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尚不明白有关“阿瑞斯”是中国地区的人们已有的崇拜，还是作为地中海人的想象。存疑。但无疑这条线索很重要，它指出了中国确实有“战神”崇拜。
秦与大秦
东汉时中国人称呼“罗马帝国“为“大秦”、“犁”或“海西国”。如《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一名犁，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324页）
为什么罗马叫“大秦”，是不是中国为“小秦”，这是由于罗马和中国的特殊亲缘关系吗？
《后汉书》继续说：“其（大秦）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大秦。”（326页）尽管中国人在秦始皇时期从兵马俑已经能够看出蒙古人种占绝对优势，但罗马人是否有些群体如中国人，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即便他们整体比较倾向于欧罗巴人种，但起码有人“有类中国”看来也是比较可信的。正如中国也存在有大鼻子人群，西方有些“中国人”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许多国外学者对于大秦“有类中国”的说法颇有异议，他们有人认为这里的“大秦”可能指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假如如此其实也很有意思，更有人认为“有类中国”的“大秦”人实际上是居留在叙利亚的塞流古后代（327…328页）。总之没有人相信罗马与中国可以“有类”。我觉得出于人种面貌的变迁，根据今天的情况对于2000年前的状况做出判断是不谨慎的表现。即便说到兵马俑的蒙古人种事实，但或许那只是秦始皇为了强调蒙古人种的一个特殊表现呢？更可能秦时贵族为欧罗巴人种所以他们并不做普通士兵，所以欧罗巴人种不会进入兵马俑行列。而中国“三代”时期确实有贵族与平民人种不相同的事实存在。
“犁轩”一般认为是“亚历山大”的简称。亚历山大东征，在中亚、西亚和北非广大地区建立很多“亚历山大城”，据说他在东方各地建立的“亚历山大城”居然有70多座。现今考证出来的有40多座。中国也不例外，但情形稍有不同，在甘肃省据《汉书》记载有一个“犁”，在“张掖郡”，现在已经获得学术界确认，是罗马克拉苏之子部下汇聚之地。当有人认为中国与罗马距离遥远、两地沟通不可能时，这个存在的事实颠覆了许多人的保守观念。
再谈“三代”国姓与“syzygy”
《难以置信》一书中说到过“三代”与历法中“朔望”（syzygy）之间的奇特关系，说他们每一代可能取其中一个发音为姓，而且按照顺序而取：夏朝为“姒（sì）”，商朝为“子（zǐ）”，周朝为“姬（jī）”。在国际音标中“y”发音为“i”，而且中国没有g的西方发音，在汉语拼音中最接近的音就是发“j”。也就是说，有人可能以历法为族名或族徽。
已故历史学家方豪翻译罗马人的资料里提到过一个类似的民族，并且正在中国古代：“在丝国（即中国），最北的种族是：食人野人；在他们之下，有亚尼博衣（Anniboi）人，居于同名山上；在他们和奥萨基奥衣（Auzskioi）人之间，有希其杰斯（Sizyges）人；再在他们之下，则有达姆纳衣（Damunai）人和比阿拉衣（Pialai）人，直至奥依加尔大斯河；河以下就是同名的奥依加尔大衣人。”
“丝国”确实是中国，但看来有人弄混了，也可能东亚地区曾经被看做南北两部分，因为“支那”也是中国，竟然同一个人接着上面的话写道：“支那人的边境，北与丝国一部分为界……；东与南为无名地；西边是印度恒河边境……”（318页）
或许我们该认为，这里的“丝国”起码是北方中国，黄河流域的中国。也就是说，在今天中国的北方曾经生活着一群被称呼为“希其杰斯（Sizyges）人”的族群，而由于他们的北方还生活着其他人群，看来这批人最应该生活的地区就是今天的中原地区一带！
