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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许多严肃的历史资料里依然不改。知识更新与研究的保守严重阻碍中国整体的科学进步。当然，张骞“凿空”的误解还说明了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由于古代知识积累的方式有别于今天，缺乏文字与清晰的地理概念，发生过的旧事人们很容易就会忘记，遑论“三代”至汉。所以，汉代是否知古之交通，并不能作为今天研究的依据，《史记》也不能解释“先秦”。先秦的空白必须要靠现代科学去书写。
《罗马有多远》 第三部分匈奴课题
匈奴课题
部分匈牙利人为古匈奴人的课题提出得很晚，最初是大约300年前来中国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提出的，但是没有任何的证据，当时只是一个文化猜想。后来，法国学者经过认真探索，这个话题才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学术课题（参考198…199页）。现在基本上已经有了定论，匈牙利人自己业已承认他们有匈奴成分。
匈奴人在2000多年前搅动了整个文明世界，使整个世界重新分配，中国是受到影响最大的国家。这批在北方草原驰骋的匈奴人不仅仅促成了一个匈牙利，由于他们的动乱，在魏晋时期还引起了伏尔加与顿河流域的阿兰人（即奄蔡人）西迁。他们还与欧洲的汪达尔人一道，于公元409年进入西班牙建立了“汪达尔…阿兰王国”（198页）。这些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真是难以置信的历史表现。
由于以阿提拉（Attila，406…453年）为首的匈奴人横扫欧洲，他们的残暴给欧洲历史蒙上了极其黑暗的一个阴影，实际上今天以马扎尔人为主流的匈牙利人并不都喜欢与“匈奴”发生关联。“阿提拉”的墓据说就在匈牙利的一座公园内。
我曾经推测过匈奴人与流放到伊朗北部的以色列人有关，因为整个以色列人在大约2600年前后全部被驱赶出去（可参考《历史也疯狂》一书的有关章节）。同时我也假设过中国的夏、商与西亚民族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主要是希伯来人或以色列人甚至迦南人（腓尼基人）；匈奴到底与他们风俗比较如何呢？在这本书里作者认为：“匈奴之俗虽与秦汉习俗多所不同，而与夏商之世则极相类。”这一现象不同寻常。一个北方“外族”何以与千年前的中原人习俗“相类”？秦、汉为东亚多种文化的杂糅融合结果，而夏、商则为比较纯正的新鲜的西亚文化，所以他们才能“相类”。
匈奴文化中也接受有希腊与罗马特色（203页）。后来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北匈奴西迁后同化于希腊罗马，南匈奴完全汉化于我们今天的汉人（204页）。据说今天匈牙利人的语言中保留有许多中国西北地区的发音特点，与欧洲的不太一样。匈奴的后代也多融于蒙古、俄罗斯以及满族人中间。据说十六国时期的匈奴最后一代单于赫连勃勃在陕北建立的大夏国由于母姓为刘，今天那一带的刘姓即多为匈奴之后。也所以，许多人说今天匈牙利的许多语调与民歌等都非常接近陕北，还有唢呐与剪纸等也一样。对此，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曾经有诗曰：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传说中国车
传说中国车的发明人为“奚仲”。
有关这段故事附会至“希伯来人”将非常有意思。
“奚仲出身奚族，本非中原人士”（57页①）。也就是说“奚仲”来自一个叫“奚”的族群，他们迁徙而来。据说这群会造车的族群距离中土不远，在宁夏六盘山，应属于游牧民族。这从三个方面符合希伯来人：名称的发音、游牧属性以及从西而来。他们行走的当属于“草原之路”或通常的“丝绸之路”。由于车在中国的出现在夏商之间，也符合希伯来人的起源与发展时间，并且恰合我对于“三代”的推断。
