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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文明是交流的结果，没有一个是纯洁的点到点的传播。每一地区的文明以及每一民族的人种，都成杂驳状况。印加帝国很可能正是这样一个标本。对美洲文明发展研究的深入将给全球进一步的文明源流探察做出不可忽视的贡献，因为那里恰好生活在前青铜时代，是个难得的人类学考察园地。许多模式可以借鉴于旧大陆的史前社会。
《罗马有多远》 第三部分追溯源头
关注丝绸之路——读一本好书：《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
《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①共529页。我还特别留意了一下此书印数，是1500册。我今年（2005年）夏天竟然还能购买到这本书，看来中国没有多少人关心这个话题，学术之寂寞可见一斑。本来此书为资助项目，印刷出版可获单位补贴，后来学苑出版社将其补贴免除，看来是本有价值的学术专著。
作者本科与硕士念中文系，博士读历史学，但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至今；河南师大读本科，武汉大学读博士学位，并且是河南人。这些资料我怎么看怎么亲切，因为我也在河南师大读本科，并且也在武汉大学住过四年，同为河南人，可谓与作者有缘分。
在今年初，我开始特别感觉到交通道路以及交通工具之重要，所以集中搜集类似资料，此书即为所获。尤其这本书成书时间较晚，就更可喜。不过我想再过两年更新会更大一些，因为近两年的人类学研究突飞猛进，尤其是DNA技术支持下的人类非洲起源说，给予人类交通以全新的概念。这本书估计未有觉察到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还是比较拘谨，“只以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中西交通为研究对象”，比较注重汉前后的交通结论，与我的核心研究时段有一些差距。而且，此书依然在中国人种与文明为“东亚独立起源”基础之上展开。
诚如书中之序所言：“在历史学领域里，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史研究应是个比较年轻的研究方向，基础是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确立的。”前人的学术遗产并不丰厚，想充分继承发展想必也不容易。
通过此书我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研究人类早期的交通史，实际上就是在研究人类早期的文明交流史。无交通，则无交流也。所以在半路补上“交通”这门课是很及时的，而且中国能够有这样一本书的出现也是很幸运的。
追溯源头
此书分上、下编。上编为《先秦时期中西文化的早期接触》，下编为《秦汉时期中西交通的开拓》。①
在第一章“史前中西文化互相的信息迹象”中，作者对于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还是肯定了全球的基本交流，并且对于许多物种与文明的传播给予充分肯定，但在结论上却总是怪异地撇开证据而回到“中华文明独立起源”的老路上去。通读此书的过程中，让人不断地想到，这正是一本新旧交替时期的特殊书籍。作为中国第一本系统论述中西方交通的书籍的出版，说明了其“新”，但结论的保守却说明了其“旧”。其实，从某个角度说，这不是作者个人的“新”与“旧”，而是一个时代的“新”与“旧”，这个时代正处在左右难为的犹豫之中。
对于旧石器时期，“考古学上发现印度北部、中国、东南亚的旧石器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即所谓砍砸器之盛行。这种文化上的类似意味着当时人群集团之间的交往”。