这些罗马人的描述确实是不准确的，但其线索应该有一定依据，并不全部正确，也并非全部错误。这个“希其杰斯（Sizyges）人”的信息和线索就非常重要。由于掌握资料非常有限，也仅限于在这里提出疑问，留待他人解惑：“Sizyges”与“三代”以及“syzygy”有什么关系？
《罗马有多远》 第三部分酒神与中国
酒神与中国
公元1世纪有位罗马人在《惩罚战争》中说：“我不是已经谈到过酒神巴克斯（Bacchus）了吗？高加索的猛虎拖着他凯旋的战车奔驰过大小城镇，束缚了赛里斯人和印度人之后，他带着缴获的武器从对方胜利而归。”（308页）
看来这个酒神确实与东方有着特殊的神秘关系，以往我们也是这样认定的，并且一般认为酒神是在印度长大的，这里与中国也拉上了关系，因为“赛里斯”即为“中国”。
酒神总是伴随着一只大虎，这在中国“山鬼”那里也同样（参见《锁定红海》），现在看来那虎是只“高加索”猛虎。一个“酒神”竟然联系了印度、中国和中亚，这真是一个“丝路”之神。酒神的文化现象很可能本身就说明了“丝路”的文化交流精神。
而又为什么说他“束缚”了中国（赛里斯）呢？是指他曾经统治过中国吗？那么他是哪个朝代的君主呢？假如让我大胆猜测，我最想怀疑商朝，并且是晚商。
于阗以及几个西北或西域民族
于阗就是和田。于阗无论从哪条交通而言对于中国都至为重要。
于阗有国，其建国历史为：公元前3世纪，东土移民1万余人来到于阗河下游，不久阿育王（即“无忧王”）宰辅耶舍也率领7000人越过大雪山北上来到这里。经过争执他们最后决定联合建国，这就是《大唐西域记》中的“瞿萨旦那国”（281页）。
印度移民最初经过大雪山的谷道进入南疆，其实他们不仅成为新疆于阗的居民，而且应该有一部分人融入中原。“三代”时期许多人由此道而汇入中华是可以想象的。而于阗国的事例不过其一尔。
这里提到的“雪山之南”就是今天最富争端的亚洲地区：克什米尔。这个地区复杂到难以形容，仅只是古代的国王曾经是希腊人恐怕就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比如公元前1世纪的阴末赴（Hermaeus）。这当然是由“大夏”影响而来的，多与马其顿帝国有关。
希腊人既然能够来到汉代中国的西域发展，他们为何不能在环境更加宽松的“三代”时期来到中国？当然，这只是个逻辑，并非认为一定要有希腊人来到中国才合理，事实上哪个先期发达的民族来到东亚首先获得发展肯定是必然中的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现在的问题是首先廓清认识上的一般性障碍。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比如“大夏”的模式肯定就是贵族为希腊人，平民为当地土著人，最终时间长久以后那些贵族肯定就被同化。这个情形也可以借鉴到中国“三代”。
按说于阗人应该与中原人差距较大。比较怪异的是，某个时期于阗人却与中国内地华夏人类似。《魏书·西域传》描写于阗居民：“自高昌以西，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似华夏。”为何如此，这可能一时无有答案。不过我倒是特别想把这一特殊现象与中国内地与印度通道的中转站这一问题联系起来看待。假如这里真的为内地的一个重要中转站，那么这里的华夏特色自然会多过其他周围人群，因为其自古如此中转，必然吸引来大批内地居民或管理人员。
同时应该注意的是，这里正处于中国神话中神圣的昆仑山，它就在昆仑山北麓。为什么中国内地有遥远的昆仑山神话，正说明了中原许多人来自昆仑山，来自巍峨冰山的琼瑶之地。
从于阗越过昆仑山就是印度河。于阗人用语属印欧语系。
“昆仑人”固然不是来自“昆仑山”的人，估计这个称呼来自音译。作者认为“昆仑人”是中国在东南亚海上贸易的主要沟通人，依赖他们与印度洋沟通起来。昆仑人，“即马来人和其他东南亚土著民族，很是善于航海的民族”。“马来人与印度次大陆及东非有着传统的联系。”（247页）
与于阗人经常一起提到的国家或族群还有“大宛”、“大夏”等。大宛也是一个我比较关注的族群。它是中亚希腊化国家之一，是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建立的国家。