《山海经》之《海内经》云：“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对此作者提出，“吉光之吉，即古代谱牒之“”，是中国最古老的十二姓氏之一”（56页）。以色列人“十二姓”众所周知，距今大约3900年的历史，将其套入中国的历史丝丝入扣，无有任何矛盾。
“奚”假如真是“希伯来”之“xī”，则我还有一个更大胆的猜测，这个“奚仲”不是别人，可能正是“雅各”的另外一个中国本土化名字，意为“希族老二”。“仲”在中国传统里为“排行老二”的意思。在《圣经·旧约》里我们得知，以扫与雅各为双胞胎兄弟，但老大是以扫，有继承权；老二雅各以一碗红豆汤与老大交换了“长子权”。由于这个历史故事，假如来比对中国的“奚仲”还真不好说是雅各还是以扫，因为要看原始的自然序列还是交换了长子权之后的序列，假如是交换了长子权之后实际上“希族老二”是以扫而不是雅各。他们俩生活在大约3900年前，也符合中国夏商的时间。最重要的是，以扫最终带领家人到“东方”去了，他最终与夏甲（夏之女祖）的孙女结婚。以扫在我的体系中是商朝女祖简狄的丈夫。
当然，这里的“希族老二”很可能是指雅各，类似一种政治声誉，并非为实际的雅各把车带进中国。还有一个可能，“希族老二”指亚伯拉罕的第二子：《圣经》上记载的“到东方”的以实玛利，时间与中国夏朝同期。
假如以上为事实，则中国古代传说之“十二古姓”实乃希伯来人的“十二姓”也。所以车也就是希伯来人从西亚带来的。为何姓“”或“吉”也因“姬”而得以解决，因为中国神话传说黄帝为“姬”人祖先，而我一直就把黄帝看做雅各（Jacob或约瑟）。为什么会一直尊称雅各？因为他是希伯来人的精神领袖，他是“皇帝”，无论希伯来人到哪里都是他的臣民。
“吉”与“姬”到底有没有关系，或者是什么关系，作者继续提出了《诗经》做证，《小雅·读人士》郑玄笺曰：“吉读为，尹氏氏，周室之旧婚姻之旧姓也。”这句话解释有很多，但是通过以上的联系，可以把商、周联系起来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他们之间有联姻，周人之母为商人，姓吉（或姬）说明是母系，即肯定了来自商的关系。
1972年甘肃省灵台白草坡发现西周初年奚部落酋长奚伯墓。真是太巧合了，“奚伯”距离我们希望的“希伯来”听起来是越来越近了。但这个墓是否是“奚家老大”的呢？也可能。这里与陕西的周人故乡非常近，他们之间只隔一座六盘山。不过“奚人”与“周人”还不是一回事，他们之间甚至发生过冲突，但或许这是分支与主体之间新旧之争？正如严格地讲，希伯来人后裔并非皆为以色列人一样，今天的阿拉伯人也是最初希伯来人的一个支系，所以即便有同源关系，“奚人”与“周人”发生冲突也不奇怪。
说到这个话题，联系到我的另外一个推想。我认为在中国古代一直被频繁提及的一个来自西北的民族“戎”很可能是“犹太人”在中国的一个别称，这个“戎（发音róng）”实际上是“犹（yōu）”，在中国北方话里，r、y经常互换。“戎人”在中国东周时期最为活跃，而且多在西北，都让人想起在大约同期中东的“以色列十二个部落的失散”。为什么这里是“戎”前面为“奚”？这确实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同一族人的不同性质。严格地说，犹太人确实不等于“希伯来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希伯来人”产生于大约4000年前，犹太人产生于大约3800年前——他们是雅各（以色列）的直系子孙。犹太人与以扫的子孙是两个不同的族系。以扫的子孙严格地说既不属于犹太人也不属于以色列人。
有人会觉得我过分把中国周朝的一切往以色列人身上靠，但从移民习惯看，只要一个地区的特殊人群经常与某地发生联系，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聚集效应，比如今天遍布中国和世界的“浙江村”与“新疆村”等就是类似的人类学例证。