新石器时期的交流就更进一步得到了发展，作者把重点放在了西藏与滇缅一带。说到彩陶文化，作者按照中国目前主流学术的思路否定了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尽管，“仰韶文化的文化遗址在中国东北的辽宁、西北的甘肃、青海、新疆等地续有发现”，但作者依然结论为“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仰韶文化的故乡”（37页）。作者甚至倾向认为，仰韶文化“向西发展”，而非西来。至于为什么西方也有彩陶文化，作者认为他们是“自然形成的巧合性质”。至于西来文化，作者并没有一概否定，他提供了万字符作为西来证据，认为“中国西北地区发现的卐字符号极有可能是从西域传入的（38页）”。并且他认为最早的万字符号出现在埃及与地中海的塞浦路斯等地，时间在公元前3000年。
有几个事实相当清楚的证据被作者小心翼翼地放在存疑里，可以理解：“印度河流域发掘出来的古城哈拉巴（Harappa）和摩亨佐达鲁（Mohenjodaro）中出土的古陶，与中国甘肃出土的史前的彩陶有一些相似之处。季羡林先生认为，二者之间可能有某种渊源关系”。除此之外，作者还列举了古代埃及、波斯、阿拉伯、中国与印度等共有的“二十八星宿”，并且“中国与印度的二十八星宿之说最为古老，其他地方显然是印度传去的”。他还提供了一些寓言来自印度的证据。最后还有中国古历“十九年之章”，“巴比伦于公元前383年始用十九年章法；雅典在公元前432年”（123页）。作者说这些难以做出解释，其实很好解释：中国最起码在战国时期与西方已经具有了密切联系。
作者总结的石器时代的传播热点很有意义。“旧石器时代文化传播热点地区之一是中国西南、缅甸和印度东北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保持着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并与亚洲其他地区、非洲、欧洲等存在着某种文化交流的信息”。这些倾向符合今天遗传分子技术的分析：早期人类从西南进入中国，然后等中东文明蔓延至中亚才又流向中国北方。中华文明以及人种的来路我认为可以总结为两途：一南一北，一水一陆。
尽管总体上作者坚持了传统的人类与文明起源论，但作者也说“中西文化的互相接触、传播和融合，包括精神文化的相互传播，要比人们想象的早得多。”“考古学提供的信息，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中国文化已经有与境外文化接触和传播的迹象。”
作者也反对有人把中国文化定型为“什么大陆型的”、“封闭型的”。他认为“汉文化长期坚持开放传统”，“中国文化正是本土化和异质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果”（18页）。
我和作者的分歧在于“三代”时期。我认为这个时期中国依然继续了石器时代大规模接纳外来文化的趋势，并且与汉朝一样“坚持开放传统”，但作者却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不合乎逻辑。
许多人认为研究史前文化没有意义，我认为相反。因为一旦这些史前研究成为定论，中国在自然条件方面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将有根有据。假如当时中国一直由于封闭而被动地被西来文化引领，那么就说明中国必须主动地保持开放发展，才能真正彻底地摆脱被殖民的命运；假如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则可证明中国有选择“自力更生”的权利。以史为鉴的意义就在这里，历史必须求真的意义也就在这里。假如我们给出一个虚假的历史，那么“以史为鉴”就成为一句空话。所以历史研究求真应是第一位的。
“三代”是中国文明第一个发展阶段，这个时期的“西来”还是“自生”其结论可谓举足轻重。我们的历史学家，包括该书作者，都认为“三代”依然是“自生”而非外来。而我的研究认为，从“三代”起中国即为外来贸易文化，其对外开放显然是关键。是否开放，是否主动开放，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尽管决定一个地区兴衰的因素会很多，但东亚如此特殊的地理环境下我们曾经因为它的封闭与开放所取得的教训还是应该总结一下的，我的研究多少也有这个用意。
对于中外交流方式，借助北京大学周一良先生的理论，作者认为主要有四种方式：官方使节、宗教传播、贸易和战争。考虑到“三代”时期属青铜器时代，国家与宗教概念待兴，所以“官方使节”与“宗教”都不太可能；由于地理迢远，西来之战争可能性也并不大，所以“三代”时期只能是“贸易”占主体。因而我对于“三代”在中国的形态看做“贸易殖民点”。