大夏，或谓巴克托里亚（Bactira），或直接就是“希腊·巴克托里亚王国”，为希腊人所统治的东方亚洲古国。“古希腊人称其居民为土火罗”，中国文献称呼其为“大夏”。
这些讲述土火罗语的大夏人曾经居住在中国甘肃地区，后来西迁至阿富汗北部地区。在古代如此自由大幅度远距离迁徙给人启发，使人明白在古代迁徙其实远比后来方便简单。
由于在《史记》中大夏为“土著”，所以他们是农耕民族。
楼烦，古族名，春秋末活动于今山西宁武岢岚等地，后活动于今陕北和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先被匈奴征服，后被卫青所破。这是正统的解释。我常将其纳入怀疑对象，把以色列人的十二支系的“利未族”与其对应，至今尚未有证据可以让我放弃这个怀疑。
“雅利安人”是近代人们人为命名的，不是个自然出现的古语，所以以往我在《向东向东，再向东》中的有关猜测应该取消。他们以深入印度北部而著称，现在有人对他们从德国起源而来的事实有所质疑。
“卢文（Kharosth）”又作“留”，是古印度的一种文字，属塞姆（闪）语系的阿拉米文系统。公元前5世纪至3世纪盛行于印度半岛西北部（209页）。
在洛阳曾经考古发现有东汉时期的“卢文（Kharosth）”的石刻，有人说那很可能是在洛阳的胡人使用过的。
阿拉米（Aramaic）语言和文字曾经是波斯帝国采用的官方语言。它起源很早，曾经与巴比伦王国和亚述王国时期与楔形文字同时使用。同时这一文字也是腓尼基文字的一个支脉。许多资料汇集到一起使我怀疑：中国周朝时期流行的所谓“雅语”会不会是这个“阿拉米”的另外一个称呼，“阿”、“雅”同样为西语“a”的音译？当然我也曾经怀疑过所谓“雅语”为“阿拉伯语”，但是觉得假如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我会重新选择“阿拉米语”。
所谓“卢文（Kharosth）”是对于阿拉米语的一种改良。雅语在中国消失了，“卢文（Kharosth）”在公元4世纪前后在印度也同样消失。中亚地区据说也盛行此语，假如“三代”为商业贸易殖民点而发展起来的政权，则他们必然要带来中亚或其他道路上通行的文字。在中国古代中原地区应该流行着不止一种语言文字。
上世纪30年代，法国神甫在洛阳发现一碑，“以为是希伯来文碑志”，最后“断定为卢文碑刻”。林梅村认为是“大月氏人在洛阳建造寺院的纪念物”，估计指的即为此事。
《罗马有多远》 第三部分中国的“之那”来历
中国的“之那”来历
“古代印度、波斯、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支那’、‘脂那’，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公元前五世纪的波斯文献”（117页），它们可以分别写作：Cini，Saini，Cin，Ciniatan，Cinastan，Cina，这些都与粟特文的Cyn接近。作者认为这可能是通过东伊朗语传过去的。希腊、罗马人则写为Thin，其实差别不大，依然可以认为同源。拉丁文为Sina，复数为Sinae。
我认为所有这些根源为“西奈”（Sinai）。假如在如此广泛的世界领域不谋而合地称呼中国为同一个名字，当然不是巧合，可以说明这个称呼非常早，所以才没有发生大的变乱，全球同称。我认为至少在夏前后即有出现，即有4000年左右的历史，甚至5000年。
这个称呼有可能倒过来证明“西奈人”到达中国的时间之早。这里的“西奈人”指西亚人，包括希伯来人以及迦南人或腓尼基人，详情可以更多参考《难以置信》一书。商、周期间定型的可能性很大。总之，无论在哪个时期定型传播，都说明了那个时代与“西奈”的文化联系。在这个地方我尤其注意到这个事件与摩西出埃及过程中一些人分离到中国的传说，时间为大约3500年前，这群人盘桓在西奈半岛几十年，他们既可称呼为埃及人，也可称呼为以色列人。假如是他们把这个称呼带到中国并把中国重新命名为“西奈”（之那），可能也是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书中提供了人们对于这些称呼的意义的不同解释，有：秦、日南、滇、羌、荆（楚）、蚕、丝等（118页）。我当然不完全同意这些说法。但我同意“秦”来自这些古音，而不是先有“秦”等后有这些西方名称。对于中西交通卓有研究成果的张星烺先生早已在半个世纪前做出“之那”与“秦”等同的结论，得到学界普遍赞同。