即便这批人来自北方，但依然不能忽略南方的海路，因为在殷墟中除了发现大量车马坑外还发现许多海洋类产品，如阿拉伯绥贝——即便不说到阿拉伯地区去追溯起源，起码这个产品是产自中国南海，主要在广州、福建以及海南一带。另外，就殷墟中的人像雕刻反映的人种驳杂来看，其使用者并不仅限于蒙古人种①，具有非洲人像特征的石像也是其中之一。
“同源”说视角下的龙源考：从海马到海龙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龙马精神：龙即马
龙马精神：龙即马
我们熟知的“马”原来有另外一个称呼：“龙”。
现代中国人经常在节日祝福或庆贺时说要发扬“龙马精神”。可能“龙马精神”包含有这样的意蕴：昂扬健康的奔马精神。这与我们熟悉的“龙”其实无关。但也可能有其他尚未被我们识别的古老意味。
古书上说：“马八尺以上为龙……六尺以上为马”。所以“龙马”最初可能指高大威猛的马。这里很清楚，龙即大马。
《诗经·大雅》中《皇矣》有“是是”，这里指的是周人的“马”活动。“有学者指出，这种身高近两米的大马应该来自西域，祭祀八尺以上中亚马的宗教活动当即胡人的龙神崇拜，周人的“马”活动是胡俗。”①这里又一次指出了龙即为马，时间在周。
说到这个与西域有关的“龙马”历史，不得不提到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西域的特殊族群：粟特人。我在《锁定红海》一书中对这个奇特的商业民族有很多的推测。这个民族与中国北方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甚至他们的后裔就是我们中间的一部分人，比如唐朝的安禄山与史思明皆为粟特人。粟特人崇拜马，族徽即为“双马”，但他们却称呼自己是“龙部落”。这个称呼又一次显示了“龙”、“马”合一的事实。粟特人是个著名的商人民族，聚集在中亚附近，那里是西亚、东亚和欧洲的商路连接点，所以他们的“龙马合一”习俗会随着商队四散于世界各地是很合乎逻辑的，抑或这个文化是其他民族从他们这里中转到世界各地的也未可知。从目前情况看，至少在北欧有很厚重的积累，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中国人称呼自己为“龙的传人”，3000多年前腓尼基这个海上商业民族也称呼自己为“龙的传人”，粟特人也称呼自己为“龙部落”。粟特人以商为业，恰好处于中国内地与外部世界的必经要道，这多少让人怀疑粟特与腓尼基人之间可能有什么承继关系：同样崇拜龙的商人，或者同样崇拜马的商人。我一直认为西域的粟特人实际上是某个远古时期被遗漏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类商业“驿站”的发展壮大，其真正民族根源在哪里并未可知，或许为欧洲之源或许为非洲之源，或者为西亚之源，或者为历代商队混合人员，难说故而存疑。腓尼基人从地中海西出大西洋北上的历史基本上已被证实，所以从北欧海盗龙船或“双龙”崇拜的起源可以猜想与腓尼基之间有一定渊源关系，那么粟特的“双马”崇拜呢？由“马”而延伸出的中国“龙”崇拜呢？他们之间是如何发生的联系呢？尽管在何时以及是何途径发生的联系我们仍不清楚，但是透过“龙马”我们还是发现了“同源”的极大可能性，同时也为中国的龙源找到了一个解释。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中国龙起源的多种猜测
中国龙起源的多种猜测
我在前面几篇文章中阐述过美洲人与北欧人可能发生的联系，尤其以海盗船与印地安人的制造质地与船型做对比，让我一再地沉思：水里的龙，尤其是水里的船，为什么会长个草原上奔跑的“马头”呢？这不应该啊，这个动物只能是水中动物，而非陆地动物，这不合常规。或者说，我一再追问，龙为什么要长个马首呢？这些欧美的龙马现象又使我联想到中国的“龙”来。无论中国人对于龙的起源有多少分歧，但大家都会承认中国龙长的是一个马头，偶尔会有人说那是一张驴脸，差别并不大。我突然有了一个好奇，也是一个大胆的猜想：长着典型马脸的水中动物海马可能就是中国龙的起源，也是世界上马首龙的起源。
中国龙崇拜有着悠久的历史，可谓第一图腾，历来的研究者络绎不绝，对龙的起源的说法千奇百怪，但至今尚未有定论。有研究者综合了以往的龙源研究有以下一些说法：