很多人把“三代”时期文化交流模式与后来的历史时期等同看待，是僵化的表现，没有看到人类初期文明交流与后来的文明交流有着本质的区别。“三代”时期固然有中国当地的文明积累，但是缺乏外来的动力绝无可能是那样的一个飞速突变。这方面我的论证在以往的书中已经有所表现，这里不再赘言。
本书尽管依然在传统学术的框架之内，但其视野依然是开放的，因是年轻学者，有许多方便的现代化工具条件。他引述季羡林先生的话说，“国家民族间的文化传播早于文字记载。在普遍使用文字之前，尽管有无数天然的艰难险阻，比如说大海和大山；但是人民间还是有往来的”。然后他自己又说：“因此追溯中西文化交流的源头，难以用文字记载的历史做出准确的论断，考古资料和古代传说往往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罗马有多远》 第三部分关于夏、商、周
关于夏、商、周
从作者对夏的评价为“仅有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印度河流域和克里特岛的一些城邦国家”与中国并列古国来看，作者大概也属于一位爱国学者。至今夏朝的文物发现少得可怜，以至于西方学术界不予承认“夏”为国家，更不用说将建造雄伟金字塔的文明与“夏”对比了。
车、马、青铜传入，是中国文化是否“西来”关键争论部分。作者认为夏朝已经有车马，尽管他也承认考古未见车迹。目前学术界对于夏朝是否有车、马依然有争论，作者引用林梅村先生的研究认为：“先秦文献所言造车根据的完整组合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800年左右已在中国北方草原初步形成，这套工具很快传入夏王朝统治中心地区。”（53页）看来作者又同意林先生观点。考虑到“中国北方草原”与中原之“夏”有一定的区别，所以作者在这方面是支持车马从广义的“胡人”传入还是中国自生，非常犹豫。
马的起源作者认为其最早驯化地为中亚草原的阿凡纳羡人，时间为公元前2500年至前2100年间。中国河西走廊出现家马的时间为公元前2300年至前1800年。继而，“中国战车发源地要在西北草原追寻”，那里实际上正是中国西来文化的必经之地。由这些证据看，中国“三代”，尤其是夏、商重点应该考察北方来路，这是由于马与车在商朝的隆重出场决定的。
“据顾炎武考证，中原地区骑马的普遍风气是战国时形成的。”
把商的来路与主要发源地目前定位于安纳托里亚文化和黎巴嫩一带，并且是陆路与海路的结合，我认为还是比较有道理的。无论是夏还是商，都可以看出，交通道路与交通工具起着决定性因素。假如说夏是因为车马的发展，而商则是因为舟船的结合——这并没有掩盖殷商的北部特征，因为从商族为简狄这一嫌疑为赫梯女祖上也可以看出来北支的重要性来。
“商代的确有了车马、舟等交通工具并用于商业运输。”这个时期作者认为贝币使用突出，而且舟作为一种工具得到重视。由于殷商遗址发现了来自远方的物品，如东南亚的象牙，大海中的鲸鱼骨，还有新疆地区的玉器以及中国不可能有的棉布①，“这些都说明殷都已经和我国边远地区以及域外存在相当规模的交通和交往”（61页）。
尽管知道西方比中国的青铜起源要早许多年，但作者依然得出结论：“中国殷商青铜器文化却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他的依据似乎是在铸造方法上面。这不足以说明中国的青铜文化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仅只“失蜡法”在全球的发现也似乎可以推测这是一种传播的文化。作者也承认：“中国北方地区当时与西伯里亚地区和中亚地区都存在着直接的或间接的青铜文化联系，商人引进了北方系青铜器的某些因素来改进自己的工具和兵器。”（62页）
就玉石和一种“龙首刀”，从新疆到中国内地殷墟妇好墓都有发现，作者认为存在“有一条古老的通道”。由于自然条件限制新疆地区向来并非文明的发源地，而只是一个通道，所以其根源到底在哪里还是个疑问。作者也认为青铜剑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71页）。