中国的另外一个称呼“赛里斯（Seres）”，就文献的出现而言比“之那”要晚几百年。
许多古代远方国家的人对于中国人的描述为长寿、身高，甚至红发碧眼，我觉得这不完全是错误的，或许他们描述的只是交换丝绸的中国西域人。或许某些中国内地人还未同化，正是欧罗巴特征。
假如“丝国”与“之那”有明显的地域差别，则还是应予以特别注意。
《罗马有多远》 第三部分祆教传播时间
祆教传播时间
很高兴在书中有这样的发现：“考古材料证明，起源于西亚的祆教先秦时有传入中国的迹象。”（107页）这也正是我早先的逻辑推论，不过我没有考古证明，现在看来为事实存在。
有人说祆教是1000多年前才进入中国的，早也不出南北朝，我不能相信这个“严谨”的说法，因为从逻辑上说不通。一个起码有2500年历史的影响巨大的邻国宗教怎么可能传播到中国的时间需要1000年的时间？再说这并不是处于无车马的洪荒时代。这只是2000多年前的一段历史，至多100年时间就应该达到中国境内（参见《锁定红海》一书）。
这本研究交通的书籍在传统的大框架内打破了许多旧理论。本身这本书就是中西方交通交流的第一本系统书籍，为以后的许多研究做好了铺垫。
作者认为，中国西域的粟特人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信奉祆教。林梅村先生则认为可能是塞人把祆教传入了中国西域。
祆教教主琐罗亚斯德首先落脚于大夏，大夏就在今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进入中国根本就是易如反掌。此时更要考虑到“丝绸之路”可能正处在它神秘的兴盛时期，商人们传播的不仅有物质文明还有精神文明。几百年后的秦始皇与汉武帝对成仙化神特别热衷，多少都应与祆教有关。
中国新疆天山南北按照一些学者的研究都同样为“雅利安人”的居住区，塞人只是他们的一支。天山以南的于阗人既是塞人后裔，也是祆教的信仰者。春秋战国时期的新疆墓中不仅有丝绸等标志中西交通的商品，而且有来自地中海的玻璃制品“目珠”等。而这些“目株”在中国内地中原的同期也有所发现，都说明了这些商路之畅通。这些玻璃珠甚至在当时的东南亚都有发现，可见商人无孔不入的精神。
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王朝
米诺斯王朝是个长期占领海上霸权的国家，可多予关注。尤其是，他们除了与埃及有较多贸易往来之外，“克里特海外贸易接触较多的还有叙利亚沿岸和塞浦路斯岛”。后来这里经受一次火山而衰落。迈锡尼文明代之而起，继续开展海外贸易。
这两地的文字与中国的甲骨文都有明显关联（见《难以置信》一书最后一章《走马观花说语言》），所以不应该放弃关注。
据说希腊与迈锡尼联合在小亚建立了一些商业据点，而且他们尤其受到赫梯人的“重视”。赫梯国王把他们的国王称呼为“兄弟王”，关系十分融洽。他们是否会联合起来到东亚经商建立一些大型贸易殖民点呢？
我的疑问是，迈锡尼人中间主要是希腊人呢，还是为人们忽视的腓尼基人？这本书尽管在讨论交通，陆路和航海都是重要的，但遗憾的是作者竟然一直没有提及过腓尼基人。甚至作者提供的早期善海人群也没有列出腓尼基人的名字。作者把腓尼基人遗漏了，中国历史学界可能整体就没有关心过这个特殊的海上商业民族。
实际上目前，在历史以及史前史方面处在一个非常落后的局面。如张骞“凿空”之说，现在已经证实是一种误解，但许多严肃的历史资料里依然不改。知识更新与研究的保守严重阻碍中国整体的科学进步。当然，张骞“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