还兼顾每周为亚视的《亚视评论》写两篇评论，这是由电视主播口播的时事评论。
何亮亮当时对凤凰卫视的了解也仍然局限于一个观众的水平。对于这个原先叫做卫视中文台的频道，他的关注只是因为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新闻节目和香港本地的电视台风格迥异，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在《文汇报》的时候，已开始注意凤凰卫视的新闻报道方式，尤其是关于台湾的新闻处理。
第七章：门风优美……（7）
声名仍然是某个机会的重要通行证。何亮亮最早接到董嘉耀邀请他做《时事开讲》嘉宾电话的时候，觉得蛮有意思。请他谈的话题是普京。在香港，他似乎是这个话题的不二人选。普通话好，形象不错，逻辑缜密，语速较快。第一次上镜的何亮亮虽有些僵，但很快就在董的带动下，进入状态。当晚，在现场观看的“院长”，在节目录完后，与何亮亮交流了几分钟。 “院长”承认，他很欣赏何亮亮在电视上的节奏感以及较强的逻辑感。
在严格的平面体制内待习惯了的何亮亮，对于凤凰的管理感到很新奇，老板与“院长”从来不干涉你讲了些什么，或者说了些什么。他喜欢这种宽松的状态。而上镜也成为他觉得有意思的一个体验。那次开讲成为他与凤凰卫视合作的开端。其后，《时事开讲》每月都会有三到四次请他开讲国际时局。
2000年10月的时候，“院长”打电话找到他，告诉他凤凰卫视资讯台开播，要增加时事评论员，请他加盟。何亮亮几乎没有思考，就答应了下来。2001年元旦，何亮亮来到凤凰卫视上班。这个月他正好50岁。凤凰卫视给他的名片上印着：凤凰卫视言论部副总监。不过，他还是喜欢时事评论员这个称呼。
在凤凰卫视的工作模式，和在亚洲电视台和《文汇报》时完全不同。何亮亮每周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开讲》两次，在凤凰卫视资讯台的《新闻今日谈》一周两次，在凤凰卫视每天的《时事直通车》的新闻点评一周三次。除了这些日常的工作外，何亮亮还在最初的凤凰资讯台开办的《三剑客》栏目中做主持，这是一个北京、台北、香港三地组成的漫谈式节目，因为在香港制作，每周由香港方面协调主持。北京是陈小川，台北则是在三年后加盟凤凰的石齐平先生，香港就是何亮亮。他自认为做主持并不是他的特长。这个成本较高的节目，在半年后，终被取消。 他有时也在《小莉看世界》中出现，谈的都是他熟悉和关心的问题，何亮亮真正成为了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