总体作者认为：古代印欧人很早就有迁徙至中国西部的，天山以南的龟兹人、焉耆人、高昌人、楼兰人和天山东麓的月氏人属古代印欧人。印欧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便东迁至新疆东部的罗布泊和哈密盆地，学术界称之为“土火罗人”。我们甚至可以沿着这个思路说，这些“土火罗”印欧人部分汇入了后来的“三代”——既然新疆的玉石与青铜刀具都进入到中国的核心中原。
有苏联专家认为，中国商周时期的管战斧和管戈源于近东。
殷商晚期由于帝宫中突然流行裸体舞蹈，所以林梅村先生认为这种舞蹈有可能是古代印欧人用于祈雨的原始舞蹈（65页）。我觉得人们也可以把这个猜想拉向地中海北岸地区，可以对酒神文化加以考虑。也有人认为那是泼水节的源头，也是祈雨的来历。不过看来他们认为与雅里安人有关。
根据《史记·匈奴列传》作者认为：“周初西土戎人入居中原者甚众。”不仅于此，“先周文化也有西渐的迹象”。确实西域也有许多汉土人物。
《拾遗记》卷二记载中有“成王即政三年，有泥离之国来朝。其人称自发其国，常从云里而行，闻雷霆之声在下……视日月以知方国所向，计寒暑以知年月”。看来此国甚远，其时甚早。成王为周武王之子，“泥离”有人怀疑是埃及尼罗河。所谓西域“幻术”实际为今日之杂技，多应来自埃及，而西周已有“幻术”出现。也有人认为泥离在印度或缅甸者。
《列子》卷三记载：“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此“化人”同样为杂技类。穆王时期为公元前1001至前947年，假如此“西极”为埃及或其附近的中东国家，就可以间接证明成王时“泥离”之实。可能由于这些“幻术”使周人大为好奇，穆王“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意远游”。舟车改良大大促进了交通便利，以至于使穆王探望西王母成行。有可能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国王出访，所以尤为奇特，就被记录下来。实际上这是中国历史上交通工具飞跃的一个标志。
张星烺对于商周之交的这一评价实际上是对于交通突飞猛进的一个总结，应该重新得到重视：西周初年，兵威之盛，交通之繁，不亚于后世汉唐二代也。东封笈（？）子于朝鲜……西封季绰于春山（即葱岭）。汉唐盛时，所达之国，亦不过若是。
为何可以如此应该打几个问号，不是因为周朝伟大，是因为交通工具的突然改良，还有周围世界大环境的原因。此时周围多为荒蛮之地，国家概念尚未风行，一旦有一个文明族群深入东亚稳定发展，必然畅行无阻。
后来西周之让位于东周，并非后世周王无能，总体看是文明进步的必然。东周的来临，意味着另外一个文明层次的展开。春秋战国的开始才是中华民族自生文明的开端。以往多是外来文明的支撑。交通工具以及车、马、青铜的价值已经被有效分解，接下来的搏击靠的是其他的文明因素，比如知识的积累。
“从世界范围来看，从商周以来，欧亚大草原上形成了一拨又一拨的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在公元前2000年开始有扩散的现象。其原因是由于以畜牧为生的牧群人口增加，二是牧人们知道了骑马，三是草原上气候干燥，生活环境恶劣”。
“中亚游牧民族的大迁徙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公元前2000年，第二个阶段在公元前1500年至1200年，第三个阶段始于公元前700年左右。”（95页）看来作者认为这些大迁徙与“三代”并无直接联系。然而我的看法是，这些迁徙在中国引起了深刻的变革，极大可能就是这些迁徙的游牧民族与中国土著的融合成就了中国的“三代”。这三次“大迁徙”浪潮基本对应了中国的几个朝代变更：第一次是中国三代之始的夏；第二次为后商之变，持续到周出现；最后一次则是西周灭亡，春秋开始。这些衔接，说明中国内部的生生灭灭与外部广大的世界存在着更为直接的关系。此时我再一次想起中国汉代石刻中的大鼻子与蒙古人种的群体搏击画面是否展示了类似的远古的传说①。
《罗马有多远》 第三部分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概念第一次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年）提出，指“中国经西域与希腊罗马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