《辞源》和《辞海》说：“龙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善变化，能兴云雨利万物的神异动物。”还有人说龙是中国古人幻想出来的神性动物。
还有一些“原型”说。卫聚贤说“龙即鳄鱼”；王明达说“龙形象的基调是鳄”；王大有认为“中国最原始的龙是湾鳄、扬子鳄”；唐兰说龙“像蜥蜴戴角的形状”；何新说龙“是古人眼中鳄鱼和蜥蜴类动物的大共名”，后来又说“龙的实体是云”。徐乃湘、崔岩峋认为“龙是以蛇为基础的”；刘敦愿认为“最早的龙就是有脚蛇，以角表示其神异性”。
与牲畜有关的“原型”说：刘城淮“充任龙的模特儿之一的马，是河马”；李埏认为“龙的首角是古人模拟牛头而塑造出来的”；孙守道等提出“龙首源于猪首”。
闻一多在《伏羲考》中则认为龙是一种图腾，并且是一种虚拟的生物，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而成。
来自自然界的起源有：朱大顺说是看到天空中闪电而成型；赵天吏认为雷电龙“三位一体”；胡昌健说，“虹是龙的最直接的原型”；尹荣方认为，“龙，原是树神的化身。龙的原型是四季常青的松、柏（主要是松）一类乔木”。
叶玉森、徐知白及美国学者海斯等主张龙的观念应是恐龙的记忆。王大有也同意“可能还是恐龙”。
中国近代地质学奠基人之一章鸿钊（1877－1951年）是位“西来”说的支持者。他认为中华龙来自西方的毒龙，约在黄帝时期传人中土。英国学者史密斯认为世界上的各大文明皆有龙，而且所有的龙都出于同一个文化发源地——巴比伦，中国的龙同样也是巴比伦古龙的后裔①。
至今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人提出中华龙与海中动物有联系。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海马也是海龙
海马也是海龙
海马是一种小鱼，体长6厘米－20厘米，身体无鳞，完全由骨质环所包围。
从生物学上划分，海马为脊索动物门、鱼纲、海龙科动物（Syngnathidae，在希腊文的意思是“接合的颚骨”），又名龙落子、水马、马头鱼。入药有健身、催产、消痛、强心、散结、消肿、舒筋活络、止咳平喘等功效，为贵重中药材，在中国素有“北方人参，南方海马”之称。目前福建、广东一带多产，但实际上中国整个沿海都有海马分布，包括渤海湾。中药里常把雌雄捆为“对马”成双出售。
海马主要生活在近岸海域，多见于海藻丛生或岩礁多的海区；习性分散、不成群，常常被渔民打鱼时带出。全球有海马354个品种，在全世界分布广泛。在国外海马主要分布于中东、印度、远东、澳大利亚和南美附近海域。
海马属于海龙科。海龙在西方既有“Syngnathidae”的写法，也偶见其中的个别品种直接描写为“Sea dragon”·“龙”的意义肯定在海马所属的海龙科中出现。
海马的西文写法既有“Hippocampi”也有“Sea Horse”，这方面与中国高度一致。中西方对于海马的命名一致，因为其外表特征明显，其“龙”首如“马”，故而得名。
海马的身体如虾、蝎，身首始终保持直角姿势，在海中直立游泳，长而弯曲的尾巴常蜷附在海藻上。每年春天雌海马在雄海马的育儿囊中产卵，经过50…60天，幼鱼会从育儿囊里出来。中国的传统节日“龙抬头”还不知道是否与此特殊生育时机有关。在所有古代的玉龙中偶有个别与海马形象如出一辙，比如突出胸前的大肚子，有的甚至惟妙惟肖到一看就知道是个海马。东北著名玉龙收藏家黄康泰收藏的一双“龙祖”中那只被黄先生命名为“母龙”者很可能就是海马型玉龙，但那尊玉龙还不是最明显仿海马者。
海马在西方常常被描绘为马首和蛇尾的合成体，也有人经常给海马画上两前足而后部依然为卷尾。尽管天然海马五颜六色并且会随着周围环境快速变色，但通常西方人描绘的海马为绿色，并在许多时候与“Leokampoi”（fish…tailed lions） 以及“Taurokampoi”（fish…tailed bulls）联系在一起。在西人古典文学或神话作品中海马广泛出现。海马是个非常活跃的神话动物，海神波塞东以及他的家族总是与海马为